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亲历者回忆）杨团：体制其实是一个软性的大皮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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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团发现，她所交锋的体制原来不是一间铁屋子，而是一只软皮囊。

　　2003年末的一天，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团忍着痛在病床上连打了12个电话，紧急联络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的专家。在这之前，她刚接受完一个软骨移植手术半小时不到。

　　数月前，陕西省洛川县刚通过了杨团领导的课题组的方案，拟在推行大病保障为主的新型合作医疗的同时，建设保健预防为主的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并支持农民组织自治医疗合作社;农民自愿缴费，每人每年10元，用以支付社区卫生服务成本;缴费后，农民在社区卫生服务站接受免费服务，药费和检查费按成本价收取。

　　这项计划最终选定洛川县旧县镇为试点。但是，旧县镇召开第一次农民医疗合作社代表会没多久，陕西省卫生厅即下令停止试点工作，理由是试点不恪守大病为主原则，借农民名义占用农民个人资金，有损农民长远利益。

　　消息传来，杨团伤口疼痛之余，更添了心痛。“但是要顶住!”她以最快速度组织课题组写了一封陈情书，递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吴仪真的批了，说应该允许有不同的新型合作医疗做法。”

　　直到第二年2月底，杨团仍只能在家办公。一天，卫生部一位副司长到她家，提出让课题组换地方试点。

　　杨团坚决不同意，“不行，就得在这做!”她回忆，“那时我最气愤的就是(政府)说话不算数。我说，我在那个地方已经跟老百姓开了会，讲了要做这个事，我不能对不起他们。”

　　那一年，她55岁，早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却还是一股子冲劲十足。“我为了农民，为了真理。明摆着这么对的事，明摆着老百姓这么拥护的事，凭什么就做不到?我当时就是咽不下这口气，觉得那是一块铁板，就是要跟它坚决顶，就不信戳不出个窟窿来!”

　　几番针锋相对的周旋后，旧县镇试点终于得以继续，但前提是资金全部由杨团的课题组筹集。杨团于是连夜写长篇报告向多个慈善组织申请资金。

　　2004年4月，试点在英国国际发展部和爱德基金会的支持下二次启动。最初，试点一度进展顺利，甚至带动了全镇医疗机构包括私人诊所、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药价全面下降，使旧县镇药价成为全县最低。

　　农民们获得了实际利益，奔走相告。第二年，旧县镇农民医疗合作社还组织发起了一场自愿缴费运动，每个农民除按政府要求交新型合作医疗的10元保费外，也向镇农民医疗合作社缴费10元。一年时间里，缴费农户超过了全镇农户的半数。

　　杨团一心想着“要把对的事做到”，但并没有失掉洞察力和判断力。她回忆，早在2004年下半年，她就已经感觉到了旧县镇试点有问题。

　　果然，在不再以药养医而政府又毫无资金投入和政策鼓励的情况下，社区卫生服务站很快难以为继。期间，旧县镇卫生院曾向洛川县卫生局要求进行人事和工资制度改革，允许根据职工表现决定去留和薪资。洛川县卫生局的答复是，“试点让农民得利，把卫生院的脖子吊起来了。”

　　“无论县政府还是省卫生厅，之所以采取对试点不反对也不着力支持的态度，是因为试点总是有风险的，只有‘本本主义’地执行上级命令才没有风险。”后来，杨团在一份报告中如此直书。

　　最难时，杨团不得不垫进自己的工资以继续支撑试点运作。但在政策、人员、资金的三方夹击下，6年来几度起落的旧县镇试点最终躲不过被迫结束的命运，于2009年正式停摆。

　　回看洛川试点，杨团说，她整体性地看见了中国体制存在的问题，不只是在卫生领域，而是处处都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她发现，“体制其实是一个软性的大皮囊。”

　　“有的人说，它是铁板、是墙，让想要变革的人碰得头破血流。”杨团说，“它不是，它是你无论怎样砰砰砰地撞，它都会把你弹回来，让你难以用力和打开缺口。”

　　愿为脊梁

　　杨团看得明白，却一点儿也没动摇，对未来也不悲观。

　　“为什么呢?因为既然知道这个社会不行，就不能让它朝着错误的方向继续走下去。哪怕再困难，也总要留下种子。中国历史上有多少人都是这样，就是当年鲁迅说的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正因为有这样一批人用脊梁撑起中国，中国才有希望。”她自问自答，眼睛在眼镜片后面闪着亮光。

　　杨团生于1949年，是一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子弟。文革开始那年，她的父亲杨述已经被造反派剃了“阴阳头”，打得遍体鳞伤，却还是嘱咐她：“搞革命总有牺牲。我就是死了，翻不过案来，你也一定要永远跟着党走。”

　　杨团当时未满17岁，和众多同龄人一样，胸中正涌动着“造反”浪潮。父亲的遭遇和嘱咐让她“不由得也产生了一点动摇”，然而这“动摇”并不剧烈。她积极投入革命，张贴大字报，矛头直指文革工作组。

　　没多久，她也被推上了学校的高台，公开挨斗，“校领导的红人”、“反工作组的黑崽子”等呵斥暴雨般倾到她头上。“我最好的朋友，我信任得比自己还信任的朋友也上台揭发我。我一下子傻了!”

