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谦：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起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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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起因-----（一）

                                              高文谦


   毛发动文革的念头由来已久，其心路历程一直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初的斯大林之死。

　　 一九五三年的斯大林之死，无论是在外交上还是在内政上都对当代中国的历史演变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使得中苏之间早已存在的裂痕迅速表面化，演成后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的大分裂，而且大大刺激了毛泽东内心深处渴望充当社会土义阵营新霸主的欲望，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狂热和恐怖的年代，国无宁日，祸乱不已。

　　 对于斯大林之死，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在失去了斯大林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家长后，一直深感受制于人的毛泽东终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从此行事可以不再有所顾忌；而且社会主义阵营一时群龙无首，正好可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一逞其压抑已久的充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雄心抱负。

　　 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毛泽东的头脑开始急剧膨胀，决意独辟蹊径，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向苏联模式挑战，企图再一次创造奇迹，与苏联一争高低。毛后来种种好大喜功，头脑发烧，急于求成的举动，诸如改变原来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大幅加快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进程乃至发动"大跃进"，莫不根源于此。

　　 忧的是，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为发端，各国共产党纷纷起来效尤，掀起了批判斯大林，反对个人迷信的浪潮。这固然正好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摆脱苏联的发展模式，走自己道路的机会，却又使得同样在党内独断乾纲，而且又对此津津乐道的毛泽东感到兔死狐悲，如坐针毡。

　　 平心而论，毛泽东对斯大林并无多少好感，他本人就曾在三十年代吃过斯大林这个"太上皇"的不少苦头。但是，他更不能容忍赫鲁晓夫在斯大林身后对他的冒犯和亵渎。这令毛看到了一幅可怕的图景：弄不好的话，在自己身后，党内也会有人效仿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落得和像斯大林一样被人鞭尸的下场。从此，毛的戒心大起，在以后的余生中，"中国的赫鲁晓夫"一直像梦魇和符咒一样缠绕着他，驱赶著他像唐·吉诃德一样不停地同这一心造的幻影作徒劳无功的搏斗，一刻也不能安宁。

　　 正是毛泽东这种企图一步建成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梦想和担心身边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的猜疑妄想，把中国一步步推向通往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之路。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历史怪圈。毛氏种种急于事功的作法和试图扮演社会主义阵营龙头老大的举动，引起了党领导层内部的严重分歧，而且也招致了来自"老大哥"苏联的不满和批评。对于毛所发动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谓"三面红旗"运动，内有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直言谏诤，为民请命，外有赫鲁晓夫在中苏两党会谈中的坦言劝告，希望毛不要走火入魔。

　　 然而，这并没有今毛泽东迷途知返，相反却触动了他那根异常敏感的神经，认定党内外、国内外的"赫鲁晓夫们"正串通一气，立下战书，联合起来反对自己。这就是后来在斗争彭德怀时，除了算老账以外，非要给他戴上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的原因所在。为了排除内外阻力，一生信奉斗争哲学的毛泽东祭出对内"反右"、对外"反修"的利器，对国内外的"赫鲁晓夫们"大张挞伐，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在政治上越搞越左，陷入内外交困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从此，中国的政局动荡不安，党内斗争愈演愈烈：中苏两国之间的龃龉也不断加剧，由兄弟党内部的意见分歧发展成公开论战，最后彻底闹翻，在两国边境剑拔弩张。这种内外关系的全面紧张，又反过来刺激了毛泽东的那根敏感的神经，更加重了他的危机感，愈发相信开展"反修防修"的必要性，从而更加一意孤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就是沿着这样的历史轨迹而变本加厉，走向极端的。

　　 文革发动前夕，毛泽东的危机意识已经十分强烈，被所谓"中央出修正主义"和北京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一类的忧虑，搅扰得整日心神不定，寝食难安。这种内心深处草木皆兵的恐惧感，自从在庐山会议上加罪彭德怀，以及由他一手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酿成全国件的大饥荒，导致两千万人成为饿殍以后与日俱增，挥之下去。毛深知自己闯下大祸，但又不肯认账，唯恐自己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更害怕有人出来追究他的历史责任。毛因此而变得极端多疑猜忌，感到在党内日益孤立，大权旁落，被人们敬而远之。这是枭雄"世的毛所无法忍受的。

　　 更让毛泽东忧虑的是，刘少奇这位在延安整风中最亲密的政治盟友和一手扶植起来的接班人，正在背叛他。毛在"大跃进"中惹出乱子后，随后以退为进，把中央分成一线、二线，自己退居幕后，而把刘推到一线，替他收拾烂摊子。但没想到的是，此举却弄巧成拙，出现"一国二公"的局面，刘少奇利用收拾困局的机会，培植个人势力，树自己的旗子，在中央形成了另一个司令部，与他分庭抗礼。

　　 非但如此，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在六十年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所采取的种种经济调整的举措，并不是在帮助他渡过难关，而是在乘人之危，否定"三面红旗"，有意在政治上和他唱对白戏。更触动毛泽东那根敏感神经的是，刘竟自称是"非常时期大总统"，逢会便讲"形势严峻"，"国民经济要崩溃"，实则暗中进行逼宫，迫使他检讨下台。像公开散布造成国家困难局面的原因是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自己提出的"指头论"唱反调，乃至提出"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等等，就是冲着自己来的，蓄意挑动舆论，准备秋后算账。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心结日深，认定他心怀异志，其心可诛，就是那个将在自己身后像赫鲁晓夫一样作秘密报告的人。这成为毛挥之下去的梦魇。到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已在认真考虑解决这一问题。不过，由于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又经营多年，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他的人，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而且刘所采取的调整举措在党内外颇得人心，更足为他赢得了不少政治资本，得到人们的普遍拥戴，声望与日俱增。在这种隋况下，通过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已经难以解决刘的问题，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除掉这一心腹之患。这种想法随着毛泽东日益老迈年高，急于安排后事而变得愈发强烈起来。

　　 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不堪这种梦魇的缠扰，决心孤注一掷而采取的非常之举。

　　 在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会上, 当时会上主要有三种声音。一是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和讲话，强调对当前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形势要有足够的估计，反对套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来掩盖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并借湖南农民之言，指出造成目前困难局面的原因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碍于毛泽东的面子，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不便直接表态，只是含糊其辞，说不急于作结论，等五年、十年以后再说。而刘的头号大将彭真则直言不讳，在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上指名道姓地点毛的名，指毛本人应对一九五八年刮共产风、办食堂等问题负责，说：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百分之十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的影响。

　　 二是林彪在大会上独树一帜的发言。他离开会议的主题，给正处于困境之中的毛泽东捧场帮腔，大谈毛的历史功绩，说党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都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现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至于目前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的缘故。毛对林彪与众不同的发言大为赞赏，不仅当场带头鼓掌，而且让林彪把这篇讲话整理出来，发给党内各级干部学习，并亲笔批示："这是一篇很好的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还在私下里考问大将罗瑞卿能不能讲出这样有分量的讲话来。

　　 三是周恩来的发言。虽然也谈困难形势和调整，但只涉及经济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而且就事论事，绝不言及其它，并代表国务院对经济中新出现的问题为毛泽东分担责任，在各种场合的发言中多次作自我批评，表示：这是我的账，要交代。弄得在一旁的毛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嘛? 大概是已经觉察出毛、刘之间的成见日深，已有某种不祥之兆，周还特意在会上强调了党内团结的问题，说："我们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一番话道出了周心中的隐忧。

　　 应该说，刘少奇、周恩来、林彪三人在七千人大会上发书的不同调子，恰好勾勒出文革前夕党内领导层中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并预示出后来政治上的分野。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毛泽东有意在政治上施展欲擒放纵的把戏，动身离开北京，自称"徐霞客"，游历名山大川，在京城唱起了"空城计"，看刘少奇如何表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随即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讨论部署扭转经济上面临严重困难的局面，会议认为当前国民经济仍处在"非常时期"，一定"要退够"，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毛则认为困难时期早已过去，这是危言耸听，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刘少奇这样搞是对他揪住下放，对他发动的"大跃进"进行秋后算账。为此，毛决定寻机敲打一下刘，同时进行试探摸底。刘少奇之子刘源在《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一文中记述了这一幕：

　　 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下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持续。

　　 据刘源说，刘少奇以为在游泳池的这番谈话，已经化解了毛泽东的不满，取得了毛对实行调整举措的谅解，因而如释重负。应该说，刘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其实恰恰相反，这次谈话非但没有化解毛的心结，反而大大激化了矛盾，毛本来就是个会记仇的人，特别是"人相食，要上书的" 那番话更是重重地击中了毛的心病，由此认定刘少奇居心叵测，就是要像赫鲁晓夫那样在他身后作秘密报告，从政治上清算他。更让毛泽东不安的是，刘少奇在党内各级干部中的威望大有超过他之势，他本人讲话已经不大灵了。像在蹲点的问题上，毛讲了多次，但应者寥寥，而刘少奇一发话-一"不下去不能当中央委员"，立刻管用，大批中央部局级领导干部纷纷下去了。这让毛着实领教了刘的厉害，心里很不是滋味，为此寝食难安，日思夜想，必欲除掉刘少奇这一心腹之患。发动文革的念头便由此而生。

　　 在一九六1四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政治上的分歧发展到公开争论的地步。毛在会前已经为刘在动员党内领导干部下去指导四清运动的问题上讲话比他管用而憋了一肚子火，在小范围的会议上人发了一通，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不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会前，主管会务工作的邓小平本来是出于照顾毛泽东身体的好意，劝他可以不必每天都参加会。这下又惹怒了毛。接下来，毛在会上讲话中强调正在进行的"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对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在毛讲话时插话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结果两人当场顶了起来，会场上的气氛相当紧张。

　　 毛泽东对刘少奇竟敢当众顶驳自己大为光火。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气冲冲地进来，一手拿著《党章》，一手拿著《宪法》，当场质问刘少奇、邓小平二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不仅如此，自觉颜面大失的毛还执意要让刘少奇检讨认错，示意陶铸、谢富治等人前去"做工作"，施加压力。但刘少奇一开始相当固执，拒绝低头认错，弄得毛一时下不了台。

　　 最后，还是由周恩来出面做工作，才打破僵局。一方面，他提议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对刘少奇进行批评帮助，以平息毛泽东的怒火。另一方面，他又亲自出面，与贺龙一道找刘少奇个别谈话，劝他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的"态度"问题而回避政治上的争论，无论如何要给毛一个台阶下。与此同时，中组部长安子文请出党内老同志出面做劝说工作，要他维护毛的威信和党的团结。在各方压力下，刘少奇只好顾全大局，被迫喝下了这杯苦酒，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

　　 周恩来的调解虽然暂时化解了这场风波，却无法弥合毛、刘之间在政治上愈来愈深的裂痕。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生活会上，当刘少奇检讨自己对"主席不够尊重"时，毛非但没有表示和解之意，反而当场顶了回去，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此后，毛开始认真考虑发动文革的问题，并为此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将其付诸于行动。

　　 毛发动文革的谋划

　　 为了发动文革，毛泽东施展权谋，故布疑阵，作了精心的部署。在政治上采取"联林、拉周、整邓、倒刘"的策略，对处于中央一线的几个主要人物分化争取，打拉结合，以"层层剥笋"的手法向刘少奇步步进逼。

　　 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毛泽东从舆论准备、组织措施乃至军事部署都作了精心的筹划，深谙兵不厌诈一类用兵之道的毛一方面不断放出风声，制造自己快要见上帝，将不久于人世的假象，同时又把当年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批判王明路线的九篇文章(其中有夸刘和批周的内容)找出来，在中央核心圈内传阅，故意迷惑对手。另一方面，毛又大讲"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大造舆论，有意在党内制造要出大事的紧张空气。与此同时，毛泽东暗中放出江青作为炮手，在上海秘密组织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作为向刘少奇势力控制下的京畿地区发难的重磅炮弹。就这样，文化大革命很快便在紧锣密鼓声中拉开了序幕。

　　 对党内各种力量的纵横捭阖中，老于权谋的毛泽东采取了"联林、拉周、整邓·倒刘"的策略，对处于中央一线的几个主要人物分化争取，打拉结合，以孤立主要的对手刘少奇。毛泽东知道自己在党政系统中已被架空，唯有依靠林彪所掌管的军队才能与之争胜。他看出刘少奇也在积极插手军队，暗中排挤林彪，拉拢在军中掌握实权的贺龙和罗瑞卿，公开散布罗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而罗自恃在中央有毛本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的支持，也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与林彪以及军中其他老帅的关系日益紧张。为了在政治上做倒刘的大文章，毛决意利用林、罗之间的矛盾，拉林打罗，反制刘插手军队的企图，以确保军队在最后摊牌，林站在自己这一边。

　　 林彪本来就是毛泽东多年精心扶植起来的心腹爱将，现在更成为他与刘少奇较量中所主要依靠的力量和为他保驾护航的"尊神"。为了换取林彪的支持，毛对林彪关心备至，格外迁就，不仅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与林彪互通声气，而且在倒罗的问题上形成默契，就在罗瑞卿即将大祸临头的前夕，毛还特意让罗向林彪传话："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而林彪也正利用这一点，趁机开出自己入伙文革的价码--拿掉不肯为其所用的罗瑞卿。毛明知罗对自己一贯忠心耿耿，罗点点勤于任事，不过此时由于在政治上有求于林彪，所以默许了他倒罗。

　　 此外，为人多疑的毛泽东这时也发现罗瑞卿跟刘、邓、彭很紧，让人不大放心。特别是当发现罗瑞卿在转载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的问题上态度暧昧，和彭真暗通消息后，毛认定罗不是自己的人，于是导演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上海会议批罗的一幕。毛本人亲自出马，指罗"个人独断"，"阳奉阴违"，是个"野心家"。这样，为了毛、林之间的这笔政治交易，罗瑞卿便成了文革祭坛上的第一个牺牲品。

　　 毛泽东先是用调虎离山之计，以"加强三线工作"为名，将彭德怀送到西南的大山沟里监管起来，防止刘少奇、彭德怀二人的"文武合壁"。原因是刘曾向彭表示过：如果林彪身体不好，还是请你回来当国防部长。这话令毛人为紧张，深知彭在军中仍有相当影响，如果真的出现刘、彭合流的局面，刘将在政治上如虎添翼，变得更加难以对付。

　　 为了哄骗彭德怀离开北京，毛泽东亲自出马，找彭谈话，故意做出和解的姿态，表示真理也许在你这一边，劝说彭去大西南三线工作。接着又如法炮制，把彭的副手黄克诚送到山西。与此同时，毛又不动声色地将曾依据刘少奇的批准在他专列上安装窃听器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调离要害岗位，换上长期担任他本人贴身警卫的汪东兴出任枢机。在组织上安排妥当以后，毛开始展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采取迂回战术，对刘少奇的心腹大将彭真开刀，以"层层剥笋"的方式，向刘本人步步逼近。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在各项准备大体就绪后，抛出了姚文元的发难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下令全国各地的报刊转载。然而出师不利，不仅在学术界受到抵制，普遍对该文深文周纳，杀气腾腾的政治批判颇多非议，而且在北京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决定北京各报刊暂不转载，甚至连《解放军报》也按兵不动。

　　 这种情况，让毛泽东大为恼火，更加认定北京是由刘少奇控制下的"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的话已经没有人听了。为此，毛亲自打电话把周恩来叫到上海，表明自己的态度，要他出面进行干预，解决转载问题。

　　 这样一来，周恩来身不由己，只好奉命介入，从此卷入文革的旋涡之中，并且越陷越深。从一开始，他便面临著两难的处境。从内心来说，他并不赞成姚文元文章中过火的政治批判，清楚这种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搞法只会伤害知识分子，造成学术界的思想混乱，令人们噤若寒蝉，人人自危。在这个问题上，他更倾向于执行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不是搞一言堂，唯我独左，靠政治运动来解决学术问题。同样，在治国思路上，周也是希望走由他不久前在三届人大宣布的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实现现代化的强国之路，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连年搞政治运动。

　　 在两难之中，善于调和矛盾的周恩来采取了一条折衷之道。他先是说服彭真，提议召开专门会议，转达贯彻毛泽东的指示，讨论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同时又竭力淡化姚文中的政治批判色彩，将其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为此，他有意把姚文元的文章安排在《人民日报》第五版的"学术讨论"专栏中，并亲自修改审定了编者按，强调："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他还煞费苦心地大段引用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双百方针"的讲话，以增加编者按的权威性。

　　 毛泽东对周恩来这种和稀泥的作法很不满意，不过毕竟是帮了他的忙，解决了在北京转载的问题，从而在对手的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初战告捷后，毛并没有急于扩大战果，而是继续在幕后静观势态的发展，等待抓对手的辫子。所以，当彭真携带旨在试图对已经迅速扩展到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学术批判运动加以约束的"二月提纲" "专程到武汉汇报时，毛再次施展"阳谋"，故意对这个明显违背自己意图的文件表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以便麻痹对手，引蛇出洞。与此同时，毛又对江青面授机宜，让她到林彪那里搬救兵，以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名义，让军队介入这场斗争，在政争中扮演威慑力量的角色。

　　 一个月后，一直在幕后评估形势，寻找做文章的题目和时机的毛泽东发动了第二波攻势，拿刘少奇所掌管的对兄弟党的工作开刀，有意在政治上造成"关门打狗"的局面。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决定派代表团前去参加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采取在会上与之斗争的方针。同时在中日两党联合声明的问题上，考虑到日共非执政党的处境，同意在两党联合声明中不点苏联的名，而代之以"现代修正主义"的提法。

　　 对此，毛泽东大发雷霆，怒气冲冲地把外交部的简报批给在京中央常委，说：一个大会为什么一定要到呢?不到就要砍头吗?是否要发贺电，也值得考虑，不发就犯了罪吗。毛完全推翻了在京常委原先所作的决定，彻底关闭了中苏之间仅有的对话大门。

　　 接着，毛泽东又向纵深突破，矛头直指刘少奇的亲信彭真。他利用一九六六年三月中旬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机会，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讲了一篇话，对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压制学术批判的问题，表示了严重的不满，提出"北京有人造反"；并针对中宣部扣压关锋、戚本禹批判《海瑞罢官》稿件一事，警告说：宣传部不要搞成从前的农村工作部(该部因鼓吹推行"包产到户"而被撤销-一作者注)!

