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粉碎“四人帮”决策过程若干史实辨析之二

fuqiangqiang

编者按：文章原标题为《华国锋9月11日就提出“隔离审查”“四人帮”吗？ ——粉碎“四人帮”决策过程若干史实辨析之二》。

粉碎“四人帮”是中共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粉碎‘四人帮’”也作为一个专有的词组定格在历史上。“粉碎”的方式是什么？通常的说法是“隔离审查”，执行的手段是武力抓捕。


用“隔离审查”的方式粉碎“四人帮”，是谁首先提出来的？笔者已经做过考证，认为李鑫是首先提出“隔离审查”“四人帮”的人，拥有“首倡权”。既如此，就需要对有的学者根据华国锋的回忆断言“9月10日华国锋就提出‘隔离审查’‘四人帮’” 的这一说法予以辨析。


仔细梳理有关史料后发现，说华国锋9月11日提出了解决“四人帮”的动议（下文简称“动议”）可以，但说他提出的动议就是以“隔离审查”的方式粉碎“四人帮”，则与史实相差甚远。提出“动议”和拥有“首倡权”是两回事，把两者混为一谈，不利于清晰认识粉碎“四人帮”的决策过程。


关于华国锋的回忆

肯定华国锋“首倡权”的论者，赖以支撑的材料有两条：一是华的回忆，一是华当时所处的地位。


先说第一条：华国锋的回忆。


从已公开的资料看，华国锋数次谈到粉碎“四人帮”的问题。1999年3月9日，他与张根生谈话时说：“在党和国家危在旦夕之际，我于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在这紧急关头和‘四人帮’势不两立，我早已下决心要搞掉他们一伙。因此派李先念去找叶帅联系。


2000年3月30日，华国锋与《李先念》传记组蒋冠庄、程振声谈话时说：“1976年在毛主席病重和治丧期间，我和张春桥、王洪文、汪东兴在中南海值班。9月11日，处理完一些事情后，我说身体不好，以要到北京医院检查一下身体为由，出来转到西黄城根9号先念同志住处，找他谈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并请他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叶帅的意见，用什么方式，什么时机解决。” 9月14日，李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李回来后，“当天就把同叶帅谈话的情况和叶帅的态度报告了华国锋”。


华国锋也曾对李海文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在毛主席逝世后，9月10日就开始考虑。9月11日，我以看病为由从毛泽东灵堂离开，去了李先念家，请李先念去西山找叶剑英，征询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海文由此断言：“用隔离（审查）的方式华国锋在10日就已决定了。”


直接肯定华国锋的“首倡权”


学界在探讨粉碎“四人帮”决策过程中，有“叶（剑英）主华辅”和“华（国锋）主叶辅”两派，主张“华主叶辅”的学者，也基本持有和李海文相同的观点。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华国锋找李先念谈是9月10日还是11日？华跟张根生说的是“10日下午”，跟蒋冠庄、程振声以及李海文则说是“11日”。后者是正确的，因为前有李先念在1980年11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为据，后有吴德的口述为证。因此，华与蒋冠庄、程振声谈话时作了修正，改为11日。但在与李海文的谈话中特意加了一句“9月10日就开始考虑”让读者感觉有些多余的话，想来是为了与原来的回忆相衔接。


第二，三次谈话的说法上也有不同。与张根生谈话中，有“早已下决心要搞掉他们一伙”的话。“搞掉”一词，可以理解为武力抓捕，方式明确。但在与蒋冠庄、程振声以及李海文的谈话中，则依据李先念的话作了修正，变成“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了。不仅方式不明确，“搞掉”一词也以“解决”替代。当然，“解决”一词外延大，“搞掉”也可以包括在内，但在这里的语境是不同的。这里的“解决”一词，是承接着毛泽东处理“四人帮”的思路来的。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详说。


