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元：革命与爱

fuqiangqiang

      当回眸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历史，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难题：为什么如此众多的、杰出的知识分子会一次次地投入暴政的怀抱？或追随、或献媚、或淹没。马克里拉的代表作之一《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分析了西方六位著名知识分子：海德格尔、施密特、本雅明、科耶夫，福柯和德里达。马克里拉也在思索这一问题：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欧洲历史上有许多哲学家和法学家都支持或捍卫极权原则和恐怖政体。本应对暴政的邪恶保持警觉的知识分子，为何背叛了自由的理念？马克里拉将此归结为“哲学的激情”。哲学家/知识人无法驯服自身对“纯粹世界”的“纯粹渴望”，以至于难以区分真实世界与理念世界。尤其是当某一政治蓝图显现出“海内一清”的乌托邦色彩，就足以掩盖它的全部阴暗与丑陋。哲学家/知识人就像希腊神话中的伊卡洛斯，迎着“幻象”而飞翔，最终燃烧了自己封蜡的翅膀。

　　作为一种基本的情感倾向，“哲学的激情”归根到底是一种“爱”。对于纯粹的爱慕、对于不可知的迷恋；这种“爱”酷爱宏大、酷爱暴动、酷爱激动人心，酷爱天地广大；却从不问细水长流、从不问安宁和蔼，从不问秩序井然。所以，许多二十世纪的唯美主义者似乎很容易就蜕变为“唯极权主义者”与“唯领袖主义者”。或许是因为在“激情”的强度上，在“爱”的疯狂/崇高属性上，只有此二者才能真正互相满足吧。如果从这个角度回看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思潮，这种“爱与激情的质素”，不得不说是一种主要的内化情感--心理状态。

　　王元化和秦晖都注意到五四思想中“反儒不反法”的思想症候。那么多美好的青年拼死反抗自己生长的家庭，视之为黑暗的渊薮、落后的象征。为革命、为国家、为社会——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则。这些从家族中出走的青年恐怕万没想到，他们创造或盼望来的国竟是一个更为黑暗的深渊。“我们的国”成了“他者的国”，不幸地是，这样的国恰恰也致力于摧毁家庭伦理、以“大公无私”为己任。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有一经典判断：“ 我发现现代人有两种对立的，但又都有害处的观念。 一些人只从平等中看到它所产生的无政府状态的倾向。他们害怕自己的自由意志，即自己惧怕自己。 另一些人虽然人数很少，但很有知识的人，持有另一种看法。他们在由平等出发走向无政府状态的大路的一旁，终于又发现一条不可阻挡地使人走向奴役的小道。他们事先就让自己的灵魂屈服于这种必然的奴役，并由于对保存自由持绝望态度，便早就从内心开始崇拜不久即将出现的主人了。 前一种人放弃自由是因为认为自由危险。后一种放弃自由是因为断定自由不可能实现。”

　　《文史参考》（2012年3月上）做了一期专题：《政治，让书生走开——毛泽东为什么说邓拓“死人办报”》。邓拓的悲剧足够典型、命运引人深思：经过二十世纪的历史，革命与爱的冲突已成永恒的话题。问题是：革命与哪一种爱相冲突？难道所有的爱都为革命所不容吗？

　　1966年5月17日，深夜。文革开始的第二天。邓拓写下6000字遗书，为自己辩诬。称自己写的文字，没有“影射伟大领袖”。遗书的结尾写道：“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1942年，邓拓撰写的《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系统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论著之一。邓拓主编的《毛泽东选集》更是第一部毛泽东的作品选集。

　　据说，1966年5月16日的黄昏，妻子丁一岚下班回家。家中已布满监视员。丁一岚以眼神示意邓拓到走廊说话。邓拓劝她带着孩子搬出去住，与他隔离最好。丁一岚说：“好吧，等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回来。”邓拓说：“你怎么那么傻，还有将来吗？”在阴暗的过道里，夫妻二人抱头痛哭，却不敢出一点声音。

