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庆云 中苏论战背景下的史学“反修组”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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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jass.com　 2013年11月05日 16:46:21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作者簡介】趙慶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北京 100006

【內容提要】 1963年8月成立的史學“反修組”，主要承擔撰寫史學“反修”文章、編譯蘇聯“修正主義”史學相關資料，以及為中蘇邊界談判提供歷史資料等任務。這一史學界的“反修”舉措，充分體現出“學術為政治服務”的思想，同時也產生了一些不應被忽視的學術成果。本文力圖通過梳理檔案、比對親歷者回憶等方式，對史學“反修組”的發展沿革和運作情況進行初步探討，並從一個側面揭示20世紀60年代“反修”語境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獨特面貌。

【關 鍵 詞】中蘇論戰/史學“反修組”/中蘇邊界歷史組

由于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毛澤東在20世紀60年代掀起反對蘇聯“修正主義”浪潮，中共與蘇共展開意識形態領域的論戰。學術界也深為震動，反“蘇修”成為社會科學領域的首要任務。在自上而下的推動下，不少學者投身其中。“反修”對于當時的文學、史學、哲學、經濟學等學科均產生了深遠影響，已有學者對此加以關注ヾ。然而，對于史學界在“反修”斗爭中的實際作為，卻甚少有人提及。實則在中宣部的統一部署下，史學界調集精英骨干，于1963年8月成立了史學“反修組”。本文即擬對這一組織的來龍去脈及實際運作情況進行初步探討。

一

在20世紀60年代的“反修”斗爭中，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被寄予厚望。史學“反修組”的成立，亦與此背景密切相關。

1963年10月26日，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在政協禮堂召開。與會者約500人，除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學部委員之外，還包括一部分著名學者和青年研究人員，以及“中共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哲學社會科學各研究機構和其他有關機關的負責人”。會議由中科院院長郭沫若主持，著重討論“在哲學社會科學戰線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斗爭”。ゝ國家主席劉少奇出席會議，並發表講話，“指示我們加強近現代史的研究，以回答當前的斗爭任務”ゞ。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作題為《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斗任務》的主題報告，哲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潘梓年作學部工作報告々。11月9日，時任中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長、《歷史研究》主編的黎澍出席會議並發言。會議持續至11月16日才閉幕。

當時，中蘇兩黨論戰已趨公開化あ，中共中央已著手部署在哲學社會科學各個領域開展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斗爭，這是此次會議的大背景。因而，學部第四次擴大會議可謂學術界“反修”的動員大會。周揚的報告除了論述馬克思主義理論、批判“修正主義”理論外，還講到哲學社會科學人才培養問題和哲學社會科學的未來發展前景。毛澤東對周揚的報告頗為關注，“讓劉少奇找人幫周揚修改好。結果，陳伯達、康生都來了”ぃ。1963年10月31日，毛澤東在周揚送審講話稿的報告上批示“講得好，完全同意”，並親筆作了多處修改。

實際上，從1962年11月起，中央就已集中胡喬木、吳冷西、喬冠華、胡繩等理論家，著手起草“反修”文稿。1963年2月，中央正式決定成立一個“反修”文稿起草小組，直屬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組長康生，副組長吳冷西ぅ。1963年夏，社會科學的“反修”工作已然全面展開，中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長黎澍奉命開始組建隊伍，著手歷史方面的“反修”工作，“原來是用近代史所的名義，後來覺得這不是近代史所的事，又用反修組”う。8月13日，史學“反修組”正式成立(11)。這一小組直接受命于中宣部，頗具神秘色彩，迄今所見文字資料不多。

據戴逸回憶，自1963年夏至1964年春，“我有幸和歷史學界的一些朋友們共同生活在一起，為完成一項任務而在黎澍同志的領導下，組成了一支隊伍。隊伍中有金應熙、余繩武、齊世榮、李龍牧、蔡美彪、張豈之、寧可、張文淳、劉祖熙、李嘉恩、洪兆龍、廖學盛等。應熙同志年齡居長，實際上，他當時也不過44歲，而其他人都在30到40歲之間”(12)。蔡美彪回憶道︰“他(指黎澍——筆者注)管的事就是反修組，寫反修文章的小組。因為有反修這樣的旗號，他就把歷史界的中年青年都給調去了……現在算算咱們所是我和郁松，人民大學戴逸，北京還有齊世榮、寧可、張豈之，世界史所廖學盛也參加了，住在香山，後來住黨校，單獨成立一個組。那時的中青年，寫點東西的他都給弄進來了。”(13)自始即身與其事的余繩武回憶︰“黎澍同志是我的老領導。1963年他主持籌建中俄關系史研究組，找房子，調集人員，調集圖書資料，各種事情都親自過問，奔走聯系，一一設法解決，為此傾注了不知多少心血。”(14)余繩武明確表示，此小組名為“中俄關系史研究組”。陸鍵東在《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中，謂金應熙被借調到北京“中俄關系史研究組”(15)，可能即根據余氏之回憶。總之，幾位先生的回憶多可相互印證，但因各有側重，亦不無相左之處。

據近代史所檔案，此小組全名為“批判修正主義歷史學小組”(16)。當時在“反修”的旗號之下，由中宣部統一部署，調集全國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精干力量，組成文藝、史學、哲學等學科的“反修組”，以之同“蘇修”進行斗爭(17)。

