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子 日本：1968的思想与行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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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敌手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想像力的枯竭：日本1968的思想与行动探索（1）



当老师在黑板上勾勒希腊喜剧的舞台装置时，门开了，进来两个戴安全帽的学生，简直与一对相声搭档无异。瘦高个怀抱一摞传单，五短身材直奔老师跟前，提出要将后一半时间用来讨论，并说远比希腊悲剧还要悲惨的问题正笼罩着当今世界。


其实这并非要求，而是单方面通牒。老师说她并不认为目前世界上存在着比希腊悲剧还要悲惨的问题。但反正怎麽说都无济于事，那就悉听尊便好了。随即他紧抓着讲桌边缘移腿下来，提起手杖，拖腿走出教室。在瘦高个子散发传单时，黑圆脸登上讲台发表演说。传单上以将任何事情一律简单化的特有笔法写道：“粉碎校长选举阴谋”，“全力投身于全学联第二次总罢课运动”，“砸烂日帝－产学协同路线”。立论堂堂正正，措辞亦无可厚非，问题是文章本身却空洞无物，既无可信性，又缺乏鼓动人心的力量。黑圆脸的演说也是半斤八两，一派陈词滥调，旋律照搬照套，唯独歌词的连接处略有改动。我暗自思忖：这夥家伙的真正敌手恐怕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想像力的枯竭。


“我们怕是反革命吧”。走出教室后绿子对我说，“一旦革命成功，我们难保不会被吊到电线杆上去”。


“吊之前可得好好吃一顿午饭，可能的话”，我说。



第一章  日本学生运动溯源
第一节  全学连的成立


1968年，昭和48年，明治维新百年，日本政府正在声势浩大的“明治百年”纪念活动。得到正在享受高速经济成长实惠，挣脱历史阴影从而获得新的自信的普通日本国民的支持，而彼时全世界的年轻人正在用热血和理想企图改变这个世界。日本青年学生自然不满“大历史”下的宏大叙事，他们正在反思现代化带来的弊害，对环境破坏，道德颓废等物质主义层面进行批判，尤其受到反越战以及文革造反影响，日本运动也轰轰烈烈.希望与幻灭，爱与暴力更是发展到极致。由于高度的组织性与派阀性，日本的学运无论是在学生参加的人数上，还是在跨越的时间长度上，影响面的宽度上，更为重要的是在使用手段的暴力上，远远超越同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左翼运动。


日本的学生运动（以下简称：学运）的历史可以从1918年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们乘“大正德谟克拉西”之机成立的“新人会”算起。由于“一战”后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得学运迅速转向共产主义。1922年日本共产党（以下简称：日共）成立以后，学运更加发展。日共遭宪兵和特高员警的取缔和镇压后，日共领导人不得不流亡延安，学运也几乎销声敛迹。


1945年，日本共产党合法化。随着占领军的民主改革措施的实施，为争取教育民主化的学运又枯木逢春。曾经为战争歌功颂德的教员被学生赶出校园，1945年10月，上野高等女校举行全校罢课，民主教员复职。水产高校（现在的茨木大学）罢免校长，学生获胜。这些事例成为战后学运的起点。


“全学连”是1948年成立的“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连合”之简称。是“二战”后学生们为进行教育复兴运动而成立的组织。
1948年6月，为了反对政府提出的大学理事法案、国立大学学费提高三倍等法案，学生们在日比谷野外音乐堂召开“教育复兴学生奋起大会”，并到文部省前游行示威。在此机会下，“全国国公立大学高等自治会联盟”诞生，并决议所有学校同时罢课。从6月23日开始，共有114所校、二十万学生加入此活动。号称战后学运史上最大规模的罢课活动就此展开。9月成立“全学连”，共有国共公私立大学145校参加。本部设立在东京大学（以下简称：东大）内。提出的口号有：（1）反对法西斯式、殖民地式的教育体制。（2）反对学生打工低薪以及不准参加罢工的规定。（3）学生有从事政治活动的完全自由等。当时日本知识人与学生多对日共抱有好感，因为二战前开始，日共就与天皇制的军事政权的排外主义与帝国主义“勇敢对决”，日共领导人出狱后成为英雄，因此“全学连”受日共的领导，但是逐渐地学生运动就和日共分道扬镳。五十年代起，“全学连”就分裂为代代木系（日共系），反代代木系。和人们想像的相反，到了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顶峰，学运和日共几乎没有了关系。全学连至今存在，分为中核、革马、革劳协（解放派）、日共民青系等，都打全学连旗号。