　　 毛泽东本来是想在这次会议上以搞"独立王国"的罪名，一举解决彭真的问题，打掉刘少奇在政治上的左膀右臂，但在常委内部试探了周恩来、邓小平的态度后，却得不到两人积极的响应。刘本人更是不会赞成，所以只好暂时作罢。

　　 散会后，刘少奇出访东南亚。一直在一旁观风的康生趁机奏了彭真一本，给苦于一时找不到借口的毛泽东提供了炮弹。康生利用陪同接见外宾的机会，当面向毛汇报了不久前，彭真让中宣部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打电话，质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批评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一事，说这是彭真"整到主席头上了"。

　　 这一下，毛泽东终于有了整倒彭真的把柄，可以师出有名了，说服党内多数人相信彭真等人确实正在阴谋反对他本人，"修正主义上台"的危险迫在眉睫，必须发动一场革命来彻底摧毁他们。用毛自己的话来说是，"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

　　 于是，毛泽东决心利用刘少奇出访的机会，揭开彭真问题的盖子。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他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严厉批评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并表示：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并让康生立即返回北京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传达他的意见。

　　 当时，因刘少奇不在国内，邓小平去西北视察工作，中央一线的领导人中只有周恩来一人在京留守。因此，他的政治态度如何攸关事态发展。对周的态度，毛心中有数，早就算计好了的。周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知道自己正在面临着一次政治上的重大选择。所以他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有意压了一下，以便有时间可以从容考虑一下。实际上，周已经觉察出毛对彭真日益不满的态度，而且也看出这是冲着刘少奇而来的。

　　 经过两天的考虑，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周恩来正式写报告给毛泽东，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及为贯彻落实毛的指示而准备采取的措施。报告中说：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严格看待这是夺取文化战线上领导权的问题，以利兴无灭资，组织自己队伍，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即"二月提纲"-一作者注)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

　　 周恩来的表态，使彭真在政治上陷入困境。因为这已经不再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了，而是代表了在京中央常委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彭真不得下向毛写了书面检讨，承认自己"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的错误与缺点"。这样一来，整个局势急转直下，彭真已经注定要下台，回家检讨休息了。由此毛泽东重新夺回了对中国政治中心的控制权，在与刘少奇的较量中赢得了第一个回合。

　　 根据周恩来给毛泽东报告中的提议，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至十二日，被紧急从外地召回北京的邓小平以总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贯彻毛的指示。会上，邓表态拥护毛批彭的指示。康生、陈伯达这两位后来文革中的红人充当炮手，系统批判了彭真在学术批判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周则以监军的身份坐镇会议，和邓一起指出彭真所执行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并一起检讨了常委"失职"的问题。

　　 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两项决定：一、以中央名义正式通知撤销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二、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为中央草拟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这就是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最高指挥机构中央文革小组的由来。

　　 远在国外访问的刘少奇对祸起萧墙的情况毫无所知，甚至在回国后，奉命紧急飞住杭州，参加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专门解决彭真问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途中，仍被蒙在鼓里，还把从国外带回来的水果也给彭真准备了一份。面对毛咄咄逼人的攻势和党内力量对比的悬殊形势，刘少奇没有作任何抵抗，便接受默认了毛对自己头号干将的开刀问斩。这样，彭真成了文革祭坛上的另一个牺牲品。

　　 刘少奇的软弱退让，周恩来和邓小平的附和屈从，令毛泽东更觉得可以无所顾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继续放手大干。一九六六年五月Pq日至二十六日，作为文革全面发动标志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揭发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通过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纲领文件《五·一六通知》。

　　 本来，这次会议完全是山毛泽东一手策划的，特别是对会议所要通过的主要文件《五·一六通知》，毛更足煞费心思，亲自主持修改，增添了大段内容，并饶有深意地在结尾处加了一段点睛之笔，点出文革斗争的目标就是那些正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但是在会议期间，毛却有意滞留外地，躲在幕后，"委托"刘少奇出面主持会议，让他用自己的手砍掉自己的左膀右臂。与此同时，毛又与林彪达成默契，让他在会议上唱主角，作一个和当年七千人大会时一样有份量的发言。

　　 五月十八日，林彪按照预先的安排，在中央常委中率先发言，从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开始，危言耸听地大讲"防止政变"的问题，制造中央内部有人搞政变、颠覆的恐怖气氛。然后，他又对毛泽东大加吹捧，说："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的讲话随即成为会议的主调。与会者人人自危，纷纷在发言中对照林彪的讲话，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态度，同时对彭、罗、陆、杨群起而攻之，唯恐不能划清界限。会议的气氛非常紧张，形成人人过关的场面。多年赋闲在家的元老如朱德因不明底里，在发言中走了题，被责令"脱裤"检讨，招来众人的围攻批斗。

　　 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常委中第二个发言，谈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这是周氏在文革发动之初，在党的正式会议上的首次发言。与林彪的讲话相比，这篇讲话，尤其是第三部分，虽然语不惊人，但实际分量也很重，给与会者不小的思想触动。

　　 周恩来在发言中表态拥护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为清除政治隐患而对彭、罗，陆、杨所采取的措施，宣扬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是有预见的，早就有感觉和材料，抓得准，抓得狠；并联系彭真等人当年在延安整风中"整别人不整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的表现，用"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的道理，来说明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思想原因。周恩来还在讲话中阐述了毛泽东不久前提出的"剥笋"政策--不断清除党内出现的修正主义分子，像层层剥笋一样，剥掉他们，说："要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下去。"


　　 "保持晚节"问题本来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毛日益感到他的主张在党内曲高和寡，不为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所以挖空心思地祭出了这一武器，专门用来对付党内高级干部中在思想上日益严重的离心倾向。他在各种场合提醒党内老同志要保持"无产阶级晚节" ，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甚至还刻意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引经据典，用《诗经》中"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来强调一个人保持晚节是最难的。文革前夕，毛更进一步在这件事情上做文章，对史学界评论李秀成自述一事，亲笔批示："晚节不忠，不足为训。"

　　 毛泽东的这种敲打，在党内的高级干部中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一时间，人们纷纷以此来自律自勉，唯恐在跟着毛干了大半辈子革命后不能保全自己的晚节。像军中老帅叶剑英就在批罗瑞卿的会议上有感而发地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晚节末路之难也如此。罗瑞卿同志的晚节不能保全，对我们是个极大的教训。"

　　 在立国以后，毛泽东处处摆出一副君临天下、舍我其谁的架势，独断乾纲，一切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这种封建社会的君臣之道，在党内借尸还魂，大行其道。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唯毛独尊，以封建君臣关系来顺从迎合毛，早已相沿成习，无人不恪守遵行。林彪甚至私下概括出："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这样一类的心得。骨子里帝王思想浓厚的毛泽东对这一套搞法也怡然自得。

　　 应该说，党内对毛泽东风行君臣之道的这种搞法，根子还在延安整风。当年刘少奇大力鼓吹毛泽东思想，把它在党内宅于一尊，开了恶劣的风气之先。其后，林彪在庐山会议后主持军委工作带头大搞毛的个人崇拜更是推波助澜。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彭真所主管的北京市首当其冲，机关和学校很快就陷入混乱和瘫痪之中，而这正是毛泽东所有意造成的局而。在成功地对刘少奇实施了"清君侧"之后，老于权谋的毛并不急于与刘上面交锋，而是设法把群众中的怨火引到他身上去。

　　 毛泽东非常清楚，建国后社会各阶层的群众对党内的官僚特权阶层早就深为不满，从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中就可以看出来。这种怨气在被反右运动一棍子打了下去之后，一直找不到宣泄的机会，这些年来积怨更深。为此，毛决计对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反其道而行之，把群众中的怨恨情绪这把火烧向刘少奇。

　　 于是，毛泽东有意识地把水搅浑，制造上下之间的对立，在幕后遥控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马，点火于基层，造势于报刊，挑动群众起来造反，布下了群众运动的"火牛阵"，并亲自批准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通过这样上下结合，内外夹攻，很快便把文革的祸水引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身上。

　　 在刘少奇穷于应付迅猛而来的乱局之际，毛泽东故意滞留外地，远离京城，当甩手掌柜，在南方的名山大川之间作逍遥游，同时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等待时机，对刘少奇展开最后致命的一击。毛在这期间所作的那首《有所思》一诗中所谓"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宇宙，满街红绿走旌旗。凭栏静听潇潇雨，七亿人民有所思。"正是此情此景的写照。

　　 刘少奇不知就里，完全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一步步地掉进了精心布置的陷阱之中。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党内高级干部一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虽然被迫接受了毛发动文革运动的既成事实，但对此既不理解，更对局势的发展感到忧心忡忡，心里茫然无底。为此，他一方面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迅猛而来的运动作出八条限制规定，防止局势进一步失去控制。另一方面，他又频频向毛电话请示，希望能够得到指示，但却始终得不到明确的答复。无奈之下，刘少奇只好在六月上旬同其他常委一道匆忙赶赴杭州，向毛当面请示、汇报，并请毛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则不动声色，稳坐钓鱼船，不但对刘少奇所提的问题一概不明确表态，反而还欲擒放纵，委托他"相机处理"运动问题。暗中则张开罗网，诱使刘落入布下的陷阱之中。刘少奇不知是计，还以为真的得到了毛的尚方宝剑，于是在返京后，决定仿效不久前经毛泽东首肯向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方式，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以取代已经瘫痪的党组织对运动的领导，力图扭转日趋恶化的局势。

　　 然而，仓促上阵的工作组从一开始就被夹在中央内部两种不同指导思想的对立中间，左右为难，动辄得咎，非但无力从根本上扭转局势，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激化了矛盾，采取当年反右时的做法，压制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的激进学生。这样一来，正好堕入了毛的圈套，与造反的学生形势严重对立，导致各个学校轰赶工作组的争斗"不断发生"。这种局面，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暗中介入和推波助澜而变得更加严重。这样，刘少奇完全陷入了毛精心布下的"火牛阵"之中，很快就被烧得焦头烂额，一筹莫展，只好等待毛以审判者的姿态来收拾他了。

（转自 燕南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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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起因-----（二）   （转自 燕南博客)