史學領域的“反修”成為重點，固然由于毛澤東對歷史的特別重視，也有因應蘇聯方面重視史學之因素。史學“反修組”重要成員之一李龍牧，在當年所作的報告中指出︰“歷史學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理論戰績上最重要的戰線……赫魯曉夫非常重視抓歷史，在蘇共二十大中，從抓歷史開始，從推翻聯共史、寫蘇共史開始的。赫魯曉夫上台後，非常重視抓歷史，領導者中有三個人擔任歷史界院士。幾年內，他們做了許多組織工作，進行宣傳，貫徹修正主義路線。他們出版的1951年至1955年3686種出版物，其中歷史佔2216種。1956年至1960年共6826種出版物，歷史佔4317種，幾乎增加一倍。現在正在出多卷本蘇共黨史。”蘇聯“修正主義理論戰線反華隊伍中，以歷史學界最為有勁。以東方學、漢學為基礎。去年4月3日蘇斯洛夫報告後，史學界立即開始，齊赫文斯基作報告，配合緊密，以學術面目出現，蘇聯其他戰線反華，也從歷史學界取得炮彈，史學界是反華重點，有一支隊伍”。(18)

史學“反修組”的主持者黎澍，曾任中宣部報刊處處長、出版處處長；1955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歷史組組長；在1957年反右派斗爭中被指責為“與右派言論有共鳴”，受到嚴厲批評；在1958年“大躍進”運動中，因“思想跟不上形勢”，被下放到安徽無為縣農村“受教育”；1959年9月被下放至湖南長沙。因《歷史研究》負責人尹達、劉大年均須承擔研究所領導工作，難以專注于刊物，黎澍于1960年始調任《歷史研究》主編兼近代史所副所長(19)。黎澍的革命資歷、理論水平及其與中宣部、中央政治研究室高層的深厚淵源，使他成為主持史學“反修組”的不二人選。

相對于其他學科的“反修組”，史學“反修組”的任務較為復雜︰除撰寫史學方面的“反修”文章、編譯關于“蘇修”史學的相關資料外，還承擔了為中蘇邊界談判準備歷史資料之重任。為保密起見，當時對外宣稱兩個組織，一為“現代史討論會”，一為“近代史討論會”，均有公章。“兩個組織”工作各有側重︰“現代史討論會”著重寫批判“蘇修”史學的文章，“近代史討論會”則著重為中蘇邊界談判準備歷史材料。(20)值得強調的是，這兩個任務均由史學“反修組”成員承擔，難以截然分開，但在不同時段有所側重。1963年8月史學“反修組”成立後，一段時間內主要任務是寫“反修”文章，同時搜集蘇聯方面的史學資料，以了解“反修”之敵情。此外還為“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收集資料。(21)至于為中蘇邊界談判準備資料的工作，即余繩武所憶及的“中俄關系史研究組”之籌建，雖于1963年史學“反修組”成立時即已著手進行(22)，但尚處于次要地位。蔡美彪、寧可、廖學盛等人均表示自己的主要任務是寫“反修”文章，並未參與中蘇邊界歷史問題之研究(23)。中蘇邊界歷史研究之任務主要由余繩武具體承擔，因此他的回憶中主要突出了“中俄關系史研究組”。

黎澍組織的這個“批判修正主義歷史學小組”，匯集了當時史學界的中青年精英。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在“反修”旗幟的號召下，各單位及人員必須積極配合。其中最為黎澍倚重者當屬金應熙、李龍牧、余繩武三人，日常工作便由此三人負責。金應熙原為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學識淵博，精通多門外語。李龍牧則曾在新中國成立前與黎澍共事——1945年至1946年，黎澍在上海主編《文萃周刊》，“姚溱、黎澍、李龍牧等緊密配合形勢，用筆名發表的政治評論和軍事評論，幾乎每期都有，很受讀者的歡迎”(24)。余繩武則為近代史所中外關系史研究之中堅。

值得注意的是，史學“反修組”的人員主要屬于借調，具有臨時性與流動性，還有些人員因未能表現出應有的才能而被黎澍送回原單位(25)。小組人數“最多時，達到18人，以後逐漸減少，借人的本單位又要抽人，岌岌乎危哉”(26)。但是，在當時領導層的構想中，小組並非臨時組織班子，而是在一定程度著眼于組建長期、固定的機構。1963年12月26日，近代史所黨支部成立“批判修正主義歷史學小組”分支部，由金應熙任支部書記，李龍牧任組織委員，齊世榮任宣教委員(27)。這就在黨的組織方面確定了小組隸屬于近代史所的關系。

史學“反修組”的工作頗費心力，黎澍為之傾注了相當熱情，然而推進工作仍然不易。1963年11月27日，黎澍致函哲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潘梓年、劉導生及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提出辭去“反修組”的領導之職(28)。黎澍之請辭，固然有他自己所說“事事躬親，最近感到精神嚴重不濟”的因素，可能主要還是因為《歷史研究》1963年第4期發表戚本禹《評李秀成自述》一文，引起了一場風波(29)，黎澍也因此承受了一定壓力。黎澍的請辭自然未獲允準。

二

史學“反修”與哲學、經濟學等有不同之處。哲學、經濟學等學科不論中外，講的問題大體相同，而歷史學的研究對象則是特殊的。因而，資料對于史學而言顯得尤為重要。史學“反修組”自然也將資料問題置于首要地位。因當時主要側重反“蘇修”，編譯蘇聯有關史學資料便成為重中之重。

