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南 读书笔记：《外交部文革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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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外交部文革纪实》
　　
　　 陈益南 / 文
　　
　　近日读了《外交部文革纪实》（作者马继森，原外交部西欧司干部）一书，很有收获。在我读过的有关文革历史叙述的书籍中，这部《外交部文革纪实》可以说是最好的，也是很严肃的。因为，它比较全面、客观、冷静、理智、翔实地将外交部长达十年的文革时期全过程情况，作出了详略适中且条理清楚的叙说，而不是戏说或漫画化，使读者在读完书后，便对当年外交部发生过的许多事情，能获得一个相当清晰的认识与了解。
　　
　　近三十年来，有关文革历史的著作与文章，已出版过不少。但是，极少有什么作品能将一个单位、或一个地区的文革状况，做出全程而客观的描述，往往不是只截有历史的一段或一页而非全面，便是缺乏客观性而充斥着种种先入为主的“帽子”。
　　文革是一段长达十年的历史，因此，仅用简单的黑与白、是与非的概念定义它，显然其结果只能是片面，或者虚假。
　　能不能不忙着戴“帽子”、而只是先尽量还原叙说事情的真相，以让后来的人真正全面了解那段历史？
　　
　　本文是读该书所作的笔记整理（在网上看仍嫌长，没办法），文字是本人的，内容却属于那本书，供有兴趣了解文革历史的朋友，找到先阅为乐的感觉。
　　
　　（一）美国《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失实
　　
　　关于中国外交部在文革中发生的事情，颇 具影响的美国《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有这样一些话：“他（王力）选定外交部为行使权力的部门之一。（1967年）8月7日，他发表了讲话。这是他和姚登山对外交部与陈毅发出的最后一击。随后两周内，造反派完全控制了外交部”“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与缅甸和柬埔寨的关系完全恶化，英国代办处被焚烧。这些都是姚和王的过激行为造成的。姚自做主张给中国驻外使馆打电报。。。。。。”
　　
　　这是国际上流行的对1967年中国外交和外交部文革的看法，都是围绕王力的八·七讲话加以演绎。
　　可惜这并不是历史的真实。
　　
　　王力的讲话是对陈毅的最后一击吗？“姚和王的过激行为”就能造成中国与缅甸与柬埔寨关系恶化、英国代办处被烧吗？奉命造反的造反派什么时侯完全控制过外交部？姚登山什么时侯给哪个驻外使馆打过电报？
　　
　　这种叙述不但把一个复杂的历史事实戏剧性地简单化了，同时又把事实扭曲得更加混乱不清。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关键在于这些作者得到的信息不真实。
　　（P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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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注：
　　连权威盛名的美国剑桥史，都不能对中国的文革做出客观公正的叙说，可见这近三十年来，人们对文革历史的评说中，还存在着多少史实描述上的“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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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966年——1976年外交部文革运动梗概
　　
　　（1）文革初期1966年5月—10月
　　
　　在陈毅部长的指示下，以姬鹏飞常务副部长为首的外交部党委，主要是进行横扫外交部的“牛鬼蛇神”运动，当时，外交部机关共贴出18000张大字报，被党委视为“新引蛇出洞”。结果，部党委立马将一批大小干部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其中包括：
　　
　　（A）三名副部级干部：副部长王炳南、陈家康、部党委委员兼国际政治国研究所所长孟用潜。
　　8月30日，陈毅到外交部说：王炳南、陈家康是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的问题是部党委揭出来的。
　　但是，孟用潜则被部党委定为“三反分子”。
　　
　　8月10日，在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大礼堂，部党委召开了全外交部干部大会，对孟用潜进行批斗，并给孟戴了纸做的“高帽子”；从此，孟用潜陷入受残酷迫害长达18年的苦难深渊，外交部挨整后，后又作为刘少奇冤案中的“叛徒同案”被投入监狱，1984年才被平反，一年后即1985年，身心受了极大摧残的孟用潜便去世了。
　　
　　（B）若干司处级干部，如：部办公厅副主任何方、机要局局长杨广仁、翻译室主任黎光、礼宾司处长赵凌中、领事司处长陈理、伍羊等；
　　
　　大批一般干部与工人，也分别被打成“牛鬼蛇神”、“小三家村”等，并发生了抄“牛鬼蛇神”们的家的事情。
　　（P16——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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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注：外交部文革的这个“开局”，是与当时全国绝大部分单位文革的“开局”情况，基本相同。其特点是：各单位党委都发生了将一些人打成“三反分子”“牛鬼蛇神”之类；这样，便又有了1966年10月5日中央发出要为这些人平反的“紧急指示”文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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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66年10月后
　　
　　在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革运动的《十六条》文件发布及中央工作会议后，外交部出现了造反派，主要是以一批青年干部为主，他们对前段运动中部党委将无辜的干部与群众打成“牛鬼蛇神”、“小三家村”不满，认为是冤案，而当时中央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涵定义之一就是“镇压群众”，因此，造反派便奋起了，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为遭受无辜迫害的干部与群众“平反”。
　　12月20日，经过串连的外交部造反的青年们，正式成立了外交部的第一个造反组织“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并拥有200多成员。对造反组织的出现，外交部党委当然很紧张，力图予以解散，但很快，12月26日，造反组织却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肯定，周指示：外事口可以成立革命群众组织。
　　在12月26日那次讲话中，周恩来得知一位速记工作人员暂还没有参加外交部的造反组织时，周即说：那你的积极性不够哦！
　　
　　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后，“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成员迅速增加到 1700 多人，而当时外交部全部人员也就2200多人，其中1800多人是一般干部。
　　（P35——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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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注：2200多人的外交部，卷入造反活动的竟达1700多人。这个比例，显然是不能用“发昏”这个词来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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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期间
　　