                                                                                             高文谦


　 "只可顺守，不可逆取"这句话，是周恩来在六十年代初托人传话，送给在国共合作时代的老朋友，国民党副总统陈诚的箴言。这实际上也是周本人所信守的政治哲学。在身不由己卷入文革狂潮后，周采取顺守哲学。
　　
　　 在工作组的问题上，周恩来之所以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陷得那样深，与其说是由于"碰巧"出访东欧而逃过一劫，倒不如说是毛泽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刻意加以保护的结果。实际上，在如何开展运动的问题上，周与刘、邓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都主张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避免局势失去控制。只不过由于周并非是毛锁定的目标，而他本人的态度又比较缓和，行事也更为圆通罢了。
　　
　　 经过几十年政治疆场上的搏杀，毛早就对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一类的攻伐之道运用自如。他清楚如果任由周恩来在工作组问题上和刘少奇、邓小平一道陷进去的话，不仅不利于分化中央一线，而且还将使他在政治上失去一个有用之人，尤其是当他即将在政治上层开一场空前的赌博时。
　　
　　 不仅如此，在周恩来回国后，毛泽东更是刻意拉拢他，立即派康生出面，向他传话打招呼，告知国内运动的形势，说刘少奇、邓小平已经在工作组的问题上陷进去了，可能站不住了，提醒他千万不要再陷进去，并叫他要多和中央文革小组保持联系。
　　
　　 稍后，毛泽东还把他写给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给周恩来看过，在政治上向他交底。毛在信中以近乎"黑话"方式，对自己的内心作了剖白，透露出发动文革的战略意图-一通过"天下六乱达到天下大治"，并表示了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过分吹捧他本人的不安，以及打算"跌得粉碎"的精神准备。这封信是解读毛在发动文革时心态的最重要的文献。写成之后，毛当时只让极少数人看过，周便是其中之一。
　　
　　 在周恩来出访期间，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刘少奇，邓小平同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作组的问题上针锋相对，发生了严重的争执。陈伯达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意图，提出工作组阻碍运动，主张文革应由群众自己进行，不能由工作组包办代替。刘、邓则不肯退让，指出"这是不要党的领导"，给顶了回去，并在各个学校中展开了反击，抓了一些带头造反、轰赶工作组的激进学生。囿于形势，中央文革暂时处于下风，不过却在暗中不断把收集到的工作组"压制革命"的材料密报给毛，从而让毛掌握了整刘的把柄。
　　
　　 七月中旬，一直在外地养精蓄锐、审时度势的毛泽东认为与刘少奇最后摊牌的时机已到，于是开始收紧罗网，并有意作了象征性的举动--在武汉畅游长江，向人们展示了他健康的体魄和敢于迎接任何挑战的意志之后，返回北京。一回来，毛便立即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听取汇报，而用"已经睡了"为借口，让同样急于汇报的刘少奇吃了一个闭门羹。几天后，毛泽东自忖已经收集到足够的材料，可以斗垮对手之后，正式表态：工作组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一不会斗，二下会改，统统驱逐之。他还出面为中央文革打气撑腰，说人们不讴歌尧(借指刘、邓一-作者注)而讴歌舜(借指中央文革--作者注)，"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刘少奇、邓小平二人虽然有心在工作组问题上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赞成用简单撤销工作组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但一时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平息当时各大、中学校学生轰赶工作组的风潮，而且见毛泽东的决心已下，又成功地分化了他们与周恩来之间原本十分脆弱的联盟，自觉大势已去而不得不同意撤销工作组。
　　
　　 七月二十三日，在讨论工作组问题的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坚持认为大部分工作组还是好的，党对运动的领导总得通过某种形式，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撤换的办法。康生、陈伯达等人则列举所收集到的材料，指责工作组"镇压群众"，"阻碍运动"。双方相持不下，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周恩来连夜写信给刘、邓，出面充当和事佬，试图化解双方的歧见。
　　
　　 七月二十九日，根据毛的意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中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的万人大会，正式宣布中央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和刘少奇分别在会上讲了话。邓直截了当，在讲话中提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周则在讲话中明确承认中央"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当时我们确实是迫不及待，仓促地就决定了到处派工作组"。
　　
　　 周恩来虽然也谈到了"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一点，但更多强调的是文革"这是个新事物，新的运动，我们很不熟悉，特别是年老的，要到你们中间去学习，取得经验。老革命更应该是这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才能成为毛泽东的战友和学生。"并传达了毛提出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三人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已经被毛泽东布下的"火牛阵"弄得焦头烂额的刘少奇则在讲话中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无奈的苦衷，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与周恩来相比，刘少奇在讲话中并没有作什么自我批评，相反还有意提出"要保护少数"的问题，称："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不仅如此，刘还含蓄地对毛泽东的欲训之罪作了反驳，说："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下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
　　
　　 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而是在幕后旁听。他对刘少奇这样的表态大为恼怒，已经到了按捺不住的地步，决心当众给他一个难堪。于是，这次会议的末尾出现了下面的一幕，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当时在场，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毛并未出席，他不愿意让学生认为他和刘、邓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领导和学生们都不知道毛去了大会堂。就在大会开始前，他隐身坐在幕后，我也随侍一旁。毛下露声色地听着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刘的自我批评和一九六二年毛在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承担困难时期的责任的那个自我批评，十分类似。刘并没有承认犯了错误，更没有说是严重错误，只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对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不知道"。毛听了嗤之以鼻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我听了以后，心中一沉。现在完全明白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针对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俩是党里的"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这时周恩来在台上宣读毛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毛打算走回一一八厅，但突然停住，说："要支持革命群众嘛"。待到周一讲完，几个随从人员把幕拉开，毛突的现身，像变魔术一样，从幕后走到台前。全场学生欢腾下已。毛举手向台下的学生们打招呼。学生们着魔似的狂呼"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毛在台上左右行走，面如石蜡。欢声雷动中，毛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回一一八厅。毛从头到尾没有正眼看刘或邓一眼。刘、邓呆立台上。毛的这一行动，最明确不过地在群众眼前，表现他与刘、邓的分歧。
　　
　　 为了扭转运动"冷冷清清"的局面，对文化大革命作一次再发动，毛泽东决定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毛一改以往喜欢在幕后充当导演的做法，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会期原定五天，主要的议程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即《十六条》)。值得一提的是，全会原先的议程并没有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改组的内容。由此推定，毛此时虽对解决刘少奇问题的决心已下，但究竟采取什么方式和解决到什么程度还没有定见，尚在考虑之中，采取的是见机而作的策略。
　　
　　 同五月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样，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气氛也十分紧张。与会者人人自危，生怕说错了话，但又不得不表态，于是纷纷围绕毛泽东对工作组的批评，检讨自己思想上怕出"乱子"，"跟不上主席思想"，"犯了方向性错误"，等等。不过却很勉强，多是从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的角度作自我批评。尽管江青，康生等人事先已经分头作了动员，但在会上还是很少有人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并且普遍流露出对毛所发动的文革运动"很不理解"的思想情绪。
　　
　　 这种局面令毛泽东大失所望。他原本期望在中央全会上也会出现一个自己居高一呼，与会者积极响应，对刘少奇同仇敌忾，群起而攻之的场面，就像不久前在青年学生中出现过的一样。为此，毛特意把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的两张鼓吹革命造反的大字报和给他们的亲笔覆信，作为会议文件散发下去，想在全会上点一把火。毛泽东在信中对红卫兵的造反精神表示了异乎寻常的支持，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然而，应者寥寥，会议开得十分沉闷，多数人思想上的弯子转不过来，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眼看会议就要结束，而问题却远没有解决。毛泽东为此十分焦急。在他看来，党内存在很大阻力的根子就在刘少奇的身上，有相当多的人在思想上与刘有共鸣，而且还有不少人对他仍心存幻想或顾虑，在看他的脸色行事。如果不趁此机会，对刘少奇的问题作彻底的解决，非但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局面，而且还将会前功尽弃，留下后患。况且，毛这时自信已经抓住了刘少奇"镇压群众"，实行"白色恐怖"的确凿把柄--刘在六月间为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大学工作组处理"六一八事件"简报的底稿。这是由康生收集在手，而由张春桥自告奋勇在毛返京后提供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心亲自出马，给全会加温，把刘少奇的问题端出来。八月四日，毛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取惹战激将的办法，向刘猛烈开火，声色俱厉地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面对毛泽东劈头盖脸的斥责，刘少奇开始还能沉得住气，连连检讨，表示他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要负主要责任。但毛却不依不饶，继续指着刘的鼻子连责骂带挖苦，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把五十多名干部，专家、教授揪上"斗鬼台"，"斩妖台"的乱打乱斗事件。事后，北大工作组处理了这一事件。六月二十日，刘少奇提议将此大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的简报转发全国，并为中央起草了转发的按语。在毛这种咄咄逼人的斥责和羞辱下，一直在忍耐克制的刘少奇逐渐对自己的情绪失去了控制，特别是当毛语带威胁地提出："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时，刘实在忍无可忍，当众顶撞起来，而且用毛本人常说的那句话来回敬他，表示："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杀头--引者注)。"这样一来，不啻火上浇油，正好给了毛泽东大做文章的借口。毛随后甩出一句让在场的人毛骨悚然的话来："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同时宣布原定当天开的大会不开了，改为分组传达这次常委扩大会议的内容。散会后，怒气难消的毛认定刘少奇已经不可救药，最后下决心在政治上与他分道扬镳，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为此，毛决定延长会期，改变全会原有的议程，着手从思想、组织等方面作了紧急的部署。
　　
　　 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用异常激烈的语言，不指名地痛斥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在文中还联系到一九六二年调整时期的所谓"右倾"问题，气势汹汹地摆出一副和刘少奇算总账的架势。毛的这篇东西随后印发全会，作为与会者批刘的思想武器，全会随即转入了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与此同时，毛泽东秘密派汪东兴把本来已经告假的林彪从大连疗养地紧急召回北京参加会议，为自己助战，准备用林彪取代刘少奇作为他的接班人。
　　
　　 毛泽东同刘少奇的彻底闹翻，把周恩来推上了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位置。这是自八大以来党内领导格局的重大政变。实际上，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前，毛就已经开始绕过刘少奇，更多地倚靠周来办事了，像全会的各项筹备工作都是由周一手操办的。对此，周恩来的心情很复杂。
　　
　　 对刘少奇这次在政治上栽跟头，周恩来的心情也很复杂。刘曾经长期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一直是毛用来对付和遏制周的人物。对此，周本人心里很清楚。尽管周恩来的才干和资历本来部在刘少奇之上，但党内地位周不得不屈居其下。此外，周对刘少奇有时思想的"偏"和用人的"狭"也是有看法的。
　　
　　 不过另一方面，周恩来对刘少奇的为人还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认为他为人稳重，作风正派，看问题尖锐，注重个人的修养，因而对毛泽东如此大动干戈不大理解。当然，周无力阻止事态的发展，并且慑于毛的态度，也不会公开站出来替刘讲话，但他从本心来说，不愿意给毛当枪使，宁可被人说成斗争不坚决，和稀泥，有包庇之嫌，也不愿意冲在前面当打手。
　　
　　 为此，周恩来在全会的发言中，一方面表示向学校派工作组并且坚持工作组不撤，"是方向性错误"，"深刻批评一下只有好处"；另一方面又把自己摆进去，和刘少奇、邓小平一起承担责任，说："在北京留在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对决定派工作组负责任"，以多少减轻一点对刘、邓两人的政治压力。
　　
　　 在随后由林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与会者迫于政治压力，按照事先的布置，纷纷向刘少奇开炮，出现了墙倒众人推的场面。林彪这时大概已经看出了毛泽东在邓小平的问题上玩弄的权谋，在政治上留了一手，打算用邓来防范他的用心，所以在会上除了批刘之外，有意把矛头转向邓，批他在编辑处理毛选四卷注释的问题上，为他本人和二野评功摆好，指邓和吴晗打的是"政治扑克"，是敌我矛盾，迫使邓小平不得不在会后交权。
　　
　　 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下决心换马以后，首先把周恩来找去，把他刚刚写好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底稿拿出来交给周看，说：看来刘少奇是不行了，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然后话锋一转，问周的意见。其实，毛这时早已拿定主意，决定由林彪取代刘作为接班人，不过却故意藏而不露，反过来问："你看现在的副主席里面还有谁?"试探周的态度，周恩来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毛泽东的意思，而且当时的情况也是明摆着的，在中央常委七人中，除了毛以外，朱德年事已高，陈云长期称病，两人早已不参与常委的日常议事。在剩下的刘、周、林、邓四人中，既然刘、邓不行了，那么就只有周和林了。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自然顺势表示：那就只好叫林彪回来吧。这一提议，正中毛泽东的下怀。毛很高兴，当即拍板，并吩咐周按此进行部署。随后，周恩来马上安排飞机把林彪从大连接回北京，并召集会议，分别向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打了招呼。这就是林彪成为接班人的大体经过。
　　
　　 接下来，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酝酿过程中，周恩来继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增补名单草案和排列次序，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在八月六日晚间商定的，并由周报告了刚刚返京的林彪。常委内七人扩大为十一人，林彪作为接班人由第六位升至第二位，而刘少奇则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实际上"靠边站"了。本来，这一名单草案已经初步敲定下来，但后来却节外生枝，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却以文革"女掌柜"的身份插手这件事，提出邓小平犯了错误，怎么反而在名单的排列中从原来的第七位升到了第四位?力主应该往后排。她又向毛泽东反映陈伯达太老实，怕他压不住邓，陶铸为人厉害，建议把他调上去，排在第四位，好压压邓。毛随即采纳了江青的建议，亲自在周恩来草拟的送审名单上，将陶铸的排名从原来的第十位勾到第四位。
　　
　　 但是这样一来，又完全打乱了原来正常的党内排名顺序，出现了令人棘手的问题。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两员干将陈伯达、康生在名单中分别排在党的副主席刘少奇、朱德、陈云的前面，而只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陶铸却排在总书记邓小平的前面，因而整个名单显得不伦不类，不好拿出手。最后，还是周恩来找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提议只保留林彪一人作为党的副主席，以突出他作为接班人的地位，而原有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后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见报。由于周本人身为党的副主帝，这样的提议由他带头提出，不仅易于摆平党内各方关系，而且也容易说服其他人接受。
　　
　　 在以主要精力投入中央领导机构大调整的同时，周恩来还抽身参加了对八届十一中全会所通过的主要文件《十六条》的最后修改。他和陶铸商量后，删掉了原来其中"黑帮"、"黑线"一类含混不清而又打击面过大的提法，同时加入了某些限制规定，如：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必须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干部队伍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
　　
　　 很显然，周恩来此时已经嗅出了文革这场政治风暴所挟带的暴戾之气，小心翼翼地试图对它加以某种约束。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心存侥幸，想远事避祸的话，那么当他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置身于这场风暴的中心，面对铺大盖地而来的狂潮而无处逃遁时，他的态度发生了某种不易觉察出来的变化，那就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儒家的那种积极入世的思想占了上风，由被动卷入转为积极投入。
　　
　　 周恩来的这种心态从邓颖超身上也可以看出来。她在文革之初一方面给自己约法三章：不会客，不写信，不出门看人；另一方面又通过电话分别给一些多年的朋友和民主人士如许广平、史良、刘清扬、罗叔章等人打招呼，告知这场运动避免不了，大家都要接受这场"考试"。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周恩来深明"只可顺守，不可逆取"的道理。这句话是他在六十年代初托人传话，送给他在国共合作时代的老朋友、国民党副总统陈诚的箴言。当时蒋介石年事已高，急于安排后事，把权力交给蒋经国，导致陈诚与二蒋的关系日益紧张。周获知这一情况后，传话给陈诚"只可顺守，不可逆取"这八个字，劝他不要与蒋氏父子闹得太僵。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重返一线，直接掌握指导文革运动，按照既定方针，继续放手大干，以期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与此同时，他把设法维持国家和社会日常生活运作的任务交给了周恩来，指定其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负责处理党、政、军的日常事务。这样，周氏上任伊始，就陷入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之中，处境困窘，左支右绌，穷于应付。
