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向群：革命时代的中学生与男女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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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严向群，曾用名陈创，山西财经学院贸易系78级。1982年分配到农业部工作。后供职北京二外旅游研究所、中青旅、中旅等单位。2017年退休。   

从干校回来后过了一个寒假，我和高昕、叶扬波、魏人英就进入北京第61中就读。

一、方位

  北京61中，地处现在十条与豁口之间的青蓝大厦的位置。原来学校里有个老师叫李青蓝，后来听说下海。我总记得是谁跟我说，是她把学校这块地后来盘下来盖起了商厦。既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又取“青出于蓝而青于蓝”之意。直到几年前和高昕见到“大个儿李”（高昕班的数学老师李光府），才问清绝无此事。原来一直以为母校早已经搬走了，却在网上查到：现在的61中一校两址，坐落在东四十条的青蓝大厦，集服装展示、商务中心、餐饮、客房等多功能于一体，是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提高综合素质的场所。仍是校址之一。

61中当年就在十条大街路边，隔马路北与对外文委的两栋灰砖楼相望，后来那里是中演公司的地盘，现在好像还是吧。

学校南边是总参军训部干休所的大院和北京军军区总医院，我把前者记成了总参二部。有一次我给总参二部的武官带回几箱澳洲的特产，来接的武官下属说起总参二部的原大院，一头雾水。原来是我记错了。

61中东与北京百货公司批发部相邻，当时俗称“百批”。再往东就是平房密布的东门仓。同班同学王克微的家就在胡同口的一个四合院里。现在这些平房和胡同的原貌已经彻底化为乌有。胡同东西两侧都盖起现代化的酒店和餐馆。只是在与南门仓交汇的地方盖了个粮仓形状的建筑，表明这里地名的来由。据考证：此地明清时称旧太仓，民国时称南门仓，北京军区总医院的位置在明清时为皇家粮仓。当时学校冬季长跑的“跑大仓”就是从学校门口出来，沿大街向东拐入东门仓，向南跑一段，再向西拐入南门仓，一直跑到南小街后北拐，最后又跑到十条大街上，然后进入学校。

学校的西边是个“跟踪站”。从外表看是个大门紧闭的小院，外界人根本无法知道。但我们可以从楼上俯瞰，那是一个小汽车密布的停车场。这在现在司空见惯，可在当年街上绝少小汽车的年代，这堆小汽车确实诡异。由于学校门前这条路当时是三里屯使馆区进城的必经之路，一有他国使馆的车从学校门前经过，那个小院紧闭的门就会瞬间打开，一辆进口的小汽车就会迅即开出，尾随其后。这个有趣的现象还是同班同学告诉我的，后来仔细观察，果不其然。现在看来那肯定是安全部特设的。

那时是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阶级斗争还要天天讲，“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对于大都被列入敌对势力的国家，哪能不严防死守？记得后来还出了一起苏联使馆勾结间谍传递情报的案子，被当时的报纸报道的绘声绘色，其中就无意透露出跟踪站如何居功至伟。现在这跟踪站早已被“沪江香满楼”取代。那馆子初创时还是属于高档，故宫首席摄影师胡锤在那里请过老培叔和我。后来就变了味，据说现在是一塌糊涂。我总就琢磨不透，国人的买卖怎么大都开不长呢？

二、校园

学校大门司空平常。两个砖柱，中间两扇绿色大铁门。砖柱外侧，还有两个绿色小铁门。不到上、放学的“高峰期”，只开小铁门。在这正门的西侧，还有一个小偏门。直通学校西北角的一个小型自行车停车场。当时都是老师才有自行车骑。而我和高昕、扬波入校时人手一辆，所以就老走这个偏门，与老师们同出同入。我那时骑得是母亲留下来的一辆28凤凰女车，由于是弧形弯梁，感觉很没面子。所以特别羡慕高昕胯下的飞鸽28男车，甚至扬波26的永久直梁女车。虚荣心看来那时就有了。

进入学校大门，正对面是一个硕大的砖砌语录牌，上书毛的“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最后一句好像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接班人”。那个年代，德智肯定谈不上，体还大体有一点吧。我入校不久，正好赶上要翻新语录牌。学校根据干校王怀倜老师对我“主办过黑板报”的介绍，让我和王恩成、赵士健、柴家华、王克微等几个班干部一起上脚手架，去描语录牌上的美术字。我上到最顶层往下一看，不禁有些腿软。这时才知道，自己还真有点恐高呢。

语录牌后面，是一幢三层尖顶工字型红砖楼。从初一到初三，依年级而递增楼层。所以我一进校，教室就在顶层。

三、分班

我们这个年级共有八个班，扬波被分到八班（而非扬波说的十班。这个班号所以记得清楚，不仅是由于当年的学生证我还保存着，而且领到这张学生证后拿回大宿舍给苏黎看，他对上面的三八班大为嘲笑了一番。因为当年的三八是女性的代名词，还没有今天三八的含义。一个年级有八个班，老师都说是从来没有过，可见1957年是怎样一个生育高峰）我和魏人英被分到六班，高昕被分到五班。

分班那天，不知怎么别人都已经进班了，只有我被留下来和班主任王法谈话。王老师小个，微胖，谢顶，前额光可鉴人。一双大眼炯炯有神。说话单刀直入，从无废话。是我心目中为数并不多的好老师之一。只记得王老师看了我从干校带回的成绩单，问了句：怎么只有数学没考好？我惭愧地回答：一道大题做错了。其它谈了什么实在不记得了。

没想到王老师出去了一趟，回来就跟我说：你被分到八班了。不知是不是我数学差，他要给我找个好老师呀。这时八班的班主任蔡天治老师来见我。蔡老师个子也不高，身材消瘦，但气质与其它女老师大为不同。无论是相貌还是发型，无论是衣着还是眼镜，都有鹤立鸡群的舶来之感。尤其是在当时文革中那个极左年代。后来我才知道蔡老师是印尼（而非扬波说的香港，尽管她后来随夫移居香港）华侨，洋气也是正常。

和蔡老师没聊两句就打上课铃了，蔡老师说跟我去班里吧。我便跟在蔡老师身后，走进初三八班。那节课是数学课，全班照例在班长赵士健的“起立”声中站起。蔡老师说：“这是我们新来的同学……”然后我在一片窃窃私语（应该都是关于我的身高）中，在走道两侧直立的同学注目礼中，走向蔡老师手指的北墙第一列最后一个座位。我可以断定当时我是满脸通红，因为这还是我平生头一遭。当我终于坐定，气定神闲后四下望去，才发现后排大都是班里的“精英”：扬波先我一步坐下自不必说；赵士健、王恩成、王克微……不是班长就是团支部副书记，要不就是团支委。

记得当时分组是按座位所在列来划分的。一列就是一个组，列之间都有过道。这样划分就是一人一桌，不存在“同桌的你”。可印象中也有过两人课桌合成一列的时候。比如李尧和杨云就是同桌，扬波的同桌叫刘秀芳。可我自己似乎始终都没有同桌，个中原因至今也没想明白。我这一列的第一个是个女生，叫李凤英，个子肯定矮。圆圆的脸，梳两小辫。由于每次都是她负责收作业，所以印象深刻。

组长应该是坐在我前面的幺文祥。扬波居然把他的名字安在语文老师身上，有点夸张。让我惊异的是他这姓我从没见过，和扬波说那个“老么”如何，两人都大笑。因为这个叫法和当年颇牛的“老莫”同音。幺文祥第一次和我说话，就是我入校后不久，他代表红卫兵组织通知我晚上要去“服务”。可我对这种他们耳熟能详的术语完全不明就里，所以没去。后来同学们说对我的最初印象就是“清高”，因为那是当时唯一有经济来源的活动。

四、服务

后来我才搞清楚，这个言简意赅的“服务”两字，对我们就是到工体场馆负责维持秩序，查验门票。对于校足球队员，含义又有所不同。61中能在附近诸多中学中享有“服务”特权，是与校园中那片足球场分不开的。当年的中学中，能有足球场的绝对是凤毛麟角。61中的地利使得足球成了学校的长项，文革前的市中学足球锦标赛上，61中屡获殊荣。正是这个原因，工体在物色球童时，把61中的足球队作为首选实在是顺理成章。学校与工体场馆的管理层由此建立起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合作内容也从捡球逐渐拓展到维持秩序，查验门票等多项。

开始我还不知道校足球队去捡球也叫“服务”，认为他们要比我们高级多了。后来才知道，他们的工作和我们一样，统称“服务”。报酬也一样，也是每人每次三毛钱。这应该是充分体现了当时反复宣传的理念：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次足球赛临开场前，从球场四角的四个门中跑出四队统一着运动服的中学生。每人腋下夹一个小马扎，分头跑向他们的岗位——球场外的跑道上，然后等距离地坐下。这些人都是我们学校的足球队员。当时还没有球童这样的美称，人送大名：“球篦”。如篦子拦住球的去路，倒也形象。但是谐音引申到俗语，就有些不雅了——“球屁”，跟着球屁股后面跑，或者理解为闻球的臭屁，都行。

我们班上的李尧和姚嘉瑞就是校足球队员。初中时，我们对他们的球技和百米速度都是钦佩有加。每次学校运动会，主要就靠他们两人在百米大战中摘金夺银，为班里争光了。我到校后不久的一篇作文，就是写的李尧夺魁的情形。大约是细节描述的比较生动吧，被语文老师王鸿文评为优等，全班讲解。可是到了高中，从其他班并进来一些学生，对他俩可就没那么尊重了。根据李尧个高，姚嘉瑞个矮的特点，分别冠以“大球屁”、“二球屁”的绰号。这其中不乏羡慕嫉妒恨的成分。因为球屁可以最近距离白看球，还有三毛钱进账，是那个时代男生可望不可即的“美差”。

两人中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李尧连续过人的超群球艺，和他风驰电掣独领风骚的百米冲刺。那时他爱穿个红背心，白短裤，很是扎眼。小伙子长得也是浓眉大眼，很精神。后来才知道他父亲是三里屯26楼传达室的工勤人员。再后来他与扬波同去怀柔插队，回城分到前门某个胡同里的旅馆做服务员。或许他最该慨叹生不逢时，运动天赋没有用武之地。他如果能赶上个伯乐，我以为他真有可能在田径或者足球方面出类拔萃。但是关于他最后的消息打破了我的预言：他竟然因为突发心脏病而英年早逝，让我大为意外。

姚嘉瑞比起李尧要显得短小精悍，百米速度也是非常了得。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第一次恢复高考的考场外。那次正好我俩都被分在61中考场，问他才知他是要考体育学院。最后也不知他是否如愿以偿。估计是没考上，因为考上了，班主任蔡老师肯定会十分自豪。1986年见到蔡老师时，她只提到扬波和高昕，说他们俩都出去了。言下之意是我太不为她争气，也该出去，此为后话。

言归“服务”。当时那三毛钱，可不是个小数。可以买一瓶一毛五的北冰洋汽水，和一个义利的白面包。我和扬波通常都是再自掏一毛五，买个三毛的果子面包，大嚼一顿。尽管以现在的眼光，这顿快餐是太没有营养了。但对于当时常吃食堂的我们来说，这快餐无疑充满新鲜感，有彻底换口味的意味。所以一说服务，马上想到的是那个果子面包，积极性大增。

