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一字之隔——文革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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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中国最近四十年大词，频率最高的是"文革"和"改革"。但是很少人注意，这两个大词只有一字之隔。注意这个"一字之隔"，可能有下列题目可做？


　　 1，就"文化"而言："文化革命"结束后，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最为热衷的话题还是"文化"，第一是"文化"，第二是"文化"，第三还是"文化"。


　　 我之所以说"第一"、"第二"、"第三"，有时间排序为证。紧接"文化革命"的热潮不是其它，恰是"文化热"。"文化热"的参与者都是"文化革命"受害者，受害者与"文化革命"的逻辑关联却是相反相承：还是这个文化问题，差别在于一个是"讨论"，一个是"革命"，似乎"文化"问题不解决，老毛的革命化，老九的现代化都没指望。"文化热"有三个时期：1970年代末开始"文化讨论"，经十年"讨论"，推出"河殇"为总结，也是终结。1989之后开始第二时期，还是"文化热"，走红的是"文化大散文"，"文化苦旅"一发不可收拾，跟之者众。余杰怒斥"余秋雨，你什么不忏悔"？死死纠缠老余的文革经历，格局未免小。


　　 小余没想过，老余的文化大散文与文化大革命，在历史逻辑而不是个人品格上有无关联？这一关联不幸聚焦于秋雨，秋雨一身而两任，那是碰得巧。文革之后，继续"讨论"文化问题的学者、作家多了去，为什么只揪住我老余不放？当然"不忏悔"。此后至今为"文化热"第三期，儒学上升为"国学"，跟进者不仅有"众"，而且有"国"，可以进"人民大会堂"，可以发"北京文化宣言"。起毛泽东于"大会堂"下，当颔首而笑："我的文化革命失败了，我的文化问题却继续下来了，这就证明继续革命不仅是完全必要，而且是非常及时。"不仅颔首而笑，他还会拦阻前359旅旅长王震，不要那么仇恨"河殇"，应该鼓励"河殇"，将中国的问题归咎于文化问题，有什么不好？"河殇"应该越多越好。文化大讨论、文化大散文、文化大传统，不都是"文化"吗？与文化大革命一字之隔，有异曲同工之妙。"革命"之后，文人们如此聚焦于"文化"问题，这就不是我毛泽东强迫的吧？可见问题不在"制度"，而在"文化"，那就让我们共享"文化决定论"！


　　 2，就"政治"而言，文化革命应该否定，而且确实否定了，不过，文化革命却是以文化革命的方式否定的。


　　 毛泽东1966年最为焦心的是政变，他本人针对这一子虚乌有的"政变危机"，首先发动的就是一场政变，以非程序的方式拿下刘与邓。他给这一政变披上的合法性，是让林彪1966年5月18日大念政变经，由此解释伟大领袖不得不发动"反修防修大革命"。因此我认为，文化革命发生的标志性事件并不是这一年的"五一六通知"，而是此后两天的"五一八讲话"，林彪比起草那一"通知"的秀才更为准确地摸到了毛泽东的心坎。不料毛泽东以政变反政变，政变却离他约来越近，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革命"破产于九一三政变，毛泽东生前就遭受重创；死后尸骨未寒，即有"怀仁堂事变"，九泉之下，老人家当捶胸顿足。到目前为止，尚无史料能够证明，文革对立面刘邓"司令部"有政变密谋，而帮助毛泽东粉碎这一集团的林家父子一旦面临刘邓危机，第一反应是"五七一"，第二反应是"火焰筒"，第三反应是"喷射机"，这可比文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文化"、第二反应是"文化"，第三反应还是"文化"厉害多了。