史學“反修組”成立早期的工作情況，從1964年5月30日黎澍在中國近代史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可以部分探知。茲將其報告摘引于下︰“已經或正在編的(包括出版的)，一是蘇聯歷史學問題，此書編了三輯，第一輯，是蘇史學二十大以來的情況，第二輯，蘇修歷史論文，第三輯，反斯大林論文。這兩(應為‘幾’——筆者注)部書去年10月交稿，但出版社排印放在很後。另一部分是西方講蘇聯歷史學，這本書可能出版不會太慢。第三部分是蘇共黨史第二版的翻譯，再有兩個月譯完。第四部分是譯的‘蘇聯大衛國史’。第五部分是兩本講黃禍的歷史，現已出版了。還有一本有關黃禍論的歷史資料。第六部分是中東歐與世界，今年年初已經出了。第七部分是出了外國史學動態。”(30)

黎澍的總結中，並未涉及“中蘇邊界歷史研究”的相關情況。他所提“蘇聯歷史學問題”，應為齊世榮、余繩武、李嘉恩、張文淳、劉祖熙、張捷、洪肇龍、廖學盛、孫成木等編譯的《蘇聯歷史論文選輯》。該書選譯了自1956年至1963年8月蘇聯報刊發表的一些較有代表性的史學論文，並按內容分為三輯。第一輯于1964年4月出版，包括蘇共中央決議、蘇共領導人對蘇聯歷史學家的指示，以及一些重要歷史雜志的社論；第二輯于1964年8月出版，主要反映蘇聯史學領域宣傳“和平共處”、“和平過渡”、民族解放運動“和平發展”的有關論文；第三輯于1965年出版，主要是關于“反對個人迷信”，即黎澍所言“反斯大林”的論文。這三本《選輯》均以“內部資料”形式發行，雖然大體采取編排而不褒貶的方式處理，但實質上無疑是以了解“蘇修”史學之“敵情”、為“反修”提供批判資料為目的。

黎澍所提“西方講蘇聯歷史學”，應為1964年6月由商務印書館印行的《西方資產階級學者論蘇聯歷史學》。這也是“內部讀物”，由近代史所呂浦、黃巨興等翻譯，齊世榮編校。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史學受蘇聯史學影響相當深，有關蘇聯史學著作被大量翻譯出版，直接介紹蘇聯史學也成為《史學譯叢》等中國史學刊物的重要內容。與以往不同的是，此書作為特殊背景下的產物，借“西方資產階級學者”之口來談論蘇聯史學。編者明確表示，西方資產階級學者“站在捍衛資本主義文化的立場，企圖通過對蘇聯歷史學的批判，達到否定整個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目的”；同時指出，這些文章攻擊的是列寧、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史學，而對蘇共二十大後泛濫的“修正主義”史學則表示了歡迎，其觀點是“十分反動的”，但其中提供的某些材料和線索“有值得注意的地方”(31)。總體來說，此書是以“西方資產階級”的視角，較為間接地批判蘇聯“修正主義”史學。

“黃禍”問題也受到史學“反修組”的重視。李龍牧將蘇聯攻擊中國的“黃種族主義”——“新黃禍論”作為“蘇修”史學最突出的表現之一(32)。黎澍的總結提到兩本關于“黃禍”的書，其一應為商務印書館1964年4月出版的由聯邦德國學者海因茨•哥爾維策爾(Heinz Gollwitzer)著的《黃禍論》，另一本則不得而知。“一本有關黃禍論的歷史資料”應為由呂浦、張振等編譯的《“黃禍論”歷史資料選輯》。據張振回憶，編寫此書為一項“反修”任務，1963年春夏之交由劉大年委派，“很快黎澍抓了起來，要我編一本關于‘黃禍論’的歷史資料”。這一任務同當時黎澍主持的史學“反修”工作密切相關。至1964年11月，書稿已交商務印書館。次年，商務印書館打出校樣。但隨後“文化大革命”爆發，出版被擱置。(33)直到1979年，該書才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另外，黎澍在總結中還提到“中東歐與世界”。此書全名《中東歐與世界︰斯大林以後時代的發展》，作者為美國的凱爾迪什(S. D. Kertesz)，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63年12月出版。

1964年1月30日，名義上由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的《外國史學動態》(月刊)創刊。此刊實際上由史學“反修組”負責編輯。發刊說明稱︰“《外國史學動態》是供歷史學界參考的內部刊物，內容以報導外國修正主義歷史學動態為主，同時也報導資本主義國家歷史學的有關情況。”此刊的主要欄目有︰重要論文的摘譯和全譯，專題綜合報道，學術動態和學術界基本情況的介紹，資產階級學者的有關評論、書評和出版消息。(34)此刊共出九期即停刊(35)。

此外，196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在報紙刊物上發表批判現代修正主義的文章和試辦內部刊物的通知》，規定“中央試辦一個內部刊物”，“已經中央批準定名為《內部未定稿》”。此刊由《紅旗》雜志社具體負責，黎澍為編委之一。1964年4月，《內部未定稿》出版試版第1、2期。編者說明謂︰“本刊內容主要是發表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文章的未定稿，也刊登不宜公開發表的有關國內外政治、經濟、文化、文藝等方面研究文章的未定稿，以便廣泛征求意見，進一步加工修改。”聯系地址為“北京沙灘《紅旗》雜志社第八組”。(36)試版第1期刊有3篇文章，其中蔡美彪所撰《關于“黃禍論”的歷史考察》為歷史方面的論文；試版第2期刊有黎澍、金應熙所作《論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對歷史的篡改和歪曲》這一重頭文章(37)。作為發表反“蘇修”文章的重要平台，《內部未定稿》雖為內部發行，卻在哲學社會科學界影響甚廣(38)。

