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地区红卫兵运动）当过红卫兵的舅舅和他的文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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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水是我的二舅舅，一位一辈子生活在天津郊县的农民。当人们提起我这位舅舅的时候，大多会评价说，“立水老实人，脾气秉性都好。”

我从来不怀疑这句评价。二舅舅固然有一些小农民意识，比如，会计较邻居家的鸡是不是过来篱笆这边吃了自家鸡的草，或是因为政府种的树遮住了自己屋子里的阳光而偷偷地把树砍掉，种上更实际的萝卜白菜。但这些都不影响我对二舅本质的定位：仁义善良。我的二舅是我在童年最亲密的人之一，我曾一直觉得，和二舅在一起是最有意思的。每当二舅回家，远远听到他的敞篷小货车咚咚哒哒的声音，我会开心地跑出去，顺着二舅的胳膊爬到他的肩膀，抓他的耳朵。

可是当我听说了他参与过文化大革命时村子里那些可怕、可恨、可笑和可悲的事情，我开始变得困惑。10年前在我读高中的时候，中国的电视剧审查制度还不像现在这般严格，那时电视常放映一些编剧做得不错的反映文革的电视剧。有一天我正在看《福贵》，妈妈指着剧中的红卫兵说，“你二舅、我堂姐，他们原来都是红卫兵。我爷爷，也就是你的太姥爷，原来就像这剧中的福贵一样，要不是把家产都输了，我们肯定也倒霉了。”
我看着电视剧中红卫兵的歇斯底里、混淆黑白，再想想我的二舅，一个在路上遇见小猫小狗都会心疼抱回家的人，怎么可能曾参与到那些打人整人的队伍里，扒人家的祖坟，烧掉村头寺庙的佛像，更别说拎起棍棒砸向别人？

这些对于十几岁的我来说不可思议。我走在姥爷的村庄，那里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平静。在这个我从小就很熟悉的地方，人们辛勤经营着自己的田地，老人带孙子孙女玩耍，阿姨们喜欢在农闲时候打打麻将，每天黄昏时候小孩子们说说笑笑背着书包在夕阳里从学校走回家。这里有爱我的长辈，亲切的邻居，和我一起咿呀学语的我最早的朋友们。

但是当这个村庄和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好像很多东西一下子都变了味道。我不断地从家人口中打探几十年前的故事后，才发现亲切的邻居曾经带头用小臂一般粗细的木棒重打在另一位邻居的脊梁骨上；村头的学校曾经是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庙，在初一十五聚满过虔诚的信徒，却在文革中被毁；我最早的朋友——马莲，难怪小时候起了纷争时，小朋友们不知怎么都会被教唆骂她“地主婆子”，原来是因为她的爷爷在文革中是全乡重点打击的地主之一；而在那条岸边长满了杨树的蓟运河，在寒冬腊月里，村子里姓付的一个地主被人捆绑后塞进了冰窟窿。

比这些更可怕的是遗忘。当小孩子问起文革，我们得到的最多的回答是，“别提那些事儿了”，或是，“哎，那个时候不就那个样子么？”

至于我二舅舅王立水，他一直没有对自己做了红卫兵的事情表示后悔。他至今使用尊称 “毛主席”而不是“毛泽东”，虽然他今天是天津郊区一个每月拿着几百元农村养老金的地地道道的农民，他见到我的时候，依旧会抓起一支旱烟，跟我讲“四清是伟大的，文革本意是好的，那些事件背后的精神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所缺乏的”。

“啥是红卫兵？”

50年前的1966年5月，我的二舅王立水18岁，在村里的生产队工作。他听到村子里的广播播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有一天晚上，我姥爷在老房子的西屋坐在煤油灯下陪年纪小的孩子玩，用板凳糊上纸，给家里的小孩子表演皮影，坐在一旁的二舅听到窗外传来锣鼓的声音，他弟弟妹妹问他们父亲那声音是咋回事儿，他们父亲说是红卫兵串联。
“啥是红卫兵？” 他弟弟妹妹问。

“就是串联抄家的。”他父亲回答。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文革开始了。不久，王立水发现身边的年轻人都成了红卫兵，他自己也像是被洪水推着加入了这个队伍，因为他的父母比较“先进”。王立水的父亲，我的姥爷曾经背叛了自己地主的家庭，是村子里最早的共产党之一，也曾经在抗日战争中负过伤。王立水个人在生产队也努力工作，因此他加入组织没受太大阻碍。