第二条，华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的合法责任人地位。“华国锋是当时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中国实际的党政第一号领导人，解决‘四人帮’问题非由华先提出不可。”尹韵公认为，凭借叶剑英当时联络、团结和掌控的力量来说，要拿下“四人帮”可能不成问题。但是，没有华国锋的首倡，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不会来得这么快；没有华国锋的参与，既会增加解决的难度，还会使这个行动缺乏权力秩序的合法性。华国锋的地位和身份，保证了采取这种特殊手段的合法性，也方便了我们对后人、对历史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说华国锋的地位和身份可以“保证了采取这种特殊手段的合法性”等等，没有错。但是，以此为依据佐证华的“首倡权”则显牵强；至于说“非由华先提出不可”，说华提出了解决的“动议”可以，但说他提出的这个“动议”就是“隔离审查”就有些绝对了。从大的历史背景来说，“‘四人帮’积怨甚深，毛泽东逝世前后，党内上层对其不满已经不是个别人和少数人，而这种不满也到了快要爆发的程度，尽快解决他们的问题渐成一种隐伏的共识。”从下文提到的史料看，这种共识使党内老干部纷纷谋求解决办法。即使如李海文断言的华国锋10日就提出“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动议，也有人比华提出的或更早，或更直接。


与华国锋“首倡权”扞格的史料

要肯定华国锋的“首倡权”，还要面对与此扞格的史料。


第一，武力抓捕“四人帮”，有人提出的更早。早在毛泽东去世前，叶剑英曾经和王震、聂荣臻等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王震对叶剑英说：“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弄起来”，当然是抓起来。肖劲光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调集军队，采取分割围歼的办法，把江青、张春桥等抓起来”， 也是武力抓捕的思路。


第二，汪东兴的回忆则直接否定了华的首倡权。汪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参与了粉碎“四人帮”决策的全过程，是直接当事人。他的回忆特别值得研究者重视。1996年11月4日，他对丁家琪等来访者说：“华国锋对‘四人帮’问题，一开始态度不明朗，他的办法就是不做声。” “不明朗”、“不做声”，当然谈不上“首倡权”，更与华11日就提出“隔离审查”“四人帮”的说法相差甚远。


第三，在官方文稿中，倒是把首倡权给了李鑫。由官方组织的“李鑫同志治丧委员会”撰写的“李鑫同志生平”中说：“1976年9月，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紧要关头，李鑫同志不顾个人安危，首先向党中央提出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建议，并直接参加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首先”一词具有强烈排他性的，是肯定其“首倡权”。


上述三条材料，多半被主张华“首倡权”的论者所忽略。为何忽略？一是因没有注意到“动议”和“首倡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若面对则无法自圆其说；二是忽视了对决策过程的分析。


一般说来，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决策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审时度势，在反复考量中循序渐进。就粉碎“四人帮”决策而言，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研究这一过程的学者，大多忽略对决策过程的分析，直接切入“叶主华辅”还是“华主叶辅”这个问题，导致研究走向偏差：


第一，以后来“粉碎”（“隔离审查”）的结果推导最初的动议，认为无论是叶还是华，最初提出的动议就是“隔离审查”，并按照这一思维逻辑去探讨华或叶谁具有“首倡权”问题，这不免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这也不是当年的历史真实。


第二，因为这种简单化，主张“叶主华辅”的学者，为了挺叶，选取史料多偏重叶，忽视华；主张“华主叶辅”的学者，为了挺华，选取史料也多偏重华，忽视叶。两个“忽视”的结果，会使论者自说自话，无视其他史料的存在，结论不免顾此失彼，上述被学者忽略的扞格的史料即是如此。所谓“华主叶辅”和“叶主华辅”的争论即由此而起。


历史事实是：华提出动议后，至于以何种方式实施，尚在酝酿阶段，与后来以“隔离审查”的方式粉碎“四人帮”的结果，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汪东兴的“不明朗”说

据武健华回忆，9月12日，李鑫就跟汪东兴议论过“四人帮”的动向，建议“早下决心除掉他们，免得被动”。所谓“除掉他们”，当然是武力抓捕的方式。汪同意李鑫的想法，建议他找个时间同华国锋谈谈。9月14日晚，李鑫去北京东交民巷华国锋家，同华谈了“四人帮”的情况，代表汪东兴提出除掉“四人帮”的意见。华“虽然没有明确态度，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但“听进去了”。