　　
　　 自文革全面发动以后，周恩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贯彻落实毛泽东发动文革，实现"天下大乱"的意图，另一方面又在设法维持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日常运作。这是两个互相矛盾，很难协调的目标，然而周却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点，尽可能地将它们统一起来。
　　
　　 毛泽东之所以在废黜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后还不想收兵，是因为他深知眼前的胜利是不稳固的，刘只是暂时处于下风，并没有真正认错服输，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刘在全会上的检讨发言虽然在表面上承认了错误，表示"对这次的决定思想上早有准备，完全没有抵触情绪"，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在小组会议的发言中公开抱怨被毛和群众"夹在中间"，"上挤下压"。甚至借检讨之机发泄不满情绪，意在言外地影射说："老虎屁股摸不得，结果就要被革掉，要让人家革，让人家摸，摸个痛快"。况且，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已经在党内经营多年，树大根深，影响远未肃清，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都有他的人，目前各地的党政机构对文革运动普遍存在的消极抵制就是证明。而且在一股群众中，刘少奇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就在八届十一全会期间，刘去北京建工学院看大字报的时候，围观的群众中还有人喊"刘少奇万岁"的。因此必须趁势穷追猛打，彻底肃清刘在政治上的影响，摧毁他的权力基础。否则的话，刘随时有可能利用党内的不满情绪杀回马枪，进行秋后算账，就像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时那样。这是让毛深为忧虑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心采取非常之举，全力支持红卫兵的大串连，利用青年学生作为突击力量，冲垮各地党政机关对运动的抗拒，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八届十一中全会刚一结束，毛就刻意穿上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万红卫兵代表和革命师生。林彪在大会讲话中特别代表毛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并宣称"最高司今是我们毛主席"。
　　
　　 历来喜欢从群众运动中寻找灵感的毛泽东则从"八一八"接见时盛大狂热的场面中，受到了启发，那就是在人民群众中营造对他本人狂热的个人崇拜，以此来作为对付刘少奇的利器。于是，毛随即提出要继续接见下去，要同全国几千万红卫兵直接见面，为此还找了一套说辞，称这是为了接受苏联的教训--在苏联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后来苏联变修，把列宁主义丢了，与此不无关系。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想法，中央随后宣布进行全国大串连的红卫兵乘车、吃饭、住宿一律不要钱，完全山国家来负担。在毛泽东的鼓动下，红卫兵运动迅猛异常地席卷全国，势不可当。"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年轻、单纯而又狂热、冲动的中学红卫兵怀着革命造反、改天换地的强烈愿望，首先冲出校门，杀向社会，在"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旗号下，打人，抄家，剪长发，剁高跟，焚书画，砸商店，改街名，毁庙宇，横冲直闯，为所欲为。
　　
　　 随后，北京大、中学校的部分红卫兵又奉中央文革之命，到全国各地去"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每到一地，不问青红皂白，便大兴问罪之师，炮轰一切，并以查收工作组"黑材料"的名义，冲击当地党政机关，揪斗领导干部，鼓动当地群众起来造反。这样，混乱的局面迅速由学校扩大到整个社会，严重地打乱了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
　　
　　 这种局面，自然让刚刚接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感到忧心忡忡。尽管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举过手，赞成开展文革运动的决定，但眼前的这种搞法还是和他自己对文革的理解和设想相去甚远，且不说已经严重地违背了多年来党所奉行的一贯政策，就是用八届十一中全会才通过的《十六条》来衡量，也大大出了格，闹得已经不像话了。如果不设法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的话，很快便会一发而不可收。不过，已经被交过底的周恩来知道这种"天下大乱"的局面，正是毛泽东本人有意制造的，意在把文革这把火烧向全国。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敢违抗毛的意志，只能跟着走。
　　
　　 在红卫兵破"四旧"这场狂潮中，许多民主党派人士首先遭难。他们大都是在当年共产党打天下的过程中，与共产党风雨同舟的老朋友，如今却大祸临头。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不少人家中珍藏多年的文物古籍被洗劫一空，甚至被付之一炬。这让多年来负责统战工作，一直同他们打交道的周恩来深感不安，一直想出面制止这种状况。但是，不久前毛泽东对周恩来不能同这些人"过于接近"的敲打，言犹在耳，让他不敢贸然行事，不得不暂且忍耐，等待时机。恰好就在这时，一直和毛私交很深的湖南名士章士钊写信向毛求救，详述被北京大学红卫兵抄家批斗的情况，恳请他能"在可能范围内稍梢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阅后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周恩来马上趁机行事，除了立即对章氏采取了保护措施外，更进一步发挥了毛在批示中的精神，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不受冲击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名单，其中包括孙夫人宋庆龄、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傅作义、前国民党副总统李宗仁等十三人。不仅如此，周在所开列的名单末尾又将保护的范围推而广之，提出对人大、政协、国务院等党和国家以及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人也应进行保护。
　　
　　 随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对列入名单的人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保护措施：有的派人动员他们暂时离家躲避一下，有的被送到解放军三0一医院，有的干跪被送到外地疗养，还有的由公安警卫人员进驻家中，劝阻前来抄家的红卫兵。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对宋庆龄的保护。在红卫兵横扫一切的浪潮中，宋氏在上海的寓所也未能幸免，连续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其中缘由是因为末庆龄得罪了江青。起因是文革发动以后，毛泽东曾派江青专门探访宋，向她打招呼，解释开展文革运动的必要性。然而，宋对自命不凡的江青并不买账，反而直言批评红卫兵不应伤害无辜。结果两人的会面不欢而散，宋对文革的态度令毛很不满意，江青更是耿耿于怀，宋由此大祸临头。在江青的策动下，宋庆龄因而成为红卫兵运动的斗争目标，勒令她剪掉保持了几十年的盘在脑后的发髻，改成三八式齐耳短发。接着宋氏双亲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墓地被毁坏，石碑被推倒在地。深爱自己父母的宋氏知道后，禁不住失声恸哭，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当即病倒下来。为了保护自己父母的坟墓不再遭受横祸，宋甚至强撐病躯修改了自己的遗嘱，向中央正式提出她死后一定要与父母葬在一起的要求。
　　
　　 宋庆龄的这种遭遇，令与她交往多年、彼此相知很深的周恩来心里很不好受。不过他对文革女老板江青有所顾忌，上海又是文革派的大本营，不便插手。为了避免与江青正面冲突，周采取了"惹不起躲得起"的办法，劝说宋到北京来住，并指定负责他的警卫工作人员主管宋氏在北京的安全保卫工作。这期间，周恩来还数次出面对红卫兵做说服工作，设法借助毛泽东的权威，劝阻红卫兵不要到宋氏的家里去贴大字报，说：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夫人自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她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
　　
　　 后来，周恩来又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宋氏墓地修复，并交待在竣工后拍照片寄给宋庆龄。此外，他还顶住江青的压力，借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的机会进行补救，指示人民出版社重印《孙中山选集》，并为新编选的《宋庆龄选集》题写了书名，以便多少安抚一下精神上受到创伤的宋氏。
　　
　　 针对红卫兵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乱打乱斗的问题，周恩来在八、九月间花了很大精力去做红卫兵的思想工作。同中央文革一味鼓动怂恿的态度有所不同，周在肯定红卫兵运动大方向的前提下，重点放在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力图减少其狂热性与破坏性，设法引导到可以控制的轨道上来。在那些日子里，他不分昼夜地出席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报告会，与红卫兵频繁接触，广为交谈，苦口婆心地进行劝说，要求他们要学习掌握党的政策，严格遵守纪律，团结大多数，要文斗，不要武斗。
　　
　　 鉴于红卫兵到处套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提法而炮轰一切的作法，周恩来在做红卫兵工作时，小心翼翼地回避了对手这一提法本身的表态，而是强调说：不能把炮打司令部认为是毛主席号召打所有的党政机关，不能乱打一通，不能对一切司令部都炮击，不能把一切领导都打成黑帮。并不是所有党政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放到哪里?这样看法，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落空了吗?并提醒说："黑帮"、"黑线"，现在中央不讲这个话了，这个说法不容易把界限定准。"黑帮"，到底这个"帮"有多大?越搞"帮"越大；"黑线"，这个线有多长?越摸"线"越长。这正是毛主席思想。
　　
　　 这段期间，最让周恩来焦头烂额的，还是承担接待毛泽东八次检阅红卫兵的组织工作和应付红卫兵大串连所造成的全国铁路运输全面紧张的局面。在此之前，虽说他已经对毛实行"天下大乱"的战略意图有所了解，但对运动如此大张旗鼓的搞法还是缺少足够的精神准备。在红卫兵大串连之初，周就担心此举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命脉--铁路交通运输，从而打乱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因此力主不要一哄而起，主张要分期分批地进行。但是，这个提议却受到了毛的批评。
　　
　　 国庆节前夕，全国各地师生云集北京，等待毛泽东的接见，总数达到一百五十万人以上。由于来京的人数实在太多，北京市各接待单位虽然已经尽了最大努力，甚至连许多党政机关的办公室和干部的家中都住了人，但还是应接不暇，仍然有三十万人安排不下。为此，周恩来不得不出面向毛反映目前已经大大超出了北京的接待能力，再来就有困难了。对此，毛泽东毫不以为意，坚持开展全国大串连，表示现在才刚开始，他要接见两千万人，称他自己在中南海的住所也可以腾出来让给外地红卫兵住。中央文革则借机指责周恩来所主持的接待工作，让"毛主席请来的客人露宿街头"。在这种情况下，周只好检讨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并带头将他的住处腾出来接待红卫兵；另一方面，召开紧急动员会议，向各单位下达接待红卫兵的包干任务，并紧急动用部队搭建临时帐篷，这样总算应付过去。
　　
　　 更让周恩来感到头疼的则是红卫兵大串连对全国铁路运输的冲击。当时铁路的客运量早已超过极限，客运列车无一不严重超载，已到人满为患的程度。每节车厢、过道里都挤满了人，行李架上坐著人，椅子底下躺着人。甚至连厕所里也都站着人。人们上厕所必须从别人肩膀上踩过，上下车则需要从车窗爬进爬出。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抽调货运列车暂时用来载人。但这样一来，又造成各地货运物资的大量积压。由于物资运不出去，很多工厂只好停工待料。再加上部分铁路工人已经起来造反，脱产"闹革命"，更加剧了整个铁路运输秩序的混乱。
　　
　　 然而，由于毛泽东执意实行"天下大乱"的方针，根本不在乎对社会生活造成的影响，周恩来虽然心急如焚，却无法对问题作根本的解决，只好被动应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每天深夜都要把铁道部长吕正操找来，了解铁路运输的情况，甚至亲自担任铁路总调度，直接指挥疏导交通堵塞最为严重的路段，以解燃眉之急。他还批发了中央、国务院关于铁路企业单位分期分批开展文革运动和整顿车站、列车秩序的通知，并征得毛的同意，号召进行徒步串连。
　　
　　 但是，这些努力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最后还是因为进入隆冬时节，天寒地冻，毛泽东的注意力也转到其他方面，这场全国大串连寸逐渐停止下来。不过，铁路运输的混乱局面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缓解，相反却由于各地两派之间愈演愈烈的派斗而变得更加严重。
　　
　　 自文革全面发动以来，周恩来作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者，一直处在文革运动实际执行者的地位，总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贯彻落实毛泽东发动文革，实现"天下大乱"的意图，另一方面又在设法维持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日常运作。本来这是两个互相矛盾，很难协调的目标，擅长在政治上走钢丝的周氏却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点，尽可能地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统一起来。
　　
　　 不过平心而论，周恩来在扮演前者时，总是显得被动迟疑，有些做作，好像是在"做戏"；而在扮演后者时则表现得积极主动的多，是一种"本色"的表演。换句话说，周内心更关注的还是大乱之中的国计民生问题，这种情况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开展，上述两者矛盾的进一步加剧而表现得愈加明显。
　　
　　 这年九月间，因红卫兵大串连而造成的混乱局面，已经开始波及到工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当时正值秋收大忙季节，但是出于运动的冲击，不少县和公社一级党政机关陷于瘫痪，大片成熟的庄稼亟待收割，却无人过问。作为国家的总理、七亿人的大管家，周恩来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三年困难时期因国库缺粮而大批饿死人的惨剧殷鉴不远，如果对眼前这种局面听任不管的话，到头来老百姓势必再度遭殃。
　　
　　 当然，周恩来很清楚目前运动正处于发动阶段，毛泽东真正关心的是如何排除阻力，把文革运动深入搞下去的问题。因此，如果这时出来对运动设限，强调抓生产，势必会惹毛不快。况且，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林彪在以接班人的身份布置工作时，特别强调说：这一次一定要大搞，要以主席为轴心，不能再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并意有所指地说： "我们有许多同志，容易埋头于粮、油，还有钢铁、煤炭的指标，而忽视政治思想。"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决定尽量向毛泽东反映这方面的问题，力争取得毛的支持，因为他相信不管怎么说，毛还是懂得天下吃饭的问题最大的道理。他继续采取了见机而作的做法。九月三日，黑龙江省双城县的一个干部向中央反映该县的县委书记、县长被批斗，生产陷于瘫痪的问题。周立即把这一简报批送给毛，因事不宜迟，又责成人民日报社立即起草一篇《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先行发出。随后，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专门讨论这一问题。会议决定起草一个中央关于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做出明确规定，解决这一问题。同时，鉴于不少工矿企业的工人已经起来"造反" ，导致生产指标大幅度下降，周恩来决定趁势起草一个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一并送毛泽东审阅。九月八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修改通过了中央关于农村和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其中规定县以下农村的文革运动，仍按"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红卫兵不准到县以下各机关和社、队去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秋耕，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对工矿企业则强调：应当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抓业务。职工应坚守工作岗位，文化大革命运动可放在业余时间去搞。并重申了红卫兵下要进入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单位去串连，等等。
　　
　　 文件搞出来后，行事谨慎的周恩来知道兹事体大，除了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外，还需听取各方意见。于是，他先让陶铸以个人的名义向华东局传达了这两个通知的基本内容，投石问路。果然，对此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广大干部、工人、农民普遍认为这是中央说了他们想说的话，为他们撑了腰，以后可以安心搞生产了。而青年学生们则大都不理解，甚至有的认为这是个"大阴谋"，有的人还发火急电报给江青，称"这个所谓文件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和十六条不相符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为了避免生出事端，马上采取主动行动，写信给毛泽东，表示： "我认为有关农业和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问题，需要在政治局讨论一次，议定政策，然后才好批发关于这两方面的通知。"这时正在考虑如何突破运动阻力的毛自然对这两个束缚群众手脚的规定感到有些不快，不过他也知道如果不加以解决的话，后果严重，在踌躇了几天之后，只好表态："可印发，不要讨论了"
　　
　　 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后，周恩来终于松了口气，可以名正言顺地抓工农业生产了。就在中央关于农村、工矿企业开展文革运动的两个规定下发后的第二天，他借着毛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机会，在大会上着重讲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强调搞好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要求广大干部和群众坚守生产岗位，说："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最后，他还带领全场高呼口号："抓革命，促生产，迎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接着，周恩来又一鼓作气，搞出来一个财贸战线上的政策规定，以供下面遵照执行。但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后，却被中央文革扣压下来。他不甘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无疾而终，为此专门写信给文革小组的女老板江青，催促他们抓紧核阅，尽快发下去，说："文化革命中有关经济政策方面，农业和工业、科研两个通知发出后，对生产很有利，财贸和手工业一个通知修改稿，已送文革小组几天，务请陈伯达同志抓一下，以便议好后再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江青早就对周恩来这样到处制定条条框框，充当"灭火队长"的作法很不满意，只是因为他行事谨慎老练，处处注意取得毛泽东的支持而暂时无可奈何罢了。这次，她故意采取拖延战术，以忙于其他事情为借口压着不办。后来经过周的一再催促，最后总算勉强松口，改由中央批转了这个规定草案。尽管如此，周氏上述设法维持工农业生产所做的努力，在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很快便被毛泽东发动文革新的部署给冲掉了。
　　
　　 在文革初期的权力格局中，周恩来所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同以江青为老板的文革小组形成两军对垒的局面，由于文革小组贯彻执行的是毛泽东"天下大乱"的意图，因而总能得到毛的支持而占上风；而周这一方则因往往不合毛的意图，显得"理不直气不壮"而屡屡败下阵来。
　　