　　 后人之所以把文革乌托邦的破灭追索到1971年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有道理，也是有局限。道理在于：文革胜利的标志是1969年召开九大，林彪接班人地位写入九大党章，仅隔一年，林彪即与毛泽东兵戎相向，这不是文革失败又是什么？局限在于："五七一"与"九一三"仅仅是毛泽东文革在思想与社会层面破产，此后文革政治还在延续，又拖五年，才到1976年10月6日怀仁堂事变。九一三事件与怀仁堂事变不是没有联系，其中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是毛泽东近侍--汪东兴，汪副主席。近侍因为与后宫主妇江青翻脸，为自保而投靠军人集团。1970年庐山会议华北组跳得最凶的不是陈伯达，也不是林彪集团，而是这个近侍副主席。他后来是在深宫之内向毛泽东跪地求饶，才免此一难。1971年9月12日下午，毛泽东率汪东兴一干人结束南巡，车停丰台召见李德生等，调兵南口防变，同一天下午，林立果接神秘电话，知毛泽东返京，立调三叉戟256号飞避北戴河，此后不到12小时，北戴河半夜"机"叫，方有林彪坠毁温都尔汉一幕。那个神秘电话是谁打的呢？林豆豆哭求北戴河8341部队长张宏拦阻林彪坐驾，张推辞说有上级指示而不拦阻，这个上级指示又只能是谁呢？五年之后，怀仁堂事变发生，在华国锋这个孤家寡人与手握兵符的叶剑英之间穿针引线，说服华国锋投向这一边而不是那一边，并在最后一刻直接动用8341警卫部队行霹雳手段，这个关键人物，不是别人，就是这位中南海近侍。事件发生时，邓小平刚被第三次打倒，当下反应只能说"这下我可以安度晚年了"，而党内具备第一代核心资历，又没有被正式打倒，由此而享元老集团中唯一合法地位的陈云，听王震来传信，不禁忧胜于喜，说有一句："下不为例"。这个"下不为例"，是文革十年无数大词中最有意味的一句。陈云忧什么呢？他是不是忧虑此例一开，党纪家法荡然无存，领导人交接只能依靠"非程序更迭"？倘如此，那可真是现世报，文化革命怎么开始就怎么结束，而且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请注意汪东兴这个人，以及他所处的地位、能起的作用。这不仅有助于对文化革命的理解，理解到恰如其分：倘只看文革"能指"，那确实是马列宏愿，大词炎炎，五百年出一个，五千年出一次；如拆解文革"所指"，那就是后党与内侍争，屑小弄权，一个数千年不变的宫廷故事。"能指"与"所指"不啻天壤，前者"可上九天揽月"，后者"可下五洋捉鳖"，故而才有那庐山会议将近200个中央委员全闹不明白，竟为三个"副词"指天戳地，突然骚动起来。今日左翼文人死抱那些个"揽月能指"，又能比那200个中央委员好到那里去呢？更为重要的是，注意这位"近侍副主"，有助于人们理解文革是怎么结束的，以及如此结束，将与此后的改革开放新有什么样的关联。


　　 四年以后，当民众关于怀仁堂事变的记忆已经淡漠，邓小平要对两个"反革命"集团施以法律审判。那场审判组织得十分粗糙，以致闹出原告与检方共坐一边，面对被告另一边的笑话。此外，民间也有不利腹诽流传。邓小平不管不顾，坚持要对四年前被押的阶下囚施以司法宣判，他是不是想到了由中南海近侍发动的怀仁堂事变，在党内程序上属"非常手段"，必须补办法律手续？这就和陈云想到一起了。怀仁堂事变的合法性必须补办，合法性来源于党法党纪，则不如国法刑律。在当时，用党法党纪已经难说周全，只有以"反革命"而不是"反党"治罪，才能避免这一尴尬。不仅避免尴尬，还能将合法性安放到一个更高层面，这就不是"补办"，而是"升华"了，此其一；其二，他此后用于改革开放的政权与汪东兴所交之权必须有个间隔，以防污染。仅仅在政治上拿掉这个中南海近侍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法理上给他交来的东西盖上新纹章，与那场事变拉开距离。只有如此想，1980年那样不合情理的事情才能豁然开朗，方能理解到邓小平开辟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苦心旨意：


　　 文革是必须结束的，文革却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文革与改革是相反相承的，相反相承的联结却是要回避的--哪怕时隔四年，从怀仁堂经秦城，再绕道正义路特别法庭，也是完全必要，非常及时，不得不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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