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汤普森：不满的左翼与“活生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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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为《理论的危机：E.P.汤普森、新左派和战后英国政治》一书的介绍， 作者程祥钰。该书是英国左翼思想家E.P.汤普森的思想评传，从汤普森的个人历史、政治形势以及和同时代思想家的分歧，展示了一个强调积极“介入”现实政治、批评教条主义思想的西方左翼思想家形象。从汤普森贡献的思想资源、以及以他为圆点的“活生生的历史”，我们得以思考理论的限度和介入现实政治的可能性。

对于中文世界的读者们而言，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似乎是一个随着20世纪的远去而愈发模糊的名字。E.P.汤普森被译成中文的两部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诞生》和《共有的习惯》在史学研究领域仍被视为经典，但相较而言他在20世纪中后期的左翼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中的奋力前行则越来越不那么为人熟知。这种被部分地遗忘的命运必定会令汤普森十分沮丧和无奈，因为他一向将介入现实看得更为重要，或者至少是与学术著述同等重要。话说回来，汤普森从来不会对沮丧和孤独感到陌生，可以说这种感受陪伴了他整个生涯。这貌似与汤普森激情昂扬地投身于各种政治运动、演讲辩论、社会活动、著书立说和评论访谈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有所矛盾；但事实是汤普森自己曾亲口说过，即便是在因历史研究而获得空前声誉的时候，他依然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孤立的人，仿佛生活在一顶帐篷里，而写作和介入政治是他尝试走出帐篷的努力。我们不难理解，这顶帐篷是冷战铁幕的一个缩影；但更不应被忽视的是，帐篷所隐喻的常常是汤普森和他的同路人之间耐人寻味的隔膜。新西兰学者斯科特·汉密尔顿的《理论的危机：E.P.汤普森、新左派和战后英国政治》是一份汤普森的思想评传，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清晰地触摸到汤普森所坚持的一系列内在信念，同时也得以更为完整地检视这些信念是如何令汤普森与同一时代中的论敌乃至同路人们发生龃龉，而这些不断的论争与介入又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后期的英国政治和思想世界，直至今日。

身处矛盾之中

《理论的危机》将汤普森始终身处矛盾之中，同时也不断挑起矛盾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矛盾包括了汤普森身份与自我定位的复杂，他与历史阴霾的激烈对抗，以及他与周遭之人的冲突纷争。汤普森以杰出历史学家的身份受世人景仰，但他却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诗人（尽管他的诗歌才华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成为历史研究者其实是一个偶然；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徒，但又是1956年退出英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中的重要一员；在他的推动和领导下，英国新左派作为一支新生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但他又几乎是从这场政治运动诞生之初就扮演着分裂者和矛盾制造者的角色；他是当时各类左翼和社会主义刊物翘首以盼的优秀作者，但又是让众多编辑们（其中包括一些老朋友）咬牙切齿的爽约者和拖稿狂；他是众多青年心目中的思想偶像，但他恐怕也是和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发生冲突最多最激烈的前辈；他支持华威大学的学生们对抗学校，但当1968年的学生风暴袭来时，他却称这场运动是阔少们的游戏。作者汉密尔顿并没有满足于仅仅是为这些缠绕的矛盾补全一些史实线索，而是深入挖掘了某些一致性的内在动因。汉密尔顿借鉴英国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的理论模型，归纳出汤普森一生坚持的五点信念，将它们称作汤普森思想的“硬核”。当这些“硬核”信念与现实的风暴发生剧烈冲撞时，汤普森的思想便会衍生出一些相较而言或灵活可变或干脆是临时性的“软核”观念，用来捍卫内在的“硬核”，而捍卫的方式除了辩护，有时也可能是妥协或迂回。通过这一框架，汉密尔顿尽可能地在解释汤普森思想历程的诸多复杂矛盾之处的同时，为我们呈现其一以贯之的内在核心。