綜上所述，黎澍自1963年8月組織班子，截至1964年5月，這一小組更多著眼于翻譯蘇聯“修正主義”歷史學的相關資料，重在了解“敵情”，為從歷史學方面批判蘇聯“修正主義”提供資料基礎。應該說，史學“反修組”對于蘇聯史學著述的引介翻譯工作是頗為高效的。

1964年5月21日，經近代史所與哲學社會科學部籌備，全國近代史學術討論會在北京正式召開。參加會議的有85個單位，共233人。其中出席者158人，列席者50人，特約參加者25人。(39)此次會議雖以“民主革命的歷史經驗”為主題，但其緣起實際上落在以近現代史研究參與“反修”斗爭上，因為“近代史的研究工作與現實斗爭結合十分不夠，對于現代修正主義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反動歷史學研究和批判作得很少……遠遠不能適應國內外斗爭形勢的需要”(40)。劉大年坦言︰“會議的由來，還是形勢的需要。”(41)因而，通過史學研究“反修”實際上成為會議的中心內容。

5月21日，史學“反修組”骨干李龍牧、金應熙分別作關于蘇聯“修正主義”歷史科學情況的報告。李龍牧介紹蘇聯“修正主義”歷史學各方面的活動及其歷史方法論等方面的問題，金應熙介紹蘇聯歷史科學幾個發展階段的情況。(42)次日下午，與會人員討論金、李二人的報告。討論雖分工運史、農民問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侵略問題、反修、世界史等6個小組進行，但就此後數日實際開會情況觀之，則多以“反修”為論旨。此次會議受到高層重視，其間周揚與會講話，田家英則于5月26日作了長篇報告，均強調史學界以近現代史研究推進“反修”的戰斗任務(43)。

自5月30日起，會議進入近代史工作會議階段。與會者均為一方研究單位的負責人。5月30日主要由黎澍介紹史學“反修組”的工作情況，對“反對修正主義歷史學參考題目和資料編譯計劃”作了說明，並就歷史“反修”相關工作進行動員和布置。他指出︰“突出的感覺是資料，沒資料，反修是寸步難行……外文資料，如不譯出，真正作可靠研究是不行的。要反復研究。還有蘇聯的出版物包括帝俄時代的，我們沒搜集。還有，要蘇聯供給我們書，他們不是那樣幫忙了。如我要國際書店向蘇聯訂衛國戰史，二年了，沒來。來書情況表明，你要的不見得給，給的不見得是需要的，西方出版的，要的錢很貴。從這些情況看，有些材料要翻譯出來……這些資料分三類︰一是批判對象，二是批判武器，即暴露歷史真象的材料，三是批判的參考。……西方資產階級學者搞的東西，還要利用。這個資料工作計劃中有六千萬字……現在開會，大家講翻譯工作有重復，由于沒有聯系。現譯蘇聯世界通史有關中國部分的有十幾家了，是重復了，齊赫文(指蘇聯史學家齊赫文斯基——筆者注)的有六個譯本。所以文章可以百花齊放，但資料翻譯，在這方面的資料，因力量少，不必百花齊放了，盡可能有組織的分工的來搞。大家認認賬，你們譯什麼。我們要求，好多書要全譯，不是括譯(原文如此——筆者注)、節譯。這樣作是很重要的。大家寫反修文章，目前主要登在內部刊物，不一定公開發表。現在分出一部分搞基本建設。現在看來，地方力量很大，需要大家齊手行動(原文如此——筆者注)。這些翻譯，非黨員，甚至落後分子都可讓他們來翻譯，現在已經落到在押犯的身上去了。大家都作，六千萬字不算多。上海是文化的中心，翻譯力量比北京多，天津、武漢、廣州、東北(懂俄文的多)都有翻譯人才。”

黎澍還特別強調人員問題︰“這個小組設想︰1.由四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長期干的；二部分人是調些學生，長期打算；三部分人是比較長期的；四部分人是短期的。總之，三年以上是長期的，以下的是短時的。做到相對穩定。2.要什麼人，很難定，請大家推薦。3.條件合宜，即這個人政治思想、作風好些的。除了通曉外語，中文至少文字通順，思想清楚，有一定的理論水平與業務知識，是肯干的。4.優秀青年干部，即政治思想好、作風好，有些業務基礎，有培養前途，肯干。5.所有參加組的這些人，都是為小組工作，不只是本單位的通訊員，听組的指揮。6.來的人可以調換。”(44)與會者在反映“反修”力量過于分散、資料建設亟待加強等問題的同時，普遍表示擁護北京方面的號召，願意抽調人員參加黎澍主持的歷史“反修組”(45)。

在1963年10月召開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上，黎澍曾提出要在近代史研究所建立、培養新的史學“反修”隊伍，並表示不宜以上了年紀的人從事“反修”工作，而應該從1964年的大學畢業生中挑選。據近代史所檔案中的《1964年挑選大學畢業生工作小結》記載︰“由中宣部直接領導，由我所負責建立的歷史反修小組，其人員也大部分是從外單位借調的。面對這樣的任務和現狀，首先從組織上加強建設，特別是從培養年輕的新生力量入手，不僅是關系到當前斗爭需要的問題，而且關系到在歷史科學隊伍里培養一支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具有百年大計、千年大計的重要問題。因此經請示學部批準，在1964年內從應屆畢業生中選拔有一定政治覺悟和業務工作能力的優秀畢業生加強反修小組和現代史的研究組的班子。”“在學部會議之後，我所領導就認真的研究了會議的精神，制訂了吸收人員的計劃，並在二月初上報學部，取得了領導的同意和支持。關于歷史反修小組人員的配備，請示中宣部和高教部，均同意我們直接去各地進行挑選並出具介紹信。在上級領導的支持下，我們即派出政治條件好，並具有一定理論、業務知識和工作經驗的黨員干部五人，從三月份開始分赴上海、西安、武漢、東北、西南等地十余所大學進行挑選，歷時三月之久……最後確定吸收33人。”(46)

