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亮：“网络文化大革命数据库”浏览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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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化大革命数据库”浏览偶拾

徐海亮


    终于看到了美籍华人学者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
“网络文化大革命数据库”（以下简称“数据库”，网址是ｈｔｔｐ：／／ｃｃｒ
ｄ．ｕｓｃ．ｃｕｈｋ．ｅｄｕ．ｈｋ）和以此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第二版光盘。该“数据库”在“文革”发动４０周年这一时刻完成，编辑者辛勤的
劳动有了令人欣慰的结果，全国学者的支持和心愿也有了归宿，期待已久的读者们
更是如愿以偿。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和独立研究者，我在２００３年就开始使用这个
《文库》光盘的第一版（２００２年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当
时，一看到这个光盘便欣喜若狂，性急之际，不顾学识之陋、方法之俗，立刻“急
用先抄、立竿见影”起来，并把几条重要资料自下载、打包转送几个“文革”研究
的急需者。近年来，国内“文革”研究中一时无法从官方档案、出版物求证的许多
资料均得自《文库》第一版。诚然，那个版本的内容在一些研究者中还有争议（诸
如录入错讹、资料出处遗漏、考据不足、重要资料缺失、界面设计问题等等），但
《文库》的光盘版毕竟一下子拓宽了“文革”研究者的涉猎面和资料占有面，自然
也大大推进了本人的研究（以高校学生、武汉“文革”等专题为重心）。令我体会
尤深的是，除了得以深入观察自己有兴趣的问题，也能够对“文革”运动的原始全
貌有了概括性的了解。

    《文库》第一版发行后不到３年，“数据库”也问世了。宋先生和他在北美的
合作者们（如丁抒教授、周原博士等），在《文库》第一版的基础上努力充实了资
料、增订了内容、考证史料、修正错讹，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合
作，改善了《文库》的包装技术，扩大库藏、增进功能、便捷查寻。我以为，无论
是“文革”参加者和今天的研究者，只要想真正认识和总结这段亿万人民付出了巨
大代价的历史，都会感谢这个“数据库”的问世。甚至，感谢者似乎还应当包括在
九泉之下不可能安息的毛泽东？我想，毛泽东当然不愿意后人忘却他自认一生中所
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发动“文化大革命”。不过４０年之隔，现在的青年人已几
乎不知“文革”为何物了；而许多“文革”的当事人则依然不了解大量关键性的“
文革”真相。要让后人如实地评说“文革”，这个“数据库”无疑是座文献宝库，
而且左、右咸宜。它是历史的实证，而非政治的价值说教。

    对比《文库》光盘的第一版和“数据库”，两者在总体结构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其检索栏包括总目录浏览、主题检索、分部主题检索、日期检索、作者检索和（
文献）标题检索，以及全文检索、发文机构检索等。但在以下几个方面，“网络文
化大革命数据库”有了明显的进步。首先，“数据库”增加了一些重要的主题检索
纲目，如“突出政治”、“中苏关系和论战”、“四清运动”等。这些内容的增订
非常必要。或许有人会问：“这也算文革吗”？其实，中国从１９５７年的“反右
”运动、１９５９年的“反右倾”运动，从“中苏论战”和“四清”运动，实际上
就已经进入了广义的“文革”。笔者过去把这些事件称为“前文革”范畴。这些研
究资料补入数据库后，无疑有助于增进研究者对“文革”由来和发展的整体认识。
从１９５７年开始（“文革”前十年），中国的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市
民和已经被打翻在地的旧体制中的残余个人、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６６年在校的大学
生（甚至个别思想特别敏感的中学生），实际上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被卷入一个广义
的、历史过程性的“大文革”运动，卷入了探寻“文革”道路与追随“文革”理念
的政治运动，或者说，进入了“文革”的热身过程。现在要研究“文革”，不探讨
这“热身的十年”，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十年文革”。

    其次，“数据库”增加了“文革”的结束、“文革”后的清查整顿等主题。这
些内容对“十年文革”的完整披露和深刻认识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文革”的过来
人都知道，对“文革”路线与“文革”实践的“拨乱反正”，以及清查剔除“三种
人”、提携“第三梯队”，都包含着“文革”政治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延续和反弹，
后者几乎是“文革”历史的直接或间接的延伸。我也把它们看作广义的“文革”，
或者称做“后文革”。应该说，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在其发动者毛泽东去世
、“两案”审判、《决议》发表之后即基本结束，但作为观念形态意义中的“文革
”却并未中止，它滞后于政治与经济的客观存在与变化而存续下去。这需要历史学
者做长期的、艰巨的工作去梳理剖析。这次完成的“数据库”和新版光盘辑录了相
关的资料，增补了属于思想文化范畴的史料，让人们得以从更高的位置和非同寻常
的视角去观察和反思“文革”。

    与《文库》光盘第一版相比，“数据库”增补了六分之一的内容和全新的英文
检索功能，其中五百万字是新增文献，而且一半以上的内容作了重新校勘，把近年
海内外学者辛勤收集、考证、录入的资料全部补了进去。这体现在以上列举的纲目
内容中，也体现在一些地方性资料的增补上。例如，在我所感兴趣的武汉地区“文
革”资料方面，“数据库”就增补了湖北省委１９６６年历次省委常委会讨论的重
要记录摘要，以及“工人造反派”领袖胡厚民在“文革”后对他审判的法庭上的自
我陈述。

    “数据库”比单纯的光盘更方便研究者和读者，它不仅仅是个动态的数据库，
“网络版新资料会每月每年输入，数据库功能不断增强”，而且还发展成为一个网
站，“另有网络版可供订阅……并具有远距离网络登录和下载功能”（引自“编者
前言”）。有兴趣的“文革”研究者将可以随时了解“数据库”增补的内容，不断
得到最新的辑录资料。

    “数据库”目前排列的主题纲目基本上反映了民间与海外研究学者的概括模式
，它是否完全合理（包括孰纲孰目），是否已囊括了“文革”大纲的林林种种，还
可以进一步探讨。比如，“文革”的所谓理论始自“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整
风”、“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等，“数据库”里有关文化思想领域斗争的材料是
否可以再上溯，收入建国以来的一些重大问题？又如，这个主题是否可以走出“最
高领袖”的局限，把“周恩来”单独作为一个纲目？此外，众多的专案材料和个人
检讨书、交待材料，既是血泪斑斑的文物，也是珍贵资料，网上文库也不妨斟酌辑
录。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熟悉了新版“数据库”，相信更多的人会发见所获丰盛。不
仅民间学者和青年学生可能如此，高校、科研院所和官方机构也会如此。尽管体制
内的单位订购与使用《文库》第一版的光盘时就遇到了某些限制，但我相信，象“
数据库”这样公开的文化遗产，是没有国界、政治界限的，更不应该对使用单位设
限。《文库》第一版业已有众多体制内研究者所用，但愿“数据库”将会为更多的
体制内学者与图书馆管理人员所征订使用。


□　《当代中国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