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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泳有一篇〈毛泽东与北大〉，文章劈头就称：
“毛泽东在北大的经历是不愉快的，这种不愉快在他一生中都有痕迹，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特别是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评价，与他早年的北大经历是有关系的。”
此论断是以《西行漫记》中毛主席对斯诺的一段回忆为据：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原文：My office was so low that people avoided me. One of my tasks was to register the names of people who came to read newspapers, but to most of them I didn't exist as a human being. Among those who came to read I recognized the names of famous leaders of the renaissance movement, men like Fu Ssu-nien, La Chai-lung, and others, in whom I was intensely interested. I tried to begin conversations with them o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ubjects, but they were very busy men. They had no time to listen to an assistant librarian speaking southern dialect.）
民国控大师岳南进一步在不愉快上加油添醋：
“这段回忆不但令毛泽东感到悲伤，亦令后来的天下读者倍感心酸，或许没有人想到，一个后来推翻‘三座大山’的世界级巨人，居然还有这样一段卑微的伤心史。”
俨然心理医生的诊断，如此铁口合于实情乎？前揭回忆主席接续的表白是：“但我并不沮丧”（But I wasn’t discouraged.），相对岳谢一气的断章取义，读书精细的冯锡刚先生则为人们拨云见日：
“这番回忆似有可议之处。傅斯年、罗家伦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还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事。那时毛泽东已离开北京南返。从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来说，自然早在1918年之前就开始了，但那时的‘头面人物’是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等人，也包括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但无论如何不可能包括时为北大学子的傅斯年、罗家伦。毛泽东在1936年的回忆中独独提及此二人，似是时间的错位。推究起来，这种错位似由傅、罗拥护蒋介石所致，更重要的是毛的这些回忆所流溢著的抱怨与嘲讽。”
伤心史云云，在高明者看来却是另番“抱怨与嘲讽”，但对象不是新文化运动真正的头面人物如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李大钊等人，而是后来拥护蒋介石的无名学子傅斯年与罗家伦。主席的抱怨其实有迹可寻——当时他与前述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均互动良好，其北大图书馆职务是蔡元培校长亲自任命：“守常先生大鉴：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一个书记的职位，负责整理图书和清扫房间，月薪八元。蔡元培即日。”他还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同蔡元培和胡适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覆，所谈多学术及人生关问题。”同时认识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给我的影响也許比那裏任何人所給我的都大。” 他也被一些学术社团接纳，“我参加了哲学研究会和新闻研究会。在新闻研究会里，我遇见了几个同我一样的旁听生，……还有一个是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研究会的讲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良好品格的人。”其上司更如一盏明灯照亮其前程，“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那段期间他“还认识了谭平山、王光祈、陈公博、张国焘这样一些后来颇为著名的人物，并同来自湖南的北大中文系学生邓中夏建立了真诚的友谊。他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大，思想越来越激进。在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以后，也很受影响。当时无政府个人主义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是北大学生朱谦之，他比毛泽东还小六岁。两人却颇为投机，朱谦之常常来看望毛泽东，相互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可知不理人的仅限于跋扈专断的毛头学生傅斯年、罗家伦辈而已，偏颇之徒夸大渲染主席在北大一段所谓的不愉快或伤心史意在罗织其后来“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也就呼之欲出。
主席的嘲讽殆在于傅斯年跟罗家伦如今忙抱蒋介石大腿，我毛某人却在他的大军围追堵截中成功地领导工农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因此就时代背景言，一九三六年毛主席跟斯诺的谈话可能出现令后来的天下读者倍感心酸之调吗？感受一下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于陕北瓦窑堡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的气壮山河：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在“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中力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的英雄好汉还发出撼动人心的历史最强音：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试问有此志气者还会像小媳妇般悲伤怨恨当年在北大图书馆里跟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学生间的芝麻绿豆小事吗？其实就于会见斯诺期间，即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在“风雨同舟” 、“寇深祸急”的当口，他致信孑民先生:
“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尚，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 ”
期许他当年尊敬的“夫子大人”：
“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
“若然，则先生者，必将照耀万世，留芳千代，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矣。先生其将不令数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增之以至于无已乎? ”
信末“统此致讯”宋庆龄等七十位知识贤达，“傅斯年先生，罗家伦先生”赫然在列，主席之识大体跃然纸上，燕雀之徒却以心病相质！至于说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特别是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评价”问题，吾人愿引〈别了，司徒雷登〉中的一段为答：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依此标准，我们也应当写表现了民族气概的毛泽东颂。对曾经的美国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态度暧昧的谢泳岳南之流，无论如何绘声：“这种不愉快在他一生中都有痕迹”，或绘影：“居然还有这样一段卑微的伤心史”，都难脱借曲解史实以达不可告人的卑鄙图谋。对照“无惧解放军现代化，只怕其毛泽东化”的美军把毛主席玉照高悬于华盛顿号航母控制室，则知在对“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爭和其他形式的斗爭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语）的毛主席之态度上，这些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居者的心术是变态可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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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8 22: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