1963年，高教部發出通知，要求各用人單位不能隨便到高校去招人，由高校統一進行分配。但1964年初近代史研究所還是直接到高校去要人，“用的不是學部的介紹信，是中宣部的介紹信，各高校不敢阻攔”(47)。高教部為招人問題還特別發出通知︰“凡經中央批準事先到學校挑選的單位(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紅旗雜志編輯部、反修歷史組、中央宣傳部等等)已經選定的畢業生……省、市不再從中挑選。”(48)

然而，政治形勢的發展超出了人們的預期。1964年“四清”運動大規模展開，康生提出學者也要下農村“滾泥巴”，“四清”又成為首要的政治任務。當年9月11日，史學“反修組”的組織形式之一——“現代史討論會”宣告解散，此前所作的種種史學“反修”規劃自然也難以落實。近代史所此次組建青年史學“反修”隊伍的舉措亦不免稍顯“冒進”，所招收的33名大學畢業生已無法按照組建“反修”隊伍的初衷進行安排，而將之全部派赴農村參加“四清”(49)。近代史所人事科在總結中也承認︰“我們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夠，如反修小組的編制，在未取得領導正式批復之前，就著手進行挑選工作，而給工作帶來麻煩。”(50)由此不難看出，組建青年史學“反修組”雖然得到了中宣部的首肯和支持，但“反修小組”的編制尚未取得“正式批復”，因而近代史所實有“騎虎難下”之意味(51)。不過，這一舉措可謂“種豆得瓜”——以“反修”之名引進的這一批生力軍，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近代史領域的骨干甚至名家，對近代史所此後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三

史學“反修組”之“現代史討論會”解散後，其成員大多回原工作單位(52)，但金應熙、李龍牧、余繩武等重要骨干仍然保留，並將工作重心轉向“近代史討論會”，研究中俄關系史，為中蘇邊界談判提供資料依據。

1962年“伊塔事件”發生，中蘇邊境地區不再安寧。中蘇兩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與斗爭，日益在兩國邊界事務中反映出來。(53)1963年3月初，《人民日報》社論首次公開聲明，中蘇之間還存在不平等條約問題。4月至5月間，中蘇邊界局勢漸趨緊張，中蘇兩國政府互發照會，商定于次年2月在北京舉行副部長級邊界談判。(54)

據劉存寬回憶，早在1963年8月史學“反修組”初建之時，已奉命著手中蘇邊界歷史問題之研究(55)。其實那時應為前期籌備階段，近代史所檔案明確記載︰1964年4月20日，近代史所根據彭真指示，配合批判蘇聯“修正主義”和中蘇邊界談判，著手組織中蘇邊界問題小組；小組負責人是黎澍和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余湛，哲學社會科學部負責行政領導，業務上由國務院外辦和外交部負責；小組的名稱是“中蘇邊界歷史組”，開展資料收集和問題研究工作(56)。

隨後，陸續從全國抽調來的人員包括來自上海的陳旭麓，來自中央民族學院的金天明，來自吉林大學的劉存寬，來自蘭州大學的湯季芳和來自雲南大學的鄭紹欽等人。這些人均為各校歷史系的負責人或骨干教師，由中央通過各省或直轄市黨委直接借調。據當時從吉林大學抽調進小組的劉存寬回憶︰“我原來在吉林大學歷史系，是老北大本科畢業的……在東北人民大學工作了一段時間，到1964年，吉大黨委把我派到吉林省的榆樹縣做‘四清’試點，我正做到勁頭上的時候，有一天下著瓢潑的大雨，遠處開來了一輛吉普車……學校的司機說，讓我來接你，讓你馬上回去，明天到北京報到，車票已經買好了。這不是突然的變化嗎？那會兒我還不認識黎澍同志。我不知道就是他推薦我到北京來參加一項工作，這就是關于中蘇邊界……後來我到了這里以後才听黎澍同志講，我是中央直接通過吉林省委調的，沒有二話，你非得給我放來不可，所以我第二天就坐上火車來報到了。”(57)

從其任務來看，“中蘇邊界歷史組”的使命集中于為中蘇邊界談判提供“炮彈”。具體來說，集中于為中方邊界談判代表團提供中國邊疆管轄情況和邊界具體走向、界線的歷史資料，以此作為談判依據。這當然也屬于“反修”的範圍。但與1963年史學“反修組”集中人力翻譯蘇聯史學資料、了解“反修”敵情等工作已頗有不同。

1964年秋，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人員基本調集完畢，“中蘇邊界歷史組”開始在西郊友誼賓館主樓展開工作，這可以視為其“正式成立”的標志(58)。為保密起見，小組對外的名稱仍叫“中國近代史討論會”，有公章，實際上是一個獨立的機構，經費由財政部單撥(59)。由于近代史所的副所長黎澍是此小組兩位負責人之一，而小組成員的黨組織關系又在近代史所，加上小組成員以近代史所人員為主體，因此近代史所又習慣地將“中蘇邊界歷史組”稱為“西郊組”，這一稱謂含有將之視為近代史研究所的一個下屬機構之意。