　　1966年12月中，北京外语学院造反的红卫兵冲进外交部政治部，抄到了8 麻袋“黑材料”（即文革初期部党委对所谓有问题的干部与群众所整理的定性定案材料），12月31日外交部造反派也相继查封了机要局、政治部等各部门的“黑材料”，由此掀起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高潮。
　　
　　1966年12月27日至31日连续四天，后又在1967年1月6、7两日，在“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主持下，相继召开了“外交部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控诉、揭发、批判“部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让前段运动挨整的人上台控诉，并让部党委负责人到会听取批判，常务副部长姬鹏飞及部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司司长符浩还被叫到台上，回答控诉、批判者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部党委承认了前段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放了运动初期遭受迫害的副部长王炳南、陈家康，司局长何方、陈理等到以及其他干部群众，使他们可以回各自单位参加文革运动；并且，部党委负责人还分别向运动初期受到伤害的干部群众表示道歉。
　　
　　1月31日，在“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主持下，外交部召开了揭发批判陈毅执行资反路线的大会，并让陈毅做了捡查。陈毅在会上表态：接受群众对他的批判，很受感动。
　　由于陈毅的态度好，外交部的造反派便与他处于合作态势，“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主要负责人、国际司青年干部张殿清，便在其组织出版的《革命造反报》（刘华秋主编）上宣布：“欢迎陈毅同志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陈毅是我们的红司令。”
　　（P42——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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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注：文革中发生的揭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一幕，在现在大多数叙说文革历史的文字中，是基本不提的，而往往只含含糊糊说是“批斗老干部”，而不讲前因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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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一月夺权”
　　
　　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的大权后，全国都掀起了造反派夺权风潮。
　　1月18日中午，“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核心组负责人张殿清等人，到反帝路（即东交民巷15号）外交部机关，将副部长们都集中到会议室，宣布：“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决定向部党委夺权。
　　在场的副部长们，即包括姬鹏飞、罗贵波、乔冠华、韩念龙等，逐一表态支持造反派的革命行动，服从夺权决定。
　　
　　下午四时，“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夺权情况。
　　晚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受周总理委托，接见造反派代表，表示：周总理与他陈毅都支持这次夺权行动，并祝贺夺权胜利。
　　第二天，“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了庆祝夺权胜利大会，并传达了周总理的上述指示。
　　
　　对于外交部的夺权方式，周恩来却明确规定：外交大权在中央，不能夺。外交部夺权应是领导运动，监督业务，成立部、司两级业务监督小组。
　　周总理还态度鲜明地指示：（今后）没有部（造反派）监督小组签名的文件，我不看。
　　“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照办。
　　
　　夺权后，“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核心组拟成立外交部革命委员会，内定：陈毅仍为外交部长，二位副部长（罗贵波、徐以新）及部长助理董越千留任，其余的副部长一律“靠边站”（停职），听侯处理。
　　陈毅也同意成立外交部革委会，但指出此事需报中央批准。
　　但是，《人民日报》却传来了新动向，在庆祝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东北的新曙光》中，提出了革委会要实行“三结合”（即须有领导干部、解放军、群众组织三方面的代表），因此，外交部成立革委会一事便暂作罢。
　　（P50——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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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注：文革中造反派的 所谓“夺权”状况与实质，外交部在这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是当时全国各单位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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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67年初造反派执掌监督大权期间
　　
　　外交部的夺权方式是很特别的：
　　一方面，造反派宣称夺了权，并成立了部、司二级业务监督小组，外交部的文件必须有他们的签字才生效；
　　另一方面，陈毅仍是外交部第一领导，部党委也仍存在运转，并没有象地方省市委那样处于瘫痪。
　　
　　起初，被造反派命令“靠边站”的部、司（局）级领导干部，因造反派夺权是得到中央支持，故不敢反对；而留任的官员们也设法配合造反派工作。但对此，终究，他们的心里是不服的。有的甚至故做比造反派更造反的姿态，在当时发生中国留苏学生在莫斯科红场读毛泽东语录而被苏军警殴打事件后，东欧司一位副司长竟说，要到克里姆林宫却贴大字报去！
　　
　　由于外交工作业务反应要快的特点，业务监督方式显然不适于，而全面夺权中央又没有指示。于是根据陈毅的意见，夺权不久，2月始，造反派便同意部党委的安排调整，让一些司、局长便重新处于了全权主持部门业务工作的位置。
　　外交部的形势一度朝恢复文革前的秩序行进了。
　　（P56——P64）
　　
　　（6）驻外使领馆参入国内文革情况
　　
　　（A）“九九批示”——1966年8月，坦桑尼亚与奥地利各有一位受中国文革影响的友人，分别给中国有关部门写信，批评指责中国驻外国的外交官生活豪华，是有资产阶级倾向。这二封信都到了陈毅手中，陈毅则在9月9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即于当晚批示：“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
　　
　　（B）“九九批示”，在驻外使领馆导致了三件事：
　　甲、驻外使领馆三分之一的人员回国参加外交部文革运动，分别参入了外交部的各种群众组织及其活动；
　　乙、大幅削减了驻外使领馆人员的生活待遇，以保持革命化；
　　丙、驻外使领馆进行“破四旧”，撤下工艺品诗文画等，换上毛泽东语录与毛泽东肖像。
　　后二件事多在形式方面，而驻外使领馆大批人员回国，则加剧了外交部文革运动的震荡，耿飚、章文晋等驻外大使奉命回国按受造反派的批判。
　　
　　（C）国内运动如火如荼，驻外使领馆留守人员也跃跃欲试，要求在国外使领馆内也开展“四大”（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加上“大串连”，也进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经毛泽东圈阅、周恩来制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1967年“二·七指示”，却明确宣布，驻外机构不搞运动，而只作正面学习与宣传。
　　（P67——P79）
　　
　　（7）“反击二月逆流”时的外交部造反运动态势
　　