据吴德回忆，9月11日，华找李先念后也找汪东兴征求意见，汪的态度很明确，坚决支持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有论者以“吴德的记忆显然与武健华的说法矛盾”为由提出质疑：“如果11日华找了汪谈话，就不会有12日汪托李鑫找华报告的事了。到底事实如何，有待考证。” 其实，以当时的情势看，11日华找汪谈话，提出的是解决“四人帮”的动议而非“隔离审查”的方式；12日，汪听到李鑫的以“隔离审查”的方式“除掉他们”的建议后，觉得比华的“解决”动议更进一步，这才要李鑫直接找华谈。


在中央，华国锋可依靠的人，汪东兴是最重要的一个，尤其是在毛泽东病重到去世期间。可以说，二人之间关系很亲密。若华11日就有“隔离审查”的方案，加之汪所处之重要地位，华应该跟汪商量，可事实并不如此。非但不如此，华还给汪留下了前文提到的印象：“华国锋对‘四人帮’问题，一开始态度不明朗，他的办法就是不做声。”


笔者认为，“不明朗”，不是说华对解决“四人帮”问题含糊，他在11日即和汪、李谈话，提出动议，并不含糊；“不明朗”的是在解决的方式上，即如何解决的问题上含糊；再进一步说，是对李鑫提出的采取“隔离审查”的武力抓捕方式上含糊。


第一，据武健华回忆，9月12日和15日，叶剑英和汪东兴有两次关于解决“四人帮”的谈话，叶言辞很激烈，诸如“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我们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中国革命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失败！”“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灾难又要临头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得国常于丧，失国常于丧”。眼下我们不得不防啊！”


叶为何特意与汪东兴两次长谈？因为汪的位置太重要了。韩钢指出：“汪东兴起的作用，远不止是组织人去逮捕‘四人帮’这个具体行动。粉碎‘四人帮’这样的重大政治行动，倘若没有汪的赞成和支持，几乎不能成功。从已经披露的史实看，从一开始酝酿直到正式采取行动，汪东兴参与了事情的全过程，而且是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  叶必须要摸到汪的底。


关于这一点，汪本人也有回忆：“叶帅与我和华国锋谈这个问题(指解决‘四人帮’，作者注)，一开始不是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而是比较含蓄的，逐步试。” 也就是在摸底。但是，尽管叶在试，在摸底，但言辞激烈，采取武力抓捕的态度呼之欲出。汪明白，并会原原本本向华转达的。华的态度如何？未见陈述，想来是“不做声”。


第二，14日，李先念按照华国锋的指示去找叶剑英，寻求“什么时机”、“什么方式”的解决路径。叶、李用笔交流时，李写“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叶写“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李写“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叶表示同意，并写了陈锡联等人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李写“完全可靠，请放心”。


这个对话很耐琢磨。同样讲同“四人帮”的“斗争”，叶把华的“斗争”一词定性为“你死我活”，含蓄地表达武力抓捕的态度，也就偏离了华“解决”的思路。李“当天就把同叶帅谈话的情况和叶帅的态度报告了华国锋”，但华的态度呢，也不见陈述，想来也是“不做声”。


第三，12日，李鑫提出以“隔离审查”的方式“除掉他们”的意见，汪东兴当天即转告华；14日又让李鑫找华谈，华又来了一个“不做声”——“听进去了”，“没有明确表态，但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


三个“不做声”，当然要给汪东兴留下华国锋“一开始态度不明朗”的印象了。由此可以说明，华“一开始”只是提出“解决”的动议而已，到后来采取“隔离审查”的武力抓捕，并非11日就先定下的。


另据熊向晖的女儿熊蕾回忆，叶选基曾向熊向晖说过李先念见叶剑英时的情景：叶问李，来什么事？李回答说：“是国家大事。他说，毛主席去世以后，他多次问华国锋，是不是开中央全会。开始华不表态，后来说，有他们四个人在开不了，就是开也开不好。李问，那怎么办？华国锋开始没有讲，后来就说，有人提议把他们四个人隔离起来。李说，这是好主意啊！华国锋说，这事太大，要请示叶帅。华要李先念亲自去请示叶帅。叶帅听了，想了一想，说，只能如此，事不宜迟，要绝对保密。”