　　杨团后来回忆，自己当时也有过与父亲挨斗时一样的念头：“我突然想一拳头把屋里那盏吊灯砸烂，可是再一想，我一定不能动手，一定要忍住，不然，我就真的疯了。我是拼命抑制住自己才没有变成疯子啊!”

　　她挺过来了，她的父亲也挺过来了;但是，她的母亲韦君宜和弟弟都精神失常了。母亲患忧郁型精神分裂症整整3年，弟弟至今还有一点痴呆。

　　家被抄了，东西被砸烂了，直到1973年，被分隔天南海北长达7年的一家人才得以重聚。在那之前，杨团在云南陇川农场度过了将近4年的下放生活，“弄了一脑子问题”。

　　“当时我最想不通的就是：毛主席不是一直说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那为什么还要把那么多好人都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右派搞多了还要摘帽，打了这么多走资派为什么七八年了还是这个样子?”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杨团开始上“真正的大学”(1973年-1976年)。她至今怀念那4年白天盼着黑夜，吃过了晚饭就拉紧窗帘，关上大灯，和父母、弟弟围坐在一盏台灯前，热烈地讨论时局和一些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的日子。她说，那4年使她受益一生，知道一定要有自己的见地、见解。

　　如今再谈信仰，杨团对《中国慈善家》说：“我把信仰不再当做宗教的信仰，共产主义也相当于一种宗教，从人为什么要活在世上、要怎么活着、要怎么自立于社会这个角度去思考。”

　　而她认准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推动实现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在那个社会中，公民能够独立思考、独立追索，也能够按照自主的意愿自组织起来，共同追求并实现更好的生活。她说自己投入精力的所有事情，包括社会政策研究、综合农协研究和试点、中华慈善百人论坛、推动慈善立法等，都向着这个目标。

　　1988年，杨团调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注：该机构已于1997年终止运行)，“这个曾经是中国最高的政策参谋部(的机关)”，开始从事社会政策研究，希望从顶层、从一线推动国家的进步。

　　1991年，有朋友提出帮她“搭桥”出国。杨团没有选择离开。“因为这个国家的苦难是要我们一起去担当的，绝不可以在困难的时候丢下伙伴、丢下生我养我的土地，它再不好，我也得把它变好。”

　　把握中道

　　杨团常把民间力量比作运行的地火，只要有缝隙就会冒出地表，燃烧乃至燎原;如果遇上坚冰封锁大地，毫无冒出的可能，它也能够存留火种，在地下继续燃烧、积蓄能量。

　　这一比喻不是她在象牙塔里幻化出来的想象，而是她二十多年行走于现代公益慈善一线的发现。

　　杨团最早接触中国公益慈善是在1993年，她被调去担任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的秘书长。她笑称自己当年是逆流而行，选择了公益而非经济之海。虽然她的想法自1991年后“完全颠个了”，但仍志在改革，并意识到了改革一定是长期的，而且要从最基层做起。

　　一年后，她又去了当时初创的中华慈善总会做常务副秘书长，见证了中国公益慈善走出禁区、开始生长。1998年，因不满中华慈善总会日益僵化，她选择了离开并调入中国社科院，但是培育和促进社会力量生长已成为她关注的中心。此后无论是做社会政策研究和试点，还是以学者身份参与公益慈善推动，她都围绕于此。

　　2010年，杨团联合徐永光、王振耀、冯燕、陈健民发起中华慈善百人论坛(下称，百人论坛)，并担任秘书长一职。这是一个中国两岸三地及海外华人公益慈善界人士志愿参加的跨界共同体，参与者都是愿意共同推动大中华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精英。

　　百人论坛虽有召集委员会、组织规范、议事规则等，但它是一个“非正式组织”，一直没有登记注册。“大部分人都想注册，呼声很高。”杨团回忆。但因为中国大陆有关法规的限制，不少成员建议去香港注册，另有成员提议换名注册。

　　出于政治经验和敏感，杨团是坚决的“不注册”派。她强调：“一定要居安思危。最重要的是在中国的体制下怎么样能够长期、可持续，我以为这是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重要的。”

　　她也不同意去香港注册和换名注册。“为什么要跑香港注册?到香港注册就变成境外组织了。为什么要弄一个别的名字注册?中华慈善百人论坛，响当当的名字，是我们大家一致同意的。”她的建议是把百人论坛作为项目挂在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下长期运作。这一建议最终得到了其他成员的同意。

　　杨团承认，二十几年来，尤其是在洛川遇挫后，她确实改变挺多，但变的不是方向，而是方法，由尖锐、毛躁变得韧性和自如。

　　2002年，她在写作评选教授职称的论文时，引用过郑也夫《代价论》里关于中庸之道的论述。那时，她更多是从学术角度出发。两年后，洛川教训才让她开始从个人角度尝试把握中道。

