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曙明：周恩来在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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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春交会是缓和广州形势的良机。中央指示一定要确保交易会如期正常地进行。但当时军管会深感局势难以控制，1967年4月14日清晨，周恩来亲自飞赴广州，下榻军区大院留园七号。经与军区和军管会研究后，周恩来决定，从15日晚上开始，连续三天召开群众组织座谈会。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珠江宾馆大楼二楼会议室接见春交会负责人和群众组织头头，讲解中央关于开好春交会的指示，晚上又出席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广州地区各群众组织代表大会。中山纪念堂是主会场，市体育馆是分会场。周恩来先到分会场与群众见面，然后在主会场作了长篇讲话，逐条讲解关于开好交易会的五点指示，要求群众支持解放军的军管工作。大会结束时，已过了午夜，周恩来又驱车赶往海珠广场，到交易会产品陈列现场视察。


     4月15日，交易会如期开幕。当晚23时至次日清晨7时30分，周恩来和群众组织代表举行第一次座谈。出席会议的主要是几个大山头的负责人，还有部分学生代表和外地的红卫兵代表。座谈一开始，有些造反派代表便指责广东军管，是支一派，压一派。


    4月17日零时35分至清晨8时30分，周恩来与群众组织代表第二次座谈。他批评中大造反派以电影《清宫秘史》中有“天下为公”四个字为由，把中山纪念堂内孙中山题的这四个字遮盖起来的做法，是“政治性错误”，责令天亮前必须恢复这四个字。他说：“天下为公”虽然是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来的，但可以古为今用。孙中山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要肯定的。去年把南京孙中山铜像搬掉了，是错误的。


     4月18日零时30分至上午9时，周恩来再次和广州地区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经过三次座谈，以及连日来听取军区、省军管会和中央文革小组驻广州记者的汇报，阅读由各方面提供的材料，包括群众组织的小报之后，周恩来对广州的情况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4月18日傍晚19时30分，他作了一个很长的总结讲话。


    他在总结中否定了一·二二夺权，他指出这个夺权行动当时就犯了错误，成了一个秘密夺权，不公开的，参加夺权的只有两个学校的群众组织，一个工人联合的组织，一个机关的造反组织，加一个珠影，就是五个单位，加外地四个单位。夺权的形式成为一个不公开的谈判的方式，就是一个要印，一个让印，就是让权。这种形式是不足为训的，不可效法的，是错误的。


      周恩来不同意以支持或反对封《红卫报》划分革命派和保守派，他还提到了广东军管以后，军区捕人的事情。虽然捕的人数多了一些，但不像别的地方多。经事后核实，连取缔的组织在内，总共捕了450人。现在已经放了169人，准备再放100多人。还有因交易会开幕，整顿社会秩序，从3月22日开始，一个星期内抓了508人，其中大部分是炒买炒卖、流氓分子，经教育后已放了280多人，交易会完了还会再放一批。他说：“在我们全面看起来，广东很谨慎的。”


      周恩来首先肯定了中大红旗八三一、华工红旗、广医红旗这“三面红旗”是革命左派。在谈到广州的工人组织时，周恩来肯定了工联和红旗工人是革命左派。地总、红总是“保守的群众组织”。周恩来指出，各个组织都要开门整风，学生也要这么做，特别是工人组织，十几个组织，各自开门整风，首先自己批评自己，特别是在工厂，两个对立的组织，自己开门整风，这样比较好。


      4月19日凌晨2时，会议结束。天亮以后，周恩来飞返北京。地总、红总是当时广州地区两个规模最大的工人组织，对周恩来批评他们“保守”想不通，纷纷到军管会质问。4月19日20时40分，省军管会接到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逐字逐句传达了周恩来对关于地总、红总评价的修改意见：“地总、红总拥有大量工人群众，他们都是广州工人的革命组织，只是有些偏于保守。这两个组织不能称为大老保，也不能笼统地称为保守派。”





载《羊城晚报》2013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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