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1952年，胡风的惶恐与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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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5月，在神州大地从上而下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揭发、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并正式立案审查。这场运动因其波及之广泛和影响之久远，被列入建国后的重大政治运动之一。据1980年7月公安部给中共中央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中统计，这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斗争共触及了2100余人，逮捕92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被判刑的有3人。至于被不同程度牵连而未列入统计中的人数，当远不止于此。

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漫长岁月，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平反一切冤假错案的决议之后，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达了“中发第76号”文件，正式为这一案件平反，并宣布：“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这之后，所有受牵连的“胡风分子”都陆续恢复了名誉，获得了平反。此后，在1985和1988年，有关部门对胡风的历史问题和文艺思想的几个问题进行复查后，又进一步予以平反。至此，这一影响深远的错案得到彻底纠正。

在胡风和文学史的研究者眼里，有一个人永远无法退出视线之外，这个人就是舒芜。

舒芜的公开“亮相”，是在1952年发表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这篇文章在胡风冤案中的作用，论者可以继续作分析，而胡风自己读到这篇文章的感受，则更应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1952年6月13日，胡风在上海看到《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了舒芜发表在《长江日报》上的文章后，给周扬写下了一封信，表达了读到文章后的感受，对研究胡风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现将信转录于下，并结合有关材料稍加说明。

胡风致周扬的信

周扬同志：
上次说回京后考虑通知我先来京谈谈，知道您忙，所以等着。
看到了人民日报上舒芜文章前面的“编者按”，提到了我，这明确的断语包括了我，使我觉得更有谈一谈的责任。这里也在整风，但过去的事大家都不知道，无从谈起。先来京谈一谈，如您所说的，关于我的问题，明确一下是否要具体讨论，或者作一个初步讨论。因为，这关涉到十多年的历史情况、政治斗争情况、和一般思想情况，不是简单的话，也不是一两篇文章说得清的。如果不讨论，又不明确一下，像文艺报的做法和这次“编者按”的提法，在领导上，像定案又像悬案，在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才好。
再，在京时，曾把暑假中搬家的意思问过乔木同志，他表示了同意，并说房子可以想办法。因为有老小，临时不好处理，本来打算六月左右来京先准备一下。现在先来谈一谈，同时也好把这问题确定。
在京参加整风和这次参加整风，重新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于华东方面的意思，就一两个问题写了一点体会。作为学习笔记，当然说不上成熟的。
乔木同志如已恢复健康，希便中转达，并问一问他的意见。
望予回示。
敬礼！
胡风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三日

解放初期胡风的处境

1951年，批《武训传》的运动进行之时，触及知识分子灵魂的“思想改造运动”运动又在全国拉开了序幕。这一年的11月17日，全国文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关于改造思想的号召，决定首先在北京进行文艺整风。继北京之后，全国各地于1952年陆续展开了文艺整风。

这次文艺整风的主要目的，用胡乔木在1952年1月5日《人民日报》的文章－－《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中的话来说：就是要“清除文艺工作中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其内容即是重新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或许，文艺整风对别的作家来说，是一个触及思想灵魂的运动，而对于胡风来说，在触及灵魂的同时，则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以往的理论之争。胡风对此早有预料，故信中有“这关涉到十多年的历史情况、政治斗争情况、和一般思想情况”之语。

胡风早年投身于进步文艺事业，自觉、坚定地追随中国新文化的旗手鲁迅，积极倡导左翼文艺运动，曾出任左翼文联的宣传部长、常务书记；后因故辞去“左联”书记职务，开始职业作家的生涯。抗日战争时期，胡风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筹备工作，任该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兼研究股主任。他相继独立创办了《七月》和《希望》杂志，发表了大量进步作家包括延安等革命根据地作家的作品，在当时大后方的进步青年中具有相当影响，成为坚持抗日、坚持民主的一个重要文艺阵地。抗战胜利后，胡风编印出版了共约40多种作品的“七月文丛”和“七月诗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共两党围绕抗战胜利后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激烈斗争。在整个三四十年代，胡风撰写了大量的文艺理论及评论文章，分别按时期编为共计9本评论集，近100万字，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自成一体的胡风文艺思想。先后出版的胡风评论集，集中反映了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上历次重大问题的争论，同时也记录了革命文艺运动中胡风同一些共产党员作家的思想分歧和历史裂痕。