　　“我自认为是守中的，换句话说，不偏左也不偏右。”她批评那些浮躁不安、急于把自我中心的见解强加于他人和环境的人，认为那不过是图了一时痛快—她自信已经形成一股内在力量，帮助她抵制知其不可为则不为或胡为的诱惑。她已非常明白，改革者要勇敢无畏，但要的不是血气之勇，而是智慧之勇。她知道自己的志向，也知道局限，所以她选择去建议、去创造。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杨团提出了与主流的“社会共治”提法不同的“社会协治”理念。她说，中国社会是一个政治权力和资源递减的差序格局，党和政府在最中央，社会组织和公民自组织及个体公民在最外层，承认这个现实能够帮助民间力量把位置摆得比较合适，从而以协同的姿态争取更大的空间并发挥作用。

　　这个理念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杨团坚持，这是个愿不愿意承认现实和承认现实后选择怎样一条路相对比较能够达到目标的问题。她常举例说，综合农协其实就是社会协治以推动改革的典型。

　　她所说的综合农协不再是针对医疗、生产等某个具体领域的专业农民合作组织，而是兼有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农民自治组织。这是她2004年洛川遇挫后多次考察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乡村后的新发现。她认为，这不但是突破三农困境的路径，还是推动社会基层结构改革的基础。

　　2005年，杨团带领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帮助成立农民合作社网络农禾之家;2010年，她又发起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兼做农禾之家秘书处。如今，综合农协研究及试点占去了她70%的时间。

　　第一个综合农协试点在湖北省建始县。在建始，她努力想在当前乡村治理格局中，探索一条自上而下推进、自下而上组织以缓解三农难题的新路。这个试点比起洛川，开头很顺利，但后面还是艰难重重。原许诺做5年的县委书记第4年被调走了，而新书记不愿意干，于是搁浅。

　　杨团感到可惜，但她的脚步还是向前。目前，她在河北省内丘县精力充沛地做起了供销社基层社改革试点，已进入关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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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引自自本站其他文章：

   父亲早在文革初期就对我讲到过延安审干运动，告诉我他曾被戴上特务帽子遭批斗的情景。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时哲学社会科学部吴传启为抢“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头功，在关锋等人的授意下，在学部抛出了“批判青春漫语大毒草，揪出杨述反革命黑帮”的大字报。母亲当时在河南安阳四清。五月下旬的一天，我下学回家，父亲神色严峻地说：“你怎么才回来，我等你好久了。”然后他竹筒倒豆子，把学部当天所有的情形都对我这个当时才上高中一年级的学生统统说了。我那时傻傻地看着他，怎么也不懂昨天还是老革命的爸爸，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反革命？但是父亲接下来的一段话却像刀刻一样此生此世铭记在我心里了。他说：“团团，现在我才知道自己错了。我以为解放了，一切都好了，你这一代再也没有苦难了。我只给你讲好的一面，光明的一面，不让你知道党犯过的错误，党内斗争很残酷、很坏的一面，其实我们这个党从来就不纯粹。你以为道路笔直，党是永远不会错的，跟着党走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结果别人一句都批评不得，一点委屈都受不起，是我让你变得这么简单、幼稚，我怕你经不起今后的生活打击啊。”接着，父亲讲了一九四三年在延安审干运动中的经历。他曾经被戴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一年多，其间向毛主席上书，直言：“毛主席，我不是特务，请你派人彻查”也未获结果。后来由彭真同志出面谈话才算摘帽平反。

　　我当时缩在宽大的藤椅上，两手抱着膝，睁大了眼睛听那可怕的一幕。我开始相信，这绝不是诳言，1943年共产党就能把才二十岁就毁家纾难，动员一家老小变卖家资、七、八口人奔赴延安的爸爸打成特务，那么今天学部的事一定是真的了。我那幼稚的心里已经模模糊糊意识到大祸临头了。当时父亲在堂屋里走着走着，忽然指着头顶上的吊灯说：“那时候有一回挨斗，我突然想一拳头把屋里那盏吊灯砸烂，可是再一想，我一定不能动手，一定要忍住，不然，我就真的疯了。我是拼命抑制自己才没有变成疯子啊。”今天每当回忆起这一幕，我就禁不住双泪长流，因为随后不久在学校斗我这个未满十七岁的“校领导的红人”，“反工作组的黑崽子”时，我也曾有过与父亲一样的念头。我虽然挺过来了，但我亲爱的妈妈，却由于年轻时有过精神创伤（她的第一个爱人，清华同学孙世实在抗战时期牺牲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她从河南四清前线刚返回北京就被打成“三家村女黑干将”，不让回家被拉走批斗而精神失常。她患忧郁型精神分裂症整整三年，其中一年多完全不认得任何人，成天想自杀.....

　　就在那一晚，父亲告诉我，这一次运动来势凶猛，估计比延安抢救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要我做好充分思想准备，他的问题至少要三年才能解决。结果，连他自己也未料到，这一次的平反竟拖了整整十二年半。到他拿到平反结论时，当年那个壮健的中年人已经变成说不出几句话也走不了几步路的奄奄一息的老人了。而当时的我，突然遭遇这一切，一下子懵了，哭着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哭着哭着绻缩在藤椅上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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