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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梁晓声
文/莫贵阳
一直想写写当年的梁晓声，不，确切地说，是大学时代的梁晓声。这一切都是因了我们的砚席之雅、兄弟之谊、编辑与作者之缘，而非一般性交往所说的“旧雨”所能概括得了的。然而，多少年过去了，光阴荏苒，我却迟迟没有动笔，一则，恐自己写不好，再则，还是生性懒惰，成年累月忙碌在组稿、编稿、审稿的事务中。更何况，晓声做人历来相当低调，对宣传评论他的文字只当成过眼烟云，早就不那么“上心”了，我又何苦去做有违他意愿的事情呢？但是，想把我们负笈求学、聚首复旦大学中文系那些相识、相知的往事写出来的念头，始终萦绕于心，不绝如缕。这次也就由不得他上心不上心，抑或高兴不高兴了。
1974年，我们成了命运厚爱的“幸运儿”，成为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同学们从全国各地聚首浦江。我来自莽莽苍苍的大娄山，晓声来自白雪皑皑的北大荒：一北一南。以至后来我在北京晓声家中见到梁妈妈的时候，晓声跟老人家介绍说：“这是我大学里最好的同学。”老人家一听我是贵州人，热情地说：“好同学真亲，是缘分啊！”当时的复旦大学中文系设两个专业：文学评论专业和文学创作专业。评论专业有七十来人，是一个大班；文学创作专业有十来个人，是一个小班。中文系学生住在四号楼。一些重要的大课两个专业有时合并在一起上。开学没几天，新生之间还没有完全认识过来，就听说：创作专业的梁晓声因体检发现肝脏有点毛病，被隔离在离四号楼很近的学校医务室小楼的三楼上。当时，我们都为晓声捏了一把汗。如果真是肝脏有问题，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起码要休学，弄不好还要退回原籍去，那意味着什么呢？那不就断送了他的前途了吗？再也不敢想下去了。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照例上课。
从四号楼到老教学楼去上课，必须要经过学校医务室，就常常看见晓声有时等候在三楼屋顶的大阳台上，问是否有他的信件什么的。设身处地地想想，那个时候，晓声的思想压力和精神负担一定是很重的。我们这些同学也只能通过招招手，向他表示问候，在心里祈愿他安心治疗，早日康复。
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调养，晓声终于结束了隔离。大伙儿从心里为他高兴。有时在宿舍走廊上见了面，彼此只是微笑着点点头，有礼貌地擦肩而过，因为毕竟不是在同一个班、同一个学习小组，接触时间又不长。
中国人的称谓有它很和谐、很讲究的一面。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冠以小张小李的彼此称呼着，体现了青春、融洽和随和的意味。当然也有直呼其名的，相处时间稍长一些，彼此有了一定的了解，又情投意合，便渐渐省略了姓而呼其名了，这期间人与人的关系似乎更近了一层。由于创作专业还有一位来自广西的同学也姓梁，为了不至于混淆，大家自然而然地称晓声为“大梁”。其实，“大梁”并非个子大，只是“大梁”要比“小梁”在年龄上大一点而已。
晓声给人的印象是：清瘦的身材，斯文的举止，若以貌取人，你会当他是一个南方人。两道坚毅的浓眉下，一对明亮的眼睛不时闪动着睿智的目光。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肩上挎着一个黄色的军用书包，微偏着头，沉稳、持重、谦和，好像永远在思考着什么。这时在宿舍、教室与图书馆之间，又多了一个青年学子的身影。
在我的记忆里，和晓声的接触是从在学校里再平凡不过的到校图书馆一次次看书相遇开始的。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上海是“四人帮”把持的重镇，而复旦大学又是“四人帮”控制得最严的前沿阵地，到处是白色恐怖。学校里经常运动不断。中文系上的课几乎都是样板戏和“三突出”那一套“革命文艺”理论，一会儿“评法批儒”，一会儿“评《水浒》批宋江”，等等。整个现代文学课程，被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涵盖和代表了。鲁迅被作为任意拆卸组合的木偶绑上了“四人帮”的战车，以达到他们控制人的思想、做驯服工具的目的。按照梁晓声在《从复旦到北影》中的说法：“复旦中文系实应改为复旦中国政治系。”其实，由于对不断翻新的运动司空见惯，一些外地同学反而对它漠然了，只不过在当时那种白色恐怖下，谁也不去说。在那动乱的年代，学校图书馆的图书并非全都可以借阅，很多图书并不对学生开放。借书证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的借书证，另一种是黄颜色的内部借书证，中文系每个年级结合“任务”才能分到几张。晓声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张内部借书证。那个年代，怀着各种目的来学校混的学生也不在少数，读书纯属一种自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梁晓声几乎总是吃了早餐，然后多买几个馒头，配一点咸菜，放进书包，带到图书馆里，权作为一顿中餐。整天静静地呆在图书馆的一角，远离政治的喧嚣，研读着那些在外边不容易看到的世界文学名著，享受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孤独，近乎贪婪地满足着自己对知识的渴求。
