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汉威：读《红雨》—暴力在中国大众文化中有合法性吗？

李筱薇

《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作者罗威廉对湖北省可说情有独钟：二十多年前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他对该省大城市汉口的近代历史详加探究，撰成巨著两册，分别于1984及1989年问世。近年学界因“文化研究”蔚为风气，史家精力咸聚焦于都市史，特别是二十世纪初大都会的文化史；在这氛围下，农村史研究几近一蹶不振。作者因而感到有必要将研究转向农村地方史，遂选定既具强烈的乡土荣誉感，历史上也素以泯灭人性的暴力而全国知名的湖北麻城县为其探讨对象。

顾名思义，本书的中心即为湖北麻城县七个世纪的暴力历史。书中所要探究的是：何以中国某些地区，即便经长时间的历练，超越甚为重要的文化、经济、社会及政治的变迁，仍动辄以暴力相向？何以这些地方藉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竟成为一种惯性选择？换言之，就是中国农村社会暴力的病理。

作者在导言中表示，冀望以一个小地方的长期经历（从十四世纪后半叶蒙元被逐，至1938年日本入侵中国的七个世纪）的个案研究基础上，有助于对中国农村社会中的暴力现象作较为深入的探讨。在这一过程中，地缘政治的战略军事中心地位及根深蒂固的社会紧张而外，他认为集体记忆、历史意识和其他常规化的文化习俗（如民间宗教、民俗等）也起了重大作用。

暴力文化在麻城实与集体记忆及地方史实践的运作分不开。当地的地方史著作所寻求的是古为今用，但并非没有备受争议或抵制。地方史中长期充斥的是受人欢呼喝彩的英雄及被喝倒彩的恶棍，但史志中，无论英雄或恶棍（如李贽）的认定都必须经地方菁英的充分协商；社会失忆症或选择性记忆在重建过去中也起作用，如：颂扬明末的乡贤梅国桢受民爱戴，却对他在县中拥有最多奴仆视若无睹。

就书中内容所见，作者倾向于接受中国文化内，“认可的暴力”同样在菁英或民众中都存有宽敞空间这一看法。他指出麻城历史中，两种特定暴力的文化模式似特别显著，但决不是这一地区所独有：其一即为众所周知的英雄或侠客的，以及其流传更广、更易达到的变体——好汉——的理想典范。另一模式则更为基本且无所不在，使暴力成为人类生活的基本需要；此即荷兰中国研究学者Barend J. ter Haar所称的“恶魔范例”。神通广大的恶煞威胁既无所不在，势需有可相比较的坚强回应，这便为暴力在中国大众（包括文人）文化提供正当合法的基础。就麻城的历史所示，相当程度上，足为“恶魔范例”的生动例证。

相对于作者先前两本有关汉口的著作着重问题析论，本书则明显较徧重历史叙述；导言中他也直言不讳，表示本书“按年代顺序编排，表现则文学多于科学，描述多于分析，聚焦于细节及特点，关心错综复杂的人类经验”。作者文笔隽永，表达力强，用句遣词尤见心思。他善于构思章节安排，每章均以人或事为主轴，逐层深入细致探讨，构成充实动人的个案研究。各章之间复环环相扣，综观则为一本引人入胜、惊心动魄的社会史论著。

第一章除介绍麻城暴力的社会人文生态背景外，又以袁枚笔下十八世纪当地两个姻亲家族之间的宿怨，其中一方的妻子私逃回娘家，被关于屋中的假隔墙逾年所引起的一波三折的一篇写实记载作为插曲。参照第十一章中《性别战争》一节，上世纪二十年代国民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因左倾幼稚病的过激行动，引起地方军人夏斗寅强烈报复。夏对妇女尤为厌恶，极尽凌虐羞辱之能事。这两章相关部分合而观之，生动勾勒出麻城妇女长期受压制，其地位几沦为奴隶的惨状。

梅氏为当地最早安居的强宗大族，耿氏则为向梅氏地方霸权挑战的后起新贵；十六世纪后半当地政治主要争论点中，梅国桢和耿定向分别站于敌对的一方。梅、耿之间先是因黄安从麻城析出建县的利益冲突而交恶。十六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耿定向是县令穆炜赋税改革的坚定支持者；他又与穆炜的地方心腹黄卷（1529年进士）为密友。作为地方第一号大地主的梅氏，经济上自会因赋税改革而不满，故对穆炜的倡议甚为抵制。放浪形骸的名士李贽长期居停于麻城，其个人英雄主义理想与梅气味相投而结合，却加深地方菁英社会内部分歧。

第四章中，借着梅、耿两家争论，作者具体而微地把明末麻城人际及宗族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娓娓细述。其他如第五、六章梅之涣还乡记及东山之乱，第十二章张国焘鄂、豫、皖肃反扩大化，亦同样扣人心弦。然因篇幅所限，无法细表。

作者不徒以美文叙述为能事；他表示“合适作微观分析时绝不躲避”。事实上，书中不少重要发现即来自透辟的剖析。

如对于七个世纪以来麻城的盛衰消长及内部权力结构的转移，作者有以下敏锐的观察：麻城经历了两个时期的繁荣。其一为明中叶到明末，农业商业化为其中关键；商业及出口农业的利润，投资于发展教育的基本设施（如家塾、族塾、村塾及书院等），其结果可从下面数字得见一斑。有明一代麻城产生一百一十名进士及四百二十一名举人，胜过华中其他地方。必须指出的是：麻城因科考成功而知名全国的情况，出现于十五世纪后半叶（明代最初的一百二十年间，麻城只考中十七名进士）。

另一个全盛期为清中叶至晚清，富有创业精神的黄帮商人，把基地设于商业兴旺的麻城及其附近各县，既支配华中欣欣向荣的贸易，对麻城内部经济也有明显向后连动的影响——十八世纪末注册市镇总数迅速发展。悠久的商业宗族如宋埠施氏及中馆驿林氏等都发了大财，权力也达到顶点。经济繁荣并不相应反映于文教及政治显赫地位的维持；不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麻城都退于边缘位置（只有进士四十六名、举人二百零六名）。

这两时期麻城内部权力结构大不相同。前一时期是由中部及西南部核心区长期借着农业商业化、土地开垦添加（购买、投献）累积财富，借着科考仕宦向上流动，具高学养，并相互通婚的宗族缙绅支配。后一时期的地方权力，自十七世纪七十年代以降，从核心区文人地主转移到东山高地那些财富、学识较低下的地方强人刘君孚、余雅祥、郑渐逵、夏斗寅等。他们的主要资产单纯不过，就是控制武力。
其他洞见如：当地武装地方菁英在武断乡曲的过程中，至少盗用了部分中央特权，发生于十七世纪七十年代清政府权力巩固时，要比别处早而彻底。举一反三，其他精到处，恕不多赘。

一本篇幅四百多页，涵盖七个世纪的长时段著作，错误及可资商榷之处难免。有关中国暴力史的研究方兴未艾，本书虽不是该领域的开山之作，却可能是首本以长时段，就某一地方作深入探究的微观论著。全书读来触目惊心，但又趣味盎然，值得向读者郑重推荐。

罗威廉（William T. Rowe），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史、城市社会史。代表作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本文原载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8卷，2008]，有删节。作者何汉威，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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