“文革那个时候年轻人都可以被称作红卫兵；参加串联的都叫红卫兵，没有严格的组织，也没有程序，没有档案记录，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 二舅这样告诉我，“我认识的同龄人里80%都参与过红卫兵活动吧。”

我想起两年前网上讨论为什么现在60多岁的广场舞大妈不顾别人的感受跳舞扰民，为什么60多岁的大爷能够在公交车上为了占座位和别人大打出手，有人抛出了“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暗讽他们这代人是红卫兵的一代，也因此沾染着红卫兵的恶劣本性。当然不能草率地将这代人定位“恶人”，假如他们那代人如我舅舅讲80%都是红卫兵，难到这80%的人都是恶人么？那么到底是什么将我的二舅舅还有很多的亲人卷入到文革中恶的一面呢？

王立水从小就以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而自豪，他积极的加入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冲上前去大炼钢铁，不辞辛苦，用他自己的话说，“为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青春，毫不保留，不图私利”，他为之奉献青春的是一个叫做”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

“文化大革命对不对不管，最起码是出于好意。我们守卫的社会主义当时面临胜利果实被篡夺的危机，” 二舅这样说。

做红卫兵的那几年，王立水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有政治活动了就参加政治活动。开始一切都挺新鲜、有意思，生产队的工作不用那么勤了，村子里的小孩子们不去上学了，全家人用餐前，多了一个仪式——对着毛主席像背诵语录。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家里的古风字画被撤了下来，换上了毛泽东的画像。全家人站在画像前鞠躬，手捧红宝书。

我小舅舅的课堂上，老师上课前大家都要起立，举起手，老师领喊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后来又加上了林彪，“祝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再往后，事情就不仅仅是有趣，而是变得荒谬。

有一天，村里的红卫兵组织接到了最高指示，要开始“破四旧”。第一件事情就是抄家。王立水自己的爷爷家有很多的藏书，传了几代人，老爷子自视成分不好，主动供出书给红卫兵，老爷子看着长大的红卫兵们站在一旁，点着了一本本的书用来烧水。抄完家大家又想到了扒坟，队伍声势浩荡得走向村西头，“很多人围上去，把坟堆填平，把棺椁拿出来，骨头都攘了，金银首饰都拿走，” 二舅跟我讲，“我去过很多次，但是并没有拿到任何的东西，因为有红卫兵首领管着那些东西。我开始也会害怕，会犹豫，但是后来就习惯了。”

我问他后悔么？

“我觉得扒坟这件事不是一件坏事，破除封建迷信，给国家省出来多少土地啊？” 二舅这样回答我。

当然，我们自己家的祖坟也被扒了，扒在了一些后代人的手里，参与活动的包括我的二舅和一些堂舅、堂姨。

因为村头庙的瓦上有花纹，被认为代表了封建文化，所以需要拆除。几个红卫兵爬着梯子上庙顶就为了拆那个带花纹的瓦片。拆了瓦之后，他们又一起揪出藏在庙里的京剧戏服，放了一把火，都给烧了。二舅自己烧完之后也觉得荒谬，他告诉我“事情是有点太过了”。

我没有机会问我已经去世了的姥爷对戏服被烧这件事情怎么看，我猜他肯定会心疼。姥爷从小爱听戏爱唱戏，在解放前，他不光自己上台，也会带着舅舅们演些小角色。我的太姥爷也是戏迷，在一次外村演员的演出上，太姥爷觉得演主角的两个姑娘聪明漂亮，就找媒人说媒，两个唱戏姑娘就嫁给了自己的两个小儿子，也就是我的两位小外公。建国后，姥爷的戏单子从传统剧目变成了革命的新戏，二舅和他的红卫兵同伴烧掉了村里保存的戏服和演出道具之后，恢复村里传统京剧看来就更遥不可及了。虽然后来也时兴过八个样板戏，但姥爷觉得没意思，就不唱了。

因祸得福？

事情越来越不可控制。毛泽东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不再主导这场文化革命，人性的恶开始被激发。村里开始流血，甚至出了人命。

