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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毛泽东研究》2009年第1辑 作者：梁怡 王凤恩 点击数：816 时间：2015-10-09
【摘要】：国外关于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随着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开始,至今尚未结束,其间取得很大进展,甚至形成了"文革学"的研究流派。当年的世界局势,当年的历史局限,使得国外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产生了特殊的效果,其中包含了对人类解放美好前景的憧憬,也包含了对中国这个代表共产主义的强大力量发展前景的揣测和不安。这些研究中不乏严谨的学术思考,也有的明显是出于偏见。不管几十年来关于"文革"与毛泽东的研究在国外又有了多少变化,在当年的动机下产生的历史经验和研究成果,值得人们今天认真反思。
【关键词】 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 国外研究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发生了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在冷战火药味浓重、国际上政治线条分明的当时，引起了国际政治界、思想界、社会学界、文化界的空前激荡，各种人等怀着不同的心态关注它、研究它，同时也关注它的发动者毛泽东。当年一首少年歌曲的歌词至今有些50岁上下的人还会记得:“从怒火熊熊的亚洲大陆，到风雷滚滚的大西洋，从战鼓咚咚的非洲丛林，到炮声隆隆的越南南方。每当太阳升起来，全世界人民都仰望着东方。颗颗红心向着北京城，放声歌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这首歌的歌词虽然是中国人的一面之词，但是，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文革”和毛泽东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国外关于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正是伴随着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开始，其间取得很大进展，至今尚未结束，甚至形成了“文革学”的研究流派。本文试图对“文革”爆发后国外关注、研究毛泽东和“文革”的动因作粗浅的分析。外国人对“文革”和毛泽东给予高度的关注热情是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背景的，且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研究动机。分析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美国的民间和官方从不同角度关注“文革”和毛泽东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卷人越南战争泥潭，激起了美国国内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战潮，各地大学逐步开展起了积极的反战活动。这时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对美国的研究者和左翼群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一些年轻学者，在意识形态的对垒中，政治态度比较激进。他们明确支持中国的立场，谴责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封锁。特别是1968年春，在纪念亚洲研究学会成立20周年大会上，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12个大学的青年教师、研究生共350人宣布退出亚洲研究学会，并于1969年建立了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CCAS)。仅一年时间，其会员即达1000人，以后又发展到5000人。他们举办对政府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的辩论和研讨会，并出版自己的杂志《关心亚洲学者学报》和各种著作。
对于中国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中的许多年轻的左翼学者与“文革”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们以“文化大革命”为切人点研究中国，试图解释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这场“革命”为什么会产生于中国领导层内部?它在中国城市社会的基础是什么?它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了什么样的教训?他们认为，“文革”是以近代合理主义和平等主义为社会目标的一种尝试。1971年夏，亚洲学者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在中国各地访问考察，并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接见。他们以委员会的名义写成题为《中国，在人民共和国》的报告，回答上述问题。在报告中，他们赞赏中国的“平均主义”，认为“这个国家充满生机，人们热情、幽默，充满为祖国奉献的精神”。一些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对美国政府发动越战的不满，不惧怕被抓进监狱，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记得1993年我在威斯康星大学作学术交流时，著名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教授的一名博士生、反对越战的积极参加者曾对我说，他们当时认为人类解放的希望将在中国。
美国非常注重资料的搜集。据1975年统计，美国95家图书馆当时的中文藏书达4亿册。从1966至1968年，红卫兵组织出版了大量小报、小册子和其他印刷品，其主要内容是对中央和省委领导人的批判，包括1949年以后中央内部关于某些重大政治问题的争论情况以及各种机构和单位中派性斗争的历史等等。美国以香港为中心收集了这些资料，1975年出版了一套20卷的《红卫兵资料》,1980年又出版了一套8卷的《红卫兵资料续编》。为了使用方便，李鸿永还为《红卫兵资料》作了索引，定名为《红卫兵资料研究指南:1966-1969。在哈佛大学这样的名校，至今仍在开设听课率很高的“文化大革命”专题课。哈佛燕京学社的图书馆，还保留了详尽的“文革”时期的各种报刊和传播品。