　　（A）文革始到1967年3月，各省市委书记、省长，基本都已处造反派批判之下而焦头烂额之际，在毛泽东同意、周恩来支持下，陈毅却仍始终领导与掌管着外交部，并且，行动上与外交部造反派尚是基本和平相处。但是，对造反派批判他及所有的“当权派”即党政领导一事，内心深处他却是很不满的，甚至有着很大的愤恨。
　　
　　1967年2月12日，在机场等侯外宾时，当“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核心组的一名成员也参加这次外事活动，就造反组织名义是否对外等问题请示陈毅时，陈毅便当着外事口许多领导干部的面，说道：“你们都是造反派，造我的反，我是什么，是反革命？请示？不敢当，当面请示，背后还不是骂我的祖宗，典型的两面派！”“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大会，就是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我要有罪，还当外交部长？不要太猖狂了，太猖狂了没有好下场！”
　　
　　四天之后，即2月16日，便发生了著名的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老帅所谓“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事件。
　　2月18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没有要陈毅等人参加，并在会上大发雷霆，严厉指责了谭震林、陈毅等人，指控他们是想否定延安整风、否定文革。
　　2月19日，陈毅得知毛泽东的看法后，深感问题严重了，便连夜找了周恩来，并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请求见毛当面说清，但毛却回信说陈毅“历来犯错误”“改也难”等，暂不见。
　　2月22日起，至3月18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在怀仁堂召开了7 次“政治生活会”，批判谭震林、陈毅等人。在此期间，陈毅白天是作为中国外交部长进行外事活动，晚上则是一个挨批判的对象。
　　（P85——P99）
　　
　　（B）中央出现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到3月中下旬时，已由中央文革传到了社会上，北京造反派红卫兵发出了“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复辟逆流”的口号。
　　
　　3月22日，陈毅在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核心组全体成员的讲话中，观点显然发生了变化。
　　他说：“现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就是你要夺权，他要反夺权。。。你要正确对待干部，他把所有的干部一起复辟”，还说：“可以以造反派为基础，说服其他同志，团结他们。只要他们放弃过去的观点，也可以当造反派，但是一定要放弃原来的观点。”
　　同时，他又说：“社会上有复辟资本主义的逆流，但这不是外交部的主要倾向。”
　　
　　但是，陈毅参入了“大闹怀仁堂”一事，终究传到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造反派们耳中，当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甚至公开有红卫兵贴出“打倒陈毅！”的标语后，“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便决定摆脱陈毅，参入到批判“二月逆流”的大潮中。在陈毅二次都不同意召开外交部的反逆流大会后，造反派仍然在3月31日与4月1日连续举行了大会。
　　
　　外交部形势急转直下：
　　4月5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通过了《炮轰陈毅声明》，并与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联合筹组了“批陈联络站”；
　　4月11、12日，外交部连续召开了“揭发批判陈毅大会”；
　　4月14日，外交部举行“打倒刘、邓，炮轰陈毅大会”；
　　4月17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核心组全体人员大会，以15票赞成、1 票反对，通过了“打倒陈毅”的口号。
　　投反对票的是“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第一把手、国际司青年干部张殿清，他不同意“打倒陈毅！”口号的原因，是他认为尚未发现陈毅有叛徒、特务方面的问题，对陈毅还是帮助范围性质。由此，张殿清从“联络站”第一把手位置上“下台”。
　　
　　4月17日晚11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及成员戚本禹接见了“批陈联络站”代表，提出“要让陈毅有改正自己观点的机会”、对陈毅“要听、看、帮”；同时，也确认了造反派对陈毅的批判。
　　因此，此后第三天，“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核心组第一把手改换，由王中琪取代了反对“打倒陈毅”口号的张殿清。
　　
　　4月21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全外交部“揭发批判陈毅及部党委执行刘邓资反路线大会”，部党委成员、副部长们都一一被点名命令上台“揭发”陈毅。姬鹏飞等只好支吾搪塞，只有在运动初期曾差点被打成“三反分子”的副部长陈家康，却揭发：陈毅曾在文革初的部党委学习会上，说过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乾纲独断”。
　　陈家康的这个“揭发”，在当时确有重磅炸弹的影响。但是，事后，周恩来责骂陈家康此举是“跳梁小丑”，是“坏人”。而且，后来陈家康也为他的这个“揭发”付出了沉重代价，从此他再没有能出来工作过了。
　　
　　5月11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与“批陈联络站”的10个组织，联合发起了上街游行，要揪陈毅到群众中批判。
　　5月12日，周恩来紧急接见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等组织，明确指出：“揪陈毅中央不同意。（陈毅）有错误可以批判，但揪人不行。”至于造反派联合要求召开“批陈大会”一事，周总理则与“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达成了协议：待安排好了再开。
　　
　　5月13日，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的原保守组织“红旗大队”也搞起了“造反”，他们几百人冲进外交部，力图以更造反的行动，获得中央的认可。但是，冲击外交部行动却受到周恩来的批评，并且，派公安部长谢富治到外交部，制止了他们的过激行动。
　　因此，5月16日，周恩来命令解放军进驻外交部，加强门卫，以保证外交部工作秩序的正常进行。
　　但是，陈毅实际也被停止了对外交部的领导，而由周恩来直接管理外交部事务。
　　（P101——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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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注：陈毅对当时文革的看法，确实代表了广大老干部们的心声，他指责造反派是“典型的两面派”，即造反派一方面向他“请示”，一方面又贴大字报批判他，这确是事实。
　　但是，当时陈毅及老干部们不也同样在做“两面派”—— 即一方面表示“接受群众对他的批判，很受感动”，一方面是只要有机会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反对过他们的人，打成反革命 ？—— 这，也是无法抹去的历史事实。
　　当然，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主要是与毛泽东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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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外交部造反派发生的反周恩来风波
　　
　　（A）由于毛泽东最终并不想打倒陈毅，而只想让造反派与红卫兵给陈毅施施压。因此，造反派搞了二个多月的“打倒陈毅”活动，毫无实质性进展，并没能得到中央发出的明确结果，所以，造反派们有些焦急了。
　　由于得知毛泽东底牌的周恩来，敢于在“打倒陈毅”的问题上，屡屡旗帜鲜明的保陈毅，结果，欲打倒陈毅而不得的造反派中人，便出现了怀疑、“烧一烧”、甚至要扳倒周恩来的风潮。