当然，如果说是为了那三毛钱去参加“服务”，显然是不确切的。丰富当时极为枯燥的课余生活，还是主要目的。记得我们刚入校不久，大个儿李就来找我们聊天，问我们住哪。我们说出喜报胡同七十三号旁门，他说他家就和我们住隔壁，厕所就挨着我们宿舍的西墙外。事后有一次我们三人聊起大个儿李，我一时想不起他姓何名谁，就顺嘴说了句“那位茅房同志……”三人大笑之余，高昕马上翻成英文：“COMRADEWC”。

此后不久，有天放学我们三人在取车时碰到大个儿李，他对我们说，你们三人都跟我去“服务”吧。原来工体的服务分三个层次：1、大门口维持秩序，并大喊“打开票”。这道防线比较疏松，能混过去的不少。2、看台口。这一道相对较严，要查清人手一票。3、上下看台口。这是最后一道防线，要收票才能放人。中场休息出去的，还要发票。大个儿李让我们三人去，就是这最后一道防线。他说的很直白，并非对我们三人格外器重，就是因为我们刚入校，谁都不认识，不会把票暗度陈仓给那些渴望看球的同学。那年春夏季好像重要的国际比赛还特别多，我们被委以重任，也倍感自豪。特别是中场时，我兜里揣着一大摞场外黄牛求之不得的球票去买汽水面包时，心想：这帮人要知道了还不得把我给生吞活剥了？

收完票，我们就可以凭工作证到主席台上面的看台去看球。由于在主席台上面，为了“首长”的安全，这片看台是从不卖票的。除了有工作证的，谁都不能上。所以我们能在这么稀松宽阔的看台上看球，也是颇有优越感。偶有非常重要的比赛，新影会有摄影师在这里拍胶片。而电视转播的机位是在上下看台之间的几个位置，和地面上的几个位置。

或许正是由于学校的氛围，“服务”的耳熏目染，球迷的感化，本来对足球兴趣全无的我也逐渐迷起足球来。对当时国家队的容志行、古广明、李惟淼、李惟肖、迟尚斌也能如数家珍般地大侃每个人的特长了。有一次好像是李惟淼争头球时碰出了血，他缠了一圈纱布立马又上阵，全场欢声雷动，我竟然也融入其中，被感动的眼眶湿润起来，连自己都大感意外。

有次过年，母亲问我想要什么礼物。我居然首先想到足球。买回家后，就在院子里自己踢起来。没想到不过三脚，就把东墙上一个不大的窗户玻璃击破。只好收脚，约同学去工体外的训练场去踢了。当时家里能有个足球（尽管还是小号的），可是相当的自豪。第一次我先约了班长赵士健，他又去约李尧。李尧的第一句话就是：没球啊！当他听说我有球时，真是喜出望外。现在的孩子哪能想象，校足球队员，平时居然找不到一个足球踢。当年的物质匮乏，就是这么惊心动魄。

季节转凉，足球赛收场。可我们的“服务”并没有结束，而是由露天转入室内——转战到工人体育馆。开始时，是以乒乓、羽毛等小球和篮排球的比赛、表演赛为主。当时是文革后期，由于“乒乓外交”的功勋，体育是最早被“解放”的“口”，表演赛、友谊赛多了起来。锦标赛还是没有。现在的孩子肯定奇怪：不夺锦标、没有奖金赛个什么劲儿？当年那叫“锦标主义”，要大批特批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不知是周还是毛的首创。挂羊头卖狗肉，名为体育实为外交，所以许多比赛都是外事乃至政治任务。

有次朝鲜女篮来访，在工体馆和国家女篮友谊赛。这在当时篮球赛稀少的时候，引来万众瞩目。学校也是高度重视，生怕出一点纰漏，严令只有团员才能参与这次“服务”。当时三人中，只有我有此资格。高昕和扬波当时也非常想看这场比赛，两人骑车来到大门口，一脚蹬车，一脚撑地，在那里等退票。那次也巧了，我和班里的几个团员被分配在大铁门维持秩序和检票。我穿个棉大衣，四处溜达，问进到铁门里的观众有没有“富裕票”。或许是那场球被过度重视，发票都是极为严格，几乎没有人敢转让。

直到临近开场，我们三人都没有等到退票。此时我也只能“挥手从兹去”，和其它团员跑向高台阶。他们两人蹬车回宿舍，去听实况转播了。当时是在开场前几分钟结束检票，大门紧闭，来晚了就活该进不来了。我们则可以凭工作证，进到主席台对面的电视转播区中观看。那场女篮比赛由朝方主裁。由于吹得太过偏袒和离谱，全场比赛中不时响起喝倒彩的嘘声。我们那次也是看的太过投入，也加入了喝倒彩的啦啦队，结果被附近恪守“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当时场地上方悬挂的巨幅横幅）的观众斥责，我们才又找回自己的“工作人员”身份，偃旗息鼓。第二天回到学校，还受到学校团委的批评。

杂技，也应该是外交松动后较早被“解放”的“口”。这个领域说文体似乎都不是，又都沾点边。或许就是这种跨界，没有明确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所以在夹缝中重生。由于“服务”的优势，我们亲身见证了这个表演项目在文革后期的恢复。当时的报幕自称是“北京中国杂技团”，我们还为简称他们是“中杂”还是“北杂”争执不休。再后来上海杂技团也来演出，为了好区分，便“北杂”、“上杂”地叫开了。“北杂”表演一登场，就让我们耳目一新。因为文革前我们还小，无缘看杂技。文革中，这种表演形式被禁。文革后期，突然在文化沙漠中冒出一泓清泉，那感受自是让人激动万分。但是后来由于演出频率过高，一周隔三岔五要去“服务”好几次杂技。真是到了对节目顺序、音乐、细节了如指掌的地步。实在是看腻了，同学们到表演时大都不进去了，坐在外面宽敞的过厅里聊天。最后干脆提前退场，打道回府。现在想起来，对其中几个节目还是有清晰的记忆。

首屈一指的当数扬波不知在哪找到表演照的那个 “举刀拉弓”，表演这节目的大汉叫“张少杰”，浓眉大眼，英俊异常。他从来都是一身黑缎子、镶金边的武士表演服，在悠扬的民乐中款款上场，开场造型后，其它跑龙套的就会取来一张硬弓，由他随意开合，做出各种造型。难度最大的应该是他劈叉后开弓射月的造型。此后，跑龙套的会逐步增加他开弓的数目，从一张到四张，会不断铺垫观众的情绪。直到最后要同时开五张弓之前，音乐戛然而止，报幕者出场，用高昂激动的语调宣布表演的高潮，说五张弓的合力有800斤（这重量正是李铁梅要挑的重量），音乐也随表演者的动作再次响起。激扬澎湃，层层递进，他最后要用四肢和脖子的力量打开五张硬弓，确实非常人所能为。而我觉得最危险的是他收弓的一瞬间。因为这时他的力量已经用到顶点，收时稍不注意，任何一根弹力极大的弓弦都可能带动弓背击伤表演者。所以每当这时就会一气儿上来四五个跑龙套的，帮他把五张弓安全卸下。这几个人在扬波那张找来的照片中清晰可见。

这个节目的结尾，是报幕者邀请观众上场试拉硬弓。记得是扬波说的那个我们班上“练武术”、但文弱不堪的明玉华还真上场试过，因为他说不可能五张都是硬弓，其中肯定有软弓“取巧”。我们当时眼睁睁地看他一张张试，结果无一能开，服服帖帖而归。

另一个记忆深刻的节目是训狗表演。表演者是个衣着发型入时的美女，文革中我看到烫发，她是第一人。她所调教的小狗也都衣着鲜艳，乖巧可人。在轻音乐的伴奏下，那些狗在她的牵引下走进“教室”的情景，一狗一桌一椅，井然有序地“上课”，做算术……但是由于那训狗美女太过漂亮，所以观众的视觉焦点完全不在狗，而是在训狗者身上。这可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审美”方式吧。

最后一个印象深刻的节目是小丑的出现。这个插科打诨的丑角，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后来多次演出多次更新内容时出现的。他一般都是在一个大型表演结束收道具时出现，给那些收道具的人捣捣乱啦，整理好的东西他又给弄乱啦，反方向拉着地毯啦……再后来就出现了小丑的独立表演，弄个能自由飘动的手帕搞笑之类。我的同学就开始拆解，这个手帕是怎么按照小丑的指挥随心所欲地飘动的，最终找到了那个在主席台下站着的“遥控”者。

由于“服务”的优势，我们从未象同龄人那样，挖空心思去工体“混票”，更未涉猎过自制假票的行当。只记得有一次，王北华和胡子光等人用假票混进了工体馆的第一道铁门。估计他们对能否混入玻璃门毫无把握、忐忑不安之际，看到我在玻璃门前检票。一通寒暄招呼之际，我还没来得及收他们的票，几个人就已呼啸而入了。其它同学看是我的哥们儿，也没多说什么。散场后，我还碰到子光在门口寻摸什么，便过去问他。他说这次我帮他们省了一张苦心炮制的假票，但还要再找一些，以备后用。谁能想到，近四十年后的今天，人家都是电影出版社的社长了，我们都要向他要电影票了。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真正文艺表演的出现，是我们上高中的后期了。因为这个领域一直是江青的领地，除了样板戏，其它都不可能开禁。只是到了邓上台，文艺政策开始松动，样板戏的形式也多样化起来。记得有一次在工体馆由中央乐团协奏《沙家浜》，李德伦指挥。当时赵士健问我：那些乐团成员头也不抬在那拉琴，指挥是不是摆设呀？我也不明就里，胡答一气：开场和收场总还是有作用的吧。在后来应该是到了74、75年间，文艺表演多了起来，黄河大合唱、长征组歌，连侯宝林都出来说相声了。但内容是明显地拘谨，段子也都极短，有投石问路之感。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感到无比的开心。

最初和最后“服务”的确切日子，或许还能在我的日记中找到，但大体上应该是在73-75这三年中，具体次数就难以统计了。

五、老师

话题还是回到教室里。我们班的教室在三层“工”字竖的位置，教室外有个挺大的过厅，高大的玻璃窗，可以俯瞰楼下的语录牌和学校大门。教室有前后两个门，后门一般不开。我的桌子就顶着后门放。

班主任蔡天治老师，前面已简略提及。她个头不高，但身材一直保持的苗条姣好。脸型消瘦，面相也并不出众，但是气质高雅，是其他61中的女老师难以企及的。一副当年难得一见的秀朗眼镜，更让她洋气十足。她教数学，印象比较深的是她教几何那一段，每次都要拿着大尺寸的角尺、圆规等教具进来，图都画得特大，让后排的同学也能看得一清二楚。蔡老师备课极认真，讲课也是掰开揉碎了讲。加上她特有的南方口音，给我印象极深。

尽管我并不喜欢数学，但也不敢懈怠。第一次高考，我跟扬波说看数学书时常能想到蔡老师的音容笑貌，他大感吃惊。因为他不用听数学课，自然对蔡老师的课堂风采毫无印象。那次我的数学居然考了75分，这对极不喜欢数学的我堪称奇迹，完全要归功于蔡老师。蔡老师不仅要教数学，还要管理全班的各项事务，的确不容易。但蔡老师会用人，抓好班干部，是蔡老师治班有方的法宝。尤其是在初三，班里即使最捣蛋的男生，也对蔡老师敬畏有加，没有一个敢对蔡老师不尊重的。