“文革”与毛泽东紧密相连。这一时期，就中国问题，美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展开了一系列学术批判，主要是对原有中国研究、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批判，批判其政治立场与方法论。与此同时，对毛泽东的研究也进人高潮。1976年10月至 1977年，《近代中国》( Modern China)杂志组织了一次关于“毛主义”独创性的讨论。参加者是中共党史领域中毛泽东研究的三位权威施瓦茨、迈斯纳和施拉姆，以及当时新一代的青年学者理查德·普费弗、安德鲁·沃尔德、马克·塞尔登等人，争论的主题是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新一代青年学者把毛泽东思想理解成为“一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旨在中国实现马克思目标的革命发展战略”。这一观点与站在美国反共极右立场上攻击毛泽东思想的福格尔不同，福格尔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翻版，毫无独创性可言;这一观点与施瓦茨也不同，施瓦茨之所以将毛泽东思想命名为“毛主义”，就是因为把毛泽东思想看作“同旧教义的真正背离”，“共产党人是把这当作‘发展和丰富’提出的，但这在我看来总是表示旧教义的瓦解”。
这次讨论比较深刻，特别是关于方法论的评述，给深刻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正确评价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贡献指出了新的认识角度和思路。虽然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上毛泽东研究的中心移出了美国，但是1993-1994年我在威斯康星大学作访问学者时，迈斯纳教授还把博士生每周一次组织起来，非常严肃地就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毛泽东与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与列宁、毛泽东与斯大林等进行专题研讨。
另一方面，作为中美苏三角角逐中的美国官方，出于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国家利益考虑，“文革”爆发一开始就给予密切关注。美国驻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使领馆担负动态追踪、情报搜集任务。特别是美国驻香港、澳门领事馆成为侦查中国的最前站。美国中央情报局除了紧密跟踪动态、收集情报外，还整理分析各个渠道输送来的信息，给政府提供分析报告。兰德公司等智囊机构和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则做了大量的细致分析，帮助美国政府尽快确定“文革”的性质、对华方针、研究重点、局势发展的趋势。通过对毛泽东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中国及共产党政权的稳定性的分析，美国政府确定了继续实行拉拢苏联孤立中国、用越战威胁中国安全、通过周边国家“紧逼遏制”中国的外交战略，并渴望利用中国“文革”内乱乘机尽快在越南取胜。
二、苏联学界持与中国对立的态度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上半期，是中国和苏联两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从意见分歧走向对立的时期。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苏联对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为迎合苏共领导反华的需要，苏联史学界抛弃了以前的立场，对中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采取了批判态度。1966年9月，为加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苏联科学院成立了远东研究所，其主要任务是研究中国在内外政策、经济、历史、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现实问题。为了论战的需要，为了探讨中共领导现实政策的历史渊源，苏联以远东研究所为中心，集中各科研机构的研究力量，学者们一方面收集和发掘文献，一方面研究中国革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要事件及各个基本发展阶段。
在中国“文革”期间，苏联研究者们持与中国反其道而行之的态度，对被“左”派打倒的、受批判的著名学者及其著作多大大赞扬，对毛泽东取批判的态度。关于这一段历史，曾在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学习、期间经历“文革”的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院士有这样的解释:我不仅师从冯友兰大师，也认识聂元梓，和她很熟。我们一起在人民公社劳动，她那时候是研究生的支部书记，她太积极了，是极端分子。季塔连科指出，苏联是世界上研究中国文化最早并且作得比较全面系统的国家。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传统的儒家文化经典到当今政治领导人、知名学者的著述都作了系统的翻译，如王弼的《韩非子》，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30年》，等等。
在“文革”时期，尽管在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批评毛泽东和反驳中国攻击苏联的文章，“俄罗斯学术界仍对中国文化表现了很尊敬的态度。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对你们批评的许多内容是正确的。因为，把(我们的观点)与后来你们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相对照可以看出，在原则上是一致的”。对于中国当时反苏的问题，季塔连科认为，“当时苏共有些领导人的确有修正主义思想，所以有些批评是正确的，如防止腐败问题。现在中国也有不少了。”
季塔连科认为，“文革”中中国的极“左”派的极端思想是有问题的。他特别提到:“康生这个人对中苏两个国家间、党与党之间的关系起了非常、非常不好的、挑拨性的作用，我说他是坏蛋没有扩大。”
季塔连科特别指出，远东所在“文革”期间所做的是与中国完全相对立的事情。“你们批郭沫若，而我们翻译他的作品，说郭沫若是好人。因为，我认为郭沫若对研究中国文明起了重要的作用，如在考古、文学、历史学方面。郭沫若自己说毁掉我全部的作品不在乎，我不相信他的话。”当时，“四人帮搞批林批孔，我们翻译孔子的书。
