陈晓农 陈伯达谈阎红彦与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而发生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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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谈阎红彦与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而发生的冲突

陈晓农

一次，我问陈伯达：“六十年代初，小说《刘志丹》被批判是怎么回事？那年《工人日报》连载《刘志丹》，我也看过好几期，当时正是放暑假的时候，时间不长就不连载了。后来就听说小说有问题。”

陈伯达说：“小说《刘志丹》的事，是阎红彦同志提出的，他说这部小说是写高岗的，还责备习仲勋同志支持了这部小说。这件事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当作了一件大事，牵连了好几个同志。从这件事开始，党内一些人对文艺作品开始敏感。”

关于小说《刘志丹》事件的始末，陈晋的《文人毛泽东》中有过敍述，现摘录如下：

《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是刘志丹的弟媳。她从1956年就开始着手写作此书，於1962年写出小说的第五稿后，工人出版社印出样书，送请有关领导和中宣部审查，与此同时，《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开始连载该书的部分章节。

党的历史上向来有一个“西北问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西北革命根据地党的内部刘志丹、高岗、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阎红彦也是陕北革命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看了《刘志丹》送审样书后，认为小说涉及西北革命历史问题，“很多原则性问题与历史不符”，不赞成出版，他一面向全总和团中央建议停止刊载，一面向中央负责文教工作的康生反映。康生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停止发表《刘志丹》，并于8月24日写信给中办主任杨尚昆，要中央书记处处理这件事。康生当时并没有看过这部小说，却在信中断定“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的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小说的性质就这样起了变化。

这个时候，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在北戴河开会，也正是毛泽东在会上讲阶级，讲矛盾，批评各种翻案风的时候。与会的康生自是有备而来，他的皮包里夹着一叠精心准备的有关《刘志丹》的材料。当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他给毛泽东递了一个条子，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的小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

八届十中全会后，成立了以康生为首的“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委员会”，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均被指为小说《刘志丹》的幕后主持人和策划者，受牵连的人就更多了，由此成为一桩文字冤案。

在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对阎红彦同志在此事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记述得更为具体。该书写道：

在（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批判彭德怀同志所谓“翻案风”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批判小说《刘志丹》(上册)。小说初稿写出来以后，作者请当年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的战友习仲勋同志审阅。习仲勋同志认为小说没有写好，于1960年春天，两次约作者谈了自己对书稿的意见，指出：要把列志丹放到大革命整个一个时代去写，要体现毛主席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小说中有一处说到高岗当时在一个问题上的主张是对的，习仲勋同志指出不要写高岗。1962年夏天，作者根据广泛徵集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出版社印出送审稿。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同志不同意出版这部书。北戴河会议期间，他看到有些报刊已开始连载部分章节，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康生如获至宝，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发表。8月24日，康生给杨尚昆同志写信，说小说“带有政治倾向性”问题，要中央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

1962年9月8日，预备会议上各组己开始批彭两三天，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首先提出小说问题，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写的（后来又说是“第一作者”），“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于是，批判“翻案风”又多了一个靶子。

9月中旬开始，各组在批彭的过程中对小说《刘志丹》也展开了批判。在批判中，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同志打咸“反党集团”，而且还升级为“彭、高、习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说小说就是他们的“反党纲领”。9月24日，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了一张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伞、反革命，都是如此。毛主席后来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康生发现的。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等同志的专案审查委员会。（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1095-1096页）

阎红彦同志与康生将小说《刘志丹》与高岗联系在一起，在中央全会上向习仲勋同志发难，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这件事牵连广泛，不仅牵连了中共中央委员习仲勋、贾拓夫等领导同志，还牵连了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弟媳李建彤，可以说株连了刘志丹烈士的一家。这件事为后来动不动就将文艺作品上政治纲的做法开了先例。

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事直到今天还没有完。 2003年，阎红彦同志生前的秘书组组长李原在《百年潮》第3期发表《阎红彦和小说〈刘志丹〉》，仍坚持阎红彦同志当年的观点，并称八十年代中央再次同意禁止小说《刘志丹》。李原在文中还说，小说“把本来是土豪劣绅，反对刘志丹革命的他的父亲硬写成是革命的正面人物”。此文引起了刘志丹亲属的愤慨。刘志丹的亲属刘景范、刘荣、刘玉兰、刘海燕、刘德润联名给《百年潮》写信，对李原的文章进行批驳。这五位烈士亲属以大量确凿的事实说明，刘志丹的父亲刘培基为清末秀才，回家务农后只与他人合开过杂货店、草料店，1947年土改时被定为富裕中农。他始终支持刘志丹的革命事业，帮助掩护过谢子长、习仲勋、马锡五等共产党人，并帮助过阎红彦同志。为了支援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刘老先生不仅毁家纡难，而且一家人有八位亲人为革命牺牲。抗日战争时期，刘培基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会常驻议员，解放后当选为陕西省人民代表，1954年病逝后葬于西安市三兆革命公墓。《百年潮》杂志为此向刘志丹的亲属表示了歉意，并将他们的信件的内容刊登于《百年潮》2003年第8期。

本来，一部历史小说中含有某些与事实有出入的内容，是常有的事，这完全可以通过文艺批评或学术批评来解决。像小说《刘志丹》这样在政治上株连了许多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刘志丹的战友，甚至连刘志丹烈士的父亲都要受到无端的攻击，是令人费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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