蔡老师从我和扬波入校到我们高中毕业，一直是班主任。最后一次在学校见到她，是我已经拿到分配通知书。在语录牌后面偶遇，她问我分到哪了。我答后她极简约地说“不好”，但也无可奈何，因为她已无力插手我们的分配事务了。事后证明她的话是对的，我也后悔没有听她的话在学校再“泡”一下。那时挺清高，觉得留城已经不错了。坐地泡不是自己的风格。

现在想来，蔡老师在那三年中对我真是非常呵护。第一次拉练，我们向东走到一个什么村里，住老乡家。我那时体质很差，高强度的拉练和拔麦子，没几天就病倒了。蔡老师听说了，在我到医务室拿完药后来看我。她把手伸过来要摸我的头有没有发烧，我有点紧张。以为她要看我喉咙，张开了嘴。当时两人都有点尴尬，僵持了几秒钟，我印象特深。后来蔡老师断然让我乘车回京，而不是背着背包和同学们走回来。我当时觉得有点特殊化，向她表示我能走回。她却毫无商量余地地回绝了我的要求。

初三毕业前夕，在蔡老师一手包办下，我入团。这在我们入学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可算火速。班上许多同学都有诧异之感。因为那时初中能入团者甚少，我们班的几个团员我都能数的出来：班长赵士健、团支书柴家华、副书记王恩成、团支委王克微、边振强、还有孟繁荣、肖永生、岑安庆和前我不久入团的明玉华。

蔡老师给我另一个深刻的印象，是1976年1月8日周去世。那天早上我们坐在教室里，听到她熟悉的皮鞋响声由远而近。但到了教室门口，她却迟迟没有进来。最后进来时眼睛通红。我可以想见她肯定是在外面把眼泪擦去，酝酿好比较正常的情绪才进来的。这一段在我准备高考作文时，作为素材写进作文，所以印象深刻。想来蔡老师的悲痛是来自周对归侨的一向关怀，那一定是发自内心的。

教我们英语的，开始是个年龄较大的女老师。那时她的课外作业就是背课文，并声称只有背课文，才可能学好英语。说明已经是邓上台、周荣鑫抓教学质量的前后了。有一次我们组的位子转到窗户一侧，英语课时我凭窗四顾，被那女老师看到了。她因此特别点名要我背书，显然是想给我个下马威。没想到我能从头到尾把课文背完，但她依然不依不饶：“能背下来，并不能成为看风景的理由呀……”

有一个课文是讲越战怎么用木枪克敌制胜的。扬波根据干校老师所教，指出女老师教的“WOODENGUN”的发音不对，GUN不应发“GANG”而应该发“GAN”的音，这让那老师很下不来台，只能表示要回去查一下。在下一节课她公开承认自己发音有误，现在想来也挺不容易。还有一次她做手势提问扬波，可扬波身边的女生刘秀芳以为是叫她，站起来就答，全班一片哗然。

那女英语老师教了不久，就换了杨荣柱老师教我们英语。能确切地记住他的名字，是因为他总爱反复说“MYNAME IS YANG RONGZHU!”杨老师头发总剪得很短，花白。总穿一件熨得平整、但已半旧的中山装，风纪扣系的一丝不苟，说话也有点南方口音。讲课也是超认真。高昕班的英文也是他教。有一次他在高昕班上课时，正在为那些捣蛋的学生伤神，一个女生迟到喊“报告”进教室，杨老师马上没好气地接了一句“GOODMORNING！”让这女生满面通红，全班哄堂大笑。高昕班上的男生马上就给这个女生起了个绰号，就叫“GOOD MORNING”。

所有英语课文中，印象最深的要算扬波提及的半夜鸡叫了。其中一段周扒皮的叫早，能够记忆至今：“GETUP!GO TO WORK!YOU'RE LAZYBONES！”三个都带惊叹号的句子连着读，似乎仅此一例。这个句子在后来许多场合被反复用到。比如对着趴在桌上睡觉的同学；比如学农大宿舍里叫早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爱学英语，所以对英语课的印象也没多少。只记得后来“反回潮”时在天竺苗圃传达了一个中央文件，说河南马振福公社中学逼死一个女生。起因就是那女生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学外文”，结果被老师和学校群起而攻之，最后是跳河还是怎么死了。但是江青抓住这事大做文章，居然写入中央文件，说是17年教育黑线回潮云云。这事现在看来可笑之至，在当时竟然指鹿为马、黑白颠倒到那样的地步。我英文没学好，虽然兴趣使然的因素比较大，但生不逢时，碰到那个荒唐的年代和教育环境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

最近看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终于找到了他们对我特有亲切感的原因——梁启超所说的“趣味主义”。回过头来忆旧，自己真也是凭着兴趣读书和择业，虽然“一事无成惊逝水，半生有梦化飞烟”，但那兴趣盎然的过程，却也真是人生的价值所在。在中学，语文就是我的兴趣所在。这中间还有一段可以追溯到干校上初一的一个片段。那时的语文课叫“政治语文”，期末考试是一篇作文。但打分的标准远不限于作文本身，要包纳政治表现等诸多内容。我当时特不被任课老师兼班主任待见，“政治表现”自然不佳。尽管倾力作文，结果也只得了80分。我当时也对自己的作文水平浑然不知，以为也就值80分呢。

那年寒假，正好是和三连的大人小孩一起坐火车回京。旅途漫长，几个熟识的大人就让我等把期末成绩拿出来传阅。当他们看到我的作文后，都交口称赞。说初一的学生能写到这个程度，真是难得，给80分是太不公平了。本来沉闷的车厢里，因为我这篇作文忽然生气盎然起来。被晃荡得昏昏欲睡的我，也好像忽地精神了起来。回到北京后，那些大人还把这事告知我的家长，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因为此前我在家长和其它大人的眼中，就是个昏昏噩噩、调皮捣蛋的顽童。大约就是这种鼓励，使我对作文兴趣大增，现在想想，“鼓励”对一个初开茅塞的青少年，是何等的重要。那个不待见我的“政治语文”老师后来也被楼静波老师取代，她的朴实和中肯，特别是“鼓励”，也给了我极大的自信心。

到了61中，语文老师叫王鸿文，自然在诸科老师中给我印象深刻。能够清楚地记住他的名字，是和当时的“直升飞机干部”王洪文有关。因为两人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王鸿文的形象也是别具一格：中山装的扣子好像总是扣错了，头发尽管也已花白，但发型总是不定。用句北京的糙话，真是个“糟老头子”。早上似乎永远不洗脸，眼屎总挂在眼角。如果不是他自己说，谁都不能相信他的家世渊源与翰林有关。我们进校不久，他就在楼道里找我和扬波谈了一次话。说我俩都是偏科过甚，应该纠偏。尽管当时我俩都是唯唯诺诺，点头称是。但他的话自然是转身即忘，因为我们都是十足的“兴趣主义”者。从结果看，我自然不能与终身教授数学家相提并论，但我们各自所找到的兴趣，却是可以等量齐观的。

王老师给我最深的一个印象，是他浓重的唐山口音。有次他叫一个功课不佳的男生上讲台写个什么，那男生正好是左撇子，字写得又不好。正在和粉笔黑板较劲的时候，王老师以为他故意捣蛋，生气的发话了：“我（读窝）多少（读稍）年（读蔫）了，你（读呢）跟（读艮）我（读窝）来这（读ZHEI一声）套？”那个误解的场景和王老师浓重的唐山话相匹配，真是一个不须导演的喜剧场景。全班大笑的程度可想而知。王老师这句“名言”后来被同学们反复引用，因为可用的场景是太多了。直到我女儿懂事，我也老用这句话说她。连她都能用标准的唐山话把这句学的惟妙惟肖。

还有一次是学《木兰辞》，大约同学们对前面的样板戏台词、英雄人物的事迹已无兴趣，都把后面还没学的通俗易懂、诗意隽永的《木兰辞》先预读了。所以当王老师开篇领读时，全班都能顺畅地附和出来。让王老师大吃一惊。我倒是记住了王老师读课文的浓重唐山音：“唧唧复(读服）唧唧.....”学到《石钟山记》时，王老师强调文中“有窾坎镗鞳之声”。他前三字都读二声，只有第四字是读四声。唐山音因此浓郁得无以复加，苏轼的本意似乎已经跑到爪哇国去了。

语文课那时候每周有两节是命题作文课，是许多同学头疼、而我最感得心应手的。那时也基本都不打草稿，一挥而就。许多同学都感到时间不够用，两节课间还在埋头笔耕，而我却大都一个人在楼道里瞎溜达。那时王老师明显是有点偏心眼，我的作文基本都是得“优”，旁边还总有“讲评”二字。这一现象完全可以套用老毛给江青信中的一句话：“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严格的说，还不能称无老虎。班长赵士健文采也是了得，我知道还是源于他代幺文祥的一次作文。幺文祥就是最怕作文的同学之一，坐在我前面总是为此抓耳挠腮。他和赵士健家住得很近，哥们儿关系好，位子也是斜侧基本平行，所以央求赵捉刀代笔。赵也没推脱，写好后，让幺文祥抄在自己的作文本上。王鸿文老师读后大惊失色，来找幺文祥，问他这篇作文模仿的是谁，怎么会有鲁迅杂文的笔锋？这时幺文祥只能和盘托出，从实招来：我哪有那个本事呀？我也因此对赵士健刮目相看，知道他不是只会喊稍息立正的班长，个人天赋也是不凡。

有一次王鸿文老师为了训练我们人物速描的能力，出题《他（或她）是谁？》我以扬波为模特成文，再次得优和被讲评。当这篇作文被王老师津津有味地读了开篇没两句，全班顿时哄堂大笑。大家都回过头来看坐在末排的扬波，众多目光让他把头埋在臂弯里。我只记得开头的几句就是描述扬波穿双45号的翻毛大皮鞋和一件咖啡色的对襟棉袄，驼背走在讲台的高台上，步履哐哐震响……因为这个形象唯扬波独有。扬波为此好像还对我有些意见，是不是觉得我“相煎何急”啊？

王鸿文老师之后，大约是到了高中，是一个年龄较大的沈姓女老师教我们语文。沈老师矮胖，一头花白的直发。一口京腔，慈眉善目，同学们私下叫她“沈老太太”。估计是王老师跟她移交时，把对我的偏心眼也移交了。所以沈老师也是对我偏心有加。或许是出了黄帅、反回潮的缘故，命题限时作文取消了。改成一周交一篇作文，不交也没人催逼。而我那时每周能写出两篇，还把学工中上机床的感受写成小说。这两个有点鹤立鸡群之举，受到沈老师的重点表扬。后来扬波也写了篇小说，内容我是记不得了，但主人公叫“肖紫”却让我记到今天。因为问他怎么起了这么个名字，他漫不经心地答曰：“‘小子’呗”。

当年西沙海战，江青想摘桃，谴诗人袁鹰去体验生活，写出《西沙之歌》。沈老师把它当课文讲时，我因故不在。讲到一半时我回班，她提了一个关于诗词“比”和“兴”的区别问题。叫了几个同学都答不上来，便说知道我前面的课没听，但还是想叫我试着答一下。我从袁鹰的诗中找了两句，说一个是“比”，一个是“兴”。让沈老师大为满意。其实看过扬波的《诗词格律》，那问题就太小儿科了。