有一次，在从图书馆回宿舍的路上，我俩相伴而行，在闲聊中，他给我讲起了在北大荒的生活经历，那曾经的人、曾经的事，成了他抹不去的记忆，我可以感觉到在他身上有很深的黑土地情结，和旺盛的创作欲望。“我看，大梁，你也用不着下生活了，就把你上山下乡时的生活积累调动起来，好好构思一下，写几篇小说。”“我想写的东西，今天一定是不合时宜的，文学作品要反映老百姓的疾苦，为什么那么多世界名著能够经久不衰？法国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此外，福楼拜、梅里美、左拉、莫泊桑、都德、小仲马，以及罗曼·罗兰等人，都带着闪耀着批判现实主义锋芒的小说涌入文坛。在英国，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艰难时世》《双城记》，萨克雷的《名利场》，俄国的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作家的作品，几乎都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而我们现在搞的‘三突出’的那一套，是违反创作规律的，并没有真实反映社会生活，而是把文学当成了‘工具’……苏联作家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这个观点不应该受到批判。”那次，我们聊了很久，也没有理会到时间的流逝。这样的话题，在“不断革命”的年代里是非常犯忌的，如有人告密，弄不好被打成“反革命”也未可知。好在是我们两人的聊天，都做到放言无忌，彼此都很真诚，心照不宣，只能用“投缘”二字来解释了。记得在闲聊中，他还给我谈到农场在麦收时人最累，后来使用了“康拜因”，人就没那么累了。这以前，我还真不知道“康拜因”是什么，他告诉我说，“就是大型联合收割机”。拂去岁月的氤氲，记忆中，这是我们聊得最快意的一次。
时间来到1976年。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中国人民经历了情感上的大跌宕，有如乘上了“过山车”。它让人们大悲过，大喜过。
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1976年给历史留下的思考太多太多。
当时，复旦中文系有十来个外国留学生，分别来自英国、加拿大、法国、丹麦、瑞典等国家。应这些外国留学生的要求，系里安排一些同学与留学生同吃同住，表面上是为方便留学生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为他们提供语言环境和了解中国社会的机会。而我们在入住前的培训中同时还接到口头“指示”，要监视这些“老外”是否还有其他的“破坏活动”。每两个中国同学陪一个外国同学吃住在一块，在四号楼朝南一侧辟了留学生宿舍专区。男生住二楼，女生住三楼。比起一般学生宿舍，留学生宿舍的条件相对好一点，为防蚊虫叮咬，门窗都装了纱窗，灯光也明亮了许多，冬天还供暖。我陪住的是一个瑞典同学，中文名字叫沈迈克（后来，他曾到瑞典驻北京大使馆当三等秘书，晓声的儿子管他叫“大鼻子叔叔”）。这些外国学生的中文水平都比较好，他们的经济条件也很优越，使用的都是当时大陆根本见不到的日本产的照相机、收音机和录音机等。在我们眼里，这些东西都是那个时代的“奢侈品”。闲暇时，这些留学生在宿舍里带着耳麦听听美国黑人歌曲、摇滚乐和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收听被我们视为“敌台”的美国之音、英国的BBC和日本的NHK。收音机短波的灵敏度很高，抗干扰的性能强，音质清晰。诸如此类的事很多。当时外事纪律规定得很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有重要情况随时向外办报告。相处一段时间后，这些留学生和中国同学打成了一片，他们会把国际国内发生的一些我们报纸、电台认为不是新闻，而海外媒体认为很新闻的事讲给我们听。更多的时候，如涉及对中国不友好的事，一律被要求不假思索地一口回绝：“没有的事儿！”真不知道是在欺骗、搪塞外国人，还是在欺骗、搪塞我们自己的良心。这就是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子民在那个年代的思维方式。
1976年10月7日，留学生中就传开了：“你们中国发生了军事政变！”此消息真是石破天惊！“你这是对中国人民不友好，在挑衅我们，请注意你的言行！”“不是挑衅，美国之音和许多英文台都是这样说的！”“有四个人被抓起来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消息来得太突然，真是平地一声惊雷！晓声也听到了这个消息，神秘而惊喜地来向我透露，并打探消息的可靠度。很快，随着消息的深度披露，事情得到了进一步证实。10月8日，晓声等二十几位同学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和对“四人帮”爪牙盘踞上海的愤怒，冲破重重阻挠，向学校“征用”了一辆由大巴改装的大学宣传车，通过高音喇叭高呼着“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的伟大胜利”等口号，冲到位于外滩的上海市革委大楼前，刷大幅标语，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响彻浦江两岸。