　　
　　5月下旬，随着社会上出现一些炮轰周恩来的大字报后，“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第一把手王中琪等少数人，也以“五一六纵队”等战斗队名义，公开贴出了影射而反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
　　
　　然而，这股反周风潮很快就被压住了。
　　通过外交部工作人员王海容与唐闻生的汇报，毛泽东随时掌握着外交部的动态，他得知出现反周大字报后，立即命令中央文革出面予以制止。
　　5月27日与6月3日，中央文革要人分别出面接见了外事口的红卫兵学生与工作人员，批评了反周的大字报及反周行为。
　　
　　随后，“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公开批评了社会上反周的大字报，在内部则批评了王中琪等人的反周思想与行动。为此，“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进行整风，温和派张殿清重新主持造反组织，激进的王中琪等则承认自己反周“是错误，有罪”，写出捡查，并报呈周恩来。周恩来对王的捡讨，则表示了极大的宽宏大量，说：“认识了就好，不要说有罪。”
　　（P121——P129）
　　
　　（B）原本势力强大、几乎一统外交部天下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在反周恩来问题上走错一步后，在外交部内，便开始遇到新的逐渐强大的反对力量对它进行挑战了。外交部的文革，迈入到“三国演义”的阶段。
　　
　　1967年4月10日，外交部原来的保守观点（即保陈毅与部党委）部分成员，也组建了新的造反组织《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总部》），人数不多，开始仅100多人。他们一方面提出了比“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更显“造反”的口号，另一方面，实际是对“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左右外交部大权不满，因此，重点便做专门监督“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一举一动的工作，发现问题加以揭发或上告。
　　
　　“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联络站”）王中琪等人反周恩来事受到批评后，“联络站”中部分成员对其总部也有了看法，于是，一个新的事实上独立的组织“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攀险峰》野战兵团”在6月10日，也宣告成立。《攀险峰》虽说在名义仍属“联络站”，但实际上，他们已在独立活动，并且，有了与“联络站”不同的政治方针：不再同意“联络站”的口号“打倒陈毅，而提出“对陈毅一批二保”。
　　《攀险峰》的这个新口号，来自于王海容的情报，因为，毛泽东向王透露了他对陈毅搞先批后保的想法。
　　（P119——P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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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注：文革十年中的任何时候，凡是反对周恩来的活动，都是始终不得人心的。就是在造反派中，“反周”的也只有极少激进分子，而且一般也都会受到大多数造反派自己的打压。外交部发生的这一个“反周”插曲所表明的状况，就是典型。
　　周恩来在文革中那种始终任劳任怨的形象，当时的确受到绝大多数人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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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激烈多事而非常的八月
　　
　　（A）1967年中国 的外交活动，因为文革运动，出现了很多被动局面。其中，由5月香港发生的普通工潮与港英当局的镇压，最终导致成为了中、英两国的外交对抗，到8月20日中国政府向英国政府发出最后通谍式照会，发展到了最高潮。结果，在这种氛围下，8月22日夜便发生了北京造反派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事件。
　　幸好，外交部的造反派都没有卷入此事之中。但是，这件事却引发了毛泽东对王力、关锋、戚本禹进行惩处的结果。
　　
　　（B）造反派对陈毅的批判，8月份共进行了8次，其中有大会、中会，也有小会。
　　中央与周总理对陈毅依然是持“保”的态度，虽然也同意让造反派批判他，但“打倒陈毅”的标语，是绝对不同意。
　　批判陈毅的造反派，也不仅仅是“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联络站”）与“批陈联络站”等老造反派，也还有集合在“批陈联委”下的新造反派——而他们中很多原来是保守组织观点的成员。
　　
　　（C）中央文革与王力、戚本禹等人，是支持批判陈毅的，他们更是老造反派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联络站”）的鲜明支持者。而王力那导致他倒台的著名的“八·七讲话”，也就是他接见“联络站”核心组人员时发表的。
　　
　　（D）4月30日从印尼回国不久、原受到毛泽东表扬的外交官姚登山，奉周恩来之命，从5月起到8月，到北京大专院校做外事报告，以图影响红卫兵学生正确对待外事工作，并且参加外交部的文革运动，被“联络站”核心组负责人聘为顾问。但是，他向外交部“联络站”与冲击外交部的北京外语学院造反派红卫兵，分别传达的8月4日关锋、戚本禹在同他的一次有关外交部运动的谈话，与8月7日王力通知他与“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核心组成员一道参加听取的“八·七讲话”，则使他卷入到一个日后无法申辩的险地，而被关进了秦城监狱，长达9年多。
　　
　　（E）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方面，因王力的讲话，便做了几件后来获罪的大事：
　　甲、8月16日接管外交部政治部；
　　乙、8月19日有部分人一度支持、参入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派红卫兵封外交部党委办公室的行动；
　　丙、8月19日起草了一个《关于立即创造条件建立革委会与成立临时业务领导班子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明确指责陈毅是外事口最大的“走资派”，并且拟定了一个包括姚登山在内的外交部临时业务领导小组的人员名单，上报王力、周恩来，周则上报了毛泽东。在这个名单中，姬鹏飞、韩念龙、乔冠华三人被排除在外。
　　对这份名单，毛泽东却不置可否，而只说：“造反派要三弱，不要三强。”
　　“三弱”是指副部长罗贵波、徐以新与助理董越千，“三强”则是指三位副部长，即姬鹏飞、韩念龙、乔冠华。
　　（P165——P185）
　　
　　（10）“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垮台
　　
　　（A）1967年9月27日，外交部青年干部刘华秋、王海容等人，在外交部贴出了《王八七讲话是大大大毒草》的大字报，第一次亮出了公开批判王力的旗帜。
　　此事的背景是：虽然王力、关锋已于8月30日已被中央隔离审查，但外界尚都不知。在9月24日，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王海容即从中南海毛泽东获知了王力已倒台的信息。毛泽东当时就王力之事说了二句唐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B）刘华秋、王海容的不同寻常的批王力的大字报，马上让人猜测到其背景的份量，于是，外交部的大字报迅速出现了一个批判王力的高潮。而前段曾被“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联络站”）压垮解散的几个对立派组织，如《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总部》）、《攀险峰》兵团等也公开恢复了活动，并且就王力问题，向“联络站”发动了进攻。
　　
　　（C）9月至10月中，周恩来在接见“联络站”核心组时，开始批评多了，最后，他则说：“我支持‘联络站’到8月31日。”
　　在一次接见毛里塔尼亚外宾后，周恩来对外交部礼宾司的工作人员说：“‘联络站’同‘六一六’的关系密切，直接间接参加五一六的活动，名字我现在不说，我有名单。”
　　“六一六”是北京外国语学院赞同“五一六红卫兵团”观点的极左派红卫兵组织。
　　