沈老师教我们时，课堂纪律是最糟糕的时期。沈老师在台上讲，后排的居然拿出扑克牌来玩。挑头的应是幺文祥，班长赵士健和扬波都响应。大约是三缺一吧，他们邀我也参加。尽管我觉得太过分，但盛情难却，也接受了他们发出的一摞牌。没玩几下，就被沈老师发现了。那回是真把沈老师气着了，脸色都变了。当场点名，让我下课到她办公室去。后来她对我说了一句令她很痛心的话：“谁这么做我都能想到，唯独不会想到有你参加！”这是她对我唯一一次批评，而且严厉之极。

在结束语文老师回忆之前，不能不提一下当年的校长徐冲。虽然他只临时给我们班代过一次语文课，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极深。他代的那节课是作品分析，分析了一篇小说《带班》。他一上来，就在黑板的左侧竖着写下“带班”两个大字，顶着黑板的天地，占了整个黑板的三分之一。字写得龙飞凤舞，再捣蛋的学生也要被他这一手先镇住。此后再无板书，这两个大字一直留到下课。其余的时间都是徐校长的口才表演了。他抑扬顿挫的语调和生动地遣词描述，让你无法不跟着他的思路走，无法不把这部作品的精彩之处铭记在心。课后所有同学都对徐校长的才华佩服得五体投地，一改他只会做政治思想报告的古板形象。至于扬波说他泡妞的癖好我是印象全无，因为他们那次去北戴河我没去。

除了语文，我相对喜欢的科目就是化学了。与其说是喜欢这门课，不如说是喜欢科任老师王法。有魅力的老师，就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我女儿上初中时，也是因为班主任兼化学老师教学有方，让她兴趣倍增，考高中时居然化学满分，在全区屈指可数。虽然我们当年没有考高中啦、分数啦，但对化学的偏爱，于我这对数理化兴趣全无、走遍世界都要怕的朽木来说，确实有点奇迹。王法老师的相貌，已于前述。他的名字独特，让人过目不忘。常被借用来斥责他人：“你还有没有‘王法’了？”

王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板书潇洒。特别是他写的“第一章第一节”中的“第”字，草行兼容，飘逸非凡，立刻成为我临摹的范本。时至今日，我的“第”字写法，依然是“王（法)”体。第二印象是授课幽默。每次化学课，王老师都会有段子让全班捧腹。有些段子是事先准备的，每班必讲。我们回宿舍和高昕一碰，即可证明；有些则是信手拈来的。比如有一次他叫扬波上讲台做一个挺复杂的化学方程式，扬波却写出个极简单的数学等式。看着扬波走回座位的背影，王老师似贬实褒地揶揄道：“嗬，给我们(北京话是两字只发一个门字的三声)来道小算数……叶扬波你说说吧，怎么回事？”在扬波讲解后，王老师还是充分肯定了这种化繁为简的解题方式。整个过程充满幽默和喜剧性，但却能印象深刻。这或许就是王老师的本意。第三印象是言行有时挺尖刻。有一次讲到盐的化学分子式，便联想到副食店里买的精盐和大粗盐粒，说：“那些买粗盐粒的说因为味道好，纯粹是扯淡！要想省钱就直说，那大粗盐粒能有什么好味道？要有也是没净化的垃圾味！”

那时课堂纪律不好，王老师有时也镇不住。有一次那个左手写粉笔字被语文王老师训斥的男生在化学课上又捣蛋起来，王法老师一气之下，捡起讲台上的一个粉笔头砍向那个男生，全班顿时肃静。还有一次可能是真上火了，王老师竟然说：“你们跟我起逆？这么多实验，我能让你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这也就是在文革那样无法无天的年代。换成今天，还不得立马起诉他恐吓、谋杀罪？至于王老师对扬波《长相思》一词的反应，还是留到学农一节再描述吧。第四印象作实验超认真。王法老师讲课的语言诙谐幽默，有时甚至有些嬉皮。但做起实验来，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特别是他捏着试管口震荡的样子，似乎就在眼前。

我们的实验课大都是王老师带来教具在课堂上演示，极少数是去实验室。这和当时学生不听招呼、王老师怕出事直接相关。记得第一次去实验室，王老师用半玩笑半认真的口气厉声宣布实验室纪律：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尽管如此，一进实验室，还是有许多捣蛋鬼手脚不闲着。引来王老师大呼小叫，并愤愤地发誓再也不让我们班进实验室了。多年前见到大个儿李，特别问到王法老师，方知他已中风多年，后遗症严重，轮椅代步。这怎么也和当年那个语言诙谐幽默、身手矫健的王法老师对不上号，令我黯然神伤。

教我们物理的老师姓郑，川普口音，年龄在所有老师中最小。好像是刚毕业的工农兵学员，老师和同学们都叫他“小郑”。他的口音、语速、教学经验、学识都远不能与前述老师相比。说一无是处有点过，但我听他的课都是昏昏欲睡。更别提那些油盐不进的捣蛋鬼了。所以郑老师经常是在讲着，他那绵软的四川口音就被台下的交头接耳声淹没了。他每堂课要花巨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维持课堂纪律。有时实在无力控制局面了，就问：谁是班干部？这时，往往都是团支书柴家华站起来，帮他说两句。但也大都无功而返。每当这种骑虎难下之时，小郑老师都会在一片喧闹和起哄声中收拾起课本教案，拂袖而去。

除了数理化语文英语，能想起的课目就只有体育了。当时体育老师有两个，老的姓程，号称“大程”，年轻的叫周大新，号称“大新”，都是“大”字辈的。大程每天在高台上拿个话筒喊操，有次话筒漏电，他也不敢当着全校人的面扔了话筒。他下来对管广播室的扬波和高昕大发牢骚，说当时真想把话筒摔在地上。我们入校后，第一节体育课就是大新上的，内容是分组围成圈传足球，中心一个人阻截。阻截到谁传出的球，传球者出列，换成阻截的身份。本来在干校体育并不差、罚球线投篮考试命中率80%的我，这时被同学们涮得团团转，真是到61中的下马威。体育课还跳过木马，投过手榴弹，跑过大仓……好像所有的科目都没有第三四节课间的课间操印象深刻。从开始的大程喊操到后来放广播做广播体操，每日例行。其中的“伸展运动”，“括胸运动”和“冲拳运动”记忆犹新。我们班的位置也是一直固定，在大操场的东南角。一排高大的钻天杨在我们的南侧，夏天巨大的阴影，为我们免去许多炙烤。

有一个特别的体育科目，不能不提。那就是“冬季象征性长跑”，累计一个冬天每天跑的里程，证明你跑到了哪个革命圣地。这个创意肯定与文革大串联有关。文革中有走路、跑步去韶山、井冈山和延安的。结果弄得交通吃紧，圣地应接不暇。状告到周恩来处，又提出“就地闹革命”的口号。文革后期，串联销声匿迹，但演绎成“象征性长跑”，也算是旧瓶装新酒吧。我那时对这个项目挺偏执，不仅冬季跑，其它季节也都跑。曾经有一年用日记统计，365天只有30日早上因故缺席。

也就是因为每天早起练长跑，上学迟到成了家常便饭。蔡老师提醒我，也不以为意。总觉得这是响应号召，是“革命事业”。但没想到有一次蔡老师史无前例地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把我狠呲儿了一顿：“作为团员班干部怎能这样？起了一个何等坏的榜样！”当他看我极力分辨，委屈异常，最后她还是安慰性地不知是表扬还是批评地揶揄了一句：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做件事一定要坚持到底。

有年期末，快放寒假了，开班会。之前蔡老师叫出去几个班干部。我正奇怪怎么没叫我，他们就进来了。蔡老师宣布全班只有一张重要篮球赛的门票，是要奖给长跑坚持的最好的同学。经与班干部协商，一致认为应该奖励给我。我在全班艳羡的目光下，走到讲台，从蔡老师手上领到票。那次团员都去服务，我却是唯一一次持票入场。作为观众而不是工作人员对票入座，看了一次奖励篮球。

那时候跑步真是跑的上瘾，每天从东四十一条跑出，跑到十条向西，跑到宽街向北，到交道口西口后拐向东到东口，再向南跑回十一条。我还有一张跑到十条口扬波用120胶片给我拍的照片，冬天还穿着短裤，却带了个大棉手套。他后来还想给我拍第二张都没拍到，说我跑的太快，没影了。我说没法不快，否则就冻僵了。

还有一张是在喜报院中用135胶片摆拍的。扬波那时刚知道移动追随拍摄法，拿我试了一把，还真有一两张有那么点意思。那时冬天还特爱带个护膝，自我感觉特“专业”。殊不知那是打排球的护具。上衣那时爱穿有拉链的套头运动服和绒衣，两件一起穿，外套一定不系风纪扣和上面第一颗纽扣，显摆自己的拉链，好像这就是专业运动员了。那时专业运动员倍受推崇，女生我是不知道，男生恐怕都有这样的情节，除了扬波这样的＂老夫子”。但我依然记得扬波也参加过班际篮球赛，他一抢到篮板，就习惯地猫腰护球，站在那一动不动，找到同伴后低空传出。

最后一个差点遗忘的课目是政治，写到学农时，忽然想起那个政治老师，才返回来补上这一段。政治课初三时有没有我都想不起来了，但高中肯定有，因为该科老师有点神叨。老师大名张志忠，与国军左翼名人名字同音。他最大的特点是头发花白，特硬特长，老支楞着。戴一副黑宽边眼镜，一派老夫子的样子。我在干校时响应毛号召，基本没读懂地读了那七本书。被张老师引为知己，上课没事老提问我，直到我都觉得乏味为止。

1974年在天竺苗圃学农，我们班的宿舍床位不够。让我和老渡边睡到高昕他们班的集体宿舍，恰好就与张老师为邻。那时他枕头下放个大厚本的《反杜林论》，一有空就拿出来看。高昕班上那些捣蛋生就损他：“张老师又读马列啦，真的假的呀？”张老师一头雾水：“什么真的假的？……”以我观察，张老师是真读，但读没读懂就天知道了。最后一次见张老师是在学校门口的语录牌东侧，第一次恢复高考刚考完政治，一大帮考生围着他问标准答案。他看到我特别走过来与我寒暄：“这些题对你太简单，你高考肯定没问题……”

六、同学

从61中的老师篇该转入同学篇了。我们全班大约四十名同学，全能记住几无可能，尤其当年“男女界限”分明，女生能记起的就更少些。还是先从男生说起。

从前文已显而易见，男生最熟络的非扬波莫属。我们可谓同吃、同住、同上学、同学工、同学农、同拉练……可以说初中一年、高中两年无所不同。唯一不同的是我没有加入他和高昕被大个儿李选中的广播室管理，盖因我数理化成绩不好吧。那时他俩管广播室，有种种不参加班级集体活动的特权，应该属于张春桥当年说的“资产阶级法权”，“闻起来臭，吃起来却很香”。至于他在广播室的艳遇，如果不是他自己近日披露，我是全然不知的。

高中时期，功课很松，我们都是自己找书看。我从扬波那里找到了许多诗词歌赋、书法篆刻方面的书。当时虽然是文革后期，但这些书也不能公开阅读。值得一提的是，扬波苦读数学，却也广泛涉猎文史类书籍，兴趣广泛。而我对数理化却是避之不及。有一段时间，我和扬波超爱逛琉璃厂。那时除了荣宝斋、中国书店，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古董店开门，东西还不敢放在明面上，要顾客说出名字，店员才去后面库里找出来。我们那时练书法，进去后都是找字帖。其实那时离收藏只有一层窗户纸，如果有人点拨一下，应该就是今天的马未都了。但往往就是这层窗户纸，一隔就是三十多年，也就成了铜墙铁壁了。