目前，世界上只有俄罗斯把司马迁的(史记》全部翻译了，这事很难的。亚什(音译)教授一生就是为了翻译司马迁而活着。就是在‘文革’最厉害的时期，我们却向世界说明中国历史文化多么伟大。我们专门把被红卫兵批判的东西翻译出来。1972年，俄罗斯出版了《中国古典哲学》(2本书)。《水浒》、《红楼梦》、《三国志》、《西游记》，以及老子、蒲松龄、鲁迅、郭沫若、郑振铎、瞿秋白等名家的作品，都是那时翻译出版的，这就是我们对毛泽东所谓‘文革’的回答。也由此，使得苏联领导人看到，全面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的重要性。我们研究所就是那时成立的，我们认为应该提供详细的研究报告给政府做参考。所以，我们研究所的成立和中苏关系的恢复与发展分不开。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多次向国家领导人打报告，提出了如何使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化的建议和办法。当时主要是与中国人大的李一氓所领导的国际交流协会接触，提出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的建议。我们把自己当成一个小桥，希望由小桥把两大国连起来，在大车不可走的当时，成为可以行走的人行道。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了，我们也同戈尔巴乔夫一起到中国”(据梁怡于2008年2月8日访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所长季塔连科的谈话整理)。应该说，季塔连科的观点与我们的分析是稍有差距的，但是作为目前仍对俄罗斯政府起智囊作用的院士、中国通，他的谈话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三、日本对“文革”持有高涨的学习和研究热情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是日本的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展开”阶段，同时，也是日本的毛泽东研究的重要阶段。
日本对毛泽东的研究已有70多年时间，并一直保持高度的热情。在1957年至1966年上半年间，日本的毛泽东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中国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等运动，以及后来中苏大论战，使得部分日本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产生了一些疑惑。这些疑惑是在对苏共二十大、匈牙利事件、中苏论战和“大跃进”等政策的观察中逐渐加深的。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为什么不参与批判斯大林?为什么急于建设共产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日本学者参照美国的中国研究方法，形成了有一定影响的新研究范式，其中对他们起重要作用的著作是史华慈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者间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争论异常尖锐。争论焦点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66年下半年至1970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高潮。学者古厩忠夫认为，由于信息被割断，加之有偏见问题，使得人们对“文革”产生各种推测和错误认识。因此，这个时期日本对“文革”的评价带有很浓厚的主观判断色彩。对“文革”给予高度评价和继续批判的著作在1967年陆续出版，其中，支持“文革”的书占压倒多数。天儿慧分析认为，由于不十分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出现了对“文革”的两种解释，即“文革”是给世界史增添新的一页的“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和“文革”是单纯的“权力斗争”。到1967年后，随着“文革”进人所谓“造反派”“全面夺权”的高潮，日本对“文革”的研究队伍分化成三派。1967年2月5日出版的《朝日周刊》，对各派的观点作了较为清晰的介绍:即重视意识形态斗争的“左”派观点;把“文革”看做是权力斗争的右派观点;重视政策分歧的中立观点。一般认为“文革”前日本学者中的亲中国派就是“左”派，这部分人转变为亲“文革”派。那些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日本学者认为，60年代后半期，在欧美各国和日本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以严重的公害问题、核武器的扩散和越南战争陷人泥潭为契机，他们开始对过去从不怀疑的价值标准—“近代合理主义”进行反思，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弊端难于解决这一现实。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不少人想从“文革”和毛泽东思想中寻找世界新的发展方向。多数中国问题研究家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是成功的，而中国也的确出现了干部腐败等问题。因此，许多带有亲华倾向的专家把“文革”作为“世纪的实验”加以支持和赞美是很自然的。
1970年至1977年，日本学界开始反思和总结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1972年，天儿慧在《试论毛泽东研究》一文中指出，日本研究毛泽东最大的问题就是研究范式的绝对化，把毛泽东的革命运动过程与中国共产党史、中国革命史割裂开来，这样就掩盖了中国革命中那些有生气的过程和毛泽东在曲折中思想形成的过程。野泽丰也认为，日本刮起了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的风潮。伊藤一彦在《当代中国研究指南》一书中指出，“到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的70年代中期为止，战后日本的当代中国研究一直受到中国政治动向的很大影响。”
在日本青年学生中，“新左翼运动”兴起，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出现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小组，讨论的气氛热烈，甚至常常引起武斗。1967年，大缘有章领导的日中友好学院也改名为‘旧本毛泽东思想学院”，这所成立于1962年的大阪日中友好学院前身，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所以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学院成立的目的，是要培养日中友好运动的积极活动家。在大缘有章、井上清、中岛健藏等12位先生的号召下，依靠自力更生，募集建设资金，1968年3月3日建起校舍。创始人大缘有章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内弟，他对社会主义十分关心，长期从事日中友好运动，并多次访华。学员大体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经历过从日中友好学院到毛泽东思想学院两个过程的人，其中有不少人是日共党员。另一部分是从学院创立前后才蓬勃兴起的“新左翼运动”的活动家。创建初期，学院的中心活动是“定期学习会”。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该学院理所当然地致力于日中友好。由于70年代之后，参加人员由原来的“新左翼派”学生转为青年工人且人数逐渐增多，到1974年，工人已占多数，因此，学院便开展以工人为对象的学习活动。在80年代该校为了从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建设的现状取得经验教训，还举办了毛泽东思想研究座谈会。