　　（D）10月18日，副部长韩念龙在外交部大礼堂召开全部大会，宣布周总理指示：“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核心组有人同“五一六”有直接间接的关系。
　　“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组织顷刻瓦解，下属成员纷纷退出。其核心组成员王中琪等人，还被原“联络站”下属组织与《攀险峰》等组织人员抓起来，以“五一六分子”罪名，送公安部审查；因证据不足，第二天公安部即将人放出。
　　
　　“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于1966年12月20日成立，1967年1月18日在外交部实行“夺权”，而于10月18日终结，历时不到10个月。
　　（P188——P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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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注：文革中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一事，是文革历史中一件被称为极左路线猖獗的典型案例，已众所周知。但是，之中，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到底是谁去烧的、与外交部和姚登山有没有关系等，恐怕知者就不多了。马继森的这本书便将这些事情详详细细都作了叙说与澄清。
　　联想到1998年我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的抗议活动中，有人也砸美国使领馆的窗子、2000年后反日游行中，总有人要砸商店、汽车等，看来，这在大规模群众活动中，这“砸”“烧”之类事，是总有极少数人喜欢干的，而往往与那活动是什么政治性质没有必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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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外交部群众组织队伍的再次大整合
　　
　　（A）1967年10月20日，即“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瓦解的第三天，在批判王力的基础上，原“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中的温和派张殿清等，与刘华秋、王海容等串连，而后联合成立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临时勤务组（“临勤”）。
　　
　　（B）1967年11月25日，以“临勤”、《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这三个组织为主体，加上其他外交部群众组织及人员，组成了“外交部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筹备小组”（“大联筹”），开始了联合“执政”时期。
　　
　　“大联筹”在外交部的政治方针主要是：
　　甲、打倒孟用潜、王炳南、陈家康、冼衣；（孟、王、陈三人是运动初期部党委就定性打倒的对象，现在重新又被入了“另册”；政治部副主任冼衣，则是因他前段是积极支持“联络站”。）
　　乙、彻底批判陈毅、姬鹏飞、乔冠华；（不打倒，但批判，遵照毛泽东的“一批二保”批示。）
　　丙、彻底批判姚登山；（将姚视为王力的代表）
　　丁、揪出外交部的五一六分子；
　　
　　（C）但“大联筹”并未消除各组织间的派性，在对原“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以前的活动评价上，互相之间有着较大的分岐。“临勤”张殿清等，认为原“联络站”在1967年8月之前批资反路线与批判部党委等行动是正确的，但原保守顷向的《总部》及《攀险峰》却不同意，由此，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仍体现在外交部各单位之中。
　　
　　1968年3月，周恩来在一次接见中，则仍说：“对“联络站”我一直支持到（1967年）8月。”
　　
　　（D）原由“联络站”负责的外交业务监督小组的工作，“大联筹”原想接过来加强充实，但周恩来在1968年1月29日指示，监督业务一事予以停止。
　　
　　（P196——P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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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注：文革中的派别产生与演变，错综复杂，造反派的队伍也常常因某件事而导致分化、重组。这是文革中群众造反活动的一大特点。如果不了解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具体情况，以为派性组织的区别，是象共产党与国民党那样性质鲜明几十年不变，就仅仅凭旗号来认识与评论，那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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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1名司局处级干部的联名大字报风波
　　
　　（A）1968年初，“联络站”垮台后的外交部，批极左的风潮开始兴起。出现了二张指责前段批判陈毅的运动的大字报：
　　一是驻阿尔巴尼亚使馆人员写的《欢迎陈毅回部工作》；
　　二是驻缅甸大使耿飚、驻法国大使黄镇发起、有26位大使莶名的大字报，反对打倒陈毅，谴责外交部是极左泛滥，是王力阴魂不散。
　　耿飚、黄镇等人的大字报还书面上报了周恩来与陈毅。周、陈也先后在人民大会堂分别见了他们，陈毅并告诫他们要小心，说“现在是动辄得咎”。
　　
　　（B）1968年2月13日，外交部司局级干部陈楚、余湛、宋之光等，串连了共91名包括副部长刘新权在内、以司、局、处级（包括驻外19名大使）为主体的、带“长”字的干部，写了并贴出《打败敌人、战而胜之》的大字报，贴到了外交部小礼堂门口。
　　
　　这张91人联名大字报的内容，主要是：
　　陈毅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打倒陈毅是阶级敌人的阴谋；极左思潮泛滥；前段运动的严重后果。
　　重点意思是前段批判陈毅的运动，是王力与造反派勾结的产物。
　　
　　（C）91人联名大字报在外交部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影响很大。“大联筹”对此没有提出异议，大字报贴出后，作为重要的大字报，“大联筹”还摘要刊登了简报，作了广播。
　　
　　（D）但是，驻外使领馆回国人员的群众造反组织“45战斗队”，却认为这91人联名大字报是右倾翻案，他们便将大字报内容上报了周恩来。
　　
　　（E）2月24日，即91人联名大字报贴出12天后，周恩来的秘书电话告知“45战斗队”，传达周总理的意见：“大字报实际上有否定一切的错误，是原则性的错误，是从右的方面来的干扰。”
　　此前，电话也打给了姬鹏飞，向他传达了周总理的这个意见。
　　第二天，周恩来的秘书又电话告知“大联筹”，再次传达周恩来批评大字报的意见。
　　随后，周恩来还在3月5日、11日、12日、4月1日、7日和16日反复批评了这张大字报。
　　
　　3月12日，周恩来接见了外交部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包括耿飚、黄镇、刘新权、姚登山及大字报起草人、“大联筹”负责人、前联络站核心组成员、“45战斗队”等共150多人，在接见中，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大字报，也批评了外交部党委。接见中，周恩来下的结论是：“91人大字报是老保翻天、反攻倒算。”
　　“老保”者，即对文革中的顽固保守派之简称。
　　
　　（F）陈毅在大字报贴出后第二天，即看了。但到周恩来24日通知要批判后，他赶忙在2月28日作出捡讨，并上报周恩来。他在捡讨信中说：我郑重声明，91人大字报其精神和立场是右倾保守的，是对抗文化大革命的。我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不同意这种错误精神和立场。
　　
　　3月6日，“大联筹”开大会批判91人大字报，周恩来让陈毅参加，并发表讲话。
　　陈毅讲话的要点是：
　　甲、感谢群众组织“大联筹”给他与会来捡查自己错误的机会；
　　乙、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是严重的，总是保老干部，指责革命小将；