去书店大都是看扬波买线装书，我则因为学写旧体诗词，在荣宝斋买过一本袖珍韵谱。高中毕业时，我们一起去琉璃厂找了家店刻图章，刻成繁体字还很得意，保存至今。扬波家买了照相机后，我们常去故宫玩，去看里面的展览。还有一个原因是辽宁海城地震后，扬波说去故宫这样的砖木结构建筑安全，也不知是他家长教的还是他自己想的。反正他比我们同龄人惜命得多。还有香山看红叶呀，北海读碑帖呀，那时我俩就蹬着自行车开始区域性旅游，也算是超前了。

从前文也可见，对班长赵士健的印象应属第二深刻。他虽家境贫寒，但人极聪明。高高的个子，皮肤白皙。有时脸红起来，红白分明。他的眼睛不算大，但五官端正。当班长时也颇有威信，每节课都要在老师进来后喊“起立”，每次体育课和班级户外活动，他都要负责召集全班集合，喊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向前看，没有点组织天才是难以胜任的。他初三时各门功课都均衡的优良，应该是仅次于李尧要慨叹生不逢时的人，如果他赶上了好的社会环境和扶贫政策，他是应该进入英才教育之列的人选。

高中后期他与后进生日渐接近，对文化课也是越发表现出“读书无用”的倾向。那种颓唐让蔡老师本来的十二分器重陡转为十二分失望，并且曾经不止一次地向我袒露过。“时势造英雄”，其实“时势”也毁英雄。像赵士健这样的可造就之才，如果能跳出那个生活环境，成为马云、潘石屹这样的“草根”风云人物是完全可能的。遗憾的是，即使在1986年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还在慨叹家庭的贫寒。那次同学聚会，在讨论下一次的聚会地点。一个女生说她家有100多平米的大房子，欢迎大家去。赵士健小声对我说：“我家也就十几平米……”我还不知道那是不是扬波说的“危房”。

团支部副书记王恩成，也是个子较高，坐在后排。相比之下，他比赵士健要魁梧，脸盘方正，带一副深色宽边眼镜，显得挺老成。他早年失怙，父母不知是双亡还是离异，一个人无家可归，住在学校东北角的校办工厂里。但他性格还很豁达，笑颜经常挂在脸上。初三时也是班上和年级的学习尖子，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那时候开始各班排分数的名次，他和高昕经常是两个班的榜眼，在全年级一度是风云人物。但是好景不长，黄帅事件问世，满学校都是批“回潮”的大字报，分数排行榜也成了批判对象。在一个雪花漫天的下午，我一到学校，王恩成就神秘的拉着我去看一张贴在犄角旮旯的大字报。原来是不点名地批判了蔡老师如何培养扬波这个白专尖子。王恩成可能觉得我们终日形影不离，这张大字报有点令他意外。

王恩成那样的家境，经济上的拮据可想而知。但学校和许多老师却是对他厚爱有加，不仅提供了免费的住宿，好像还免了学费。但是到升高中时，他也只能选择了尽早自谋生路的技校，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按照王恩成的智力和毅力，他本来也是个极有雕琢价值的人才，但是经济环境所迫，也使他过早为生计放弃了学业，混迹于芸芸众生，最后成为一个普通的工人。

1986年蔡老师回京，当年的三八班在北海聚会，王恩成也去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穿了件颇透明的化纤短袖衬衣，上衣兜里有几张十元钞票。我想他是要告诉大家：当年经济拮据的王恩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我却从心底为他感到一种悲凉：这真不该是他最后的归宿，当年那个昂然向上、不向命运屈服的王恩成真也一去不复返了吗？（这一段的记述被后来在2014年的同学聚会证明是错误的。王恩成后来入学清华，毕业后进工厂，后自主创业搞城市夜景的灯光工程，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我们都说他应该是最该感恩蔡老师的同学，他自己似乎不以为然。或许是商海“历练”的结果？）

团支部组织委员边振强，个子矮小，一脸憨厚和灰黑之色，眼睛似乎老眯缝着睁不开。人送外号“老渡边”，取自电影《地雷战》。他的那种忠厚老实，与影片中挖地雷的鬼子的狡诈截然相反，在同龄人中也是罕见。对于蔡老师真是言听计从，自始至终。不像赵士健，与时俱进，与蔡老师渐行渐远。就是女班干部们也觉得他好说话，常把些难剃的刺头和棘手的事情交给他去处理。我当时入团，老渡边就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关系自然非他人可比。

我们俩经常在一起讨论团组织的发展工作，有一次为发展个女生与蔡老师意见相左，可能是蔡老师委托他来做我的说服解释工作。我不明就里，和他争执不休。表决时还托病不出席。这种桀骜不驯的事，老渡边是绝对做不出来的。我老觉得他是读了刘少奇的《修养》,典型的驯服工具。其实这种逆来顺受，走上社会能少吃许多亏。不象我碰得鼻青脸肿，快退休了，才悟出点味儿来。

还有两个男生团员肖永生和明玉华，初三毕业就没继续上高中，印象自然不深。肖永生五官长得都挺夸张，大眼睛，厚嘴唇，与今日舒淇有一拼。他的最显著特征，是满脸抠过的“青春美丽壮年包”，愈发凸显。有一次代赵士健集合队伍喊口令，引得全班哄笑。他曾经向我炫耀读过“马列”。问他读过什么，他说读过《恩格斯论马克思》和《斯大林论列宁》，让在干校就知道老毛号召读七本书的我嘲笑了半天。

现在想来自己也挺可笑，知道乃至读过七本书有什么可自豪的？当时的理解程度与老培叔说的其中《法兰西内战》因是“打仗的”肯定最好看相距也不远。明玉华长相有点诡异，倒三角的脸型，面无血色，说话还有点口吃。身体协调性极差。这些都足以证明：扬波说他出自武术世家，天竺学农时凌晨练拳脚，纯属误记。可教授三番五次地坚称，我想只有找到旁证他才肯改口。

我们班初中其他的男生，似乎就都平淡得没太多可说了。除了前面提到的两个球屁，印象深的是我们组的几个男生。组长幺文祥已于前述，他样子瘦弱，颧骨高，唑腮，皮肤黝黑，功课不好，但也不调皮捣蛋，被蔡老师列为可团结对象。入红卫兵肯定比扬波早。赵迅、赵再成，两人都住在北门仓的一个小杂院里。赵迅相对朴实，一度与我走得较近。他最大的烦恼是一脸“青春美丽壮年包”，学农时我们住同一老乡家，他看到同样的尤物，赵士健就长在背上，羡慕之极。赵再成目光狡诈，常让人不寒而栗。赵迅后来与他闹翻，我也对他尽量回避。他后来与王克微同分到故宫，在修缮队，据说常爬高刷油漆。

组里还有个同学叫韩振辉，小身子骨特瘦，头显得大。家里可能与部队有关，老穿身国防绿。1986年北海聚会时他也去了，说是当兵复员后，分到景山派出所当片警。三十多年过去，不知他升迁到哪去了。组里男生还有李尧。女生只记得管收发作业的李卫红和李尧同座过的杨云。

本来杨云是该排在女班干部们之后描述的。可教授既然为她曾经那么分散过注意力，又有博友如此“期待”我对她的印象，那就破格将她擢到前面来吧。杨云最大的特点是总爱梳两条粗黑的长辫子，脸盘浑圆，眉眼细长，相貌酷似古画中的所谓美人，但总感觉五官哪一个过于夸张，特不真实。次大的特点是身材偏胖，个头也不高。至于扬波说的裙装细腰，至少不会是教室里所见。因为杨云只和我们上到初三，其间还无女生穿裙装的氛围。直到1975年我们高中时，江青提倡她设计的“唐装”，女生的裙装才随之解禁并被鼓励。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蔡老师让王克微和邓明带头，她俩家都离学校最近。那天下午，她俩穿着很长的裙子进教室，王克微依然羞得满面通红。所以可以断定，扬波被杨云细腰分散注意力的场合，应该是他给宣传队放录音、舞蹈演员肆无忌惮换装之时。那会儿杨云才有裙装的机会。第三大特点是她在班上绝少讲话，即使讲话也是绵软无力，满脸绯红。面对老师的提问，往往只是摇头，一言不发地站起坐下。

虽然我知道她在宣传队，但从未看过她的演出，也无法想像她在班里的这个样子，怎么登台表演。只有一次，好像是团员暑期开会，校园静谧无人。我无意中在三楼大玻璃窗下，看到了宣传队的舞蹈彩排。杨云瞬间成了舞蹈的中心，飞扬的裙摆，舒展的双臂，极速的旋转……那场面真让我大吃一惊，这就是那个说话都满脸通红的杨云吗？人真是面多棱镜，或许舞台才是她的真正归宿。记得抓教学质量那一段，蔡老师曾威胁过杨云：学习成绩再这样下去，就停止你宣传队的活动！说得杨云当场趴在课桌上哭起来。想来蔡老师也有不因材施教的时候。

杨云的姐姐叫杨青，下面再有兄弟姐妹，就该叫杨直、杨上了吧？青云直上大约是她父母的最大期待。我高中毕业后分到东城挂面厂，遇到杨云的姐姐在那当“青年班"的班长，远比杨云在班里爱出风头，喳喳呼呼的，与杨云性格迥异。是她自报家门，我才知道她是杨云的姐姐。姐妹俩长相也是相距甚远，姐姐小脸庞、大眼睛，与妹妹大脸盘、月牙眼正相反。姐妹俩相同的是表现欲都很强，妹妹是在舞台上，姐姐是人来疯。或许是姐姐没有那聚光灯照耀的华彩舞台吧，只好退而求其次了。

我进那工厂没多久，就四人帮倒台，洪湖赤卫队一复映，街头巷尾都是“浪打浪”，杨青的过人之处，是在极短的时间里，能把女主人公的唱段倒唱如流，而且是在全厂大会上主动请缨，一而再再而三地联唱，比今天的麦霸有过之而无不及。姐妹俩给我的总体印象就是妹妹善舞，姐姐能歌。我最后听到杨青的消息对她近乎噩耗：在一次清理搅面机的时候，一个二百五的男工误按电源，飞转的绞齿破了杨青引为自豪的相貌。但因她平时太爱出风头，为人也不够厚道，同情者寥寥。

我们班女生的头面人物，是团支书柴家华。但我一直没搞清她是怎么获得蔡老师青睐成为“女一号”的。从外表看，柴家华相貌平平，梳两小刷子，瘦弱，后来还近视眼；从学习成绩看，也无甚过人之处；从女生中的威信看，似乎还不如王克微……同学三年，我跟她却接触不多。有印象的是我入团时，他和王克微两人找我谈话，应该是代表团组织吧。那时好像有个不成文的约定，男女生之间谈工作，必须是二对一，似乎是为了避嫌。我估计是蔡老师的“潜规则”，没人敢违抗。那时的中学生真是单纯，别说贼胆，就是贼心也丝毫没有，所谈都是革命工作。互相之间都没有对视，所以除了几个女生班干部和团员，许多女生的相貌，我都印象模糊。像扬波这样因为杨云的婀娜腰肢而分神的，绝对是过于早熟。