在“西郊組”的人員中，金應熙、李龍牧、余繩武幾位骨干和北師大張文淳是1963年8月組建的史學“反修組”的原有成員。在其他成員中，近代史所人員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包括王其　、呂一燃、易顯石、張左�臐B韓信夫、張海鵬、張友坤、陳春華、王超進、李金秋等。年青人均以進入“西郊組”為榮。“西郊組”對人員的政治審查較為嚴格，如陶文釗就因為家庭因素而被排拒。1965年，韓信夫接替易顯石擔任“西郊組”秘書工作，主要負責財務開支、聯絡等事務，後由張友坤接任(60)。

新中國成立後的一段時期，由于現實政治因素，史學界對沙俄曾經侵佔中國大片領土的歷史諱莫如深，中蘇邊界歷史一度成為學術禁區(61)。“西郊組”的工作基本上沒有既有的研究成果可資憑借，其難度可想而知。正因如此，“西郊組”極重視搜集整理資料這一基礎性工作。為搜集與中蘇邊界問題有關的中外文資料，他們先後查閱了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等大學圖書館、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故宮明清檔案館等處的檔案資料，還到哈爾濱、沈陽、大連、長春等地的圖書檔案部門尋訪資料，均有所收獲。1965年春，余繩武、劉存寬及外交部蘇聯東歐司的馬敘生、趙瑾、夏益善一行5人，奔赴長江流域的上海、南京、武漢等地查閱檔案資料。邵循正、張蓉初等學者也提供、贈閱了一些寶貴資料。經過持續努力，“西郊組”已保存有數萬冊關于中俄關系史的圖書(62)，從而為中俄關系史研究奠定了資料基礎。後來近代史所集體撰寫的四卷本《沙俄侵華史》，其資料工作亦肇始于此時。

“西郊組”投入了大量人力分赴各地搜集資料，其日常工作主要是大量查閱有關東、中、西三段中俄邊界的歷史文獻資料，將其整理、翻譯和研究後，提供給上級參考。同時，“西郊組”還著手進行了相關專題的資料積累和研究工作，如余繩武關于中俄《尼布楚條約》的研究、劉存寬關于帕米爾問題的研究等。這些資料均及時通過內部交通呈送上級機關。此外，還編了一種供領導參考和內部交流的打印刊物，名叫《資料參考》(該刊由劉存寬負責，不定期)。“西郊組”還有不少臨時任務，有時上面突然提出要某些資料，便必須突擊查找、整理，往往通宵達旦，做完方休(63)。

“西郊組”頗受重視，其工作條件在當時來說可謂相當優越，工作亦頗有成效，所編印的資料令外交部十分滿意，並切實為中蘇邊界談判提供了有價值的史料依據(64)。“西郊組”也比較注重對青年成員的培養。1965年底進入“西郊組”的張海鵬回憶︰“金應熙先生專門給我個人上過中俄邊界歷史的課……組里希望我在這方面做出成績。”(65)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西郊組”也難以自立于狂瀾之外，小組成員回到近代史所參加運動。然而上級單位仍不願解散“西郊組”，一直拖到1966年年底，才決定“西郊組”暫停工作，成員們各自回原單位參加運動，但又明確宣布，大家今後還要回來，各人的工作檔案一律封存，以備再用(66)。

在“西郊組”正式存在的一年半時間中，作出了非同尋常的成績。最直接的當然是為邊界談判服務，但從長遠看，更有價值的還在于資料積累，並為此後的中俄關系史、中俄邊疆史研究奠定了基礎。1972年，因中蘇談判的需要，領導指示將原“西郊組”部分人員重新召集過來，繼續研究中俄關系與中蘇邊界史，以服務于對蘇外交和中蘇邊界談判。但這一次在組織形式上有了變化，不再沿用原來“西郊組”單獨存在、由外交部直接參與領導的形式，而是在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一個中俄關系史研究組。“文化大革命”期間史學可謂萬馬齊喑，中俄關系、中蘇邊界史研究卻趨于興盛而成為“顯學”。

四

20世紀60年代的史學“反修組”，產生于反“修正主義”的政治大背景下，充分體現出“學術為政治服務”的思想，也呈現出特定時代史學發展的獨特形態。

在“反修”的旗幟下，史學“反修組”能夠迅速調集史學界的精干力量，集中有限的資源，為當時最為重要的反對蘇聯“修正主義”這一政治任務服務。如今看來，“反修”本身充滿教條主義色彩，但史學“反修組”的所作所為不宜以“教條主義”輕易抹殺(67)。有論者指出，政治對學術也存在正面影響(68)，因政治需求之推動而結出學術碩果，在學術史上亦屢見不鮮。史學“反修組”著力從事批判“蘇修”史學、為中蘇邊界談判準備“炮彈”兩個方面的活動，也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學術成果。

史學必須以資料為基礎，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史學“反修組”自始至終對于資料的搜集與編譯整理極為重視。他們所編譯的關于蘇聯史學的著作，出版的《外國史學動態》，對于推進對國外史學的了解不無裨益。特別是通過全國性的普查走訪，他們搜集整理了大量有關中俄關系與中蘇邊界史的資料，成為後來推動沙俄侵華史、中蘇關系史研究的基礎。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的歷史學進入一個全新時期。因其在特定的政治環境中所承載的意識形態功能，馬克思主義史學毫無疑問地成了“顯學”。“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1949年至1966年)的歷史學，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歷程中佔有至為重要的地位，中外學術界對此均已給予了一定關注。然而，既有的研究主要側重史家個體或史學思潮，對于“十七年”間一些涉及面廣、影響深遠的史學活動卻甚少關注。因而，諸如“四史運動”、社會歷史調查、史學“反修”等曾經轟動整個史學界的重大舉措，卻被排斥于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之外，今天許多人已不知其為何物。我們關于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的敘述，在思潮派分等概念工具的梳理之下，看似脈絡分明，實則有意無意間忽略了歷史的豐富性與復雜性。有些人甚至對“十七年”間的史學不屑一顧。正如一位學者所言，在我們今日的史學言說中，“十七年”史學某種程度上處于“失語狀態”，以致造成我們自身學統的中斷而不自知(69)。