　　丙、91人大字报的要害是借保陈毅为名，实行保自己，结果只会为自己垮台造成条件；
　　丁、外交部党委、91人和自己要敢于承认错误，向群众学习。
　　
　　（G）外交部开展了对91人的大批判，部党委成员及有关人员姬鹏飞、韩念龙、乔冠华、耿飚、黄镇等都受到了大会批判斗争。黄镇还被命令在批斗之余，却刷厕所。
　　（H）对91人大字报的批判，是从2月24日周恩来的指示开始的，无疑，还有更高层的背景。
　　然而，事隔三年多后的1971年11月4日晚，毛泽东接见我国首次出席联合大会的五人代表团时，周恩来向毛介绍说，代表团中的符浩、陈楚是91人大字报的发起人与莶名者时，毛泽东却说：“我还是赞成91（人大字报）的”。
　　（P205——P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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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注：有些人经常仅仅只是凭文革中的传单、报纸、文献等历史资料，来评判文革中的是与非，还自以为证据十足。其实，文革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却常常是文字的、口头上说的，而与实际的情况不一样，甚至相反。这里，陈毅等就外交部91大字报一事所说的话，就是一种因无可奈何而作的违心之言，而不能理解为陈毅真的不喜欢那些写91人大字报的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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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外交部进驻军代表，群众造反的局面终结
　　
　　（A）1968年6月，中央决定派解放军代表进驻外交部，接管外交部政治部的工作。外交大权在中央，人事干部的管理权却在政治部，军代表领导政治部，就意味着对外交部内部事务的军管。
　　从此，外交部进入了军代表管理时期，其后发生的清理阶队伍、抓五一六运动、干部下放五七干校等文革其他阶段，便都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了。
　　
　　外交部军代表第一把手是马文波，他是由中央军委技术部副部长任上调到外交部做军代表的，后来军管撤消，1972年5月，他则留下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
　　
　　（B）之所以决定对外交部派军代表，显然是因当时外交部群众组织间的派性斗争仍很尖锐：在“大联筹”中，原保守派成员的《革命造反总部》组织和对原“联络站”不满而成立的《攀险峰》兵团方面，在王力垮台、“联络站”瓦解后，已在外交部内取得了政治上的强大优势，并获得部党委的支持。
　　
　　但是，原“联络站”温和派张殿清组成的“临勤”，虽然也是批王力的，但对于原“联络站”在1967年8月以前的造反活动，则始终是持肯定与坚守立场，而对此，《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却是要全面否定原“联络站”的。因此，二种观点的较量，使外交部的派战不断不灭。
　　
　　1968年中的毛泽东，对文革已取收敛之态，工人宣传队开始出现，并被派驻进入尚在打派战的首都各大专院校。考虑到也要统一调整外交政策的中央，不能再允许外交部仍处分裂境况，于是，解放军代表来了。
　　
　　（C）军代表进入外交部，所依靠的当然是大权在握的“大联筹”与部党委，而“大联筹”中的原《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人员则是军代表具体依靠的力量，而原“联络站”方面的人员则基本成了“革命”与“运动”的对象。所以，外交部军代表管理时期，实际上是相当于军代表为主，与部党委和原《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骨干人员共同管理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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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注：文革中造反派观点与势力的高峰，从1966年10月起，就是那么二年左右，最迟到1969年，而终结得早的，如大、中学校，1968年7月工人宣传队成立并进驻后，造反派红卫兵就基本没戏了。而在外交部，军代表的进驻就基本是外交部群众造反高峰的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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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与抓五一六运动
　　
　　（A）外交部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间，与全国展开这个运动的时间显然是同步的，1968年中开始，直搞到1969年间。在这个运动中，大批干部群众因所谓历史问题，而受到了残酷的政治迫害，之中，包括副部级领导干部有王炳南、陈家康、刘晓、徐以新、罗贵波、潘自力等，以及1967年9月便被中央专案组定为“叛徒”的章汉夫。
　　至于大使级、司局、处级干部，以及一般干部，更有很多人受到“审查”，在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老楼四楼与地下室，作为临时监牢，则关满了所谓有问题的干部。
　　
　　（B）抓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在外交部就更是搞得“轰轰烈烈”、“战果辉煌”。
　　外交部抓五一六的运动，早在1967年5月，因“联络站”核心组的王中琪等人参入过反周恩来的短暂活动，因此，当1968年中央正式部署开展抓五一六运动后，清查五一六分子便成为了外交部的一项重要活动。
　　外交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有三个阶段：
　　1967年底至1969年底，为摸底排队时期；1970年至1971年，为全面铺开时期；1972年至文革结束，为“戴帽”扫尾时期。
　　
　　（C）外交部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辉煌战果”，在1972年的定案人数分别为：
　　正式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20人，头一个就是姚登山，原“联络站”核心组头头王中琪也在列；
　　另有划为敌我矛盾性质待处理的31人；
　　因五一六问题给予各种处分的80余人；
　　定为犯严重错误的170多人；
　　因五一六问题而属一般错误的1408人；
　　共计1700多人。
　　而1968年未下五七干校时的外交部，也就约为3000人，因此，外交部清查五一六，有多半人员因此问题受到惩处。
　　
　　（D）文革结束后，只到80年代，外交部的五一六冤案才大致洗雪，人员给予平反，恢复待遇，分配工作或离休。
　　所谓外交部五一六问题的“四大案件”也属文革运动中的事，有些既与外交部人员基本无关，而是当时社会上的红卫兵等造反组织所为，更没有什么五一六活动的证据。而外交部头号“五一六分子”姚登山，他要当外交部长一事，更是莫须有。
　　
　　外交部清查五一六时的“四大案件”是——
　　1、三砸一烧（砸印度使馆、印尼使馆、缅甸使馆，烧英国代办处）；
　　2、三砸一封（砸政治部、办公厅、总务司，封部党委）；
　　3、篡夺外交部大权（“联络站”在1967年8月上报中央的那个部业务领导班子名单事）；
　　4、失密窃密（1967年王力的秘书出面传达中央文革为写批判文章而到外交部调看有关材料事）。
　　
　　（E）外交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周恩来是很关注的。1969年3月31日，他接见外交部军代表马文波、韩立业和“大联筹”负责人时，谈话中心就是推动抓五一六。
　　但是，当1970年7月马文波向国务院汇报说，外交部已清出了1500个五一六问题的人时，周恩来有些怀疑了，他说：“外交部有那么多‘五一六’？不要头脑发昏。”
　　然而，马文波却不承认有扩大化问题，姬鹏飞在部领导小组会上则更说：“有人说我们搞扩大化了，你们说扩大化了没有？我说没有，只是在个别单位有扩大化现象。”
　　1972年，外交部上报的“外交部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定案的20人名单，周恩来也还是批准了。