“男女界限”是那时男女中学生关系的主旋律，像我们组的李凤英和杜文仲结成连理，颇有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意味。杜在班上是绝对的坏小子，李凤英貌似老实腼腆，却属于蔫人出豹子之列。这等事在柴家华身上是断然不会发生的。我到现在也没弄清楚柴家华的家庭背景，不知她是属于平民、干部、部队这三类家庭的哪一类，从她的外貌到行为方式都无从判断。只是到了高中后期，我们到天竺苗圃学农，柴家华的“绯闻”忽然在班里传开。我记得是赵士健在果园里劳动时，悄然透露给我的。

起因是有人发现，晚上柴家华经常被大个儿李约到我们宿舍边的厨房旁的一间办公室谈话。当年由于蔡老师是华侨，享受不用跟我们去学农的待遇，李老师代管我们班。他找我们班的团支书谈工作，也无可厚非。但是这种一对一的方式首先违背了蔡老师的“潜规则”；其次是这种约谈都在晚饭后，难免遭人诟病；最后被赵班长言之凿凿的是，每当晚上有诸如露天电影之类的集体活动，这种约谈必有无疑。此后，我稍加留意，才发现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我确实看到了谈笑风生的场面和柴家华潮红的脸庞。至于柴家华后来和扬波他们去怀柔插队，再后来又因病返城的细节我就全无印象了。只记得她也参加了我们留城的分配，最后还分了个不错的去处。

我们班的“女二号”应该算是王克微了。她应是全班女生中最高最壮的了。身高总该有一米七上下，脸型有点长，眼睛高度近视，一副白边眼镜衬托得她挺文气。我进61中的时候，她已是班上的团支委了，好像是宣传委员吧。她家住在南门仓胡同口的一座四合院里，这我是在大学毕业后又与她相遇后才知道的。她的家庭是典型的干部家庭，父亲是卫生部干部，后来做到《健康报》的总编。这类家庭的子女在61中的生源中比重很小，受到蔡老师的偏爱。王克微的功课较好，也是比较偏重语文，经常受到王鸿文老师的表扬。

相形之下，王克微在女生中显得不显山露水，没有柴家华的抛头露面，更没有杨云的内外高度反差，却反而更有威信，也受到蔡老师的重用。据我母亲说，有一次她去学校参加家长会，只有王克微作为班干部在教室门口招呼家长，可见蔡老师对她的是如何“偏师借重”。我母亲由此也和她结识，直到我们都留城工作后，有一次她们在等公共汽车时不期而遇，说起我感到在挂面厂前途无望，终日悒郁寡欢，王克微让我母亲劝我一定要和厂方搞好关系，让工厂推荐上大学是唯一出路。

由此已足见王克微在同龄人中要多了不止一个心眼。这可是句似贬实褒的评价，注重人际关系对自己前程的影响，是心理健康的标志之一，许多人是无师自通的，比如王克微，再比如扬波(他插队后一改以往天马行空、我行我素的处事风格，不仅与同去插队的同学水乳交融，甚至进到女宿舍与女生一对一的促膝谈心；而且与当地老农打成一片，甚至开始了他的贸易经济，把闹钟卖给老农)，而我却是后来读心理学才茅塞顿开的，这种差距有时会左右截然不同的悲喜人生。他们的因之喜剧成分多些，我的悲剧多些。

王克微的喜剧应该始于高中毕业的分配。她当时与主管分配的老师打得火热，不辞辛劳地跑前跑后张罗，我觉得这纯粹是不可思议地浪费时间，独自跑到济南、泰山旅游去了。后来证明王克微可不止高人一筹-----她分到故宫修复厂学了一门终身受益的绝技：修复、装裱字画；而我分到挂面厂终日与飞扬的面粉为伴，灰头土脸不说，精神上的失落无以复加。如果不是恢复高考，我和她的差异用天上地下来形容毫不为过。直到大学毕业后，通过扬波与邓明取得联系，才知道王克微进故宫后的遭遇。或许是她过于顺风顺水，准备高考时，骑自行车把一个老太太给撞进了医院。为了避免父母操心，她单位家里两头瞒，许多时间花在医院里，自然无法应考，错过了那个被我们抓住了的历史机遇。

再次与她相遇之前，我在二外旅游研究所，比较清闲，忽然心血来潮想学装裱字画，就冒昧地给她写了封信。因为此前都是中学“男女界限”的印象，也不知结果会是如何。不料她很快就回信，表示愿意传授技艺。后来她给我开了必备工具的清单，买好后她来我团结湖的住处亲自示范，为我装裱了郭沫若和李铎的书法各一，形式为画芯和立轴。郭沫若的画芯还在，李铎的立轴几经搬家已不知所踪。装裱过程中还出了个小插曲：李铎那幅镶好绫子后，糊在我家门后，等着风干。因为天气太干燥，没几日居然把绫子给绷开了。我打电话给王克微，她迅即赶来重裱，颇有给故宫专业裱画工丢人的羞愧。

经过这一番拜师学艺，和王克微的熟络程度远远超过中学时代。先后带我内弟、扬波骑车进入故宫未开放的东区，观看王克微的工作现场和大量未公开展示的文物。不记得是哪一次了，正好碰到清明上河图展开在长案上，多人同时修复，让我们在毫无遮拦的场合零距离接触，甚至可以用手触摸纸质。还有许多外国列强送给老佛爷的玩具，做得极为精致。其中一个英国骑士叼个烟嘴，我两次去都被插根香烟点上。上完弦后，骑士能把烟嘴有节奏地放进、拿出口中，嘴和鼻子还能喷云吐雾。两次王克微都旁白道：怎么样，有英国绅士风度吧！现在回想，那时候故宫的管理是真够松懈的。看完文物后，王克微还带我们到故宫的食堂去吃午饭。

1980年代中期后，我和扬波都结婚了，开始关心起王克微的婚姻大事。1989年后忽然收到一张王克微寄自德国的名信片，说是去那留学了。再后来又说去了美国，在一个大学的博物馆东方文物部干故宫的老本行，工作背景使她成为专家，延续着高中毕业时的喜剧人生。她后来结婚生子都赶上了末班车，但归国似乎总是来去匆匆，通过电话，却似乎不愿(也许是无暇)见面。扬波在网上搜到她在美国的工作照。除了那身酷似医用的白大褂，她手拿排笔刷浆糊的架势，与近三十年前在故宫的场景如出一辙。时光有时真会凝固。直到2016年秋，我受蔡老师和同学之托，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找到王克微，她的那身工作服形象，又让我穿回了时光隧道。

我们班的“女三号”是谁就不好说了。初中时孟繁荣和岑安庆都是团员班干部，似乎是孟繁荣排位靠前。岑安庆好像也是后转学来的，后来又转学走了。孟繁荣由内而外都是老实巴交，眼睛也是近视，戴副黄边眼镜。她的朴实与老渡边有一拼，如果他们两人组建个家庭，肯定是和谐无比。到了高中，邓明由天津转学进入我们班，很快就受到蔡老师的提携，这明显与她的干部家庭背景直接相关。而我却完全不知，更不知她与我们干校同学曾虎曾是邻居，61中毕业后虽然各奔东西，但各种缘分竟使她后来成了61中女生中与我关系最为密切的同学。

邓明初到我们班时，是我们高中重新分班后的第一天。当时把初中八个班压缩为六个班，我们班仍是最后一个班，六班。教室在原来的五班，即高昕初三时所在的教室，三楼西北角上。我走进那间陌生的教室，邓明已在末排靠中间的位子上就座。当时全班人的名字和座位都写在黑板上，除了让大家能及时找到座位，也是为了让大家尽快互相认识吧。我是一边往后走一边找自己的位子，最后依然是坐在讲台右侧靠墙的一列的最后一排，与初进61中第一个教室惊人的一致。而邓明就隔着一条走道坐在我的左侧，当时她穿了一件咖啡色的灯芯绒外衣，个子在班中也算高的。她皮肤白皙，五官端正，如果不是比较突出的单眼皮，当可进入美女行列。尤其是当年普遍不被注意、我后来才发现的，她有姣好的身材和胸部曲线，这一点或许教授早就发现了？因为有杨云的细腰让他分散注意力可为辅证。

高中两年，我和邓明来往极少。只知道她住在学校对面对外文委的楼里，想不到她父亲是中央团校的，有世交前缘。高中期间，邓明最活跃的一次是组织全班参加学校的歌咏比赛，我们班的大合唱是唱“太阳跳出了东海，大地一片光彩……”歌名应该是《祖国颂》吧。当年我只认为她是在为入团做努力，现在看来其中真有不少对大合唱喜爱的成分。因为几年前我到英国去，与她聊起她现在的海外生活，她说相当多的时间花在组织华人合唱团的活动上，让我顿时想起当年她热心张罗的身影。再说我们当年唱的那首歌，也确有专业难度，除了邓明，其他女生是选不出来的。周去世时，蔡老师让大家写些悼念之词，由邓明收了办个专题墙报。我用旧词牌填了一首词，被邓明安排在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让我感到她对传统文化心仪已久。

高中毕业时，她也和王克微一起为管分配的老师跑前跑后，我的分配通知书，就是她送到喜报胡同面交给我的。当时沿袭了学校时的“男女界限”，接过通知书也无二话。如果交流一下信息，也不至于落到与小业主和工贼为伍的境地。邓明也因跑腿张罗有功，被分到“稀土研究所”，当年与故宫相比，也不分高下。分配通知书一交接，双方或许谁都没想到会再相逢。

大学毕业后，应该是1983或1984年，当时流行听李德伦讲交响乐。我和农业部的同事去团中央的新办公楼听讲，百无聊赖之际环顾左右，看到坐在靠墙一排的曾虎。这是干校后我们第一次不期而遇。(也由此证明扬波说的学农时狭路相逢应是误记忆)曾虎显然早已看到我进来，我向他一招手，他马上响应，同时做了个出去的手势，我俩双双退场。出门一聊，曾虎说虽然一直没见，但我和扬波在61中的情况他了如指掌。原来他有邓明这个“报耳神”，而我们却蒙在鼓里浑然不知。曾虎在我家吃完晚饭后，一起去看恰好留美归国探亲的扬波，扬波居然认曾虎不出，让曾虎好不尴尬。(如果学农路上相遇过，怎会认不出？)

此后就要感谢情窦早开、率先打破“男女界限”的扬波了。他不知怎么联络上的邓明，两人还谈起为我筹划终身大事。为此我还到过她在毛家湾的家，她说原来稀土研究所有个汤姓同事，如何有“盘儿”有“条儿”，并且善解人意。但我一听说是部队大院的孩子，就有先入为主的成见，想到戴克等来自总参干休所大院的班上女生。邓明第一次安排的见面是在团校她老公崔军家中。那次我要陪个亲戚去颐和园玩，在崔军家小坐一会儿就婉谢留餐，匆匆告辞。当时对那女孩几无印象，只记得我亲戚说她个子很高，总有一米七上下。

第二次邓明给了我一张《莆田进行曲》的电影票，说已给那女孩一张与我邻座的，让我务必去看。只记得看电影时那女孩取出眼镜，我才知道她也近视。那个电影在当时显得比较色情加暴力，一有过份镜头出现，她就低头不看。散场后，我们“轧”了一段马路，知道她在读电大。聊起共同熟识的红娘，才知道不显山露水的邓明极其早熟，很早就相中团校里的“孩子头儿”崔军，两人关系迅速进入实质性阶段。在高中我等都还是傻乎乎时，人家都提前领略美好的感情了。人生的价值陡然增值，让我艳羡不已。