三个汤普森

家庭的影响对汤普森思想“硬核”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关章节也是《理论的危机》的一大亮点。与同时代的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这些左翼知识分子不同，汤普森并非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他的父亲爱德华·约翰·汤普森是一位卫理公会派的传教士，曾长年在印度生活工作，回国后凭借对印度和泰戈尔的研究成为了牛津大学的一名讲师。但老汤普森并不属于高高在上的知识精英群体，他出身贫寒，求学艰难，所研究的领域也较为边缘，在牛津大学谋求稳定合同的过程更是一波三折。老汤普森亲身经历了英国对印度的残酷殖民统治和一战的血雨腥风，个人的挫败与文明的危机在他的内心成为了一体的两面。老汤普森对英国社会现实的幻灭感无疑带给了两个儿子一种批判性的立场与视角。虽然身为自由主义者的老汤普森对左翼政治抱有很大的怀疑，但他对英国的历史与文化中的积极价值（正是这些内容构成了他批判当前世界的参照系）的肯定深刻地影响到了小儿子E.P.汤普森。在小汤普森看来，英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包含着可贵的激进政治的思想与实践资源，它们是自下而上的斗争的产物，对于今天的现实世界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观念正是汉密尔顿提出的汤普森的五个不容动摇的思想“硬核”之一。

如果说父亲是E.P.汤普森需要长久对话和磨合的一个坐标，哥哥弗兰克·汤普森则像是一个永恒的灯塔。英年早逝的弗兰克从小精力充沛，才华横溢。他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并以巨大的热情投身到反法西斯的战争中去，直至牺牲。在汤普森的记忆中，弗兰克从来就不是为了斯大林主义指挥下的官方宣传而去参战的，相反他是这些思想教条的勇敢挑战者。当莫斯科方面还在将这场战争定义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内战而禁止共产党员参战时，弗兰克就已经用诗歌袒露过心声：这是一场文明的浩劫，我们必须亲自从法西斯手中拯救这个世界。在弗兰克这一批人看来，如果说法西斯是末世洪水的话，共产党就是20世纪的诺亚方舟。在弗兰克的身上，E.P.汤普森真正看到了人的意志对理论教条和“历史限度”的超越，看到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可以说，弗兰克正是小汤普森口中1936-1946这“英雄的十年”的完美代表，是以强调主观因素的唯意志论来颠覆斯大林主义的抽象的“客观”教条的绝佳范例。“英雄的十年”的启示也成为了汤普森最为重要的思想“硬核”。
  

“英雄的十年”与《理论的贫困》

对于汤普森来说，“英雄的十年”不仅是自己和哥哥共同与法西斯奋战的十年，更是英国乃至欧洲的左翼力量得以突破斯大林主义的束缚，建立起广泛的人民阵线，从而描绘出一种左翼政治的积极可能性的十年；当然，也是这种图景最终被机械抽象的和沙文主义的理论教条和意识形态所摧毁的十年。汉密尔顿有意向我们凸显了这段历史印记对汤普森的塑造，同时也向我们揭示：汤普森在左翼内部一生的敌人，就是斯大林主义。汤普森对英国历史文化中激进传统的挖掘，对自下而上的工人阶级历史的研究，对“活生生的”“能动的”人的历史的重视，都是用来回应后者的经济决定论、“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抽象理论。通过追踪汤普森的著述，汉密尔顿连缀起了汤普森以自己的信念和论争来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争执，而引发汤普森警惕的，往往是他在对手身上发现的斯大林主义的影子。这种敏感与警惕常常使得汤普森表现得非常好斗，甚至有些难以理解。汤普森对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的批评也不例外。

