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襄阳：“红色风暴”与“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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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襄阳的红卫兵运动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林彪在讲话中号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此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他们在各地“大串连”，到处“造反”，揪斗“走资派”和“反动权威”，把矛头指向党政领导机关。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由国家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这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的大串联走向高潮。
　　8月19日下午，襄樊市区近5万群众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襄阳鄂北运动场和樊城人民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欢呼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群众和红卫兵，并以大会全体群众的名义给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发了致敬电。
　　8月23日，襄阳地区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在襄樊五中成立，当日下午，红卫兵向地委报送了喜报和决心书。8月25日前后，全地区已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都相继建立了红卫兵组织。9月17日，红卫兵在反帝广场举行了七千人的总指挥部成立大会。襄樊一中、三中、五中、襄阳农校等21所学校的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负责人出席会议，选举产生了襄樊市区红卫兵总指挥部。
　　9月29日，襄樊市红卫兵纠察队在襄樊五中成立。


　　由于受到林彪“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煽动，在红卫兵的带动下，8月下旬，全地区到处刮起了“破四旧，立四新”的“台风”。几天之内，襄樊市区的许多旧街名、旧地名、旧店名、旧校名都换上了新名称。如襄樊市原回龙路、回龙寺码头等改为东风路、东风码头；有29个居民委员会和许多饭店、商店招牌都换上了新的名称。宜城县的7个区24个公社全部更名；南漳县的水镜公社改为东风公社。襄阳县竹条区柿铺公社的共同富裕大队、民新大队、民建大队，光化县白莲区童营公社的五星、红旗、桃花、燎原、东风5个大队以及光化公社的新光、新丰、先锋、裕丰、炬光、炬丰、群利7个大队等，都是“破四旧，立四新”的产物。不少红卫兵首先自己“革命”，都将家中的古董、古建筑、房屋家具上雕刻的艺术品等率先毁坏。
　　1966年8月底的一天早上7点多钟，襄阳地委办公室得知，襄樊市区部分工厂和个别学校的红卫兵有几千人，乘坐大卡车到古隆中去搞“破四旧”活动，用紧急电话向地委报告。襄阳“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襄阳地委副书记郑少波得知这一情况后，觉得事态非常严重，便立即驱车赶往古隆中，用高音话筒向红卫兵和群众喊话：这是重点文物，千万不能砸。他耐心地向大家说明厉害关系和严重后果，要求立即停止破坏活动。他的讲话使绝大部分人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停止了抢、砸行为，并纷纷撤出隆中。由于信息准确、行动果断、措施得力，襄阳地委才保护了这一重点古文物区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不幸的是，武侯祠房顶上的龙头等部分建筑文物已被砸坏。
二、襄阳的“九·二”事件和内乱的形成
　　1966年8月31日，万里技校（原青山机械厂）的部分师生首先提出“炮轰市委”的口号。
　　9月1日，万里技校的部分师生，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号，将大字报贴在襄樊市委大院，带头“炮轰”了襄樊市委，造了地委的反，打响了襄阳地区“文化大革命”内乱的第一炮。紧接着9月2日，万里技校的部分师生又掀起了更大规模的行动。他们穿大街、过小巷，在全市各个中学鼓动师生起来造反。同时，襄阳一中、二中的红卫兵在市内主要大街上和襄樊市委院内贴出大量的大字报，开始向地委、市委发起猛攻。
　　9月2日晚上，襄阳七中的造反派首先砸毁了地委为庆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而扎的彩门，并且打伤4人；紧接着襄樊一中的造反派抢占了襄樊市有线广播站，并为其造反大喊大叫，制造舆论。自称“炮轰市委”是搅动了襄阳“文化大革命”的一潭死水，点燃了襄阳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连续的动乱制造了震惊襄阳的“九·二”事件。
　　9月1日至3日，武汉先后有数批群众组织代表来襄阳串联，与襄阳地区的群众组织建立联系，为襄阳地区的红卫兵运动推波助澜。
　　为了抑制内乱，地委多次召开会议，研究紧急对策。9月5日，地委在襄阳反帝广场召开了近3万人的群众大会，谴责万里技校的不法行为。随后，地委采取了相应措施使局势稍有好转。
　　9月中旬，北航、北钢等外地师生来到襄阳串联，再次“点燃”了襄阳造反的“烈火”。9月13日，襄樊五中的造反派首先批斗了该校校长亓仲平。