那时我对婚姻有许多不切合实际的幻想，给自己画地为牢，要找啥样啥样的，以此拒绝了邓明的美意。邓明听了我种种推托之词后，最后没好气地对我说：“那你找去吧……”现在看来，邓明虽然只大我一岁，但老练与务实远不是一岁的差距。邓明倒是没有因为我辜负了她的好意而疏远我，联系日渐增多。我那时不安心农业部的工作，最终通过她妹妹邓红调入二外旅游研究所，与邓红同事四五年。1989年后，我太太所在的新闻出版社停办，再就业时又找到邓明，结果调入邓明父、曾虎父所在的文献室注释组，工作到退休。

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我自1995年住进毛家湾，一直和邓明的父母在一个楼做邻居，邓明姐妹归国探亲，大都能见面。她们俩于1990年代后先后去国，邓明先走，追随老公崔军去了英国。此后滚雪球般地，崔军邓明两家的适龄人士纷纷出走，邓红夫妇便是其中一家，他们先也是去了英国，后又去美国，现在定居英国。姐妹俩不在一个城市，但联系密切。两年前我去英国，邓明自驾车四个多小时来伦敦看我，聊起往事，直至子夜。

七、学工

同学似乎写得有点多，其实还有许多没有提到。换个话题，仍会有许多没露面的同学浮出水面。毛的五七指示中有这么一段：“学生也是这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61中时，全文照办，也够左的。学工大约有四次，两次在校办工厂，两次在煤气用具厂和农展馆外贸仓库。校办工厂有一男一女两个留校生：刘大和张莲英。后来高昕被大个儿李留校，加入他们的行列。两次学工分别从事的是钳工和车工，分别在学校斜对面的一个小院里和校园东北角的平房里。煤气用具厂则在现在朝阳公园东北角的位置，外贸仓库在农展馆影院南侧、现在赫赫有名的顺峰餐厅的位置。其中煤气用具厂的时间最长，距离学校最远，可资记忆的素材似乎多些。

北京煤气用具厂，我们简称“煤用”，到那里学工，应该是高中某个夏天的事情了。因为我记得：我、扬波和任北海老一起骑车回家，途中我老爱买几根冰棍，大家单手扶把，边骑边聊边吃。任北海是高中后从别班并入我班的。他个头瘦高，眼睛挺大。父亲是总参干休所的军官，他带我去他家玩过，印象深的是他家屋子很大，但空空旷旷，没有什么家具，有个挺大的黑白电视，放在一个挺高的电视柜里。这种形式当时都是在机关的电视放映室里出现，在私人家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后来看《阳光灿烂的日子》，有个主人公溜门撬锁进了别人家、打开电视的镜头，与任北海家的场景惊人的一致。原来王朔就是我们学校同年级校友王宇的弟弟。被王朔过度吹捧的叶京就是他哥的发小和同班同学。难怪王朔写的人和事我倍感亲切，因为许多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王朔和叶京这些在文坛上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当年都是任北海同一大院的发小。

部队大院的小孩当时在61也属于很牛的一个群体，一身国防绿，一顶平民子弟渴望的无帽徽军帽，在校园里很是扎眼。但我和扬波这样的家庭背景，倒对他们毫无艳羡之情，没觉得仰仗父母算什么本事，更没想象幺文祥、赵迅那样总想去弄顶军帽戴戴。想来可能与干校对军代表没什么好印象有关吧。部队大院子弟除了自成体系之外，倒是愿意和我们打成一片，相互传播点小道消息。

高中后期，任北海就在和我的私下聊天中，大骂江青算个什么东西。但部队子弟和平民子弟就经常是针锋相对了。记得一次课间，不知因为什么事，一个绰号“尿盆”的胡同串子得罪了任北海，北海上去就是当胸一拳。那小子还想比划，第二拳就又上去了，把那小子打得没了脾气。这和《阳光灿烂的日子》《血色浪漫》中部队子弟与平民子弟及其首领“小坏蛋”血拼的描述如出一辙。估计王朔、叶京都亲历过任北海这样的经历。

至于平民子弟对部队子弟的嗜血抗争，我们班是没有，高昕班有个叫刘为民的，有点“小坏蛋”的影子。有一次在操场开全校大会，不知怎么起了冲突，刘为民操起一根校办工厂附近的三角铁，朝对方头部猛砍，鲜血飞溅。全校人都看到了这个血腥的场面，王宇、叶京当时肯定在座。我一直觉得《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部队子弟砖拍胡同串子的血腥场面，王朔应是取材于此。平民子弟对军帽军装的向往，导致了骑车“飞”军帽(后来发展到飞羊剪绒皮帽子)、冰场“扒军大衩”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

周去世时，我和高昕去广场，碰到刘为民和学校里一个“盘儿特靓”的女生也在那儿，两人各穿了一身“老兵”的黄军装(不是国防绿)，刘为民戴了顶羊剪绒皮帽子，女生围了个血红的拉毛大围脖。这等装束在当时极为扎眼，用当年的术语就是“够狂的”。我记得刘为民不是部队子弟，应是“小坏蛋”的角色，两人这身当年“情侣装”的极品，应是“飞”来、“扒”来的。

当时高昕还上前和他们打了个招呼，我只感觉周围的人都在看我们，眼光带着各种疑问。连忙叫上高昕，与他们分手。现在想来，平民子弟能“飞”来、“扒”来部队子弟的装束，能像部队子弟一样“拍婆子”，甚至“拍”到原来属于部队子弟的“婆子”，那是当年的“英雄主义”情节在鼓动他们敢于嗜血拼杀。

言归“煤用”。我们进厂后，换过许多工种，但都是由师傅带着，给师傅打下手。那厂里有不少初中毕业的青工，与我们年龄相仿。但在这种场合就成了师徒关系。尤其是那些女青工，你叫她师傅她还脸红。班里的许多坏小子，没事就评论谁的女师傅“盘儿靓”“条儿顺”。那时毕业能进厂当工人，是人心所向。女工的穿着即使是油渍麻花的无腰身劳动布工装，在我们眼中也是特“精神”，这就是当年高中生的审美观吧。厂里当然也有许多男青工，一首“工作完毕洗个澡，好像穿件大棉袄”的顺口溜，就是在一次下班后听到一个去澡堂的男青工信口道来的。

还有一个男青工，不知攒了多久，才买了辆新自行车。说他视若掌上明珠是毫不夸张。当时厂里有个车间里有高压油枪，每到下班就总见他把车推到那车间门口，用高压油枪把车冲刷一新，然后用雪白的棉丝把车擦得铮亮。我当时就在想，这一通高压油也不知是汽油还是什么油，喷几次弄不好比他这车都贵了；这油洗过的车擦不干净，还不得蹭一身啊？那小子倒仿佛无此二担忧，喷完擦完照骑不误。

在“煤用”时，扬波正在临摹柳公权，代我写过个通知贴在厂公告栏。有个自认有学问的青工对通知的书法品头论足，说繁简字体混用云云。我觉得他也是吹毛求疵，辞不达意。在“煤用”的诸多工种之中，印象最深的是两个高压冲床，其一先将厚厚的钢板冲成圆形；其二将圆形冲成半个煤气瓶。制成瓶的工序就是然后将这两个半瓶合二而一，将接缝焊死。让我大感意外的是冲出来的半瓶，钢板居然会有那么大的张力。就是在“煤用”期间，我和扬波骑车到香山去玩，还误入红叶区拍了合影，填了幼稚不堪的词。那时刚开始看扬波的《诗词格律》，诗人的梦想也由此展开。后来浅尝辄止，没能像老魏矢志不渝。

八、学农

毛的信口开河，学工之后就是学农。为此61中与天竺苗圃合办了分校，我们去那里至少有两次，合计呆了可是不短的时间。苗圃有个挺大的由平房围成的院子，正东有门洞，出门洞有纵横两条路，纵路通往篮球场，横路北行即出苗圃大门；正北门洞通往另一个小院，小院北房是厨房、食堂，西面是水房，东面是院墙和一个敞开式的通道。

我们第一次去天竺苗圃应该是1974年的春季，正值“批林批孔”甚嚣尘上，我们也去附近的楼台大队看京郊老农如何运动，后来我还写了篇命题作文，内容是从一张什么统计表，看孔子的“克己复礼”，结果也被沈老太太评优并讲评。现在我驾车去父母住处，必经“楼台庄”，总会想到那篇作文，想到那段荒诞的岁月。

我们班男生宿舍在东门洞的北侧一间大宿舍里，我没入住，因此反倒对高昕班上的赵艺平印象深刻。因为他曾经在校鼓号队呆过，司号。所以每到早起床、晚熄灯，他都要顺出小号来，站到当院吹上一嗓子。我对这种自己没有的本事的拥有者，都是记忆深刻，佩服之至。年初高昕回来，与赵艺平聚餐，我提到吹号事，高昕完全没有印象，赵艺平首肯了我的记忆。赵艺平堪称他们班一大神人----年过五十要移民美国重新创业；较早开始收藏陶器，几书柜的宝贝给我和高昕讲到半夜……

第一次学农是春耕的季节，干的活大都是在果园里翻土浇地施肥之类，记忆深的事就是在当时的机场路边干活，一有国宾车队过，大家没事就在那数有几辆红旗几辆上海，猜测着是什么等级的国宾，周有无在第一辆车上……最后找来第二天的报纸再来验证。

数完汽车就是数飞机了。那时只有一个候机楼，既不是现在的T3、T2，也不是T1，而是现在基本废弃不用的老候机楼。那时闭关锁国，老百姓更坐不起飞机，民航是纯官方的，航班极少。所以一有飞机起降，在附近田头劳动的我们，都会行注目礼，直到看不见为止。林彪出走后，三叉戟这个机型广为人知。一有飞机起落，大家都在讨论是不是三叉戟，这时总参干休所大院的子弟就显出了英雄本色，结果往往是他们拍板定案，似乎最有权威性。

第一次学农应是在高一的第一学期，因为我是在那里履行的入团宣誓仪式。只记得那时晚上老要去女生大宿舍开全年级大会，传达诸如马振福中学女生自杀事件的“中央文件”。我听着无聊，就会取出纸笔，默写些古典诗词。当时家中有本古诗词选中有幅岳飞满江红的国画插图，画中满江红三个字为篆书所写，很快被我照葫芦画瓢临摹下来。默写那首词时，就把这三个篆字写在开头。当时知道这首词并能默写下来，还能用篆字写标题，让我身边的任北海诧异不已，执意要我送给他。他身边的赵迅看到后，又要我再给他写一份。结果在我附近形成了一个窃窃私语的小漩涡。任前面老师如何吆喝，这边厢就是不理。结果这事自然要告到班主任蔡老师那里。那时蔡老师还没有完全脱离学农，她带着团支书柴家华在东门洞前把我很呲儿了一顿（这是我记忆中她第二次严厉批评我，前面说过的唯一一次有误）：你作为一个团员，非但不制止，还参与其中，是不是觉得船到码头车到站了呀？这后一句好像是样板戏《海港》中的台词，常被引用。前几年在美国见到高昕，他虽然不记得具体情节，但仍记得团总支书记说过，我一入团，就表现不好了。