每当听到外面民兵喊口号，家里的小孩子们就出去看热闹。我家邻居有个老奶奶，满头白发，外号叫老白毛，她因为老伴儿在世时在外面做生意，有点积蓄，所以就成了批斗抄家的对象。当时全村民兵在她家集合，高喊“打到老白毛”。有一次在她的相框后面，红卫兵翻出了她藏起来的金首饰，于是她被拖出去打到起不来。

我姥姥偷偷给老奶奶送饭，老奶奶的脊梁骨受伤了，煮饭的锅被没收了，红卫兵想饿死她。“你要活下去，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姥姥这样安慰要自杀的老奶奶。

也是在那个冬天，老付家的男人被查出来有 “重大历史问题”，在零下十几度的腊月被人捆了手脚，坠上石头，扔到了冰窟窿，一开始有惨叫，后来就没有声音了。

我的太姥爷开始害怕，虽然建国前因为赌博输成了无产者，但是全村人都虎视眈眈地盯着他的个人历史。在国民党时期，太姥爷做过保长，并在日本侵略时期和日本军人周旋，比如给他们宰猪宰鸡，笑脸相迎，以求他们过村子不杀一条人命。

“日本人没在咱们村子杀人还不是我周旋好的缘故！邻村杨拔子村被日本人捅死好多人呢。” 太姥爷这样给我妈妈讲过。

可是这种周旋，加上家庭背景，让他成为了文革中的攻击目标。在文革中需要交代一些历史情况，他登过高楼，带过高帽。我做红卫兵的二舅舅就帮着他写检查，“他老了，所以他讲，我写，我只记得开头是，‘我生于1899年，地主家庭，八岁开始读私塾，曾经做过伪保长，我深刻地反省并坚持自我改造……’” 二舅告诉我。

太姥爷是改造的对象，但不是专政对象。一位70多岁的老爷子，每天定时定点去参加十来岁红小兵监督的学习班，改造自己。老爷子自己主动上交家里任何和封建思想有关的东西，每天在煤油灯下背诵毛泽东的老三篇，比年轻人更熟记毛主席语录，以求自保。我想到这些，就觉得心疼。

无论我怎样反复追问，二舅依旧不曾说出“后悔”这两个字。他告诉我，“不应该怪红卫兵，因为红卫兵们是忠诚的，在执行毛泽东的路线，最重要的是，在做我们觉得对国家有意义的事情，”二舅抽了一口旱烟，对我说道。“如果说过分的事情，还真有。”

马春浦家是当时村中的另一户地主家庭。在土地改革中马家的财产土地全被分了。马春浦的媳妇爱说话，走到谁家看到原来自己家的老桌子老椅子都会说“这是我们家的”，令很多人不满。后来有一天她做了个梦，说是梦见死去的婆婆左右手被同样死去了的两个女儿搀扶着，她告诉邻居，说死去的老人生活得不错，有女儿照顾。当时村子里的红卫兵正在千方百计抓资产阶级典型，所以她这个梦给了他们把柄，说这个梦是他们家资产阶级享受思想的体现，第二天就把全县的红卫兵都叫来了，开始公开斗争马春浦，他被判了七年有期徒刑。马曾经给周恩来写信反映情况，也说过 “只要共产党在，有一天一定要求翻案” 。可是他没有了机会。从监狱出来不久，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马春浦震亡。

马春浦是我童年好友马莲的爷爷。我跟马莲提起了她们家的故事，她惊奇地问我，“你怎么知道的比我还多？我们家人不许我们问这些事情。”

老马家的儿子们后来经过努力娶了贫困山区的女人，因为没有当地女人愿意嫁给他家。马家至今仍有一个最小的儿子没有取过媳妇，光棍一辈子，被称为村子里最窝囊最老实无用的男人。

我和马莲聊天，问她怎么看自己家的遭遇。

“国家的事情，怎么说呢？你看过电影《归来》么？我看的时候是掉了很多眼泪的。我只是觉得爷爷奶奶太不容易，倒是没有想过公平和不公平的事情。国家的事情，怎么讲理？”

他们家人从不公开谈论政治，也不许孩子们过问太多。

而我们家没有走马家的相同命运沾了太姥爷戏剧性人生变故的光。他败掉了田地房产，却逃过了一劫。想到这里，我常常吸一口冷气。或许还有一些家庭背叛的因素起了作用。虽然姥爷和他父亲的关系一直不好，但是革命给了他一个更加有力的和父亲断绝关系的理由。姥爷加入了共产党，带着妻儿从村南头老宅子搬到了北边。文革中被划分为贫农。