“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们如临大敌，在市革委的大门前增派了很多警卫。他们排成三排，挽臂把守着防止群众的冲击。外滩万头攒动，人流如潮……后来，我们的宣传车又开到了人民广场、康平路，经淮海路，很晚才回到学校，沿途市民无不拍手称快。大家忙了一天，都忘记了饥渴。这是上海的第一辆欢呼粉碎“四人帮”的宣传车，它点燃了上海批判“四人帮”的熊熊烈火。到了1976年10月21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消息正式宣布，中国结束了十年内乱的历史。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把学校负责人堵截在办公室里、强烈要求学校提供宣传车时，晓声那血气方刚、慷慨激昂的模样。
春天去了。
夏天来了。
日子就这样狂奔着跨进了毕业分配的门槛。
有一桩小事，我至今记忆犹新：班里有一位同学是来自安徽的上海知青，平时大伙儿都亲切地叫他“老队长”，印象中是因为他在农村时当过什么青年突击队队长。“老队长”性格温和，为人憨厚，不善辞令，他母亲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且常年卧病在床，膝下无人照料。他希望分配时留在上海，尽为人子的孝道和责任。留沪，成了他的一个心病。根据当时的政策，“老队长”完全符合留沪的条件。况且在分配前，系里的领导曾找他个别征求意见，并明确表示：组织上会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优先考虑他的要求。当分配方案公布时，“老队长”才知道留沪的名额被另一位外地同学挤占了，他只能“哪里来回哪里去”。当得知承载着太多期盼的心愿落空时，“老队长”傻眼了，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良久才愤怒地用上海话说了一句：“太欺负老实人了！”同学们都很同情“老队长”，顿时老教学楼的阶梯教室里像炸开了锅，群情激愤。这时，晓声也怒不可遏，“腾”地一下站起来：“如果你们不按原则办事，肆意践踏共产党的分配政策，请你们说出是哪一级组织作出的这一决定，我们有向上一级组织实事求是反映问题的权利……”这是我第一次在全年级的会上看见晓声一改谦和的容颜，怒目金刚的样子。散会以后，他拉着“老队长”，邀约上十几位同学来到了校图书馆右侧的校长办公室二楼会议室，找到当时的领导，义正词严地向领导反映了同学们的诉求，不留情面地揭露了“暗箱操作”的分配行为。经过“抗争”，最终妥善解决了“老队长”的留沪问题。几十年过去了，旧事重提，“老队长”还充满感激，当年一块儿“大闹”校长办公室的同学都说，“大梁”身上有东北人伸张正义的“侠”气。晓声自己却淡淡一笑：“是吗？有这事吗？毕竟当年少不更事……”记下这桩事，可以通过文字的镜子，照见年轻时的晓声，同时也可以照见晓声秉持着“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性格怎样一路走来。
丙辰过后是丁巳。
在揭批“四人帮”运动的过程中，两报一刊发表了“二七社论”，开出了“两个凡是”的治国药方：“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实质，就是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它形成了新的思想禁锢，捆住了历史前进的脚步。造神运动的余威遮蔽着人们的思考，多难的中国仍然无法摆脱“文革”的阴影。
祖国的上空不是想象的天淡云闲。
共和国的大地上并非处处是绿叶红朵、鲜花盛开。
人们在思想上疑窦丛生……
中央高层斗争十分激烈。难怪徐向前元帅说：既然这样，何必抓“四人帮”。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日子里，许许多多的人们都在思考，在反思，在渴望着心灵世界化解多年的尘封。
这时班上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作者与梁晓声合影
1977年7月3日深夜，“四人帮”的部分残余分子把田君同学秘密“请”走了。田君是北京人，来自福建军区空军。我和田君关系一直友好，属于烟友加足球发烧友。田君不会踢足球，但凡学校的足球赛事，不管认识不认识，他都爱挤到教练的旁边，在那里帮助人家指指点点、出谋划策，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正宗”的球队教练呢，其实很“山寨”。开始几天，放出风来说是他生病住院了，大伙也都没往心里去。后来又放出风来说，是他的“生活作风”有问题（当时田君正在和学校医务室的一个护士处对象）。时间稍长，又传出风来说，田君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还把他的姐姐从北京弄到上海关了起来。田君是军人，地方上的公安局无权逮捕他，要军队的保卫部门才能抓人，看来已经定性为“反革命分子”无疑了，现在被关在学校里，连领章帽徽也被强制性摘掉了，每天几班人轮流看守他。事情越来越明朗化了。