大體而論，歷史研究只有先弄清“是什麼”，才能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為什麼”。竊以為，欲進一步推進“十七年”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研究，有必要回到那個逝去的時代，弄清前輩學人的實際作為，看他們在學術與政治之間究竟作過哪些努力，進而梳理出新中國成立後馬克思主義史學較為真切的發展面貌。

注釋︰

ヾ現有研究主要關注文藝、政治理論方面的“反修”，如董健︰《論反修防修文學》，《當代作家評論》2009年第3期；張惠卿︰《國際反修斗爭和“灰皮書”》，《炎黃春秋》2009年第9期；李逸津︰《中國文藝“反修”時期對蘇聯文學的“逆反式”接受》，《徐州工程學院學報》2011年第5期；等等。

ゝ《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討論學術戰線的任務　反對現代修正主義　研究當代革命問題》，《新建設》1963年第12期。

ゞ“劉大年講話”(1964年5月20日)，《1964年全國近代史討論會預備會議記錄》，近代史所檔案。

々《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擴大會議討論學術戰線的任務》，《人民日報》1963年11月25日。

ぁ《夏鼐日記》卷6，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77—378頁。

あ中蘇兩黨分歧自1956年蘇共二十大始。1958年至1959年，中蘇兩黨矛盾已趨尖銳。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後，中蘇關系愈加惡化。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中共陸續發表七篇答辯文章，闡明其原則立場。1963年6月，中共中央發表《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從而拉開了中蘇論戰的序幕。當年7月14日，蘇共發表《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全面攻擊中共。7月20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蘇共中央公開信並作按語。自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陸續發表“九評”。參見戴清亮、邸乘光︰《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史》，安徽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59—167頁。

ぃ李輝︰《搖蕩的秋千——是是非非說周揚》，海天出版社，1998年，第157—158頁。

い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400—410頁。此報告在毛澤東70歲誕辰的次日——1963年12月27日全文發表于《人民日報》，這一耐人尋味的聯系，或亦表明其體現了毛澤東本人的思想。據龔育之回憶，10月31日將此報告送毛澤東審批，毛澤東親自修改，並要求將其與“九評”以同等規格發表。參見《龔育之訪談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86頁。

ぅ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540頁。

う“黎澍報告”(1964年5月30日)，《1964年中國近代史工作會議記錄》，近代史所檔案。

(11)采訪廖學盛記錄(2012年12月25日)。史學“反修組”成立的具體時間，並無其他文獻資料記錄。但廖學盛查對了自己的日記，表示很確定。

(12)戴逸︰《回憶金應熙同志》，《皓首學術隨筆•戴逸卷》，中華書局，2006年，第156頁。此文最初發表于《北京日報》1994年12月6日。其中“洪兆龍”應為“洪肇龍”之誤。

(13)采訪蔡美彪記錄(2010年4月16日)。

(14)劉大年等︰《懷念黎澍同志》，《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

(15)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三聯書店，1995年，第259—260頁。

(16)《黎澍致潘梓年、劉導生、周揚》(1963年11月27日)，《黎澍材料》，近代史所檔案。

(17)采訪廖學盛記錄(2012年12月25日)。

(18)“李龍牧報告”(1964年5月21日)，《1964年全國近代史討論會記錄》，近代史所檔案。

(19)據蔡美彪回憶，“當時周揚派他(指黎澍——筆者注)來，就是辦《歷史研究》”。采訪蔡美彪記錄(2010年4月16日)。

(20)采訪寧可記錄(2010年5月17日)。

(21)采訪寧可記錄(2010年5月17日)；采訪廖學盛記錄(2012年12月25日)。

(22)據劉存寬回憶，1963年秋，當時他還在吉林大學，余繩武和張文淳來到吉大圖書館，要求查閱有關中蘇邊界問題的歷史資料，為“反修”服務。劉存寬︰《我所知道的“近代史討論會”》，《回望一甲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599頁。

(23)例如，廖學盛當時被分派的任務，就是從俄文史學書刊中搜集“修正主義言論”。采訪廖學盛記錄(2012年12月25日)。

(24)黃立文︰《回憶文萃周刊》，《新聞研究資料》1981年第5期。

(25)采訪廖學盛記錄(2013年3月5日)。

(26)“黎澍報告”(1964年5月30日)，《1964年中國近代史工作會議記錄》，近代史所檔案。

(27)《哲學社會科學部黨委致近代史所黨支部的函》(1963年12月26日)，近代史所檔案。

(28)《黎澍致潘梓年、劉導生、周揚》(1963年11月27日)，《黎澍材料》，近代史所檔案。此事相關背景參見趙慶雲︰《從幾則未刊資料解讀黎澍》，《學術界》2011年第1期。

(29)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于當年9月14日召集哲學社會科學部和各研究所以及一些報刊的負責人開會，批評《歷史研究》對戚本禹的文章處理不慎重。參見徐慶全︰《〈李秀成自述〉引發爭論的背後》，《中國新聞周刊》2006年第18期。