　　建国后三大公案：《武训传》批判、《红楼梦》批判、胡风案。邓拓作为《人民日报》主编，不得不身陷其中。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量把伤害程度减弱一点。比如在登载批判文章时，邓拓就有过将“本刊评论员”改成“作者笔名”的情节，这样做不过是为了降低一点影响力而已。作为一名党员，邓拓不得不带头批判。作为知识分子，邓拓还有多少可以失去呢？

　　邓拓原名子健，出身于传统读书人家庭。1937年25岁时就完成了25万字的《中国救荒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十月，赴五台山晋察冀边区，改名邓拓，寓意开拓新的天地。建国后因为“反左”时积极、“反右”时保守，被毛泽东屡次讥讽。“死人办报”成了邓拓的“代名词”。1958年，邓拓离开报社以前，约友人去京郊潭柘寺散步，说了这样的话：“我们党员，连当和尚的自由也没有，我真想在哪个深山名寺，落发为僧，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写一点自己想写的文章。”

　　邓拓是党内有名的“才子”。爱书，爱文玩字画。艺术鉴赏力极高。生平最后一个电话打给画家吴作人，嘱咐其多多保重。所藏苏东坡《潇湘竹石图》为毕生至爱，自己的书房就名为“苏画庐”。邓拓在收藏之初，亲定原则有三：1、不与国家争。2、争议较大，国家不接受的，尽量收藏保护。3、私人收藏绝不动用公款。1964年秋，邓拓请许麟庐一起从藏品中精选出145件佳品，包括《潇湘竹石图》在内，无偿捐献给中国美术家协会。无仪式、无报道，仅留墨宝一副：“心爱斯文非爱宝，身为物主不为奴”。邓拓离开《人民日报》时，社里为他举行送别会。邓拓吟诵了著名的《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颔联为：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念到此句时，邓拓特别提到就在几天前还有位老同志说他“书生之气未能无”。

　　邓拓的爱情像电影里的故事。1941年，第一次见面。邓拓来到丁一岚的驻地，骑着聂荣臻将军送给他的马。两人在滹沱河畔散步聊天，一直聊到月亮上升，邓拓将丁一岚送回驻地。晚上失眠，写下一首《初晤》：“矜持短语长悬忆，怅惜芜堤不远延”。原来丁一岚非常含蓄。从此邓拓每隔三天寄一信，每信必配诗词。邓拓向丁一岚要了一张相片，在背面题诗一首：“春来秋肃凝冰火，战地烽烟自在人”。原来丁一岚非常好看。1942年春天，邓拓的驻地开满梨花，他写好一封信，随手折下一大束梨花，派警卫快马送到丁一岚手中。丁一岚见信后尚附诗一首：“安得生成飞燕翼，轻身一掠入君家”。到了三八妇女节，两人就结婚了。1944年，整风运动。邓拓因抗战前被国民党逮捕过，两次遭到审查。他将忧郁之思写成长诗《战地歌四拍》寄给丁一岚：“古道凄清埋诗冢，高山流水休再听，广陵散绝，无复当年韵”。“想旦夕四野动烽烟，顾不得惊起伯劳飞燕各西东。漫负笈携囊早登程，且休回首，向莽莽平沙去处舞干戈，莫念那恒岳巍巍云里人”。

　　一个革命者的邓拓与一个知识分子的邓拓时生抵牾、终酿悲剧。只是曾几何时，邓拓也有过多少马上行吟、意气风发的日子？两者又如何亲密无间、情投意合？邓拓对革命的爱亦应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最终这种“乌托邦挚爱”逐渐与“对领袖的爱”、“对政党的爱”慢慢重合。而单一领袖与政党的属性决定了占有“爱”的独断与专横。从邓拓决定献身革命的那一刻起，他的“爱”从本质上就不再属于“私人”、不能回归“平淡”。开拓新天地的自期最终沦为囚于新天地的自尽。当那个公开把邓拓定性为“党内叛徒”的文章发表的日子到来时，夫妻二人默然相泣，邓拓是否能感受到两种根本不能相容的爱于内心深处的撕裂与轰鸣？

　　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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