　　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发出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取消了“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要求“由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种种越轨不法行为都可以不受约束，对不法行为的干预都可以被扣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使社会陷于内乱之中。


　　在这期间，襄阳地区各工厂、机关、学校等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纷纷成立。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在造反派头头们的煽动下，冲击党政机关，进行打、砸、抢。11月初，地委在枣阳白沙岗召开县委书记紧急会议，传达全省三级干部会议精神，研究对策，控制局势。由于内乱加剧，11月底，襄阳地委的第二次会议只能在襄樊市公安局第二看守所召开。
　　自中央“工业十条”和“农业十条”两个文件下发后，“文化大革命”由只限于在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的部署，迅速扩大到工厂和农村，使动乱进一步加剧，大批工厂企业被卷入运动，各级领导干部纷纷受到冲击。随后，襄阳地区各级党组织逐渐陷入瘫痪，局势失去控制。社会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处于高峰期；戴高帽、挂黑牌游斗很随意。
　　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浪潮下，襄阳地委的工作被全盘否定。造反派诬蔑地委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招降纳叛”。地委书记焦德秀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和党员、知识分子、民主人士被任意诬陷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保皇派”和“修正主义党员”，被任意四处游斗。造反派还以查黑材料为名，冲击地委机关档案室，随意宣布开除地委秘书长沈汉民同志的党籍，烧毁其《入党志愿书》。从此，揪斗干部成风，党员生活停止，地、县（市）党政机关无法正常工作。
三、造反派全面夺权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1月6日，以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组织，首先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风暴。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要求“真正的革命左派，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干的是夺权！这不是什么‘个人野心’，而是为无产阶级夺权，为共产主义夺权”。这次全面夺权，就是各级政权、各级党委、各企事业单位，上自国家主席，下至生产队长、车间班组长的权都要被夺。
　　1966年11月4日，襄樊市红卫兵总部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以后，各县（市）“红色造反兵”“工人赤卫军”“工人造反军”“农民赤卫军”“井冈山红卫兵”“红卫军”等几十个造反派组织相继成立。
　　1967年1月1日下午5时许，“工人赤卫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造反派组织，封了襄阳报社编辑部。1月2日，武汉财政学校革命造反军出动宣传车，在樊城宣传“襄阳报封得好”，鼓动造反。
　　1967年1月10日，由襄阳地区红色造反者联合指挥部主办的《红色造反报》，首期在“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武大总部和武大印刷厂造反派”的支持下，开始印刷。在首期文章中称：“我们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干的还是夺权！我们不但要在襄樊市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而且要联合全国革命造反派在全国范围内把走资派所把持的种种大权统统夺过来！”
　　1967年1月26日，《红色造反报》发表了《要夺权，要专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文章，再次煽动夺权。1967年1月开始，襄阳地区各县（市），各个学校、工厂、企业、农村、机关、街道展开了自下而上的夺权。造反派先后在襄阳报社、造纸厂、襄樊市公安局、襄阳专署公安处、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夺了权。
　　1月28日晚上8点多钟，由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驻襄阳办事处的造反派头头、电力局的造反派头头等人，串联全地区48个造反派组织，共同组成襄阳地区“红色造反者联合指挥部”，并有1000多人在襄城电影院，召开接管中共襄阳地委和襄阳专署党、政、财权大会，宣布襄阳地区党、政、财大权由“指挥部”接管，并将地委书记焦德秀、地委副书记兼襄樊市委书记陈金声等领导同志揪到会场进行批斗。
　　1月29日，“襄阳地区红色造反者联合司令部”夺权后，宣布从1967年2月1日零时起行使一切权利。随后，造反派抄家、揪斗成风，使各级党政机关全面瘫痪。他们还接连制造了“二·一五”“二·一六”流血事件，仅《襄阳报》从1月初到3月12日，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就由3派群众组织将其四次更名。这时的襄阳，偷、抢、捆、吊、打盛行，社会处于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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