理想幻灭？

毕竟革命不是常态。1976年一切都结束了，7月唐山大地震让已经破败不堪千疮百孔的村庄陷入更大的灾难；9月毛泽东逝世了，王立水和伙伴们哭了好几天；10月村子里的广播播放“四人帮”被打倒的消息。生产队解散了，变成了村委会，王立水的会计职位没有了，他被乡里派来的人代替，他年轻岁月里的那些努力都化为了泡影。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的姥爷，那位村里最早入党的共产党员和他的地主父亲静静地躺在同一片坟地里，坟头有一棵松树和一个石碑标明这是王家的祖坟。而做过红卫兵的二舅作为家里为数不多至今仍留在村子里的后代，会在每年的清明去看看他们。他知道自己将来也要住进这里。

我试图从舅舅那里找到太姥爷当年写的检查，但是他们似乎并不希望我们晚辈去了解当初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太姥爷没有做错任何事，但是我大舅舅的一句话让我想了很久，“我爷爷没有太大的过错。那件事情就让它永远的过去吧。家里人有正式工作的，说出去影响也不好。” 他的意思是，家里人有在国家部门工作的，这件事情最好不要影响他们的公职。虽然文革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是对一些人来说，做过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保长仍旧是一件耻辱的事情。

王立水认为改革开放后，农民阶层又回到了他们原来的位置，似乎一切远不如从前。他对自己后来的命运直到现在都不满意。

舅舅年轻时候有很多爱好，他喜欢唱歌，画画，还有天文学。文革结束后，县里的气象站听说他对天文有研究，曾经找过他去工作，但是他没有去，“一方面是因为家里需要人照顾，一方面觉得在村里也有工作。”他跟我解释。 他本来做过生产队会计，用他的话说，由于那个时代评判人好坏的标准是看你是否诚实肯干，所以他才能被选中。后来又有县里的文化站来人找他去工作，他也因为一样的原因推辞了，坚持留在村庄做贡献，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最基层奉献自己。

最近一次我去拜访二舅的时候，看到相册里面他一张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上的二舅穿着白衬衣，绿军裤，头戴军帽意气风发，这不禁让人感叹时光把一个有志青年变成了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

在王立水的眼里，中国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是毛泽东倡导的工人农民阶级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但是显然现在的中国已经背离了他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他曾经无怨无悔立志扎根在农村，但是现在回头看来好像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他经常会用他的人生哲学教育我： “文革期间反正比现在强，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谋公肥私，如果万一谁家的猪跑到生产队的庄稼地吃庄稼，谁看见谁管，不论大人小孩儿。在几千年的历史上，都是民怕官，只有文革，让领导者真正畏惧人民。而现在你说哪个村子不贪污？” 二舅这样说。

改革开放后，最让二舅闹心的，是农村选举过程中和基层官员的腐败。四年前的选举后，我问他谁被选中了，他说，“选出谁来了还不是提前就知道。一家一户地送票子。”

“那难道非要接受钱，然后选行贿的人么？”我问。

二舅一脸无奈，好像在感叹我是如此的不懂风土人情和世故，“要不怎样？公开跳出来反对？那还在不在村子里生活了？另选别人？最后你选的人就一两票反而丢脸，还给人家树敌。这年头农村的官不是好人能当的。还是文革好，老百姓都有权利举报当官的，没有人偏袒当官的。现在不是毛主席那套啦！”

和二舅讨论政治，他的结论往往都是这个：文革好，毛主席时代好。

而最近的这次农村选举之后，二舅跟我说，“嗨，上边来人了说是要查选举贿赂，但是他们傻么？在村大队办公室找村民来询问，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包括村里的书记，那谁敢说实情啊？你说习近平不知道农村的腐败么？”

我也试图跟他讨论过西方民主宪政，被他一口回绝，“那些都是邪门歪道，资本主义国家用来腐蚀中国的。还是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好，我们需要再搞一次文革，把风气正一正。”

二舅的家里，两年前曾经挂上了习近平的画像，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也让他重燃过希望，甚至把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和文革前夕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相联系。但令他失望的是，新一次的文化革命并没有随着反腐运动再一次到来。而我注意到，习近平的画像也被二舅摘下来了。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 ... ultural-r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