对胡风的理论展开有声势的批判，在建国以前有两次，一次是1945年在重庆，一次是1948年在香港。

1945年1月，重庆文艺界结合延安整风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展开学习讨论。在讨论中发生了认识上的分歧，分歧的焦点主要是围绕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艺界究竟应该反对“非政治倾向”，首先解决“文艺为什么人、为哪个阶级”的问题，还是应该反对“主观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倾向。胡风主张后一种意见。为了打破分歧带来的思想沉闷空气，胡风在他主编的《希望》创刊号上，发表了舒芜的长篇哲学论文《论主观》。该文从宇宙本性、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证了“主观”的意义和作用，自称这是“人类”、“社会“与“主观”的“三位一体观”。胡风对这篇文章的观点很费踌躇，但认为整风学习既然要批评主观教条主义，就应与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开展群众性批评。为此，胡风在《希望》编后记中推荐《论主观》一文说，它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新求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要求读者“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这里所谓“再提出了一个问题”，其实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特定环境下，暗指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批评主观、教条主义“妨害革命”、“祸国殃民”的话，试图再次引起人们对延安整风的注意。但是这种不太清晰的说法，却被误解为直接对抗毛泽东发动的反对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用何其芳的话说是，胡风问题的要害是“对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反对”。

因为有这样的误解和定性，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文艺界负责人召开座谈会，批评胡风和《希望》的思想倾向是同延安整风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相违背的；批评《论主观》从思想本源上论证“主观精神”，是宣扬“个性解放”，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胡风当时没有接受这种批评，随之而来的抗战胜利及国内形势的急剧演变，使这一文艺论争被搁置下来。

1948年香港发动的批判，据楼适夷回忆，邵荃麟曾告诉他，原因是“全国快解放了，今后文艺界在党领导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十分重要，可胡风还搞自己一套” ，可见问题还是“对党的态度”，也即是否服从党的领导；邵荃麟们正是作为党的代表来批评、引导他们的。所以，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发动的批判，一开始即旗帜鲜明地亮出“底牌”：“他们（按：即批判者所说的‘主观论者’，又称‘胡风小集团’）处处以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者自居”，实际上是在“曲解”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因此，“我们不能不予以纠正” 。这就挑明了这次论战的实质，是要争夺对“革命话语”的最高形态－－“毛泽东话语”－－的权威解释权。

虽然这两次批判的主持者，都是代表党的文艺政策的人，但是，一直对自己的理论执著自信的胡风，并没有被说服。在后一次批判中，胡风甚至还写出了《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以愤怒的情绪进行了答辩。

由于胡风的执著与自信，这两场批判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这一段历史纠葛，不可避免地被带进了新中国。

1949年11月，何其芳在《关于现实主义》一书的序言的注文里，点到了胡风的名字，并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思想，界定为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1950年4月13日，胡风在论文集《为了明天》的“校后附记”里，也采取何其芳的手法，在注文里点了何其芳，并对自己的文艺思想进行了争辩、解释。

何其芳与胡风重开的这一场笔战，在随后而来的文艺界整风运动中，又一次引发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新一轮的批判与清算。胡风回忆说：

一、一九五二年二月，得到了暑假搬家的允许回上海。……这时候就听到了传闻，说文艺上将有一次大论争，中央宣传部文艺处正在研究我的全部文章。当时觉得，研究我的文章，那是平常的事情，但对于所说的大论争不大明了，更没有意识到是对我的。……

二、四月初，看到了《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十五号和十六号）。检查以后，觉得问题不好处理，觉得用这样不妥当的做法会发生很大的困难的。当时给彭冰山即彭柏山。同志看过，他看了说内容说不上什么，并说周扬同志要路过上海，那时候谈一谈看。同时看到了《胡风文艺思想研究资料》的小册子。没有出版年月和出版处的。

三、在上海和我谈话中，周扬同志斥责我是“抽象地看党”，严厉地斥责我是个人英雄主义，说我把党员作家批评“尽”了，但又指责我和重庆的“才子集团”（指乔冠华等同志）的亲密关系。不过，他的意思是说回北京商量一下，或者约我到北京谈一谈。

