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奇生专访：以求真让历史有处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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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动变换的世界中，以学术为业，需要的是不断探求的精神与始终如一的坚守。王奇生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在历史研究中找到自己心之所归的人。如果你也好奇，这样一位历史学者，是如何走上与历史结缘的道路？又如何看待历史在生活中的位置？那么，请一定读下去。

从“稀里糊涂”到“义无反顾”

Q1.您是怎么同历史结缘的？

我是1980年从湖南一农村中学考入武汉大学历史学系的。我是文科班第二名，第一名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两人同时报考了历史学系，跟我们的中学语文老师有关。这位语文老师是文革中从县城中学“下放”下来的。文革时期从县城甚至省城中学“下放”到农村的老师不少。文革结束后，部分老师回城了，但在1980年前后我所在的学校还有好几位这样的老师。正是受益于这些“下放”老师，才会出现农村中学也有学生考上北大、武大这样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怪事”。从老师的角度说，他们被“下放”无疑是人生的不幸，但从学生的角度看，则是我们人生之大幸。大约到1985年，这些被“下放”的老师都陆续回城了，农村中学也迅速衰败乃至关门停办。可以说，那几届农村学生是那个“非常”时代的“非常”幸运儿。这事放在中国当代教育史上大概不足挂齿而不会被提及，但在我的人生历程中却是一个无比重要的节点。

我们那位语文老师本是县城一中的语文名师。为应对刚恢复不久的高考，学校开始分班，这位老师居然一人承担文科尖子班的语文、历史、地理三科的教学。高考填报志愿时，我们这些懵懂的乡下孩子自然听由老师做主。老师让我们填报历史，我们就填报了历史。当时也没问为什么，老师也没有给我们详细解释填报历史的理由。其实我的高考成绩，数学考得最好，100分的数学考了98分；而历史考得最差，只考了75分。那时除了高中历史教材，没看过历史的其他课外书籍。可以说是稀里糊涂与历史结下了缘。

Q2.您是如何走上历史学的研究道路的？哪些人哪些事对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入大学后，开始分专业。当时武汉大学历史学系分三个专业：中国史、世界史与考古。先让大家自己填报志愿。填报的结果，居然百分之八十的男生都报了考古。我也报了考古，当时只觉得做田野考古好玩。全班有57个学生，考古与世界史各15人，我被分在了中国史。那时武汉大学校长是刘道玉先生。据说知乎上有个问题：大家理想中的大学应该是怎样的？有人作答：是蔡元培治下的北大，梅贻琦治下的清华，竺可桢治下的浙大，傅斯年治下的台大，刘道玉治下的武大。刘道玉先生主政武大时在全国率先搞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插班生制、贷学金制、学术休假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但那时不搞绩点，不必在意每门课的成绩排名。一些优秀的学生就有大量时间可以自由读书，当然也有少数学生混日子过。看着今天北大学生们忙于应付课程和绩点排名的情景，很是怀念自己当年在大学自由阅读的岁月。到大三时，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职业选择。那时大学毕业生由国家包分配，武大历史系前三届毕业生大多去了省城以上的机关和大学，按理不必为毕业工作操心。但我当时对历史已产生了兴趣，决意考研，并有意报考中国近现代史方向。当时研究生名额很少，而同学考研的热情却非常高。同学中大约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参加了研究生考试，那时没有推免。我很幸运地考上了。读研是走上历史研究道路的开端。

但当硕士毕业时，社会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大学毕业竞相考研的情景完全不同，硕士毕业生考博的热情大减。一是那时南方的经济特区已经热火朝天地搞起来了，多数同学打算去南方“下海”创业；二是当时大学教师待遇太低，脑力劳动者的收入甚至低于体力劳力者。当时有一个特有的名词叫“脑体倒挂”，民间流行的说法是：“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所以硕士毕业进一步读博士的很少。那时硕士就可算高学历，硕士毕业愿意在大学当老师的也很少。而我在硕士毕业后，选择去了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各有分工：一史馆收藏明清档案；二史馆收藏民国档案。硕士同学大多选择南下创业，或者是北上进机关，而我选择“东征”入档案馆，既无“钱途”，也无“前途”，在同学眼中实在是匪夷所思。由于我对刚刚兴起的民国史研究抱有极大的兴趣，而二史馆是收藏民国档案的宝库，故“义无反顾”去了二史馆。

在二史馆工作五年，最大的收获是对民国档案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二史馆设有民国史研究室，我在研究室可自由研究，馆里并没有特定的科研任务。那时档案馆允许本馆人员自由调阅档案。几乎隔一二周就调阅一批档案，每次调阅50卷左右。那真是一个令人怀念的美好时光。

但好景不长，新任馆长不提倡档案馆做学术研究，认为档案馆的职能主要是档案的保管与利用。在这种情况下，二史馆不再是理想的工作场所，同时也深感自己学术功底不足，必须进一步深造，否则置身档案宝库也“发现”不了有学术价值的“问题”。加之那时夫妻两地分居无法解决。故选择调往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章开沅先生主持的这个研究所是国内著名的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术重镇，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全国第一批博士点。我在历史研究所一边任教，一边跟随章开沅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也许是这种一身二任的身份，与章先生的交流互动非常密切，正是在日常性的“闲聊”和潜移默化中收获至大，自我感觉在学术研究上上了一个台阶。