　　 文革全面发动后，毛泽东采取的是"两手抓"的策略，所依靠的也是两套班子：一方面通过由江青一手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指挥运动，贯彻他的各种意图；另一方面则依靠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维持和应付日常局面。尽管在《五一六通知》中明文规定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不过出于对运动发号拖令的需要，毛泽东更倚重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经常绕过周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而直接向文革小组布置任务。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文革小组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与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形成分庭抗礼之势。由于这两者所担负的角色截然下同，看问题的立场角度也大相径庭，因而双方的摩擦和冲突下可避免。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首当其冲。虽然他善于隐忍周旋，尽可能地与中央文革求同存异，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但双方的关系还是日益紧张，成为文革女老板江青的眼中钉印发泄的对象。比如，从一开始，江青就对周奉毛泽东之命过问清华大学运动时，有意不点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的名(王当时任该校工作组成员--作者注)很有意见，认为周旗帜不鲜明，对前述周所开列的"保护名单"，江青也很下高兴，特别是对宋庆龄的保护，更是让她憋了一肚子火。据知情人回忆，曾发生过这样的一幕：当江青看到摆在自己桌上的由周恩来题写书名的《宋庆龄选集》时，竟然歇斯底里大发作，伸手把书扔到地上，抬起双脚践踏，一边用劲踩一边气冲冲地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
　　
　　 由于中央文革多是奉旨行事，贯彻执行的是毛泽东"天下大乱"的战略意图，因而在两军对阵中，总是能得到毛的支持和撑腰而占上风，而周恩来这一方则因往往不台毛的意图，显得"理不直气不壮"而屡屡败下阵来。比如，八月下旬，针对日趋严重的红卫兵以查抄工作组"黑材料"的名义，冲击党政机关的问题，周与陶铸商量后，起草了一份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党和国家机密和要害部门的通知，送毛泽东、林彪审阅和中央文革披阅。江青对这个把属于党和国家机密要害部门的范围规定得极其详尽，几乎无所不包的通知，十分不满，认定这是周恩来借机划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于是她在上面批道："建议中央常委讨论一下，更少应请主席和林彪同志仔细阅读和批改。"毛阅后支持了江青的意见，批示："此件不发""，把文件退了回去。又如，周恩来针对当时运动中出现的乱打乱斗问题，花了不少精力起草了一份《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对红卫兵的纲领、性质、条件、组织、纪律等问题作了阐述，强调红卫兵要学习掌握政策，遵守纪律。随后，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对此进行讨论，准备印发全国贯彻执行。与会的多数人表示赞成，认为现在该是强调讲政策的时候了。
　　
　　 然而，中央文革却从中作梗，康生表示要慎重考虑，否则"有包办代替的危险"。姚文元则强调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讲政策。康、姚二人在会上一唱一和，挑刺刁难，是因为文革女老板江青早就非常不满周恩来自文革发动以来，不断出面制止红卫兵乱揪乱门的做法。她曾多次讥讽周足"灭火队长"，甚至当面责骂周："这个你也不让批，那个你也下让斗，你的的确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就这样，由于中央文革的反对，这份文件最后胎死腹中。
　　
　　 当然，江青对周恩来并不完全是一味的打压拆台，也还有拉拢争取的另一手。这究竟是出于江青本人的智谋，还是背后另有高人指点，不得而知。自从周受命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处理党、政、军日常事务后，江青曾几次表示"欢迎"他参加由她一手把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周心里当然清楚江青此举所打的如意算盘，是要他放弃所工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把两者合二为一，形成由中央文革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是周所不能接受的。一方面是因为他所主持的中央常委碰头会是经毛泽东授权的，不经毛的同意，他不会拱手相让，另一方面这也是他在眼前的乱局中唯一可以对时局发挥影响的阵地。于是，周恩来婉言谢绝了江青的这番"好意"，并且不动声色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施展自己擅长团结各种人的本事，把党内的第四号人物、同时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拉到他这一边，并尽可能地与文革小组的另一个顾问康生保持好关系，在遇到问题时，注意尊重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意见，即便是对中央文革中的"小字辈"，诸如王力、关峰、戚本禹等人，周也纡尊降贵，注意请教听取他们的意见。对江青本人，周更是格外恭敬，小心周旋，决不与她正面冲突。凡此种种，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中央文革小组。
　　
　　 江青见拉拢不成，反而被周恩来挖了墙脚，十分恼火，于是迁怒于陶铸，不断地找他的碴。在后来陶铸被打倒以后，江青的一腔怨恨借机发泄出来，指着周的鼻子骂道："你一贯地与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里艺，伯，成心拆散中央文革。"
　　
　　 江青见拉拢这一手不起作用，便开始整周恩来，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让总理知道一下老娘的厉害"。她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不断地向毛泽东告状吹风，说周的坏话，另一方面私下挑唆学生造反派中的头面人物出来反周。
　　
　　 九月下旬，江青指定她的亲信张春桥主持由中央文革召集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座谈会。会上，清华大学造反派领袖蒯大富在江青的授意下，公开点了周恩来的名，指责他在重大问题上"和稀泥"，搞"折衷主义"。还提出真正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江青在听取汇报后，立即表态同意蒯大富的看法，说周恩来"就是和稀泥，搞折衷主义"。陈伯达也附和说：总理就是旗帜不鲜明。文革小组会议随即作出决定，把座谈会的记录送毛泽东，并由王力、关峰起草一篇《红旗》杂志国庆社论，批判"折衷主义"，强调要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这就是后来社会上出现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散布文革是"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的斗争"的流言的由来。
　　
　　 文革运动从一开始就遭到党内外的抵制，陷入骑虎难下的困境，但毛泽东决意硬着头皮搞下去。毛在国庆节之夜天安门城楼上语惊四座地表示："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到底，要枪毙的话，我和你们一起枪毙。"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毛为了排除阻力而发动的一场新战役。
　　
　　 毛泽东对江青不断反映周恩来在政治上的暧昧态度自然感到不快，对他所主持的工作也有意见，不过毛此刻更关注的还是整个运动的形势，对近来青岛、长沙、西安等地不断发生工农群众围攻学生的情况甚感忧虑。毛十分清楚在工农群众干预学生运动的背后，是党内各级干部对他发动的文革运动存在抵触情绪，而根子则在于刘少奇的阴魂不散。因此必须在下一步运动中解决这个问题。
　　
　　 善于从历史中寻找灵感的毛泽东很快便从延安整风期间通过批判"错误路线"，斗垮王明一事中得到启发，决定用批判刘少奇所代表的"错误路线"来统领全局，作为下一步运动的突破口。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九月下旬，毛泽东对八、九两月运动的形势，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并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在这里，毛一石数鸟：其一，把刘少奇的问题正式提到"路线错误"的高度，这在党内斗争中是性质最为严重的错误，作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更是意味著在政治上永无翻身之日。其二，又可用来对付刘少奇线上的人，特别是那些对文革存有抵触情绪而又不肯转弯的党内反对力量，以"顽固坚持错误路线"的罪名将他们打下去。其三，含蓄地敲打了周恩来，警告他不要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态度暧昧，左右摇摆，重犯以往历史上的错误。毛的这一思想，就是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浪潮的由来。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曾在文革中搞乱全国的提法的始作俑者和最后定夺的正是毛本人。毛泽东要开展对刘少奇"错误路线"批判的意图，随后由林彪在国庆大会上的讲话中转述出来，宣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陈伯达、张春桥在起草林彪国庆讲话时最初使用的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但是，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陶铸认为这一提法太重，建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被毛泽东所采纳。心有不甘的张春桥在林彪讲话后的当晚向毛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赂线"的提法在语法上不通，建议再改回来。毛经过考虑后，表示不要再改回来了，以后可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
　　
　　 就这样，毛泽东一槌定音。随后《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向全国传达阐述了毛的这一思想，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其中并专门写了一段针对周恩来的内容，说："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为肇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这是毛泽东面对党内抵制文革的强大阻力而发动的一场新战役。尽管毛事先对此已经有所估计，但党内抵触情绪竟然如此之大，还是出乎意料，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困境：运动已经一发而不可收，而继续搞下去的话，又困难重重，前途难以逆料，弄不好会身败名裂。但是，对毛来说在政治上已经没有退路，只好铤而走险，硬著头皮搞下去。毛泽东的这种心境，在国庆节之夜天安门城楼上同周恩来和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曾经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来。他语惊四座，说："文化大革命，定要搞到底，要枪毙的话，我和你们一起枪毙。"为此，毛泽东改变了最初文革运动搞三个月收兵的设想，用大批判开路，继续放手大搞，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在下面发动群众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营造声势，向党内反对势力施压；另一方面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试图对党内各级领导干部"打通思想"，说服他们接受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然而，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结果却令毛泽东大失所望。更准确地说，经过这次会议，毛已经对说服与他本人离心离德的党内高级干部失去了信心，会议一开始，林彪和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轮番上阵，大讲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张挞伐，指名道姓地抨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是把国民党的"训政"那一套搬了出来；宣称"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尽管林彪和陈伯达两人在会上讲话的调门很高，却无法打消与会者对文革运动的思想顾虑和抵触情绪。这些普遍受到冲击的各省、市、自治区的方面大员迫于形势，不得不检讨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但在私下里却纷纷倒苦水，吐怨言，谈忧虑，摆自己或本地区，本部门各级干部被揪斗、"坐喷气式飞机"和戴高帽子游街的情况。更有甚者，有人还公然提出要对工作组的问题"重新估计"，企图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虽然会期后来一延再延，但仍然无法打通与会者的思想，相反倒更像一次"诉苦大会"。这样，毛泽东的设想完全落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知道自己发动的文革运动已经大大地得罪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高级干部，这批人在党内人数众多，在政治上的能量不可小视，是日后刘少奇搞翻案，清算文革的党内基础。毛是那种对人不得罪则已，一旦得罪就索性得罪到底的人。大约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暗中盘算寻找一条彻底的解决之道，把这批盘踞党内要津的人统统踢出去。
　　 不过，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是故作姿态，出面安抚这些被红卫兵冲得不亦乐乎的党内高级干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宽容和谅解，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有抵触，也是难怪的，是可以理解的。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甚至还表示：万万不能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都成了黑帮，我就不好混了。不过另一方面，毛还是坚持认为：我看冲一下也有好处，你们回去后要振奋精神，好好工作。总有那么一些人不通，有少数人是要对立的。
　　
　　 对于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战役，周恩来从一开始就有些不同的意见。这倒不完全是因为其中部分矛头是针对他而来的，是对他所主持的八、九两月的工作提出的批评。更主要的是，周深知这样一来，不仅对刘少奇的批判将大大升级，而且运动的规模也将进一步扩大，将有更多的人被牵连其中。在这种情况下，运动的收场将更加遥遥无期。这是他内心最关心的问题。因为眼前的乱局已经把他弄得焦头烂额了，顾此失彼，实在难以招架。
　　
　　 为此，周恩来专门找了《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的起草人、中央文单小组成员关锋谈这个问题，提出路线上的问题终归还是党内问题，不同意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关锋则坚持民主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于路线的提法可以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能说服他。踌躇再三之后，周又去向毛泽东反映这个问题，小心翼翼地问道：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当毛讲了这个提法的来龙文脉后，周明白这是毛本人的意思，只好表示"我懂了"，不再吭声了。
　　
　　 应该说，周恩来这时已经开始看出文革运动这种搞法的种种乖谬之处，用他自己的说法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大局面"，"这样一想，就不寒而栗，而且汗流浃背"。
　　
　　 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连同刘少奇、邓小平两人的检讨不陉而走，很快地散播全国。在此之前，中央又向全党转发了根据林彪提议而起草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于是，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纷纷踢开党委闹革命，"炮轰"、"火烧"、"砸烂"、"打倒"之风遍及全国城乡，各地党政机关受到更严重的冲击，混乱的局面开始向工矿企业和农村蔓延。
　　
　　 在时局恶化的同时，周恩来的处境也日见困难，与中央文革的关系越来越难处。江青指挥造反派在社会上刮起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风暴的同时，也没有放过周。十月间，清华大学校园出现了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批评他搞"折衷主义"，盲称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的斗争。一时间，弄得满城风雨，在政治上给周造成很大的压力。
　　
　　 接着，中央文革又利用召开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大会之机，由姚文元出面，在讲话中借鲁迅之口，提出批判"折衷、公允、调和、平正"，公开影射在场的周恩来。在随后出版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更为露骨地批驳所谓在两军对垒中那种貌似公允、平正的"和事佬"和不偏不倚的"骑墙派"，说："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进行调和、折衷。这实际上就是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对于中央文革的这种搞法，周恩来虽然知道这不一定就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却无论如何是对他在眼下这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所持态度的一次警告。的确，在批刘的问题上，周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持低调，除了在会上必要的表态之外，并不想过于积极，给人当枪使，而是一直恪守这是"党内问题"的界限，宣称刘、邓的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他曾和陶铸一道不止一次地出面制止社会上的倒刘风潮，对造反派进行进行说服劝阻。比如，周恩来在九月间一次接见各地红卫兵代表的大会上讲话时，会场的一个角落里突然响起"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声，接着众人响应，会场上一片哗然。周见状，立刻转过身去，背向会场，以示他本人不同意这个口号的态度。等会场平静下来后，他才转过身来，并专门讲了一段话，回顾了党的历史，以他的亲身体会，强调说犯路线错误的同志，不能说就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是反革命的，这和反革命集团、独立王国以及分裂出去另组织一个党是不同的。并表示：我是过来人，在长征以前，我犯过路线上的错误，但是，毛主席并不因此不让我改正错误。如果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我愿意与他坐在一起说理、辩论。
　　
　　 又如，在国庆节安排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排列位置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煞费苦心。虽然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已经从第二位降至第八位，但仍然是国家主席。周觉得"十一"既然是国庆日，国家主帝就应该排在显要的位置上，但这样一来，就不能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的中央常委的排列次序，在中央文革那里肯定通不过。经过再三考虑，他最后拟定了这样一个方案：毛泽东居中，右边按照常委的顺序排列，左边则按照国家领导职务排列，这样便把刘少奇安排在毛的身边。江青那边对这一方案虽很不满意，但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只好同意。
　　
　　 在保刘、邓的问题上，周恩来当时并不是孤军作战，在中央常委中，陶铸也持同样的态度，而且表现得更加率直和大胆。比如，陶铸在审查国庆节新闻照片时，发现其中缺少邓小平的镜头。他认为邓虽然犯了路线错误，但仍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了补救这一点，陶铸决定让新华社对新闻照片做了技术处理，将一帧照片中陈毅的头像抹去，而把邓在另一张照片上的头像移过来见报发表，这就是后来闹成轩然大波的"换头术"事件的由来，成了陶铸作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罪名之一。
　　
　　 周恩来之所以在这段期间曾多次出面保刘少奇，应该说，主要还不是出于对刘个人的格外关照，而是他清楚批刘调子的升级是一种政治信号，意味着运动规模的扩大和乱局的加剧，这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不过，来自中央文革方面的警告，他也不能置之不理，而是小心行事，尽量揣摩毛泽东的意图，拿毛来作挡箭牌，利用毛在表面上与江青之间对刘少奇的态度存在的某些差别，从中做点文章。这就是周比陶铸更加老到圆滑之处。
　　
　　 比如，还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得知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准备到天安门去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后，便连夜接见他们，进行劝阻。他表示：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不是普通的党员，也不是普通的领导，就是撤换也不需要这样发动群众制造舆论。并有意点出：你们往天安门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外国人就会认为是中央默认的，就会使中央处于被动地位，连主席也会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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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起因-----（三）   （转自 燕南博客)

