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承思：老书记芮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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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天的人们来说，芮杏文的名字或许有些生疏了。但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人，对这位老书记的历史贡献，是不应该遗忘的。               1985年6月，我刚调入上海市委宣传部不久，就赶上市委领导换班。从北京来的建设部部长芮杏文接替陈国栋担任市委书记。市委机关在沪西的康平路，市府大楼则在外滩，因此机关内私下有“西宫”、“东宫”之称。作为市委干部，我和芮杏文的接触自然也就会多些。
             芮杏文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为人严肃，不苟言笑，似乎令人难以接近。其实不然，相处时间一长就能感受到他的谦和平易。机关上下都称他杏文同志，从来不带官衔。
他不像是一位高级领导人，倒更像一位大学教授。思考问题深入细致，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能与我们这些小人物展开平等交流与讨论。芮杏文上任时正赶上我们在组织全市范围的文化发展战略研讨活动。第一次见面，他就谦虚地表示自己不懂文化，要我们给他讲解什么是文化发展战略。我们汇报完了，留下一大堆详细资料。后来的几天里，芮杏文居然把这些资料都认真看了一遍。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就把我们叫去，最后明确表态全力支持这项工作。
1986年5月的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后，市委决定向中央汇报，让时任宣传部长的潘维明、市委研究室主任孙恒志、宣传部长助理黄安国和我组成起草小组，由我执笔起草《汇报提纲》。我们关在虹桥迎宾馆内，一个多月几乎足不出户，每起草一稿就拿到市委常委会上去讨论一次，回到宾馆再修改一稿，前前后后改了七八稿。每次改稿，杏文都会事先审阅，批上密密麻麻的意见，即使生病住院也把我召到病床边讨论修改。到了常委讨论时，他鼓励我们大胆发表意见。有一次，一位领导建议删除草稿上“要研究文化大革命错误理论”的提法。他说，文革有什么理论啊？我坚持不肯删去，说：“错误的理论也是理论啊！”他没料到我这个小人物居然敢顶撞他，有点恼怒地说：“那不叫理论，叫谬论。”在旁的杏文含威不露，过了一阵说：我看不必删了吧。
             同年6月，我们起草小组随芮杏文进京，准备在中央书记处209次会议上专门汇报上海的文化发展战略。杏文家在北京，但还是到中共中央的厂桥招待所去报到。他是为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考虑。在北京期间我们要听取各部门意见，修改书记汇报的文字稿，常常很晚才能回到住地。当年北京的宾馆招待所一到7点过后就没有晚饭供应了。但正省部级官员来京入住厂桥，则有不受时间限制的小灶供应，随员也可以“揩油”。芮杏文从来没有住过一天，却便宜了我们这几个芝麻绿豆官享受了二十多天的特权。那时候的特权，印象最深的也不过是可以放开肚皮喝啤酒，并无山珍海味。此事可见芮杏文对部属无微不至的关心。
                 有人说，芮杏文不易相处，是个性使然。他讲话开门见山，没有一句官话、套话，为人做事要求严格，一向重行不重言，不喜欢别人的阿谀奉承。不仅对部属如此，即使对北京来的元老、中央领导人或高干子弟也从不拉关系、套近乎。他后来的政治前途因此受到影响。许多熟悉他的人都说：芮杏文对具体业务更在行，对做官兴趣不大。
                    15岁就参加革命的芮杏文大部分时间从事经济工作。解放前就在东北解放区搞工业。1950年从中国人民大学企业管理专业毕业，以后长期在化工﹑军工﹑航天﹑城市建设﹑计委等系统担任领导职务，是党内真正懂经济的少数高级干部之一。因此，他的兴趣一直在经济工作上，看重的是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在上海的这几年，作为市委书记的芮杏文却一直在抓经济﹑抓改革。