博士毕业后，章先生鼓励我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后。博士后的两年，跟随杨天石先生研究中国国民党史。而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收藏的民国时期图书报刊资料极为丰富，那两年社科院给博士后安排的宿舍在通州，但我多数时间住在近代史研究所的办公室（一张折叠床），白天大部分时间泡在近代史所图书馆查阅资料，自感效率极高。博士后出站后，近代史研究所有意收留我，章开沅先生也支持我留在近代史所工作。从1999年出站留所，至2008年调离转入北大历史学系，我在近代史研究所共计11年（含博士后）。近代史研究所为我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学术平台。

求真：历史学的位置

Q3.您觉得历史学在当今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如果要调整的话，您觉得历史学应该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历史学是基础学科。一切人文社会科学都是研究人类不同的社会实践。而历史是人类社会实践的记录。对人类社会的探索与认知，首先当从历史发展演变入手，从历史的叙述与分析开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北大向来重视基础学科。文、史、哲、数、理、化号称是北大的“六大支柱”。北大历史学系老师面向全校开设的公选课、通识课最多，也最受学生欢迎。报考研究生时，受过历史学训练的本科毕业生也深受政治学、社会学等专业老师的喜爱。从2020年开始，教育部决定在部分重点高校开展基础学科的“强基计划”，其指导思想是“服务国家战略，招收一批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的青年学生进行专门培养，为国家重大战略领域输送后备人才”，重点突出基础学科的支撑引领作用，理科主要面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文科主要面向历史、哲学与古文字学等相关专业。随着强基计划的推行，历史学将越来越受到国家与社会的重视。

Q4.您觉得历史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历史学与一般社会科学不同，一般社会科学更关注“常”，关注“规律”、“机制”、“结构”，重视普适性“法则”和“普遍意义”；而历史学则更关注“变”，强调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其次，历史学强调知人论世，要站在历史当事人所处的时空与境界“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和思考，反对以今律古。历史学的训练，重在养成一种历史的纵深视野。受过历史学训练之后，考察任何社会问题，常会具备“历史的眼光”与“历史的尺度”，都会注意将研究对象置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情景之下去分析。比如历史学者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的“当代中国研究”，在时间上几乎是一致的，而两者最大的差别，是后者大多缺乏历史的动态眼光，缺乏历史的纵深视野，对“当代中国”与1949年以前的历史连续性缺乏足够的了解，因而难免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受过历史学的训练，不仅会表现于学术研究中，自然也会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比如“求真”的精神，客观冷静的态度，设身处地的人文关怀等等。

研究历史需要接受专业训练

Q5.有人说现在的历史科普基本上都由非历史学者完成，有很大的“戏说”成分，是历史学者的失败。您觉得历史学者这一职业应该在当代社会中处在什么样的位置，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专业历史学者确实不重视历史“科普”性工作，而将这一工作让给了非历史学者去做。这可能不限于历史学，其他学科同样存在，即专业学者不屑于面向大众做普及性的工作。不过历史学受到“非历史学”的干扰可能比其他学科更严重。“非历史学”的干扰，除了“江湖”的“戏说”，还有“庙堂”的“教说”。前者通过专业史家的努力还有纠偏的可能；后者则常会反过来制约专业史家的独立研究。历史学者这一职业在社会中能发挥的作用不可高估。他们大多置身于大学象牙塔，其研究与教学成果主要面向同行与学生，只有少数作品走向社会流入大众。不过相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论著，历史学的书还算好卖。

Q6.很多人喜欢历史，但苦于无法入门。您有什么好的方法推荐吗？

“喜欢”历史，要看“喜欢”到什么程度。“很多人喜欢”的历史，当指一般性的历史知识，似不难入门，找一些适合自己文化程度与兴趣胃口的历史书读读即可。若是“喜欢”到了想自己动手研究历史，则需要接受专业历史学训练，否则难免“民科”之弊。

有必要发起一场群众口述历史运动

Q7.我们这一期线上历史文化节的活动主题叫“有地儿放史”，旨在通过丰富多样的线上活动，唤起更多人（尤其是非历史学专业的人）对历史的兴趣，为历史在日益拥挤喧嚣的现代社会中安排一个位置。您对这个主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有地儿放史”这个叫法很新鲜，我还不大了解你们的确切主旨。唤起更多人对历史的兴趣总归是值得去做的事。专业史家的论著往往过于学术，对普通读者来说难免艰深枯燥。对历史学专业的本科生来说，通过历史文化节可将专业史家的著作转换为适合大众阅读的作品，并通过线上丰富多样的媒介传播出去，会更接地气。另外，我也想借你们这次活动呼吁一下，有必要发起一场群众性的口述历史运动，让更多的平民百姓参与进来，将自己的历史“故事”与历史记忆说出来，写下来。这项工作迫在眉睫，因为亲历过建国初期历史的人，大多都去世了，假如1949年时一位19岁的青年，如果还健在的话，也是90岁高龄了，他们是新中国历史的亲身经历者、见证者。作为历史专业的学生，我们有必要帮助他们留下口述历史记录。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抢着做这一代人的口述史，将会失去整整一代人对共和国历史的记忆。那么，我们这一代历史学者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因为我们失职了。

Q8.最后，能请您对咱们系的历史学人和系公众号的广大读者朋友们说两句祝福的话吗？

历史贵在求真，历史难在求真。求真之可贵，求真之艰难，正是历史学的永恒魅力所在。

哲人云：学皆成性。当我们将历史学的“求真”精神内化为一种态度，外化为一种行动，历史才真正在我们的生活和生命中“有地儿安放”。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北大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