                                                               

                                                                                                           高文谦


      中央工作会议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成燎原之势，迅速烧向工矿企业和农村。这种局面正是毛泽东暗中期待的。更确切地说，是他有意造成的，是他在党内遭遇重重阻力，进退维谷的情况下，希望借此找到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来。当然，天机下可泄漏，毛并没有把这张底牌公开亮出来，只是在暗中向中央文革的少数人打了招呼，要他们为此作准备。与此同时，善于玩弄权谋的毛却在表面上敷衍渴望运动早日结束的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开出同意运动大体在明年春节前后结束的空头支票。
　　
　　 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起初也不大清楚毛泽东的底牌，一直寄希望文革运动会很快结束，不过，他已经预感到局势的严峻，毛在政治上可能还会有更大的动作。他在中央工作会让上的讲话中就不无忧虑地表示：会后还会出现新高潮，遇到新冲击。在这一点上，他和党内许多人的心情是相通的，曾对协助他在国务院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两人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闹什么革命?"不过应该说，周恩来比一般人更识"时务" 。他已经看出文革的势头锐不可当，因此并不想硬顶，而是采取顺守之道，伺机因势利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当时的形势是"方兴末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为此，他利用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曾经过问各地"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就主持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强调经济建设不能中断的重要性，防止把文革的祸水引向生产领域。他并利用接见群众组织的机会，反复重申两条：第一，工矿企业和农村不能停产闹革命；第二，工矿企业不许成立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可是，随后发生的上海"安亭事件"，把周恩来所坚守的这两条也给冲掉了。
　　
　　 十一月九日，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王洪文等人在由中央文革派出的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的支持下，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批判控诉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宣布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简称"工总司")。上海市委经过研究，认为这样做违反中央有关工人要坚守岗位，不许成立跨行业组织等规定精神，决定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方针。工总司因没有得到市委的承认，就在会后组织了请愿游行，并冲进上海火车站，强行登车赴京告状。后来这列火车奉命停在上海附近的安亭车站。于是，王洪文等率众闹事，卧轨拦车，造成南北交通动脉沪宁线中断三十小时。周恩来得到上海市委关于"安亭事件"的报告后，深知兹事体大，牵一发而动全身，马上和陶铸一道赶到中央文革驻地，进行紧急磋商，决定以陈伯达名义致电华东局，要他们坚决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同时做说服工作，劝他们回厂抓革命，促生产。随后，中央文革决定派张春桥回上海处理这一事件。然而，张春桥这时已经通过江青摸到了毛泽东期待工人起来造反，以冲破党内阻力的意图，因而根本不理睬周恩来、陶铸和陈伯达一起商量出来的意见。在此之前，他在接见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代表时就已经闪烁其辞地透露了毛的这一意图，说："搞工厂是个方向问题，我们打算下一步应该这样走。"随后，张以中央钦差大臣的身份，在处理"安亭事件"中贯彻毛的意图，签字同意了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和赴京上告是革命行动等五项要求。
　　
　　 张春桥之所以敢这样做，并非是自作主张，或是像后来所宣传的那样"先斩后奏"，而是在事先绕过中央包括自己的顶头上司、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直接请示了毛泽东本人。这一点，他自己在十一月十三日下午签字前同工人的座谈中转弯抹角地露了出来，说："安亭事件向主席报告了"，"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很显然，在文革那种人人自危的年代中，如果没有事先得到毛的首肯的话，张春桥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擅作主张的。
　　
　　 张春桥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从中央到上海地方各级领导人的强烈反应：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同常委碰头会上，当时被蒙在鼓里的周和陶铸严厉批评了上海"工总司"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全线中断的做法，指出张春桥"擅自"签字是错误的，要坚持中央的既定方针，采取补救措施。性情刚烈的陶铸表示了强硬的态度，说："就是要把它压下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在电话中质问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一个中央文革成员，究竟有没有权不同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就在群众组织反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五条上签字，还要不要国家的法律?党中央的指示还算不算数?"弄得同样不知情的陈伯达有苦难言。
　　
　　 这时，一直在幕后充当导演的毛泽东出面讲话了，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明确表态支持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毛并拿宪法中"结社自由"的条文，批评陶铸和陈丕显对上海工人所持的态度。"就这样，毛一言九鼎，压住了各方强烈的反对意见，就连一向敢于放炮的陶铸也不再吭声。整个形势随之逆转。自周恩来以下的中央、地方各级领导人下得不吞下这一苦果。
　　
　　 与此相反，毛泽东却从"安亭事件"中受到很大的鼓舞，认为"革命工人起来了"，这正是冲破目前运动阻力的好途径，由此形成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新设想：先从学校和机关搞起，再到工厂、农村去，把工人和农民像红卫兵那样组织起来，为此，毛泽东认为九月间中央下发的关于工矿企业和农村开展文革运动的两个文件已经过时，需要重新作出规定，要陈伯达一班文革秀才们尽快搞出来。"
　　
　　 在此之前，由于第四季度全国经济形势明显恶化，已经出现了生产节节下降，建设濒临停滞的局面，为此周恩来把佘秋里和谷牧找去，布置他们抓紧准备召开计划会议，力求把一九六七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并组织一个小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正好就在这时，陈伯达已经奉命搞出关于工交系统开展文革运动新规定的文件初稿。为了防止中央文革起草的这个文件过于放任群众起来造反，从而失去对运动的约束力，周建议将这一文件提到正在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去讨论。不料，这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中央文革的稿子在工交座谈会上遭到激烈反对。参加会议的部长们哄堂而起，大加批驳，认为工厂搞大民主，势必影响生产，在工人中成立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不是打架就是停产，主张取消已经建立起来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并要求在文件上写上"下能让学生和工人结合起来造反"。还有的故意说反话，表示如果允许生产受影响，那怕是允许有个"马鞍形"，就可以放手去闹革命，等等，把陈伯达起草的稿子批得体无完肤，会议又另外搞出了一个修改稿，强调工矿企业不能停产闹革命，运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等。
　　
　　 本来，这些意见正是周恩来自文革发动以后所一直坚持的主张。不过，善于在政治上观风的周已经从"安亭事件"的处理上看出了毛泽东的态度，因而开始有所退却，谨言慎行，凡事不轻易表态。可是，他的感情和看法毕竟和他的部属们是相通的，因此当看到他们站出来慷慨陈词时，不能不受到某种感染。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十一月十九日到工交座谈会讲话时，当场并没有制止会上的过激言论，相反还鼓励大家要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但是，三天之后，周恩来与陶铸、李富春一道向毛泽东汇报工交座谈会的情况后，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关于这次汇报的情况，目前并没有原始的档案材料，多是引述辗转传达的内容，而且说法不一，前后抵牾。不过，座谈会上表现出来的情绪和提出的主张正好与毛想把文革这把火引向工矿企业的意图背道而驰，令毛大为恼火，则是可以肯定的。再加上这时中央文革的王力在私下已经向周打了招呼，告以毛对陶铸的种种不满，批评陶铸提出的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要依靠各级党组织和老工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很显然，工交座谈会触怒了毛，陶铸也在政治上凶多吉少，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尽力说服掩护他的部属退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再一次到工交座谈会上讲话时，不再提"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一类话了，而是强调说："浪潮来了，要站在浪潮的头里，因势利导叫形势搞下去，才能领导，背着浪头会被浪头冲掉"，既然已经"挡不住，不如疏导"。并语重心长地表示："这个惩罚是我们过去造成的。我们不来承受谁承受?我们不来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入虎穴?"
　　
　　 后来的事态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十二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名为听取工交座谈会的汇报，实则展开围攻批判。林彪亲自出马，坐镇会议，连刘少奇、邓小平这样早已靠边站的人都被叫来与会。会上，中央文革的成员轮番上阵，集中向陶铸、谷牧等人开火，指责他们以生产压革命，"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会议接连开了三天，最后由林彪作结论，说这次工交会议是完全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完全从生产收获的多少来评议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是大错特错的!大概是奉毛之命，林彪还专门敲打了周恩来一下，针对他不久前说过的运动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势不可挡"，指出现在不应该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主动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全国每一个领域。
　　
　　 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被称之为"万吨水压机"。在政治高压下，与会者纷纷作了检讨。首当其冲的陶铸在发言中有意识地出面承担了"堵"、"压"工厂、农村开展文革运动的"主要责任"，表示：这次会议把我这个盖子揭开，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陶铸原来是中南局第一书记，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上调中央，接替彭真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被破格拔擢，进入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当初，毛泽东看重陶铸是因为他在历史：他与刘少奇有过节，再加上为人耿直，敢于放炮，又是林彪的老部下，正好可以用来作为他于中对付刘少奇的一门大炮。但是，陶铸到中央后的表现，却让毛泽东大失所望。他在政治上处处跟着周恩来走，有意识地和中央文革保持距离。更让毛不满意的是，陶铸非但没有成为一门向刘、邓开火的大炮，相反还总是和他本人的意图顶牛，在运动中屡屡充当"保皇"和"灭火"的角色。再加上江青也不断告状，说他为人霸道，在很多事情上欺负她，根本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陶铸日益反感，认为他已经成为运动的绊脚石，遂决定批陶，为下一步运动扫清障碍。
　　
　　 顺便一提的是，陶铸当时对文革的女掌柜江青确实不大买账，甚至敢于当面顶撞她，当然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这在文革那个年代的领导层中是很少有的。陶铸曾对他的妻子谈起过这一点：
　　
　　 "你下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孙子那样训斥，总是命合的口吻，真足让人受不了!"
　　
　　 在这次批陶的会议上，中央文革的全班人马出动，按照预先的布置，轮番上阵，向陶铸开火。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场，江青、陈伯达、康生进行重点批判，为陶铸所犯错误的性质定调，给他戴上了两顶帽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和"刘、邓路线的代理人"。一个星期后，陶铸即被江青，陈伯达在群众大会上点名打倒。
　　
　　 "全面夺权"
　　
　　 毛泽东知道文革之举已经彻底得罪了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来个釜底抽薪，随后号召全国展开"全面夺权"，接管党政机关的思想便由此而来。毛在自己七十三岁生日那天，请文革小组成员到家中吃寿面。席间，毛提议"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自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已经越来越感到党内各级领导干部与他离心离德，知道他所发动的文革之举己经彻底得罪了他们，再企图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主张无异于与虎谋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按照以往搞运动的常规，几个月后就鸣金收兵的话，那么这一大批仍然在党内占据要津的各级领导干部日后势必成为刘少奇卷土重来的党内基础。因此，必须对问题作根本的解决，在政治上动大的手术才行。毛随后号召全国展开"全面夺权"，接管党政机关的思想便由此而来。
　　
　　 不过，毛泽东很清楚在政治上搞这样一个破釜沉舟，几近改朝换代的大动作需要师出有名，仅仅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制定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无论再怎样渲染，充其量也只有五十天：况且路线问题说到底也还是党内问题，无法做太大的文章。因此必须在批刘的问题上另辟蹊径。
　　
　　 实际上，自文革发动以来，毛泽东在批刘问题上一直采取的是相机而动的作法，是随着文革运动的展开而不断"水涨船高"的。究竟对刘少奇整到什么程度，毛并没有一定之见，而是完全取决于政治上的需要。更确切地说，只有把刘的问题说得越严重，才越能表明发动文革这场运动的必要性。本来，毛还是准备把刘少奇的问题作为党内问题来处理的，即便是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也还是如此。他对刘、邓二人的检讨分别做了批语，给以某种肯定和鼓励，并在会上表示：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是搞秘密的，要准许他们革命。甚至还说过： "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
　　
　　 但在会议结束后，当毛泽东发现需要借助批刘来排除党内对运动的阻力时，又改变了主意，决定采纳中央文革的意见，把他本人肯定刘少奇，邓小平二人检讨的批示扣下不发，而把他们的检讨单独发下去，作为全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靶子。这次，毛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准备再一次拿刘少奇开刀，不过改从他的历史问题上入手，以便突破"五十天"和"党内问题"的界限，为即将展开的"全面夺权"制造口实。
　　
　　 善于揣摸毛泽东心思的康生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了发难者的角色。还在文革发动之初，康生就暗中授意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开始调查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和刘少奇本人的历史问题。九月间，他写信给毛，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这些签字发表"反共启事"的人，并不是例行出狱手续，而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康生这一手十分老辣，既把安、薄这些属于刘少奇山头而又占据党内要津位置的人的历史问题端了出来，又把刘本人给牵连进去，可谓一箭双雕。
　　
　　 毛泽东接获康生的这一报告后，只是批了"已阅"两个字，并没有明确表态，实际上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听任康生继续搞下去，同时他在盘算使用这块"石头"的时机。后来，这件事越搞越大。深知此案干系重大，牵连甚广的周恩来不得不出面，为红卫兵追查"六十一人案"中的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出狱问题请示毛，表示："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上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否则，震动太大，而多年考验，其中也有好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做了表里文章，一方面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暂时把这件事压了下来；另一方面又没有把门关死，让周覆电西北局，称"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然而，当毛泽东决心发动"全面夺权"之际，便动手抛出这块可以在政治上致刘少奇于死地的"石头"来。十二月十一日，毛亲自主持小范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专门讨论了刘的"历史问题"，决定对此立案审查，成立了五人领导小组，最初的成员是：谢富治、江青、萧华，叶群、陈伯达(顾问)。不过，由于刘仍然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常委，老于权谋的毛决定以"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来审查刘的历史问题，并把江青换成汪东兴。
　　