胡风给周扬的信中所说的“回京后考虑先通知我来京谈一次”，即是指的这次谈话。

胡风所提到的在上海与周扬的谈话，周扬也曾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过。那是在舒芜文章发表前几天，即5月4日，胡风在朋友的鼓励下，给毛泽东、周总理写信。给周总理的那封信，是由当时在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阳翰笙转交的。阳翰笙将信给周扬看了。周扬在7月23日给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四月下旬到上海，彭柏山同志（现任华东文化部副部长，过去和胡风关系较好）即告我，胡风知道我来，很愿和我见面。我和柏山，一道亲自到他家里，吃了饭，谈了有三小时之久。我指出他在政治上一向是跟党走的，在文艺事业上做了不少工作，他的工作态度也是认真的，但他的文艺理论是有错误的。主要是片面地强调所谓“主观精神”，实际上是拒绝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到工农群众的实际斗争中改造自己，在这个基点上，他的理论是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正相违背的。此外，我指出他在文艺理论上十分轻视自己民族的传统。他很激动地把《文艺报》的一期内部通讯及编者按语给我看，他认为《文艺报》的这种作法是无理的。我说我因一个时期不在北京，没有看过这个按语，但我认为这个按语是正确的。他又谈到您跟他谈过他跟别人不合作的问题，他说他一向都是和我们合作的。我说事实并不如此，我现在不谈我们两人之间过去的关系，这已是近二十年前的旧事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作为党员应当负更多的责任。我只提两次文艺上的争论：一次是一九四○年左右关于民族形式的争论。他把我们共产党员作家和当时被疑为与国民党有联系的向林冰相提并论，左右开弓，而他的整个观点是反对民族形式的。另一次是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关于“主观问题”的争论。他不但没有很好地考虑共产党作家（这些作家过去又都和他比较接近的）对他提出的批评意见，相反，对这些善意的批评采取一律骂倒的态度。我根据这两件事实说明了，他不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态度上也是不够合作的。

关于上海的谈话，胡风的说法比较简略，没有提到周扬对自己的文艺理论肯定的部分。或许胡风知道，周扬对自己的理论肯定也罢，否定也罢，都改变不了对自己进行批判的结局。

在等待周扬的“通知”的时候，时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彭柏山，对胡风的问题十分关切，不希望胡风因理论的争论而成为众矢之的，劝胡风对自己的理论作一些检讨。彭与胡风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保持了友谊，胡风曾多次发表过彭的作品，并撰文给予高度评价。1952年恰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彭便建议胡风“写一篇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表示一下态度，借此把问题了结一下”。胡风虽然认为“写了也不会发表，更不会了结问题”，但还是遵嘱写出了《学习，为了实践》一文。

果然如胡风所料，《学习，为了实践》一文交给上海文艺方面的领导后，领导认为文章“对自己的思想毫无批判”而予以搁置。

稍后，彭柏山要到北京来，胡风便将此文托彭交给周扬，并写下了上引的那封信。

舒芜文章的发表和胡风的北京之行

在胡风构思《学习，为了实践》一文时，在广西南宁的一所中学工作的舒芜，也在赶写一篇学习《讲话》的体会文章。这篇题为《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被认为是舒芜对胡风“反戈一击”的开始。追溯一下舒芜与胡风的关系，人们可以想像，舒芜在落笔时其心情肯定相当复杂。

舒芜和胡风的交往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重庆。当时，以两人的岁数和身份而言，并无论及交情的可能，但是，舒芜以其才华横溢的文章促成了这个机会。1944年，舒芜高中肄业后，即专注于哲学的研究，并逐渐显露出才华。舒芜与胡风的好友路翎认识后，经路翎介绍，又认识了胡风。在此后短短一段时间里，经胡风之手，舒芜发表了《论主观》、《论存在》、《论因果》、《论中庸》等一系列文章，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些文章的发表，使舒芜与胡风、路翎也有了密切的交往。他们之间信函往来不断，相互信任，引为知己。虽然《论主观》一文在重庆遭到了批判，但也没有冲淡他们之间的这种友情。即使到了1950年，舒芜还在给路翎的信中写道：“试看今之官们，都是不动笔的，或是十几年前动过笔的，何其可笑！” 字里行间，听得见对朋友诚挚的心跳。