　　（P225——P261）（P353——P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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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注：文革中清理阶队伍的运动，就是明确要整人的运动。但主持这个小运动的政治势力，当时在全国各地各单位却并非一样。有的地方完全是由掌权了的造反派搞的（如上海、湖南等地），而有的地方，如这里所述的外交部情况，则显然不完全是造反派所为。
　　
　　至于1970年起作为一个大规模运动的抓五一六（而不是1967年8月仅仅是抓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等那几个“五一六”红卫兵那件小事），则可以说，除上海等极少地方，主持者基本不是造反派，而是恢复原有秩序后执掌大权的当权派了。外交部的情况看来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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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外交部的“通天”小姐
　　
　　（A）1968年6月进驻军代表后，外交部内相对独自行事的群众组织活动时期，实质上便随之结束了。虽然还存在有“大联筹”，但它的主要骨干即原《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人员，则实际已升为军代表一边倒信任的外交部官方性质的骨干了，以军代表领导为特点的旧有政治秩序基本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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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注：从1968年6月军代表进驻，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虽说仍是文革时期，但这后来的8年，已与1966年至1968年上半年的阶段，那种以群众造反运动为中心的情况截然不再相同。
　　这后段其间的特征，可以说就是只有整人运动，而不再有造反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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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而从1972年5月外交部撤消军代表，恢复部党组一元化绝对领导后，外交部的政治力量格局，就基本由三个方面的势力在起作用。这三个方面是：姬鹏飞、乔冠华、王海容。
　　
　　姬、乔二位是权重资深的老干部，经过文革的风风雨雨，他们二位在外交部各自有了一批拥戴者，由于他们各自的行事作风极不相同，因此，无形也就成了二个派别。
　　
　　王海容当时虽只不过是外交部的青年干部，但由于她的身份特殊，是毛泽东的姪孙女，可以经常面见毛泽东，是通天人物，因此，部长副部长们都不敢对她轻视，部党委的领导层有时还得听她与另一位通天小姐唐闻生，口头传达类如无字天书般即没有文字的“最高指示”。这一来，自然她们也会拥有一批跟她们走的人。
　　
　　这已形成了三个派别的方面，便经常在左右外交部的内部事务中，发生自觉或不自觉的较量。
　　
　　（C）姬鹏飞显然很受周恩来与陈毅的信任，他在陈毅任外长期间，长期担任常务副外长。但此公的外交业务水平不强，远逊于公认的才子乔冠华，尤不善外交工作极需的表达能力。有次，姬、乔共同陪美国特使基辛格面见毛泽东后，毛向姬问一些外交问题，姬竟不能作答；转而问乔，乔则侃侃而谈应对如流。因此，弄得毛泽东大为不快，批评姬说：“在我这里把沙发都坐穿了，屁都不放一个。”
　　
　　1973年6月，姬鹏飞应邀访问英、法等国，王海容随行。回国后，王海容到毛泽东处汇报，说姬的这次访问，是“空手而归”。因而使毛泽东对姬更为不满，说姬是“西天拜佛、如丧考妣，疲于奔命，所获不多。”于是，外交部内对姬开展了一场批判，尔后，调出外交部，到全国人大去了。
　　
　　（D）乔冠华是1974年11月接替被免职的姬鹏飞，由副职升正，做了外交部长。实际，在整个七十年代，周恩来在外交工作上，都是很倚重乔冠华的，因早在四十年代驻南京的中共代表团期间，乔就是周的外事工作助手。
　　原本，外交工作确是乔冠华的一个强项，但是，因外交部有王海容、唐闻生这批年轻的“通天”派存在，姬鹏飞自然是没法子干好，而就是文才干才都了不得的乔冠华，他也没辙。对于王海容等常常传达的通天消息，乔冠华曾发牢骚说：“谁知道这是不是最高指示！”
　　
　　使乔冠华敢同“通天”小姐们较量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他也有一个能间接“通天”的新婚妻子章含之。章含之是名门（章士钊）之养女，又做过毛泽东的英文老师，1971年进入外交部。1973年底、经毛泽东、周恩来的某种间接撮合，与已是鳏夫的乔冠华结婚。
　　
　　1975年底批邓小平后，外交部贴了乔冠华的大字报，说他在外交部执行了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还有大字报，说要将他“拉下马”。反对乔冠华的自然是“通天小姐”王、唐一派的，很有来头。对此，乔冠华与他那老干部阵营的人，权衡之后，却采取了一个自以为得计的方针：依靠江青的渠道，来抗衡王、唐。因为，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告诉章含之：“主席说，外交部的事交江青管。”
　　对此，乔冠华开初还有些得意地说：“先利用大王八蛋解决小王八蛋的问题。”
　　
　　按此方针，在乔冠华、章含之于1976年4月25日，写了一封信报毛泽东，通过江青转了上去。不料，毛泽东却批评这封信是“借刀杀人”。因此，政治局常委在6月7日晚开会研究外交部问题时，指责乔冠华在外交部不抓批邓，却在打内战，责令他回去开会做捡查。时为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也说乔冠华“想利用中央帮你打内 战。”
　　
　　在与王、唐的较量中，乔冠华没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而他依靠江青渠道的做法，却使他在四人帮垮台后获得了“投靠四人帮”的罪名。1976年12月12日，乔冠华被正式撤职、审查与批斗。
　　乔冠华的罪状中，最有名的一条，是说他在联合国发言稿中有一句“按既定方针办”，而这一说法当时被定性为四人帮的伪造，乔也这样说，当然也就是秉承四人帮意旨办事。而实际上，真正打倒了乔冠华的是另一条罪名：“欲借批邓反右之机，将了解四人帮底细的王海容、唐闻生等打成反革命。”
　　其实，与王、唐进行较量，并不一定就肯定会获罪，问题是不该病急乱投医，找了江青做渠道。
　　
　　1976年底，华国锋要开除乔冠华的党籍，还有人说要将他关押到卫戌区监护，邓小平说，乔是毛、周培养的人，还是留点余地。乔冠华才免于坐牢。
　　1982年12月22日，习仲勋、陈丕显约乔冠华到中南海谈他的问题，习说：“过去的事一风吹了，一笔勾销。你是党内的老同志，受点委屈要想得开。”不久，给乔冠华安排了一个对外友协顾问的闲差。
　　1983年9月22日，乔冠华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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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注：乔冠华文革中饱受造反派批判，无论哪一派执政，只要有批判陈毅的口号，接下来也就少不了批判他乔冠华的一份。然而，他正式担任外交部长、主持外交部工作不到二年时间，最后的结局却被指控为四人帮线上的人，晚年遭受厄运。现在看来，这起始的原因就是他与“通天小姐派”的矛盾所致。
　　大概因乔冠华自恃有才，不象姬鹏飞那样，惹不起却躲得起，而是用心要与通天派们较量，结果，不曾料想的大局突变，使他聪明反被聪明误。
　　文革过程中事情的复杂，而不是截然阵线分明，这也是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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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华国锋与“凡是派”下台后，王海容、唐闻生在外交部便也站不住了。外交部声讨她们的大字报出现了，指责她们反周恩来与邓小平的问题，而且，她们确同“四人帮”也有说不清的关系。中央组织部派人同她们谈了话，但是，由于她们的事情牵涉到高层很多人，有些问题因不能说而便无法说清。鉴于此，邓小平、李先念出面，说不要再追问，也不要她们再说清楚了。
　　中共“十一大”后，上面认为王、唐二位在外交部不宜再呆下去了，便调离了她们，送党校学习。
　　外交部的所有文革风云人物便彻底干净地消散了。
　　
　　80年代后，王海容到国务院参事室做了一名参事；唐闻生则先任英文版《中国日报》副总编，后调到铁道部任外事局局长。
　　（P337——P362）
　　
　　（三）外交部文革旋涡中几个人物的命运
　　