　　 在实施全国"全面夺权"的部署上，毛泽东选择了上海作为突破口。毛之所以看重上海，不单是因为上海曾是文革运动发动的大本营，更重要的还是看重自"安亭事件"后，上海已经形成了一支势力强大，足以左右政局的工人造反派队伍。十二月间，工人农民开始起来响应造反后，毛曾多次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吹风，谈他本人已考虑多时的对党政机关进行"接管"的思想，进行"路线交底"，说：两条路线斗争，实际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锐、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罢了，其实它是长期存在的东西。单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工义。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的七十三岁生日。按照中国老的说法，七十三岁被认为是"命坎"，有所谓"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说法。毛本人就曾多次说过这样的话。耐人寻味的是，一向不在自己生日主动请客的毛，却在七十三岁生日这一天，请了中央文革的大部分成员到他家中吃寿面。正是在这次生日晚宴上，毛最后定下"全面夺权"的大计，决心采取破釜沉舟之举，把自己发动的文革运动搞到底。席间，毛的兴致很高，谈笑风生，围绕着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问题讲了很多话，并站起来祝酒，一语惊人，提议："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后来大都写入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的元旦社论中。不过，社论中并没有直接使用"全面夺权"的字眼，而是用的"展开总攻击"的提法，而毛祝酒词中的"展开全国全面内战"也被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换了个说法，改成"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了。
　　
　　 根据毛泽东在生日宴会上的布置，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返回上海，紧急策划夺权。一月六日，以上海市"工总司"为首的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揪斗了自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下几百名厅局级干部。随后，在张、姚的操纵下，建立了全市性的临时政权组织，宣布以"造反组织联络站"作为上海市的最高权力机构，全面接管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
　　
　　 对于这出本来是由毛泽东在幕后一手导演的上海夺权，随后他又自导自演，出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许，称："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接着，毛又让中央文革小组代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造反团体的贺电，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开展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
　　
　　 接着，中央文革开足宣传机器，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大张声势，使上海"一月夺权"的风暴迅猛席卷全国，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等省首先起来响应，其它各省也不甘落后，纷纷展开夺权斗争，各地党政机构完全瘫痪，领导干部被普遍批斗，正常工作无人过问。同派别之间的夺权斗争愈演愈烈，打得不可开交，演成恶性的武斗事件，全国陷入了更大的动乱之中。
　　
　　
　　 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之际，一直在第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的政治处境也变得更加尴尬。文革女老板江青挑唆造反派继续散布诸如"文革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等流言，年初在北京街头甚至连续出现了"打倒周恩来"的大标语。
　　
　　 更让周恩来感到被动和尴尬的是，在上海夺权这样大的问题上，他一直被蒙在鼓里，并没有被通知参加毛泽东作出重大决策的生日聚会和表态支持上海夺权的谈话。局势的突变令他措手不及，完全打乱了他原先解决上海问题的设想和安排。
　　
　　 本来，从运动一开始，周恩来就对上海市委一直采取保的态度，针对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炮轰上海市委的作法，曾几次表态宣布：上海市委不是异帮，是革命的。在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上，迫于毛泽东的干预，他不得不退而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但仍主张依靠上海市委解决自己的问题。甚至就在几天之前，鉴于上海的局势日益混乱，他还代表中央给陈丕显打电话，要他出来主持上海工作，叮嘱上海一定不能乱，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的秩序要搞好。上海的夺权行动，让周本人的政治信用破产。
　　
　　 问题还不仅于此。自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周恩来内心一直希望运动能够早日结束。在他看来，既然接班人的问题已经解决，群众也已经充分发动起来，刘少奇也靠边站了，总之该解决的问题大体都已解决了，运动就没有必要再这样旷日持久地拖下去了。
　　
　　 为此，周恩来曾几次设想过结束运动的时间表，并积极为此创造条件。甚至可以说，周之所以在前一段全力支持毛放手发动群众，检阅多达一千一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也与此不无关系。因为根据历来搞运动的作法，都是一旦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运动也就将由高潮转入收尾阶段了。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不止一次地流露出这样的想法，劝导与会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打消思想顾虑，不要再犹犹豫豫，要敢字当头，回去以后赶快放手发动群众，说："如果群众运动不开展起来，我们春节就结束不了"，并为文革运动一再冲破原有的设想，何时结束仍然遥遥无期而着急。
　　
　　 这次，毛泽东支持上海夺权之举，不仅使周恩来原先希望早日结束运动的想法完全落空，而且还使他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很显然，文革的这种搞法已经大大地超出了以往搞运动的常规，势必会把整个党和国家拖入一场巨大的分裂和内战之中。
　　
　　 不过，周恩来是一个深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精髓的人物，为人处事总是恪守中庸之道，执两用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天性富于调和" ，善于在各种矛盾的对立冲突中保持自身的平衡。他在努力说服自己在政治上跟毛泽东走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把他自己摆在一种"跟不上"的位置上，小心翼翼地同毛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在贯彻毛的意图，充当文革执行者的同时，又尽力支撑危局，扮演了文革补救者的角色，对毛的极端，文革的狂暴起到了某种缓冲制衡的作用。
　　
　　 其实，周恩来本人对自己所扮演的这种双重角色非常清楚。他曾不止一次地袒露心曲：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尽管周恩来被毛泽东排除在决策层外，但事情出来后，他还是积极参加了进去。一月十一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修改了前面提到的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中央对上海夺权的贺电，并和陈伯达、江青一起联名送毛审定。与此同时，周又设法应付由席卷全国的夺权浪潮而造成的乱局，有所为有而所下为。他有意避开了毛直接关注和掌握的各省市的夺权，而想办法限制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夺权范围。
　　
　　 为此，周恩来借毛泽东在肯定左派夺权时说过"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的话，大大发挥了其中的意思，在各种场台强调说：夺权是指夺文革运动的领导权，对业务只能行使监督权。并一再申明：外交，国防、财政、宣传、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不能夺。随后，周又不断扩大属于不能夺权的范围，提醒造反派对"业务监督要有分寸"，并针对两派为了夺权而打派仗的问题，说：夺权里头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要夺自己思想中的"私"字权，去掉私心杂念。
　　
　　 在费尽口舌劝说造反派不要胡来的同时，周恩来对于在劝说无效后发生的一些出格越轨的事情，也毫不手软地采取了制止措施。不过，他只拿参与其中的党内领导干部开刀而放过一般群众，以免落下"镇压群众"的把柄，触怒毛泽东。比如，二月十七日，周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时，当场下令逮捕了拒不执行命令，在背后操纵造反派抢夺财政合业务权的一名财政部副部长，以儆效尤。他并在讲话中强硬地表示：这样的夺权走到邪路上去了。要夺中央的财政大权，我们非起来保卫不可，不然我们要犯罪。不起来保卫主席直接掌握的大权，怎么能算常委!"这件事当时引起的震动很大。中央文革一干人认为周恩来做得"太过份了"，很想报复一下，但终因抓不到什么把柄而作罢。
　　
　　 随着全国各地、各部门夺权斗争的展开，对高级领导干部的迫害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一般的批斗，发展到了搞人格污辱，变相体罚，诸如剃"阴阳头"，戴铁帽，画鬼脸，游街等，甚至私设公堂，关押拷打，严刑逼供。一月底二月初，就在周恩来的眼皮子底下，连续发生了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和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尔陆被造反派揪斗逼供致死的事件，特别是张死得不明不白，尸体上还留着累累鞭痕，却被安上"自杀"的罪名。
　　
　　 这两件事给周恩来的震动很大，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应该说，这并非是在逢场作戏，而是确实感到自己的失职。作为国务院总理，没有尽到保护好部属的责任，无法向中央交待。对张霖之之死，周虽然明知其中大有问题，但却无法认真追究，甚至连向死者致哀都做不到。因为张背著"自杀叛党"的罪名，而且又是被毛泽东点过名的人，所以连追悼会也无法举行。他当时所能做的，只是让公安部报告张的尸体解剖结果，查明死因。
　　
　　 但是，在当时混乱的局势下很难查清，加之中央文革小组从中作梗，袒护造反派，使得调查最后不了了之。不过，周恩来，一直记着这件事情，等到大乱过后，他亲自为国务院起草了《关于张霖之同志死亡处理意见》，决定将张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其子女按革命干部家属看待。这已经是后话了。
　　
　　 有鉴于此，周恩来随后和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几位副总理共同研究后，决定把国务院各部部长轮流接到中南海里小住，派专人进行照顾，使他们能够在外面频繁的批斗中可以稍稍喘口气，躲避一下。像余秋里、王震、谷牧、廖承志，姚依林等三四十人都曾到中南海里住过。与此同时，周又与上述几位副总理商量后提出名单，以"养病"的名义，把李井泉，宋任穷、叶飞、江华等二三十位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接到北京加以保护，安排在京西宾馆等地，指定专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这些人经过文革劫后余生，对周恩来心存感激，写了很多缅怀文章，称他为"大树参天护英华"。曾经被保护过的一机部部长段君毅说过这样一句代表了这批老干部心情的话：上帝保佑，总理可别倒，总理倒了，我们这些人就成了没娘的孩子了。
　　
　　 清华大学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挑唆下，为了揪斗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设下圈套，谎称刘的女儿在车祸中轧断了腿，将王骗到医院，当场扣押，演了一出"智擒王光美"的闹剧，周恩来闻讯后连夜派秘书前去交涉，把王要了回来。在随后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又亲自给王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十四年后，当刘少奇的冤案卒反昭雪后，他的儿女们撰文回顾这一往事时写道："这在当时是多么大的信任和同情呀！一句话激起妈妈心中的千言万语，然而，几句言语又如何能表达呢?妈妈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北京地质学院和航空学院的造反派学生奉中央文革之命把彭德怀从四川成都劫往北京批斗。周恩来获知后，下达了三条电话指示：一、由成都军区派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污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彭德怀的警卫员后来在《在彭总身边》一书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写道："趁没人的时候，我向彭总传达了周总理的三条指示。彭总沉思了一会儿，问："真的?"我说："真的?"他又问："还称我同志?"我说："对!对!两次，清清楚楚。"彭总抱着头，转向墙壁。我看到他双肩在激动地抽搐。好一阵，他才转过身来……"
　　
　　 在贺龙的问题上，周恩来和毛泽东一样，一开始是采取保的态度。应该说，毛、周两人对贺龙是很了解的，特别是周与贺龙的交往更是长达四十年，是对贺龙投身革命乃王整个人生产牛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尽管贺龙并不在毛发动文革的打倒之列，却是林彪必欲剪除的对象。
　　
　　 林彪之所以视贺龙为眼中钉，有着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原因。贺龙的战功虽然远比不上林彪，但军中资历却比林彪老得多。当年南昌暴动时，贺龙是起义军的总指挥，而林彪才只是一个连长。加之贺龙为人豪爽，重义气，关心部下，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还有他自己二方面军的山头，是军中唯一有实力和林彪抗衡的人物，被老帅们称为"龙头大哥"。就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称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子"。更让林彪窝了一肚子火的是，文革前，贺龙在代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与罗瑞卿打得火热，一唱一和，在全队中搞大比武，获得了毛泽东以及中央一线领导人的好评，大出风头，而把他这个军委第一副主席抛在一旁。
　　
　　 文革一开始，林彪在扳倒罗瑞卿之后，为了让自己手下的人马在军中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很快便开始对贺龙下手，指使他的亲信纷纷向毛泽东写告状信，指贺龙插手军委总部和各军、兵稀的运动，企图篡军夺权。并且通过康生散布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的谣言，弄得满城风雨。稍后，林彪亲自出马，以接班人的身份，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向各方打招呼说：贺龙的问题很严重，担心主席百年之后，贺龙会闹事。在倒贺的问题上，林彪和江青两人联手，不断掀风鼓浪，社会上打倒贺龙"之风愈演愈烈。
　　
　　 毛泽东本来对贺龙一直怀有好感。虽说在打下红色江山的过程中，贺龙并没有立下多少战功，但毛对他的评价却很高，称赞他对党忠诚，团结同志，在军队中有威信。原因在于行伍出身的贺龙曾在历史上帮过毛的大忙，一件事是当毛执意要和江青结婚而遭到党内众人反对时，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贺龙力排众议，乃至耍起粗来，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另一件是毛泽东在与王明争夺党内领导权的斗争中，贺龙虽只是一介武夫，却坚决站在毛这一边，说：毛主席的方向就是我们党的方向，王明懂什么?他要骑在主席头上，我就一枪撂倒他。贺龙的这番话当时轰动了整个延安。文革中，毛泽东一开始的态度是保贺龙的，试图调解林彪与贺龙之间的矛盾，撮合两人在一起谈谈，但没有成功，不得已退而考虑在林、贺二人之间的取舍。这里有一个插曲，可以说明毛在这个问题上的踌躇心态。在一次毛主持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在倒贺的问题上，与林彪联手的江青突然出来将毛的军，离开会议原定的议题，提出"为什么不把贺龙揪出来?"毛沉吟了一下，表示："此事现在不议，"谁知江青不依不饶，说："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弄得毛当众出丑，尴尬已极，只得宣布散会，匆匆离去。
　　
　　 周恩来本来也是力主保贺龙的，而且可以说是文革初期在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中花精力最多的一个，曾多次出面为贺龙讲话，化解社会上的倒贺风波，鲜为人知的是，为了表明贺龙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给处境困难的贺龙一点支持，周还利用毛泽东第二次检阅红卫兵的机会，有意把贺龙安排在毛所乘坐的第一辆检阅车上，而把林彪放在第二辆车上。为此，周恩来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围攻，说这张新闻照片不能发，因为不能反映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双方斗了一个晚上，最后还是周本人想出来个补救的办法，提出在林彪的那张新闻照片中，另外加上"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文字说明。这样，林彪在政治上的分量超过了贺龙，这场风波才算过去。这也是林彪在文革中被称为毛的"亲密战友"的由来。
　　
　　 后来真正导致贺龙大难临头的，是毛泽东的态度有了变化。毛出于发动"全面夺权"的考虑，在政治上需要林彪的支持，因而在贺龙的问题上开始改变态度，听任林彪搞下去，就像一年前对待罗瑞卿那样。有了毛的默认，林彪立即升高了批贺的调子。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他在军委碰头会上说：贺龙是个土匪，几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经常请客吃饭，拉拢干部，在各军区、各兵种都有他的人，是反毛主席的。他到处夺权，是个"刀客"。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就非常为难了。既然毛泽东改变了态度，他也就失去了保护贺龙的挡箭牌，本来，他还想再拖一下，但林彪追得很紧，亲自出面找他谈话，向他摊牌。在这种情况下，周权衡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即使此时对贸龙心存同情，也只好屈从林彪的压力，把贺龙从家中交出来。
　　
　　 事实上，周恩来本人心里是非常清楚自己是欠了贺龙的账的，为此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后来在他病重的时候，强撑着一定要去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当人们再三劝阻时，周表示：我已经对不起贺老总了，我不能不来啊!并在贺龙的遗像前先后连连鞠了七个躬，以多少减轻一下他内心的负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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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起因-----（四）   （转自 燕南博客)