熊蕾陈述的事实则有邓力群的回忆佐证：“主席去世后，李鑫曾对华国锋说，为什么不把这四个人抓起来？华国锋听了他这个话以后，就给先念同志通了一个气。先念同志讲，这个话你要记住啊，你要记住。最早在华国锋面前提出抓“四人帮”，李鑫确实是第一个。后来先念讲：李鑫这个人和“四人帮”斗争还是坚决的，他就是要保他的康生。”


熊蕾的记述与邓力群的回忆，都来自李先念。熊的记述说，李听到华说“有人提议把他们四个人隔离起来”，即说“这是好主意啊！”，邓的回忆点出了李鑫的名字，并有“这个话你要记住啊，你要记住。”表述不同，意思一致。其中的“华开始不表态”，以及华说“有人提议把他们四个人隔离起来”等陈述，都说明华国锋没有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首倡权”，也可以证明汪东兴的“不明朗”、“不做声”说是事实。


李鑫的以“隔离审查”的方式粉碎“四人帮”的建议，在什么时候被华国锋确认？在当事人的回忆中有清晰的时间表：


据华国锋回忆，9 月21 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见。也就是说，从华国锋11日提出动议后，直到7天后才接受了李鑫的建议，确认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


又过了五六天，华国锋下了最后的决心。华国锋回忆说：“9月26日, 我和先念、吴德等人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电影放映结束后我们三人就到小礼堂旁边的小休息室，我把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问题向先念、吴德讲了”，“先念同志马上表示支持，吴德同志也表示支持。” 据吴德回忆：“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和李先念都对我说过，通过这次商量后，华国锋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


毛泽东“解决”思路与华国锋的动议

粉碎“四人帮”后，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两报一刊”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列举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三次批评，其中广为流传的是毛在1975年5月3日的那段话：对于“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关于这段话的来历，吴德有清晰的回忆：


1975年5月３日，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齐发”，并且说明他们是“四人帮”。毛主席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毛主席还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一次，毛主席虽然说问题不大，但却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指示，即不论时间多久，也要解决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央政治局在５月３日以后，连续开了几次会议，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的政治局同志点名批评了“四人帮”。是毛主席首先提出了“四人帮”的问题，他对“四人帮”的批评和削权，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5月3日之前，毛泽东对“四人帮”虽然有两次批评，只在这一次点明“四人帮”问题，并清楚的讲了要解决这一问题。解决的方式是什么，毛并没有说，但从“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的语境来说，当然不是要对他们采取措施，更不是“隔离审查”式的武力抓捕。


1979年9月14日，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有人说，毛主席早就说过要解决‘四人帮’，……解决‘四人帮’是早就定了的国策，但是毛主席所说的要解决，不是把‘四人帮’当成敌我矛盾，并没有看出他们是一伙反革命，而是把他们当成我们党内的所谓宗派问题。”


1981年6月22日，李先念在中央常委召开的六中全会预备会各小组召集人碰头会上谈到粉碎“四人帮”时说：


我始终怀疑毛主席不想把四人帮搞掉。毛主席有些话我们直接听到的，有些话间接听到的。三要三不要……不管毛主席是真批四人帮，还是假批四人帮，但是毛主席这一些话，当时给粉碎四人帮很大的力量。


李先念这种“始终怀疑”，实际上很能说明他当时的心态：毛说的“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当然不是要把他们“搞掉”的“隔离审查”。所以，第一，李透露的意思是，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与毛式“解决”的思路是有偏离的；第二，因此可以说，11日，当华与李说到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时，李的理解当然是毛式“解决”。李又说，毛的话“当时给粉碎四人帮很大的力量”，这力量是什么？就是师出有名嘛。第三、得知李鑫的“隔离审查”的建议后，他才认为“这是好主意啊！”并对华说：“这个话你要记住啊，你要记住。”
李先念在中央多年，根基很深；而华国锋来中央没几年，人又年轻，根基当然不如李。李是如此心态，华就一步到位想到以“隔离审查”即抓捕的方式来粉碎“四人帮”？于情于理，碍难讲通。
由此，韩钢断言：“毛泽东所说的‘解决’，同采取强力措施的‘解决’是全然不同的两件事。” 还原了当年的历史真实。


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觊觎权力之心，路人皆知。既然毛泽东“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指示，即不论时间多久，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华国锋接过来顺理成章。