汤普森以《理论的贫困》一文批评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学说，是20世纪70年代的重要思想事件。这是汤普森对这位被尊为“巴黎雄鹰”的思想家及其英国门徒们的一次宣战。汉密尔顿这本书将这场论争作为组织全书的核心，其书名《理论的危机》显然也脱胎于此。作者对《理论的贫困》的文本进行了细读，对其中诸多著名的难题都有所分析，如汤普森此文的语言风格、内部逻辑、关于马克思学说的探讨、“人道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交锋等等。《理论的贫困》是一篇很难处理的长文，结构显得松散，逻辑线索也很怪异，而语言又颇为“诡谲”。汉密尔顿抓住的破解点，是汤普森将阿尔都塞称作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这是一项令人颇为错愕的指控。不仅当时的回应者们（如汤普森所谓的“阿尔都塞门徒”佩里·安德森、汤姆·奈恩等）纷纷表示抗议，就连汉密尔顿自己也并不十分认同这一说法。但汉密尔顿通过将分析延伸到50到70年代汤普森的一系列经历和论述，更为充分地还原了汤普森写作的“历史现场”，使我们能够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中理解汤普森的意图。

在汉密尔顿看来，与《理论的贫困》一同收在同名文集中的另外3篇文章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它们也构成了汤普森走向这场论争的路径。《在鲸腹外》一文强调了诗歌“介入”现实的重要性，而文章的主要讨论对象奥登（也包括奥威尔，虽然汉密尔顿对此并不完全同意）后期转变的根本问题恰恰是从“介入”转向了“无为”，由对现实的把握退入到抽象的宗教玄思之中（汤普森称之为向北约主义意识形态的屈服）。《英国人的独特性》展现了汤普森以具体的、活生生的历史来对抗抽象的理论框架的决心。《致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一封公开信》批评了科拉科夫斯基对马克思学说的简单抽象的，甚至是漫画式的描绘。这些对具体历史与复杂现实的抽象化，都属于汤普森眼中的斯大林主义的范畴。这些特征似乎都能够在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学说中找到，因此它就和汤普森的其他一些批评对象一道被归为了“理论中的斯大林主义”。另一方面，70年代汤普森的美国和印度之行也对这场论争有着潜在的影响。汤普森在匹兹堡大学任教期间，对历史学和社会学中兴起的计量经济学、实证主义和其他一些现代化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反感。这些将人排除于历史之外的“客观”科学明显地与汤普森所坚持的自下而上的，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历史学相冲突。在他看来，这些抽象化的科学和理论与斯大林主义看似分属不同的冷战阵营，却有着共同的本质，都是强权大国的意识形态附庸。汉密尔顿认为，因为在阿尔都塞那里看到了那种排除了人的主体性的，宣称为“客观”“科学”的理论，汤普森产生了更为强烈地捍卫自己的历史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冲动，乃至于认为左翼的（阿尔都塞）和右翼的（帕森斯）“结构主义”共同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学上的保守性”。汉密尔顿还将汤普森的“极端化”与其身处的历史的紧迫感联系到一起。北约在英国部署导弹所强化的核危机问题，印度之行中目睹的苏联对英迪拉·甘地政府暴行的幕后支持，都使得汤普森强烈地感受到冷战意识形态的巨大威胁，从而也使得他对任何在他看来与这种意识形态有着同构关系的理论学说充满了愤怒。

通过灵活地穿插处理各种史料和文本，汉密尔顿提供了一种历史化的对《理论的贫困》的解读。这也是全书非常突出的风格。同时，借助新发掘的史料和大量当事人访谈，在充分的互文和互证中，汤普森的思想生涯也得到了更为历史化的诠释：他的持续的不满，来自于对“英雄的十年”中获得的信念和政治愿景的坚守，和对不断变动、危机四伏的现实世界的反思与对抗。汉密尔顿还提示读者，21世纪的历史在样貌上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往日的危机就此一并勾销，并不等于诸多深层次的问题不复存在。今日的世界依然背负着往昔的债务，同时也蕴含着新的潜能。正因此，我们依然可以从始终立足于“活生生的历史”之上的E.P.汤普森那里学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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