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蔚：读陶洛诵女士《留在世界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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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给后人的史料


——读陶洛诵女士《留在世界的尽头》


                                                   


初次见到陶洛诵大姐，我就断定她是一个受过磨难的人。


大概是在澳洲住久了，所接触的西人，言行举止无忧无虑，街上，连八十岁老太太的脸上也挂着孩子般天真烂漫的笑容。再看我们大陆出来的四十岁以上的人，大多是一脸的严肃和戒备，对陌生人开口之前，先是一番审视。第一次和陶大姐讲话时就有这种感觉，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她那副傲骨铮铮的神态和眼镜后边那双执著的眼睛。


陶大姐所著的纪实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证实了我的判断。翻开第一页，“仅将此书献给我苦难的同胞”几个字给我一种巨大的沉重感，这本书把我带回上个世纪那动荡的年代。





“出身论”和“血统论”的较量


《留在世界的尽头》中的故事发生在北京——“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全书十几万字，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描写主人公碧珅在一个温馨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里幸福地成长到高中年级。第二部分是写“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如同一个巨大的恶浪，把“好好学习，好好写作，”幢景美好未来，文静的碧珅卷入旋涡。她在参加社会活动期间，认识了遇罗文和他的哥哥—— 讨伐反动血统论的战斗檄文《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政治上还不成熟的碧珅凭着自己的是非观，本能地站到了遇罗克的《出身论》一边，奋起反击“血统论”。第三部分是写她因替遇罗克送信，及参与发行反“血统论”的“中学生报”编写和发行而受审查的两年监狱生活。最后，碧珅从监狱走出，开始新的生活。


本书的主线是写碧珅的政治遭遇，而精华部分则是她参与和帮助遇罗克﹑遇罗文兄弟宣传《出身论》的一段亲身经历。虽然这本书里主人公的名字用的是“碧珅”，可在阅读中我却感觉她就是陶大姐本人；虽然这本书里写的是陶大姐本人所经历的事情，可我却感觉是自己幼年时的所见所闻。


文革时我还小，不过，从比我大五岁多的哥哥那里知道很多社会上的事情。比如北京有一个叫做“联动”的红卫兵组织，只能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子女才能参加，他们明目张胆地叫嚷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杀向社会,“打砸抢”，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这种“血统论”有别于“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子承父业的民谚，它是有政治背景和后台的。事实上，六十年代初，掌权人就已经开始执行一条极左路线，在暗中搞“血统论”，以出身来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遇罗克不能上大学的遭遇就是其中一例。“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血统论”由在暗中执行转为明处，“红五类”处处围剿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和他们的“狗崽子”。在这种情况下，遇罗克以事实和真理，以他大无畏的勇气，写下了一万多字的《出身论》，直击“血统论”。当时，这篇文章在老百姓中影响之大，使整个北京市炸了锅。遇罗克的《出身论》被“中央文革”视为“异端邪说”，他被定为“反革命”，很快被处死。


“文化大革命”经历了十年之久，这场悲剧的导演者不断地更换着登台的主角，有的“文革”初期拥护血统论的“红五类”后来也沦为黑帮分子，他们的子女也尝到了当“狗崽子”的滋味。这些人的既得利益被剥夺，特权被取消，最终反省过来。“血统论”的市场越来越小，越来越不得人心。时间证明《出身论》的论点是对的，遇罗克为了探求真理视死如归，被后人誉为“六十年代中国的哥白尼”，他的名字与世长存。





《留在世界的尽头》的价值


同小说里写的一样，陶大姐因替遇罗克送信及参加反“血统论”的“中学生报”的编写和发行而蹲了两年大狱，又经过十几年坎坷的经历之后，她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也更加坚强。陶大姐以见证人的身份，怀着完成历史使命的心情，于一九八二年，写下了《留在世界的尽头》这本长篇纪实小说。那个时候，关于遇罗克的问题，虽然北京主持正义的老百姓要求为他平反的呼声很高，但形势毕竟还没有像今日这么明朗。我佩服陶大姐的胆量，她不但将自己在“文革”中的一段遭遇如实写出，还积极参与了为遇罗克平反的呼吁活动，最终得以实现。


记得“文革”后期，我姥姥说过：“这几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不用编，就是故事，以后会有人写出来的。你等着看吧。”《留在世界的尽头》就是这样一本客观真实地再现那一段历史悲剧的书。


陶大姐好像是向大家缓缓平和地讲述自己所做的一场恶梦，来不及添枝加叶。书中没有过多的议论和论述—— 这些留给研究“文革”的理论家们去完成，有人说这本书是研究“文革”的人不可不读的一本原始教材；书中也没多余的文词修饰和艺术加工—— 落在纸上的是最宝贵，最真实的事实。浩劫的时代造就了一个遇罗克，它还将会造就出一个中国的托尔斯泰，陶大姐《留在世界的尽头》中的故事将会成为这部有关“文革”的文学巨著不可缺少的素材﹑佐证和史料。


人活在世界上的价值在于他对这个世界的贡献，而陶洛诵大姐的人生价值是她在“文革”的逆境中积极参与了反“血统论”，而后又写出《留在世界的尽头》﹑《生之舞》﹑《我和遇罗克一家》、《一个被枪决的有为青年》和《我所了解的遇罗克》等关于“文革”的记实文章和书。


一本书，一篇文章的价值在于它的内容和文字的镌永﹑珍贵及与众不同。这几年，由于各种原因，“文革”留下的书面材料还不多，而《留在世界的尽头》已经面世二十多年，它像一瓶陈年老酒，随着时间的逝去，会越来越香醇。


那场发人深省的历史悲剧已经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里，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把这段史实留给后人？怎么样永远地“留在世界的尽头”？那就是付诸于文字！翔实的资料，真实的历史故事，就是陶洛诵大姐对于“文革”史的贡献！


打开网页，看到那么多关于陶大姐的消息，我猛然发觉：她这辈子活值了。


陶洛诵的名字已经和“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她的文字也将与“文革”史一起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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