为了说明问题，这里还需要重复前引9月11日华国锋与李先念的谈话的场景。华对李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请他考虑“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宁征求叶的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华和李的谈话，用的词是“解决”，并明确提出“什么时候”、“什么方式”的问题，至少说明华并没有解决方案。第二，李、叶谈话，李写“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华的原话，叶写“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前文我也分析过，这是两句不等量级的话，华说的是要与“四人帮”斗争——毛式“解决”，叶给这场斗争定性为“你死我活”，既如此，那就只能“强力解决”。叶又写下陈锡联等人的名字，虽没有明确表达“强力解决”的意见，传递的信息却非常直白。


据吴德回忆：大约是（九月）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他在国务院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他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他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华对这次会议也有回忆，他明确指出是16号，参加会议的人还有陈永贵。


韩钢把这次会议作为“政治局成员极少知晓此事”的反证， 不错。但如果注意到华开会时说的那句话——“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就明白，他依然是循着毛的思路来的，出席会议的人也都知道毛式“解决”的意思。是故，即使讨论范围再大，也不会让人起疑心。


讨论中，纪登奎提出“区别对待”的意见，致使讨论并未进行下去。何谓“区别对待”？与会者当然明白，区别对待的对象是江青，他是毛泽东的夫人嘛。从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对待未亡人总有“尸骨未寒”之类的思维在起作用。不仅纪登奎有这样的考虑，华国锋等人也有同样的顾虑。9月26日或27日，在已经确定了“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决策后，华国锋、李先念和吴德在讨论时还涉及到这一问题：“毛主席逝世不久，江青又是毛主席的夫人，要考虑到他们利用散布‘毛主席尸骨未寒’来造舆论”。


至于“四人帮”，更是拿着这个作为说辞。据前引武健华的回忆，江青在被“隔离审查”后即说出“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这样”的话；据张耀祠回忆，毛远新在被宣布“保护审查”时也说出了同样的话。


从当时大的历史背景来考量，“四人帮”不得人心，这当然是主流。但是，毛去世后，江青作为毛的夫人地位突然突出，确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有许多中央和地方的部门、个人写信给江青——即后来被称之“效忠信”，恐怕也不全是什么有组织的行动。那时，毛泽东的政治场域仍在，“继承毛主席遗志”弥漫。华当时是毛钦定的接班人，后来也一直被认为是敦厚之人，并非“铁腕”式的政治家。敦厚之人有常人之情，“主席尸骨未寒”就是常人之情的一种。因此，对华来说，从“解决”到“隔离审查”的方式抓捕“四人帮”，当是形势使然，并非“动议”时的初衷。


可比拟的例子还有叶剑英。综合《叶剑英传》和《叶剑英年谱》的记载，叶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酝酿从1976年8月开始，《叶剑英传》直接用“酝酿除害良策”作标题。叶剑英以他在军内和党内的地位，联络各方尤其是军方人士，摸底，听取意见。到9月21日前，“综合为‘除妖之方案’：一是按照正常的程序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开除‘四人帮’；二是先斩后奏，由少数领导人果断处置，再召开政治局会议予以承认；三是用军事手段，下令逮捕，再依法处理。” 叶比较倾向于第三个方案，但在与华见面前，也并未确定，更未用过“隔离审查”这样明确的语言，以叶在军内、党内的地位，不论是李还是华，都难以望其项背，他都谨慎如此，何况华。


因此，华国锋11日的动议，只能是根据毛的话寻找“解决”（非“强力解决”）的方式；而在酝酿过程中，李鑫在毛式“解决”之外提供了“隔离审查”的方式，既符合中共党内惯常的规则，也与汪东兴和叶剑英的思路相吻合，同时为华国锋、李先念和吴德等人接受，并在21日形成决策，26日最后定案。在这一过程中，李鑫的首倡权才被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从粉碎“四人帮”决策的过程来分析和研究华国锋11日提出的动议，毛泽东5月3日讲话与华国锋的动议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却被多数的研究者所忽略，并把注意到这个问题的观点视为“较边缘的说法” 而边缘化。为何会如此？就是笔者前文说到的，以后来“粉碎”（“隔离审查”）的结果推导华最初的动议，把“动议”和“首倡权”混为一谈了。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