班上只有个别学生干部知道真正的内情，但这“个别人”迫于“纪律”，始终守口如瓶，大伙都噤若寒蝉。尤其面临毕业鉴定，谁都怕给自己档案记上一笔，影响前途，对“反革命分子”唯恐避之不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天中午，我串到了晓声的寝室，他正在修改长篇小说，见我进去，放下了手中的钢笔。我们吸着两角八分钱一包的“飞马牌”香烟，彼此交换着有关田君的最新信息。我们在为田君惋惜的同时，尽量用文学思维的方式还原事情的真相，我俩是这样认为的：田君从小在北京的“大院”长大，属“大院一族”，同学朋友中不乏高层领导的孩子，对上边的党内斗争有所耳闻，对“文革”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在情感上有一种天然的反感，再加上他对中共的发展史有特别浓厚的学术兴趣和自己的思考，所以才对建国以后的毛泽东的功绩作了颠覆性的议论。晓声思索了一会严肃地说：“田君同学是‘错把杭州作汴州’，‘四人帮’在上海的余毒是很深的，他是在错误的地方跟错误的人说了并非错误的话。你想想，一个专制的时代，田君难逃因思想而受难，在任何一个专制集权的社会，也都将难逃受难者的厄运。”
“听说是×××、×××去反映的，要不上边怎么知道？还取了一些旁证材料。”
“他妈的，告密者最可恶！”晓声激愤起来偶尔也会爆出粗口，“鲁迅把损人不利己者列为道德最低下的一类人。”
“在我看来，田君也纯属交友不慎。知人知面不知心，运动把人性都扭曲了。”
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总是有一群人与之相连。生活就是这样阴差阳错地把各色人等排列组合在一起，才构成了它的复杂性，这是不是命运？田君又偏偏遇到了这些损人不利己的人。
“小莫，咱俩离校前一定得去看看他，田君同学这人挺好的。”晓声每每在别人受到欺凌、处于无助的情况下，老是本能地用怜悯、同情的口气说话。
总算打听到田君被关押在学校什么地方。一天下午，我和晓声相约来到了六号楼一楼那装有铁栅栏的窗户下。我对着窗户大声喊了几声田君的名字，田君被允许站到了窗户边。看到我们，田君苦笑着。他明显消瘦了，胡子拉碴的，神情很憔悴。说什么呢？再见？保重？这些词在此刻都很轻飘，同时又很沉重。只有无言的道别。我俩在铁栅栏外苦笑着向他招手，田君在铁栅栏里面向我们招手。我们同学一场，在这样的政治境况下与田君作了青春的告别。重逢的可能性是渺茫的，仅仅是为了见上一面就够了。临了，晓声终于还是来了一句：“走了，我们都会念着你。”
告别田君，一路上我们没有多少言语。“聚散皆是缘，离合总关情。”在我们置身的这个时代，对自由和真理的追求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仅仅想说一点自己想说的话，就那么的不容易。我们的民族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敞开心扉，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表达自己愿意的表达，而不是满口的套话、空话、假话、废话呢，这不至于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吧？相信不会。
在上海复旦大学与晓声同窗几载，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羡慕他的渊博学识、横溢的才华以及勤于思考和看问题的深刻思想外，对他的人品也有说不出的景仰。他的人生词典是用“知行合一”书写的：做人刚正不阿，待人虚怀若谷，生活真实俭朴。他厌恶虚伪和虚假。他的思想透明、真实，更渴望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始终放不下道义的担当。孟子说：“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晓声是一九四九年出生，年长我几岁，但他在我的心中一直是被放在受尊敬的长兄位置的。“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
他北去。
我南归。
我俩在火车北站的月台上握别。
白云苍狗，人世沧桑。我们之间的作者、编者缘从毕业后就开始了，那是后话。经过二十八年的漫长岁月，我由于在贵州那边远落后的地方遇到了精神上的郁闷，在征求了晓声的意见后，毅然决然离开了那片难离难弃的栖身之地，又回到了青年时代负笈求学的地方，自然而然想起了我与晓声结缘订交的峥嵘岁月。几十年前的那一次是自海而山的南归，这一次是由山至海的东来，由黔山转到了浦江。世事无常。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语无二三”。不是说人永远在旅途吗？何时我又将南归……莫贵阳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曾任出版社总编辑。所编辑的图书20多次获省部级奖、“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现供职于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 
发表于 2019-1-29 01:2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