然而，舒芜的这篇文章，却把胡风和路翎等朋友，摆上了批判的祭台。

在这篇《从头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里，舒芜点了路翎的名字，对此前《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路翎小说的文章的观点，表示了热切的拥护。而对胡风，虽然没有点名，但是，文章中所表露的观点，事实上已经表明了他与胡风等人划清界限的想法。因此，在文末，舒芜这样写道：

我想，从今天起，从头开始，再来学习，还是来得及的。并且，我希望路翎和其他几个人，也要赶快投身入群众的实际斗争中，第一步为自己创造理解这个文件的起码条件，进一步掌握这个武器。

5月25日，这篇文章在中南地区的机关报《长江日报》发表了。6月8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进行了转载。这篇编者按写道：

本文原载5月25日的《长江日报》。作者在这里所提到的他的论文《论主观》，于1945年发表在重庆的一个文艺刊物《希望》上。这个刊物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办的。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舒芜的《论主观》就是鼓吹这种文艺思想的论文之一。下面发表的这篇文章表现舒芜对于他过去的错误观点提出了批评。这是值得欢迎的。

在这个按语中，胡风的问题由习惯地称“胡风派”，升级为“小集团”。稍有点政治敏感的人都知道，一直到今天，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是具有一种权威性的。一般来说，《人民日报》在对某个问题表明态度的时候，总是采取这样的形式。据林默涵回忆，这个编者按出自胡乔木的手笔 。由于编者按中首次提出了以胡风为首的“小集团”的概念，并对批判胡风定下了基调，所以引起了在上海的胡风的愤怒与惶惑。他在给周扬的信中所说的“在领导上，像定案又像悬案，在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才好”的话，即是这种心情的体现。

周扬接到胡风的信和《学习，为了实践》一文后，给胡风回了一封信。胡风回忆说：

周扬同志回信，说我文章没有自我批评，不宜发表（后来在会上他说我不该“大骂”了一通公式主义），但叫我到北京来讨论文艺思想问题。我开始再检查我的几本小册子。

7月19日，胡风来到了北京。两天后，周扬与胡风谈话：

谈话时间不长，（周扬）态度很严厉。说的是，主席的《讲话》发表后，郭沫若、茅盾都表了态，只有他不表态拥护（1942年在重庆，他说了应考虑环境与地域的区别，使得延安来人很不高兴，后来没人约他写稿，他也再不敢乱发言了）；整风写文章又不批判自己；论民族形式论争他做了总结，对香港的批评他又做了总结；一贯不承认错误……所以，决定开会讨论。

在北京期间，虽然周扬和林默涵等人都与之谈过话，但是，胡风的耿直和当时的形势，这种谈话已无任何结果了。胡风回忆说：

到北京后到开会前，见到过周扬同志两次，每次大约十多分钟。他的态度很严厉。关于我本人的，主要思想有几点：（一）我反对了党员底意见，但党是代表群众的，党内人底意见总要对些。又说社会民主党最危险，这是五零年三月他向干部作的报告中已经提出过的。（二）舒芜是进步了（他说不是投机取巧），舒芜说的“几个人”，实际上是指我。（三）我说的话九十九句对，但如果有一句在致命的地方错了，那就全部皆推翻了。（四）他觉得过去的事不必谈，但还有几个人受我的影响，所以，要舒芜和受我影响的青年来出席，也要茅盾来出席，大会小会轮流地开。（五）要我主动地检讨，少说或不说优点，只说缺点。（六）要打掉我的架子。……我已是罪人的身份，什么都不能说了。这以后，他说工作忙，由林默涵同志多和我谈。

9月25日，《文艺报》发表了舒芜的《致路翎的公开信》。在此期间，《文艺报》继续动员读者批判胡风及其“小集团”，《人民日报》“文艺组”也向全国通讯员发出了“积极参加文艺界对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号召。一场对胡风的批判已在全国拉开了帷幕。

到了1955年5月，舒芜所抛出的与胡风的通信，经整理后被毛泽东冠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发表，“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酿成，到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发表后，又上升为“反革命集团”。胡风随之也身陷囹圄，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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