                    1986年3月，上海召开第五次党代会。我被召去参加起草市委工作报告，和杏文接触的机会更多了。当时上海的经济发展已经处于瓶颈。三十多年来国家对上海的政策是杀鸡取蛋，每年40%的财政开支依赖这个城市，却没有任何投入，城市基础建设几乎一片空白。我们按照芮杏文的思路，在起草的报告中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向中央政府上缴的税一分钱也不能少，上海建设的资金从哪里来？杏文提出了两条思路：一是从社会募集资金，二是搞土地置换和批租。同年9月，上海静安证券交易营业部开业。当时资本还是一个异常敏感的字眼。上海的股票交易顿时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在国内也引起了激烈争论。时任央行行长就曾是反对派。1987年，芮杏文亲自陪同她参观静安营业部。行长在调查研究后表示赞成让股票交易继续试下去。
                 当时我在宣传部负责理论研究工作。芮杏文在和上海经济学家座谈时，提出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启发大家去思考如何合理利用上海的土地资源。上海黄金地段有许多建筑被大大小小的机关团体占用，风景秀丽的黄浦江沿岸都是仓库码头和工厂。杏文指示着手试点土地置换，把黄金地段和浦江沿岸的地皮让出来开发商业用途，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回报。同时，他还在小范围内指示我们研究把土地有偿批租给外商和私人企业使用的可能性，为此还秘密派遣孙恒志带队去香港考察港府拍卖土地的做法。后来股票交易和土地批租成为上海政府的主要财源，为上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奠定了经济基础。如果没有芮杏文的改革胆略和经济头脑，今日上海的成就是不可能的。
                          行文至此，不得不说到上海浦东开发问题。浦东开发的首倡者是老市长汪道涵，全力支持者是芮杏文。1985年，世界著名华裔建筑师林同炎在美国会见了汪道涵，建议“上海先在浦东开辟一块土地造桥修路。地价上涨之后，将其出租或出卖，如此滚动开发，国家可以不花一分钱，收回一个现代化的浦东。上海规模也可以成倍扩大”。道涵对此很感兴趣。后来林同炎写了一份《开发浦东——建设现代化的大上海》报告。此时，汪道涵已经卸任，芮杏文十分重视，将报告印发给相关部门，准备着手研究浦东开发问题，但很快他就离任了。
                     “东宫”有一种说法：浦东搞了特区有可能归属中央特区办，上海反而少了一块地盘。他们只想把浦西的工厂往浦东搬，解决老市区日益严重的拥挤问题。1990年，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说：“有人说我们要收了，要向左转了。请上海的同志考虑，做点什么事情，证明我们没有收，没有向左转。”有关领导这才想到开发浦东，因为这并不涉及全国性政策走向，左右两派都不会反对，又可以向上交答卷。当时邓小平表示后悔没有及早开发浦东，但他不知道假如芮杏文能一直留在上海主政，也许浦东开发早就提上议事日程了。
                                 1987年，十三大召开前夕，芮杏文的秘书谭大同和另外一位领导的秘书三天两头给宣传部打电话，了解香港传媒有关十三大的消息。因为工作需要，我分管的宣传部资料室是全市订阅海外报刊最多最全的。我知道，他们想要的就是谁留谁走的消息。领导本人是绝对不敢去北京打听的，只有从海外媒体捕捉一些出口转内销的小道消息。最后芮杏文被调走，出任分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处书记。后来有某元老子弟告诉我，他们都觉得芮杏文架子大。征询意见时，元老们自然都不站在他一边。芮杏文北上前接见黄安国说，最遗憾的，是没有重用你们这批少壮派，许多事情难以推动。否则，上海改革的步子还可以迈得更快些。
                  芮杏文到北京后，我们的接触就很少了。1999年，我听说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就在谭大同的安排下，去北京看望老书记。杏文告诉我，他的晚年生活非常平静，每天就是看书，看电视，有时到河边去钓鱼。心里最不平的，是1991年中央让他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当时他去找有关领导说，现在重新让我出来工作，组织上总该给我一个正式结论吧！想不到得到的答复是，“摊上你了，算你倒霉”。我想，这是芮杏文这样一个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老干部至死都没能想通的。


本主题由 诚实的约翰 于 2017-1-2 22:54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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