　　（1）陈家康惨死在五七干校
　　陈家康是周恩来的老部下，是周的秘书与英文翻译，早在建国前的中共南方局时，就担任过南方局的外事组组长，还随董必武出席过旧金山的联合国会议，1949年外交部成立时，即任亚洲司司长，后任驻埃及大使10年，1965年回国后，提为外交部副部长。但刚一升职就遇上文革开始，并且，还成了外交部第一批被整的领导干部。外交部党委为什么要整陈家康，原因至今不明。
　　
　　但1967年4月，他被造反派平反后批判陈毅时，揭发了陈毅说了毛泽东是“乾纲独断”的话，从而惹得周恩来责骂他是“跳梁小丑”，结果，他从此再也没能站起来。到军代表时期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又重入地狱，被打成有问题人，下放到外交部在湖南茶陵的五七干校茶场，突发心脏病去逝。
　　
　　（2）王炳南家破人亡
　　王炳南是1925年加入中共的老同志，早年留学德国，在延安时期就从事外交工作，建国后在外交部任办公厅主任、驻波兰大使，六十年代，受命担任中美大使级谈判的中方代表，1964年回国，任外交部副部长。
　　
　　文革前，王炳南便因他与原地下党时期联系的某个已是美籍的人士交往，被停止了工作，后做了捡讨，毛泽东也圈阅认可了他的捡讨，便没给任何处分。但此事，文革一开始，外交部党委又拿此事，将他定为有问题的干部。后清理阶级队伍时，则再次被整，并押送到外交部在江西的干校劳动，而他在国务院外办工作的妻子张裕，却因不堪忍受政治迫害而自缢身亡。直到1972年，王炳南才重新获得工作，被任命为中国对外友协的会长。1988年12月病逝于北京。
　　
　　（3）章汉夫惨死狱中
　　章汉夫是1927年加入中共的，早年曾留学美国与苏联，1931年回国后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香港工委书记、重庆《新华日报》总编辑等要职，建国后是外交部最早的副部长之一，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文革开始时，他巡视驻东南亚各国使馆回国后生病，在家养病。但1967年9月，被中央专案组当作叛徒拘捕，投入监狱，1972年惨死于狱中。
　　文革后，1979年章汉夫冤案获得平反昭雪。
　　
　　（4）罗贵波长期靠边站
　　罗贵波1927年加入中共，参加过长征；1950年作为中共中央驻越南代表、中国驻越南顾问团团长、驻越南大使，回国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66年文革开始时递补为中央委员。
　　因为1967年8月被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上报，作为进入部业务领导班子名单中成员，便被后来当权的姬鹏飞等视为有问题的人，清理阶级队伍及清五一六时，罗贵波被停职，将其作为外交部五一六的黑后台，予以审查。他反复捡查交代，也长期不能过关解脱。
　　文革后1978年，他向中央申诉后，同年12月被中央任命为山西省省长、省委第二书记；1995年在北京病逝。
　　
　　（5）徐以新党籍被挂四年多
　　徐以新是一个参加了北伐革命、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并到苏联留学三年后，回国又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老党员。建国后任驻挪威大使，1966年任外交部副部长。
　　
　　文革中，他也是因被造反派“联络站”作为部业务领导小组成员，而后来遭到了惩处的。1969年3月，作为体现政策区别，他在作了捡查后，获得了重新工作的机会，并作为部党组成员主管政治部。但1972年，部党组将他下放到外交部在山西的五七干校，1974年2月，则停止收他的党费，奉命回京后，却不安排其工作，1976年毛泽东逝世，外交部规定他不能到部里参加吊唁活动，而只允其与工勤人员一起收看吊唁活动的电视。
　　
　　1978年，党小组又突然通知他交党费，并于1979年被任命为驻巴基斯坦大使，1983年任满回国。离休后任全国政协常委，1994年在京病逝。
　　
　　（6）饱受苦难的刘晓
　　刘晓是以中共中央委员、外交部副部长身份，并于1967年4月到阿尔巴尼亚做大使的。这种情况，在文革中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在任没多久，在他陪阿尔巴尼亚的总理谢胡回中国访问时，驻阿使馆回国参加运动的造反派却不同意他再返回阿尔巴尼亚，勒令他留下参加运动。刘晓请示周恩来，周说：“既然人家有意见，你就别回去了”
　　1968年初，外交部出现一张大字报《刘晓是何许人也？！》，莶名者都是大使与司局长级领导干部。
　　
　　刘晓也是一位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参加了长征的老干部，并担任过地下党的中共中央上海分局书记，建国后担任过华东局与上海市委的领导成员，1954年任驻苏联大使有8年之久，1963年起任外交部副部长。他还是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中央委员。
　　
　　1968年3月18日，刘晓夫妇被北京卫戌区抓捕，后关入秦城监狱。他的妻子张毅被关二年后放出，转到五七干校劳动。刘晓则在秦城关了六年多，到1974年底才放出，外交部安排其到信阳一个军队干休所，但不准他用真名，而以刘镜清的化名。在信阳呆的二年期间，刘晓的精神严重失常了。1976年冬才获准回京治病；1981年8月获得平反，恢复待遇，任外交部顾问；1988年6月在京病逝。
　　
　　（7）姚登山获得离休待遇
　　姚登山在1980年出狱，在秦城被关了9年多。人放了，但政治结论却仍无着落。
　　1982年4月，外交部党组派人同他谈结论，之中，五一六的罪名自然是没有了，但仍有反周总理、坚持打倒陈毅等老问题，姚不服，只承认有不应扩散王力、关锋、戚本禹的讲话、支持了造反派“联络站”封政治部、参与研究了“联络站”议定上报周恩来的那份外交部业务领导班子名单等错误。外交部将他的申诉与结论一并归档，结论对他的处分是：“留党察看一年处分（自1971年11月至1972年11月止），1980年8月起恢复行政11级。”作结论时已是1982年，留党察看一事实际只是历史记载而已。
　　1985年他离休，1998年在京病逝。
　　
　　（8）深有正义感而温和的造反派张殿清
　　张殿清实际上是外交部造反派的主要头头之一，但是他是一个既有正义感而且很有理智的造反派。
　　文革开始时，张殿清尚只有29岁。他196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分配到外交部国际司工作，1966年入党成为中共预备党员。
　　1966年12月中旬，当外交部党委说没有执行资产阶反动路线，即否认有打击无辜干部与群众的问题后，他愤而造反，贴大字报，指责部党委“掩盖事实”。随后，他领头组织了外交部的造反组织“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并是该组织核心组第一任负责人。
　　1967年4月后他作为造反组织“联络站”负责人，明确反对炮打周总理，反对打倒陈毅（只同意批判），从而被排除出“联络站”核心组，回到国际司。
　　
　　1968年，当他看到“大联筹”要将原“联络站”打成革命组织，将参加“联络站”的干部群众打成反革命分子和坏人时，他又奋起反对，结果，又被“大联筹”视为“为极左翻案”，在正式成立外交部大联合委员会时，又被排除在外。
　　1971年清五一六时，他因为没有揭发外交部的所谓五一六，则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1974年调离外交部，分配到秦皇岛市外事办，后再转到市民政局工作。
　　1978年2月，张殿清到北京出差，得知外交部始终说外交部没有冤假错案。他便就他了解的情况，写了12张大字报，于1979年1月到北京，要贴到外交部去，外交部不同意他进入外交部贴，在他坚持下，时任外交部主管纪委与政治部的副部长张海峰，接见了他，听取了张的意见。
　　1986年张殿清调到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教授政治经济学，而当年他在南开大学所学的专业，其实就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外交部业务。
　　
　　（10）20名所谓五一六分子都获平反
　　1972年外交部被错误戴上“五一六”帽子的20名干部，文革后都获平反，并分配工作，其中，做过原“联络站”核心组负责人的王中琪，则到外交学院担任了一名英语教授。
　　
　　2005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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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外交部文革纪实》一书，作者马继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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