在此阶段，日本成立了亚洲经济研究所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所内设苏联、亚洲太平洋、其他地域三个研究中心，它们都将中国研究涵盖其中，出版了许多资料集。此外还设有东洋文库和东亚文化研究中心。
四、第三世界的“革命朝拜”心理
正如中国学者侯且岸分析的，“‘文化大革命’本身提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例如：包括官僚主义问题、等级制问题、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消灭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问题、民主问题、文化传统问题、树立新的道德风尚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虽然在‘文革’中被采用错误的方式加以解决，而又恰恰是美国学者和其他西方学者最关心、最敏感的问题，因为他们同样面临着这些问题。”
一方面，处在反帝反殖的民族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的国家里，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关心更多的是缘于对成功带领4. 5亿中国人实现民族独立的毛泽东及其伟大的思想崇敬。因此，中国人人手一册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才有可能以25种文字，460多万册的高发行量，传到海外148个国家和地区。毛泽东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思想、毛泽东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革命英雄主义的思想都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革命力量非常珍视的指导思想。
另一方面，20世纪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使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左”派力量将“文革”视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新试验田和新希望，包括在毛泽东关心下建立的农村医疗卫生防疫体系等，都得到了肯定的评价。在特殊的背景下，他们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世界意义作出了超乎实际的期盼和评价，即使一些美国人，也将中国红卫兵高喊“打倒美帝!打倒苏修!”
看成革命彻底的表现，他们至今还以会唱“五洲震荡风雷激，革命战斗结友谊”的歌曲为骄傲。而苏联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也使得中国对自己和革命领袖毛泽东承担的世界责任看得越发的重要，传播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输送毛泽东思想成为一种责任，甚至一度把向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方针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才可能有古巴的“革命攻势”，那是与中国的“大跃进”、特别是“文革”一样都被认为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和挑战、一种寻求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形式。卡斯特罗也认为:中国人也许正在做令人感兴趣的实验。
甚至，古巴一些干部把他们的“革命攻势”称为“古巴版的文革”。中国当时的极“左”思潮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极为吻合，阿尔巴尼亚艺术家甚至把毛泽东1961年11月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谱写成歌曲《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成为当时少见的“外国流行歌曲”。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才有可能出现如格瓦拉、查韦斯、普拉昌达等一批年轻的外国革命领袖对毛泽东的敬仰、崇拜和学习。格瓦拉就说“毛泽东是游击战大师，我只是个小学生”。当然他的学习还有缺陷，当1966年11月，格瓦拉又带领几十个说西班牙语的外籍人进人玻利维亚丛林去展开游击战时，他的“游击中心”论并不是按毛泽东思想去认真发展共产党组织、发展群众组织和建立革命根据地，遭致了最后悲壮的失败。
通过上述粗浅分析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当年的世界局势，当年的历史局限，使得国外的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产生了特殊的效果，其中包含了对人类解放美好前景的憧憬，也包含了对中国这个代表共产主义的强大力量发展前景的揣测和不安。其中不乏严谨的学术思考，也有一些出于偏激的一腔热情。不管几十年来国外“文革”与毛泽东的研究又有了多少变化，在当年的动机下产生的历史经验和研究成果，值得人们今天认真反思。
参考文献:
[1]梁怡，李向前.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2]萧延中.外国学者评毛泽东[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
[3]王朝晖.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早期研究(1966-1968 ) [ J ].东北师大学报，2002(6).
[4]侯且岸.毛泽东研究史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王凤恩系江西政法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
http://www.mzdyjw.com/show_content.php?id=13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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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3 14:3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