当时学农的娱乐活动就是体育比赛，赛篮球居多，记得一次我们班和高昕班的男生赛篮球，我穿双塑料底懒汉鞋就上场了。没几个回合，我就一脚滑倒，摔在场中央，引得观者哄堂大笑。还有一次与苗圃的农工赛篮球，各班选出高个男生，打得对方溃不成军。至于足球比赛，我和扬波大都是看客。扬波那时有双高腰蓝色篮球鞋，应该不是回力而是双钱牌的。每到李尧上场时，总要脱下脚上的布鞋，借扬波的大球鞋穿上，冲进场内。一个校足球队员，居然没有一双球鞋，足可见当时物质匮乏到何种程度。

当时的伙食是相当差的。第二年秋扬波的《长相思》一词，堪为形象的写实。那时学农纪律是不得外出购买如何食品。可是有一次赵迅在苗圃小卖部看到扬波，就躲在队伍后面看他要干啥。只见他排到售货窗口，对售货员说：“我要两片猪肝！”赵迅回到宿舍就绘声绘色地学给大家听，自然是笑声一片。特别是在北京孩子通常要加儿音的“片”和“肝”字后不加，就更显得书生气十足。这个桥段此后成了大家不断取笑扬波的口头禅。

有一次午睡时间，扬波在宿舍后面的土坡上抓到一只冬眠后苏醒不久的蛇，用个小破锅清炖了一下。我尝了一口，感到寡然无味，可他却喝得津津有味。当时我就想这和他有粤人血统有关。是不是呢？得问他自己。

学农期间我曾回过一次城。对母亲讲起那“早一餐晚一餐”的清苦，母亲就准备了些炒面让我带上。回到苗圃，我就分了些给扬波，每到收工回到宿舍等开饭、最为饥肠辘辘之际，我们俩就能取出些炒面用开水冲上半碗垫垫肚子。我通常都是西里呼噜顷刻见底，却见扬波坐在那里细嚼慢咽。我一头雾水地问他，他却说用牙齿把炒面中的芝麻一粒粒咬破，非常香。他这耐心让我钦佩不已。不过这件事好像已经是我们第二次去苗圃学农了，记得是在北院那个原来的职工食堂、我们的男生宿舍发生的。

我们第二次学农的宿舍大，没再让我到别的班去睡。在这个宿舍的东墙，还有一排卖饭窗口，中午晚上常有苗圃职工来打饭。这个宿舍的铺位也是明显的人以类聚。最东头的是个单人铺，温渭鹏睡。当时他一个人单睡好像是起夜多怕影响别人还是什么原因，想不起来了。我的铺位和他隔着一条小过道，从我开始往西再往南，是一溜的大通铺，扬波在我西面，任北海在扬波西面。再往西是谁就不记得了。

那时扬波的被子用被套，这在同学中非常罕见。任北海就取笑他，说他的被子是从旅馆里“顺”来的。因为那时我们的印象中只有旅馆的被子用被套。扬波也不甘示弱，反唇相讥，说任北海从里到外的行头都是部队仓库里“顺”来的。因为部队大院的孩子还真是从裤衩背心到被子褥子，清一色的国防绿。两人各执一端，谁也不服谁，让旁观的我们颇感好笑。

我们第二次学农的时间是1975年秋，正是邓志满意得、大举整顿之时。文艺界有两件大事，就是纪念长征和冼星海诞辰多少周年。《长征组歌》和《黄河大合唱》重排。我利用高昕扬波在管广播室的便利，去大院东北角的一间小屋去听《长征组歌》的录音带，反反复复，犹如天籁。特别是《过雪山草地》一段，是文革后我们接触抒情音乐之始，有顿开茅塞之感。

第一次学农是春季，干的大都是翻土施肥的农活。蔡老师时在时不在。在时，男生们大都老老实实；不在时，就要放任自流了。记得有天下午集合出工时，只有赵士健、边振强和我扛着铁锹准备出工，其他男生都赖在宿舍不出来。扬波原来打算出工的，见此情形，倒提着铁锹闪进旁边的柏树墙，迅速消失了。高昕班的刘为民见我们班只有三个男生出工，在一边议论了半天。

第二次学农蔡老师完全不去，王法老师等代管过我们班。印象最深的是王老师来叫早，推开门就是：“起﹣起起﹣起起﹣起！”六个有固定节奏的“起”会循环反复，直到大家都起来为止。我感觉就像喊鸡鸭牲畜似的。还有一个已经叫不出名字、小鼻子小眼的团总支副书记，也代管过我们班，他的惊人之举是“查苹果”。那是临近学农结束、分班总结的一天上午，他一反常态让全班男生搬马扎在北院的空地上集合，然后叫我和边振强出列，和他一起进宿舍，逐一打开每人的铺盖卷。里面的景色让我大惊失色——一堆堆红苹果叽里咕噜滚满了大通铺。或许我和这些平民子弟隔阂真的有，他们在干活中大肆偷吃苹果，甚至暗度陈仓准备带回京城与家人分享，我是全然不知。结果这次被查出的苹果有大半筐。后来才知道那天是年级统一行动，各班都有被查出的，最后还开了现场展示会。查完后那代管老师把我叫到一边，说还有个地方可能遗漏没查，就是天花板上。我本能地回应了一句：不会吧。打消了他复查的念头。没想到的是，最后走的那一天，李尧还真从天花板山顺出不少苹果，大有唯我得胜而归的窃喜，让我对那代管老师的明察秋毫不能不佩服。那老师还说了一句：上下一致反映，只有你和高昕叶扬波少数几个人没偷吃过苹果。我估计当时我的脸肯定红了。因为确实仅有一次，我也只仅咬过一口。那是一次押送苹果的任务，代管老师出于高度信任，让我和班长赵士健去。我和赵坐在摆满苹果筐的车斗里，司机和另一个苗圃职工坐驾驶室。上车前那职工嘻皮笑脸地说：想吃随便吃。我连忙答曰：不会不会。因为这是校方三令五申的纪律。上车后赵坐最前面，我坐最后面。没想到他抓起个最大的就咬，还撺到我：吃啊！这时我犹豫了一下。吃，我毫无准备和欲望，因为我从不带皮吃苹果；不吃吧，肯定会得罪哥们，甚至他会怀疑我会出卖他。最后还是哥们义气占了上风，我拿起一个咬了一口。说实话，刚摘的苹果不象刚摘的荔枝，总还有些青涩感，我说了声不好吃，顺手扔了。所以那代管老师称赞我时，那青涩的味道就萦绕于口，羞愧油然而生。

那时校方对于“苹果事件”高度重视，是与老毛的一条“最新指示”有关，头一句我清楚地记得是“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内容说的是华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中如何遵守纪律，忍饥挨渴，秋毫无犯。最后一句是“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估计老毛在文革后期已经预感到物质的极度匮乏将引起他的皇权不保，使出这种“阿Q精神胜利法”来愚昧百姓，结果还颇为奏效。现在回过头来看老毛文革中的种种手段，不能不佩服他枭雄的足智多谋。《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说他的文革是“错误发动”、被林江“利用”，实在是有悖历史真实，难怪遭到被整的彭罗陆杨的极力反对，也才有了邓的“高论”和民众对胡的“不作为”的强烈反响以及林手下诸大将的强烈不满，此为题外话。

《黄河大合唱》当年被恢复，也有石破天惊的效果。学校里也组成了由各班选拔出来的同学混成的大型合唱队，只记得高昕和我们班的李尧参加了。我当时也挺想参加，但蔡老师说我的身高会破坏队形。这种状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校运动会时，我就多次因为同样原因而落寞地坐在观众席上，看着别人都参加的入场式。

对于邓的政治攻势，江青自然不甘示弱，小靳庄的赛诗会因此而风靡全国。我们学农分校的一隅，自然也不能幸免。年级的赛诗会，就在南院里露天举行。我用旧词牌填了一首，却没有登台表演的胆，便撺道当时正积极要求入团的温渭鹏代朗诵，并以团票相许，同时也把扬波写的一首《长相思》交给了主持人大个李。在我那首念完后，大个李取出那张小纸条，说我们班还有一首，应该请作者上来朗诵一下。顺着大个李手指的方向我回头望去，一向因管广播室而孤零零坐在班级方阵后面的扬波，转瞬之间没了踪影。那速度，百米冠军李尧也要自叹不如。

学农结束，我们步行返京。我们班最后，我和扬波又因身高走在最后。代管我们班的王法老师压阵，大约是看到扬波触景生情，摇头晃脑地念起了那首《长相思》：“早一餐，晚一餐，玉米粥稀咸菜酸，窝头双手端”，念下阕时，王老师还不无揶揄地旁白了一句：“还给我们(两字发门一字三声)来个急转弯……”接着又抑扬顿挫地念下去：“想延安，比延安……”这下阕因为太口号化而未能记全。作者又怕有损学者形象而坚决不肯披露，只能留下历史的缺憾了。王老师念时，扬波满脸通红，本来一走一颠的驼背似乎更驼了，真有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之感。

我们的学农也就在这喜剧般的情境中谢幕。

九、拉练

日前读邱会作儿子所著《心灵的对话》，方知五七指示的源头是邱写给林的一个部队自给自足的报告，毛在报告上给林的批示，其中一段：“学生也是这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我们具体的学军形式，就是拉练。那应该是初三的暑假前，我们打起背包，在学校大门外的马路边列队，然后向东夜行军。集合时，班里一个小个儿，叫骆德英，平时就调皮捣蛋，这时在军用水壶里灌满了散装啤酒，而且喝的满脸通红，到处炫耀自己壶中之物。老师和班干部说他也不听。有点借酒撒疯之嫌。长途夜行军，对十六岁的我们无疑强度过大。只记得每到休息时，卸下肩上的背包，背上已是一大片汗水，把背心和衬衣都湿透了。行至半夜，已是累困交加。到休息时，全无卸下背包之力。就势向后躺倒，以背包为床垫，旋即入睡。半梦半醒之间，又被行军号声唤起，咪咪瞪瞪再上征途。

天明时分，我们进入东郊一个乡村。分房花了半天时间，我和赵士健、赵迅等分在一个老乡家的西房。在确定铺位时，他们都极力避开房梁下的位置。我不明就里，自告奋勇地在那展开背包。学军的内容应该说到此画上个句号。后面应该算是学农了吧，其实也不尽然。接下来我们分成两拨，去拔麦子和给老乡家挑水，也颇有点子弟兵进村、拥军爱民的意思。

挑水拔麦没几日，我就大病一场。高烧几日，人极度虚弱。房东老大妈还真是心疼不已，说这么小的年纪跑到这里来了生大病，太可怜啦！她特地为我做了挂面卧鸡蛋的病号饭，我则恪守纪律，坚辞。来回推让的情景，还真有点像大军过境时老乡往大兵口袋里放鸡蛋、又被塞回来的样子。房东老大妈说只有我生病的原因，让我大吃一惊：“就是因为你睡在房梁下啊，那地方'方'人呐！”这也才搞清为何同学们都避之莫及的真实原因。

养病数日渐康复，也到了结束拉练的日子。蔡老师坚决要我乘车而归，不容分说的态度，让我先同学们一天回到京城，结束了这唯一一次“学军”。

十、结语

61中是我走上社会前的最后一个母校，今天已无踪影。但是它留给我的许多记忆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越发清晰起来。每每经过学校原址，许多老师和同学的亲切面容都会浮上脑际。我要感谢班主任蔡老师和许多对我鼓励有加的老师，还有扬波和高昕等许多同学，在那个动荡无序的年代，给了我颇多自信和坚持，也让我找到后来生活中的诸多乐趣。61中，真希望这个番号的学校哪一天又在北京的一隅竖起牌子——母校，不会消失。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