                                                               

                                                                                                           高文谦

　 大闹怀仁堂
　　
　　 自从文化大革命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进入"全面夺权"的阶段以后，各地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尽管中央文革掌握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竭力宣扬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伟大的创举"和"最盛大的节日"，然而，墨写的谎言决然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整个国家陷入了巨大的分裂和内战之中。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党内高层中积聚已久的不满文革的愤懑情绪，在周恩来所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爆发出来。与会的党内军中元老们拍案而起，慷慨陈词，痛斥中央文革的种种恶行，酿成政坛上的一场轩然大波。最后在毛泽东的雷霆震怒之下，这场抗争被强力压了下去，党内元老派几近全军覆没。
　　
　　 这场史称"二月逆流"的抗争，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自从去年十月间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根据林彪的提议，发出《紧急指示》后，军队院校的造反派也像地方院校一样蜂拥而起，成立了五花八门的群众组织，踢开党委闹奉命，四处串连，在查找"黑材料"的名义下，冲击上级军事领导机关，进而围攻国防部大楼，军队由此日益卷入文革的狂澜之中。
　　
　　 本来，林彪此举是想配合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略部署，并趁机在军中排除异己，结果却引火烧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包括国防部等最高统帅在内的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不断遭到冲击，军队的各级领导人也遭到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一样的厄运，被揪斗、游街，罚跪、撕掉领章和帽徽，甚至性命不保。像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就惨死在造反派的手里，就连林彪的亲信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未能幸免造反派的揪斗，不是被迫东躲西藏，就是被关在地下室里，闷得半死。一时间，各军区纷纷来电告急求救，叫苦不迭。
　　
　　 对这种自毁长城的搞法，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中老帅忧心忡忡，认为内忧必然引起外患，因此力主保持军队的稳定，提出"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这样，在军队是否也像地方一样开展"四大" (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问题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帅等人始终按兵不动，与急于把文革祸水引向军队的中央文革形成顶牛，双方发生过多次面对面的交锋。林彪则首鼠两端，既不想改变紧跟毛泽东的姿态，同中央文革闹翻，又不愿意军队大乱，祸及自身，一直躲在幕后避免明确表态。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常委碰头会，商讨军队开展"四大"的问题。会上，几位老帅与江青、陈伯达的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陈、江转而迁怒于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指责军队运动没有发动起来，总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责任在总政，宣称"解放军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并给萧华戴上了"资产阶级政客"的帽子，责令萧华当晚到他们已经通知召开的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作检查。对此，叶剑英、聂荣臻两位老帅提前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并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此事。
　　
　　 周恩来看出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萧华一倒，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也将难保，军队势必大乱。于是，他立即回话：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作检查。并和叶一同赶到毛泽东那里请示汇报，制止了这次大会的召开。但是，还没等毛保萧的指示传达下来，军内造反派已经闻"风"而动，连夜抄家揪人。萧华从后门逃脱，跑到西山叶剑英家躲了起来。
　　
　　 第二天，军委当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开会。参加会议的各大军区负责人知道了毛泽东不同意揪斗萧华的态度后，纷纷向中央文革开炮，批驳他们企图搞乱军队的作法，有的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江青。像当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就在发言中提出："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江青也不甘示弱，继续在会上纠缠萧华的问题，追问他昨晚躲到哪里去了?刚刚担任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被夹在当中，既责问了中央文革搞乱军队的作法，也跟着批评了萧华，并拍了桌子。
　　
　　 在这种情况下，看出江青是在杀鸡儆猴，冲着自己而来的叶剑英也拍案而起，为昨夜收留萧华一事承担责任，说："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他严辞抨击中央文革企图把文革祸水引向军队的作法，警告说：谁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说话间，按捺不住一肚子怒火，猛拍桌子，伤及右掌骨。
　　
　　 与会的军中高级将领见两位老帅对拍桌子，谁也不敢说话，有的见势不好，干脆溜走了。一时会场大乱。会后，叶剑英以军委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向顶头上司林彪告了江青、陈伯达的状，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对军队的指责攻击全部端给了林彪。这就是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来龙去脉。
　　
　　 这件事情一直闹到毛泽东那里。毛深知军方将领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不同，得罪不得，弄不好会逼反。再加上毛这时正在为各地开展夺权斗争后，不少地方的左派组织(即造反派)势单力孤，而领导权落入保守派手中而伤脑筋。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笼络军队支持造反派夺权斗争的政治需要，毛不得不出面安抚群情激愤的军方高级将领。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了他们，一方面要求军队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另一方面又捺着性子听取了军方将帅们诉说挨整被斗的情形，表态说军队要抓紧战备，要稳定，要团结，不要闹分裂。
　　
　　 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在一旁窥测形势的林彪，这回也站在军方将帅与中央文革斗争的行列里，对中央文革责难军队的作法表了态，说：叫他们也来打倒我好了。随后，他把江青叫到毛家湾家中，对她大发了一顿脾气，说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和领导的，现在走到了修正主义边缘，怎么解释?我这个国防部长怎么交待?是修正主义，我们国家还有什么希望，不就完了吗?!盛怒之下，林彪把跟前的茶几都给掀翻了，喝令叶群把江青赶走，并要到毛泽东那里告状，辞职不干了。叶群吓得大哭，拼命拉住林彪，劝说他千万不能和江青闹翻，无论如何也不能得罪江青。
　　
　　 在叶群的死活劝说下，林彪的气慢慢消了下来，打消了要到毛那里告状的念头。挨了一顿斥骂的江青自知理亏，见林彪正在火头上，只好老老实实听着，勉强作了自我批评。不过，江青这次着实领教了林彪的厉害，两人之间从此结下心结，成为日后庐山会议双方闹翻的远因。
　　
　　 林彪的态度转趋明朗，给军中老帅们很大鼓舞。他们又趁热打铁，由徐向前登门当面向他反映情况，敦促他参与制定了旨在稳定军队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报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对此表示很赞赏，积极拉住中央文革进行讨论，虽然最后作了一些让步，但总算获得通过。在毛表示同意照发后，林彪也如释重负，高兴地对毛说："你批了八条，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样，以毛亲自批准军委《八条命令》的下发执行为标志，军方老帅打赢了二月抗争的第一个回台。
　　
　　 毛泽东在安抚军方将领的同时，作出了派军队"支左"的决定(后来演变为"三支两军" ，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这是因为自全国开展夺权斗争后，局势益发混乱，各地区、各部门的两大派组织为争夺领导权打得不可开交，情形远比原来所设想的要复杂严重得多。在党政系统已经完全瘫痪的情况下，毛手中只剩下军队这一张牌可以利用了。
　　
　　 为此，毛泽东决定让军队介入运动，以期控制局面，帮助拥护响应文革的造反派完成夺权。"大闹京西宾馆"的风波，让毛意识到军队与中央文革的关系紧张。为了平息军方将领的不满，善于玩弄权谋的毛泽东故作姿态，拿军队意见最大的陈伯达、江青两人"开刀"，题目选的是擅自点名打倒陶铸一事。
　　
　　 二月十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陈伯达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过去专门在他和刘少奇之间搞投机；批评江青"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并提出中央文革小组要开会批评陈、江二人，不过只限于文革小组内部范围。
　　
　　 其实，批陶的决定正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陶铸在政治上被抛出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江青不过是拉上陈伯达将此事提前捅了出去罢了，就像早先在文革运动中屡屡干过的一样。毛对此虽然不大高兴，但事后已经表态默认了这一点，因此并不真想算江、陈二人的账，还陶铸一个公道，以免损及中央文革的声名。
　　
　　 实际上，毛泽东在发动全面夺权的同时，正刻意抬高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让其企实际上取代中央书记处。比如，前述中央对上海夺权的贺电，就是毛亲自提议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署名的。这样一来，中央文革成了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构之一。二月初，毛更在小范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以谈论"既成事实"的方式，造舆论说：现在是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
　　
　　 可惜，当时党内高层的多数人并没有看透毛泽东极力扶植中央文革的真实用心，相反却为表面的假象所迷惑。一时间，毛批评陈伯达、江青的消息在党内高层中不胫而走，大快人心；再加上副统帅林彪也狠批了江青一顿，表态支持稳定军队的措施。这种形势使党内军中的元老们士气大振。他们早就对文革运动的这种搞法憋了一肚子气，对中央文革的种种胡作非为更是深恶痛绝，于是借毛批评中央文革的东风起来进行反击。
　　
　　 二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定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等问题。会上，军方老帅首先站出来批驳中央文革。叶剑英指斥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下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啦?要蒯大富(当时清华大学造反派领袖--作者注)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中央文革一干人因为刚刚挨了毛泽东的批评，收敛了许多，在会，正处于守势，只是偶尔出来强词辩解，周恩来则一直静听双方的争论，同时批阅处理压在手上的文件，始终没有表态，听任双方交锋，直到最后才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宣布散会，说：今天的议程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
　　
　　 二月十二日继续开会时，双方斗得更加激烈。这次在会上唱主角的是国务院的两位副总理谭震林和陈毅。素有党内"大炮"之称的谭震林早就对张春桥借口"群众不答应"而扣住上海第一书记陈丕显不让来北京一事火气很大，在会前指斥中央文革一干人：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越说越激愤，最后表示："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说着夹起皮包，拂袖而去。
　　
　　 接下来，陈毅讲得更厉害，已经超出对中央文革的批驳，直接针对林彪，而且影射毛泽东了。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他一上台不是搞修正主义吗?"激愤冲动之下，陈毅又提到了延安整风，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显然，老总们大闹怀仁堂，对中央文革一干人痛快淋漓的批驳，乃至延安整风中的种种往事，深深地触动了周恩来，道出了他郁结心中多时的块垒，令他忍不住也要一吐为快。"大闹怀仁堂"后的第二天，周在连续接见财贸部和国防工业部的造反派代表和干部和讲话中，对文革运动中要不要党的领导、该不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问题，态度十分鲜明，措辞严厉，与"三老四帅"在会上的讲法并无不同。
　　
　　 比如，周恩来在申斥造反派夺权后让党委靠边站的作法时，说：你们简直没有边了!部党委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党委靠边站，革命不能革到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到毛主席头上；并宣布：中央各部夺权，凡是未经中央同意的，不能算数，国务院各部党组要恢复，责任还是部长、厅局长负。
　　
　　 在谈到揪斗干部的问题时，周恩来更是痛心疾首，激愤之情难以自抑，反复强调老干部是党的财富，不能搞无休止的斗争，揪住不放，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他们。他甚至把现在对干部的批斗同三十年代肃反扩大化相提并论，还联系到延安整风审干时的经验教训，说：这次对干部的批判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时间不到一年，发展速度却超过十七年。想到这，我就难过。"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这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如果不告诉同志们，这样发展下去，我就有罪厂。"
　　
　　 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马上向江青作了汇报。为了逃避批评而在家称"病"不出的江青知道已经抓住对手的把柄，马上精神大振，对此定调说：这是一次大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附和错误路线，周恩来、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作者注)一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并立即安排张、王、姚二人连夜向毛泽东当面汇报。
　　
　　 毛泽东早已分别从不同的渠道获知了"大闹怀仁堂"的一些情况。一开始似乎并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当叶剑英向他报告说"今天和伯达打了一仗"时，甚至还表态支持叶的看法。不过，毛的态度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据作者当年采访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时，他回忆说，毛在听取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三人汇报时，开始还面带笑容，像是在听笑话，但在听到陈毅发言中讲到延安整风那一段后，随即变色，不过当场没有发作，只是在张春桥汇报周恩来对《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没有送给他看有意见时，毛说了一句：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上的社论要送常委审查。在听完汇报后，毛沉吟了一会儿，表示：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要抓铁路和煤炭。
　　
　　 显然，这次党内高层集体"大闹怀仁堂"事件，让毛泽东内心受到很大的震动。他非常清楚其中的矛头所指，名为批中央文革，实则是冲着他发动的文革运动而来的。中央文革不过是替罪羊。这么多人竟然在党的高层会议上对他发动的文革群起而攻之，情绪如此激愤，批评得如此尖锐，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特别是陈毅关于延安整风的那段话，更是触到了毛泽东的痛处，这不啻是揭了毛在党内一贯玩弄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打一派拉一派的老底。在当年的延安整风中，毛正是依靠了刘少奇这一派人为他打天下，斗垮了所谓党内教条和经验两个宗派，才确立了他自己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如今刘少奇一干人又被他一脚踢开，沦为文革的斗争目标，罪名比当年的王明还大。
　　
　　 被人当众揭了老底，对习惯了被承旨逢迎的毛泽东来说，还是多年来的第一次，其内心的恼怒可想而知。他很清楚，如果不马上采取断然手段，把这次党内高层的反对声浪压下去的话，不仅文革运动会半途而废，而且他本人也将威信扫地，刘少奇一干人也将乘机杀回马枪，在政治上清算自己，这样一来，他的一世英名就会毁于一旦。这是毛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的。
　　 不过，毛泽东在着手反击前，是做过精心的盘算和准备的。这也是他没有急于发作的原因。在毛看来，在党内高层中，有两个人是必须争取的：首先是林彪，其次是周恩来。林彪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只要掌握军权的林彪和他一条心，大局就乱不了，就不会让这些老家伙闹翻天。而争取林彪支持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陈毅在"大闹怀仁堂"中影射林彪的那段话端出来，告诉他的接班人地位不稳，在党内军中有很多人不服。
　　
　　 为此，毛泽东在反击前，特意把叶群找来单独谈话，做了工作，说：现在老帅们不听我的，我准备带着林彪到南方去闹革命，打游击，重建一支解放军。为了笼络林彪，毛并特许叶群今后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随后，毛又专门指派江青代表他去做林彪的工作。江青虽然刚刚挨了林彪一顿臭骂，不过她知道拉住林彪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军队和文革小组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关系不能搞僵，一定要搞好团结，共同保护文革大局。为此，她暂时把心里的不快放在一边，执行毛的意图，登门拜访，做通了林彪的工作。
　　
　　 至于周恩来，毛泽东着眼于大局的，在目前乱局的情况下实在离不开他，需要依靠他来维持局面。所以毛在着手反击时有意保护了周一下，制止了中央文革准备印发涉及周的材料。
　　
　　
　　 二月十八日午夜，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其中包括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以及代表林彪出席的叶群。会上，毛发了雷霆震怒，指责"大闹怀仁堂"的矛头是指向他和林彪的，是为刘少奇、邓小平黑司令部的复辟鸣锣开道，是为王明、张国焘翻案，等等。其实，这还是后来在传达时经过周恩来修改得比较委婉的说法。毛的原话远比这个厉害得多，大意是：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接下来，惯于逢场作戏的毛泽东又故意对叶群说：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不稳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然后又危言耸听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和林彪离开北京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让刘少奇、邓小平上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在场的人无不被毛泽东这一番盛怒之下说出的充满要挟的语言所震慑住，一个个面面相觑，没有人敢吭声。用后来康生的话说是：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主席发这么大脾气，主席发的是无产阶级的震怒。其实，毛发这样大的火，有相当成分是在做戏，因为不如此就无法压住党内强大的反对声浪，文革运动也将半途而废。
　　
　　 为了缓和当时会上的紧张气氛，周恩来出来打圆场，为几个老总缓颊转圆，主动检讨承担了责任，说在怀仁堂会议上，他们几个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讲了过头话，这主要责任在于他自己没有掌握好会议，恳请主席息怒。
　　
　　 毛泽东则趁势下台阶，要求政治局立即开会认真讨论这件事，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并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就这样，这场文革期间在党内高层中仅有的一次集体抗争，在毛泽东的淫威下，顷刻瓦解，整个形势随之逆转。
　　
　　 周恩来这种在政治上对毛泽东的隐忍屈从和帮衬迎合一直是最为人诟病之处，同时也是目前海内外评周分歧的焦点。褒者认为这是周氏实出无奈，不得已而为之，是一种"以柔克刚"的斗争方式。批评者则认为恰恰是由于周的屈从和退让，逢君之恶，毛才更加一意孤行，为所欲为。
　　
　　 其实，这种不同看法并非始自今日。党内高层中对周恩来的这种做法早就存有非议。当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就对周恩来明知国民经济面临的困难形势，却不敢在会上讲出来，担心"误会成泄气"，"像诉苦会"的作法，非常有意见，曾当面指他"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这次"大闹怀仁堂"的风波后，气犹未平的谭震林写信给当年在井冈山共过事的林彪，斥责江青"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真比武则天还凶"，同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更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下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邓小平后来在党内高层谈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时，曾说过两句值得玩味的话。一句是：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另一句是：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拖得那么久。尽管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但邓小平对周的这段评价却切中要害，点出了周氏在文革期间所扮演的双重历史角色--既减轻了历史灾难，又延长了历史灾难，周恩来所扮演的这种近乎悖论的矛盾角色，正是目前人们在评周时见仁见智，各执一端，结论判若天渊的原因所在。
　　
　　 毛泽东在以自己"无产阶级的震怒"压服了党内高层"大闹怀仁堂"的反抗后，并不想轻易放过这件事，他还要做更大的文章，那就是索性趁势肃清文革的反对势力，把他们从中央领导层中清除出去。根据毛的决定，中央政治局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在怀仁堂连续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批斗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
　　
　　 周恩来本来就和这些直言谏诤的党内元老派在思想上有着不少共鸣，历史上也有着很深的关系，被认为是他们的"总后台"。因而批斗他们，对周本人来说，无异于是陪绑。更令他难受的是，毛泽东偏偏又不放过他去，指定由他来主持这一批斗会，让他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虽说周本心并不愿意这样干，但在中央文革一班人马全部出动，大张挞伐的情况下，又岂能独善其身?周恩来再次屈从毛的意志，硬著头皮充当了会议主持者这一尴尬的角色。
　　
　　 在"大闹怀仁堂"这一回合中，党内元老派的集体谏诤大败亏输，不仅未能扭转时局，反而遭受灭顶之灾，被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原先由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这一在党内高层中曾与文革派相抗衡的元老派阵营，从此不复存在。参加碰头会的几位国务院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不是被责令请假检讨，就是陷入听命于中央文革的造反派"炮轰"、"火烧"的纠缠之中，即使一时"打而未倒"，也无法再正常工作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原有处理党政军日常事务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被迫中断，在无形中散摊，被中央文革碰头会所取代。
　　
　　 这种局面，正是毛泽东所期待和有意造成的。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全盘谋划中，在中央完成全面夺权部署的组成部分。
　　
　　 "大闹怀仁堂"事件后，先是张春桥，后是江青轮番找周恩来谈话，打着贯彻毛泽东关于"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指示的旗号，提醒周要把中央文革当作中央书记处来看待，今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首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逼他把各省、市、自治区筹备建立革委会的权交给文革小组。很显然，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如果没有毛的首肯，江、张等人是不会如此明日张胆地进行要挟，逼周恩来交权的。
　　
　　 如前所述，周恩来已经在这个问题上与江青暗中周旋多时，几次挫败了其觊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图谋，但这一次却不得不吞下这一苦果，让党内文革派的逼宫如愿以偿。
　　
　　 此后，中央文革取代厂原有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为行使党内最高权力的执行机构。党内文革派由此完全掌挫了大局，文革女掌柜江青更是权势大增，骄横跋扈。而周恩来则失去了原有的权力基础，沦为中央文革的小伙计，在文革碰头会中势单力孤，事事受制于人，不得不对江青一干人低首下心，逆来顺受，乃至说出这样的话来："以后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
　　
　　 随著文革运动的全面展开，特别是"大闹怀仁堂"事件夭折以后，周恩来已经愈来愈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发动文革这场运动的实质，不过是在冠冕堂皇的旗号下所进行的一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政治大清洗。在这种情况下，周对文革采取的态度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更加谨言慎行，对毛亦步亦趋，而把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深深地隐匿起来。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处境也变得更加尴尬。由于党内元老派在"大闹怀仁堂"事件后几乎全军覆没，他已经失去了原先抗衡文革派的屏障和助力而成为"光杆司令"，不得不在由清一色的文革派所组成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中觅得栖身之地。后来，毛泽东出于大局的考虑，看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纯粹是个书生，办事能力很差，根本应付不了眼前的乱局，才转而指定由周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
　　
　　 但是，中央文革的女老板江青却并不买账，相反还感到愤惯不平。在江青看来，没有追究周恩来在"大闹怀仁堂"事件中实际的角色已经是手下留情了，现在他竟然来染指它的领地，而且还喧宾夺主，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这是江青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的。她虽然对毛的这一决定无可奈何，却更加迁怒于周，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动辄训斥辱骂，找碴刁难，极尽拆台排声之能事，令周恩来的日子十分不好过。
　　
　　 不过，周恩来无论江青怎样胡搅蛮缠，他始终不动声色，表现得极为克制。他之所以对江青如此忍让，说到底还是因为已经看出毛泽东有意让江青在政治上扮演越来越重声的角色，所谓文化大革命，不过是毛、江两人合开的夫妻店而已，就连"副统帅"林彪也还要让江青三分。在这种情况下，得罪了江青，也就冒犯了毛。
　　
　　 当然，周恩来这样做也有另一方面的考虑，那就是决不轻易退出政治舞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相忍为党"。这是周氏对他自己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心境的剖白，而他此时的处境正好和当年相仿。作为一个深受中国儒家思想传统影响的政治家，儒家思想中匡济时艰的传统，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
　　
　　 这年三月，正值春耕大忙季节，但是许多省、市，自治区由于激烈的夺权斗争，处于无政府状态，农业生产无人过问，工矿企业生产大幅下降，纷纷吃紧告急，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不得不在支持左派夺权之外，赋予军队更大的责任，表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随后，他又作出派军队对局势混乱的地方实施军事管制的决定，说："凡条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条件成热，然后举行，处于无政府状态者，则先实行军管"。
　　
　　 早就为这种局面而焦虑的周恩来立即见机而作，在毛泽东作出这一决策的当天，就起草了中央复广州军区的指示电，要其立即对地处中国南大门的广东省实行军事管制，提出："军管会之下，可设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可名为革命委员会或支左委员会，领导全省文化大革命，加强和促进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推动和实现革命"三结合"(即军队、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三方面的结合--作者注)的夺权斗争。另一个促生产，可名为生产委员会，把农业、工交、财贸，卫生等都管起来。"
　　
　　 随后，周恩来又把实行军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国务院所属部委，首先从隶属国防工业部的各个机械工业部入手，然后扩及其他。为此，他专门向毛泽东写了报告，说："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亦实行军管"。在征得毛的同意后，他迅速对铁道、交通、邮电等部门实施了军管，其余的部委则是派出军代表。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借毛泽东上述批示的东风，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敦促军队帮助地方春耕生产和大力做好支工工作。并亲自起草电文，向全国推广北京市怀柔县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经验，将电文转送毛批阅，说："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接近于"三结合"的筹备小组，但以抓生产为重点，或者就是军管会下抓生产的班子。如能组成，不论何属，都是好事。"
　　
　　 四月下旬，毛泽东在成功地平息了党内对文革运动的反对声浪之后，有意松动一下与党内元老派的关系，亲自出面找他们谈话，表示"团结"的愿望，说：碰头会上的发言，对运动有意见，是老帅发牢骚，是阳谋，不是阴谋。毛还笑着问谭震林：谭老板，你的气消了没有?我的气已经消了，咱们订个君子协定，不许骂娘。这次谈话后，周恩来马上见机而作，拟定了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的名单，将"大闹怀仁堂""的几位主角一一列上，报请毛批准，希望通过这种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亮相"，多少改善一下他们的政治处境。
　　
　　 但是，周恩来在做完这件事之后，又担心这几位"炮筒子"因此而"翘匡巴"，再度惹事闯祸，随即又给陈毅等人写了一封信，预先对他们进行敲打。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陈毅、震林、先念、秋里、谷牧五同志并告富春同志：
　　 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实行打击报复，那就又来一个新的反复。你们在人民中，在党内信用将要失尽。对党、对革命来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也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对革命小将们将是深刻的一课。为着预防你们五位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
　　
　　 周恩来在信中的用语虽然较重，但陈毅，谭震林几位在经历了"大闹怀仁堂"的风后，领教了毛泽东的翻脸动怒，看到了形势逆转后党内文革派的嚣张，都能体会到周在信中的一片苦心，知道祸从口出，处处谨慎多了，不敢再像以前那样随便乱放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