(30)“黎澍報告”(1964年5月30日)，《1964年中國近代史工作會議記錄》，近代史所檔案。

(31)《西方資產階級學者論蘇聯歷史學》，商務印書館，1964年，“出版說明”第1頁。

(32)“李龍牧報告”(1964年5月21日)，《1964年全國近代史討論會記錄》，近代史所檔案。

(33)采訪張振記錄(2010年1月15日)；張振︰《畢生的幸運》，《回望一甲子》，第672—673頁。

(34)《發刊說明》，《外國史學動態》1964年第1期。

(35)不過，黎澍對此刊物仍未忘懷。1975年11月24日，黎澍在近代史所舉行座談會，討論出版《外國史學動態》雜志問題。參見《人事文書——未整卷》，近代史所檔案。後來近代史所于1981年出版《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刊物，即淵源于《外國史學動態》。


(36)《編者說明》，《內部未定稿》試版第1期。

(37)此文後以《評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對歷史的篡改和歪曲》為題，正式刊登于《內部未定稿》1964年第3期。

(38)《讀者對本刊第一期的反映》，《內部未定稿》1964年第4期。

(39)《近代史所致學部分黨組總結報告》(1964年6月18日)，近代史所檔案。

(40)《近代史學術委員會擴大會議關于舉行中國近代史學術討論會的幾項規定》，近代史所檔案。

(41)“劉大年講話”(1964年5月20日)，《1964年全國近代史討論會預備會議記錄》，近代史所檔案。不過，劉大年後來回憶，此次會議“中心是開展社會調查，推動近現代史研究”，與此卻有所出入。參見劉大年︰《田家英與學術界》，董邊等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第165頁。

(42)《人事文書——近代史學術討論會會議簡報》第1期(1964年5月23日)，近代史所檔案。

(43)“田家英報告”(1964年5月26日)，《1964年全國近代史討論會記錄》，近代史所檔案。


(44)“黎澍報告”(1964年5月30日)，《1964年中國近代史工作會議記錄》，近代史所檔案。

(45)《1964年中國近代史工作會議記錄》(1964年5月30日)，近代史所檔案。

(46)《1964年挑選大學畢業生工作小結》(1965年1月5日)，近代史所檔案。

(47)采訪張海鵬記錄(2011年6月18日)。

(48)《高等教育部關于挑選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進行重點培養提高的問題的通知》(1964年6月23日)，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288頁。

(49)1964年抽調人員進行中蘇邊界歷史研究時，還是從這些新招收的年青學生中陸續選擇吸收了部分人員以充實力量。

(50)《1964年挑選大學畢業生工作小結》(1965年1月5日)，近代史所檔案。

(51)據耿雲志回憶︰“我們這些被黎澍招來的，準備參加反修理論組的人，從未聚在一起開會，黎澍也始終未見我們(大概有個別人去找過他)。我的印象是，當時高層似乎已從重視反外修轉到注重反內修。所以，我們這些人已無法按原來的意圖來做安排了。”鄒小站︰《耿雲志訪談錄》，《回望一甲子》，第305頁。

(52)采訪廖學盛記錄(2013年3月5日)。

(53)參見沈志華主編︰《中蘇關系史綱》，新華出版社，2007年，第355—356頁。

(54)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2卷(1957—1969)，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第254頁。

(55)采訪劉存寬記錄(2009年5月23日)。

(56)《人事文書—011》，近代史所檔案。

(57)采訪劉存寬記錄(2009年5月23日)。

(58)劉存寬︰《我所知道的“近代史討論會”》，《回望一甲子》，第598頁。

(59)采訪劉存寬記錄(2009年5月23日)；李細珠等︰《張海鵬先生訪談錄》，《回望一甲子》，第243頁。

(60)采訪韓信夫記錄(2012年11月28日)。

(61)1957年7月，東北人民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主任陸欽墀在教研室與學校的“科學討論會”上宣讀《1858年和1860年東北邊界的改變》一文，敘述俄國通過1858年《璦琿條約》、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掠奪中國100余萬平方公里土地的史實，結果以“攻擊蘇聯”之名被打為所謂“右派”。參見《陸欽墀的反動面目被揭露》，《人民日報》1957年8月8日。

(62)采訪劉存寬記錄(2009年5月23日)；李細珠等︰《張海鵬先生訪談錄》，《回望一甲子》，第243—244頁。

(63)采訪劉存寬記錄(2009年5月23日)；采訪韓信夫記錄(2012年11月28日)；劉存寬︰《我所知道的“近代史討論會”》，《回望一甲子》，第602—603頁。

(64)采訪韓信夫記錄(2012年11月28日)。

(65)李細珠等︰《張海鵬先生訪談錄》，《回望一甲子》，第243—244頁。

(66)劉存寬︰《我所知道的“近代史討論會”》，《回望一甲子》，第604—605頁；采訪劉存寬記錄(2009年5月23日)。

(67)與史學“反修組”相似，中宣部在文藝、出版界的“反修”舉措，主要是翻譯出版了大量所謂反映“修正主義”思潮的文藝作品和政治理論書籍，對于促進學術文化亦產生了始料未及的積極作用。參見張惠卿︰《國際反修斗爭和“灰皮書”》，《炎黃春秋》2009年第9期。

(68)王學典、王鋼城︰《歷史學若干基本共識的再檢討及發展前景——訪王學典教授》，《歷史教學問題》2004年第1期。

(69)羅志田︰《文革前“十七年”中國史學的片斷反思》，《四川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


【作者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13年第5期 P45-54页
【分 类 号】D232;|K092;|K27
【分类导航】政治、法律->中国共产党->党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年~)
【关 键 词】中苏论战 史学"反修组" 中苏边界历史组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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