六十年代全学连脱离日共领导原因很多。首先是日共在战后的方针变幻无常，一开始是认为学生属于小资产阶级，而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工农大众，对学生运动失去了战前的热情。加上朝鲜战争开始以后日本国内政治的日趋保守，日共领导人又流亡中国造成领导权丢失。还有就是日共在1951年将其议会斗争路线改成武装斗争，而在1955年又宣布放弃武装斗争。如此左右变卦，造成学生们失望，加上此时苏共开始的反史达林运动，匈牙利事件，使共产主义运动的阴暗面公布于众，日共名声大跌，所以学生干脆另立山头，自己摸索道路。从此日本就有了所谓“旧左翼”和“新左翼”的说法，日共与其控制下的组织被称为“旧左翼”，而反日共的形形色色的左翼组织侧被统称为“新左翼”，意在区别于传统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


反史达林运动的结果使史达林的政敌的托洛茨基理论再次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史达林被拉下了圣坛，也就意味着托洛茨基不再是“反革命”的代名词，而是一种可以讨论的思想。于是托洛茨基主义在学生中成为热门话题。五十年代结束后，新左翼组织是一个自称马克思原教旨主义，其实更大程度上是托派组织的“共产主义同盟”的“BUND”（德语，同盟）与日共对立。


60年代日本学生运动的两大派别，“中核派”和“革马派”的口号都是“反对美帝，反对史达林主义”，“史达林主义”不仅指的苏共，同时也指中国共，指所有执政的共产党。执政就是史达林主义，要革命就必须坚持托洛茨基主义。


日本中国研究者竹内实先生认为在战后日本的历史上，所谓对中国的印象的幻灭，小的意义上，指的试图依据中国来校正日本社会的前进道路，大的思想意识的层面，天皇制思想的信仰对象，战争时期指的是天皇，战后变成了共产党，由于中苏对立，演变成只指中国共产党。即。天皇→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 日本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文革（毛泽东思想）。（参见竹内实在《文化大革命观察》中国文联出版社）。


第二节  安保斗争


战后日本的学生运动有两次高潮。


第一次是1960年5月到6月抗议人士连续包围国会议事堂的“安保斗争”，目标是反对日美安全保障协定的修改。



第二次是“全共斗”运动。“全共斗”是“全学共斗会议”的简称。是一个由学生所组成的新的斗争组织，也是1968、69年大学斗争的主体。以往学生组织大都以自治会或现有的党派为基盘形成，但是全共斗却是由一般学生自然聚集所产生的大众组织。其中尤其以东大全共斗和日大（巨型私立大学，日本大学）全共斗最具有代表性。东大全共斗因为死守安田讲堂，与机动队“玉碎”一战而名声大噪，成为全国全共斗的榜样。日大的全共斗则因为与大学校方进行“大众团交”（团交，团体交涉的简称）而受到瞩目。1969年全国全共斗在安田讲堂前成立，但是彼此内讧开始，暴力升级，名存实亡。


安保斗争及其历史背景：


1949年，中国共产党政权成立。1950年韩战爆发。美苏之间的冷战扩展亚洲。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与美国1951年在旧金山签订《日美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选择站在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主义阵营一边。在此条约中，日本政府承认美军在日本国内以及周边地区驻军布防，以维护远东地区的和平及安全、保护日本免受外国攻击、镇压日本国内内乱。然而由于美国坚持无法和不具备自卫能力的日本缔结双边条约，以免美军成为不负有单方面承担防卫日本安全的义务，于是要求日本增强自卫能力。


1954年，日本成立自身防卫的“自卫队”，到了1950年后期，日本的经济复兴，美国为了要让日本承担维护东亚安全的责任，于是要求修订安保条约。这项条约的修订，让刚刚经历战争创伤的日本人担心一旦重新修订安保条约，势必加速日本的军事化，并强化日本对美国的从属地位。


而1955年的万隆会议的“民族主义以及去殖民化”精神正在第三世界大行其道。而美军基地骚扰居民等问题刺激了日本国民的民族主义。


1951年规定美军在日本驻军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将在1961年满期，新修订的条约规定：日美双方应共同抵御对远东地区内的日美任一方之武攻击。并增加：当美军欲以日本为基地进行行动等时需事前协议，以及提供经济方面的协助等项目。自1970年以后即以每年自动延长的方式存续。


“安保斗争”的序曲应该说是全学联开始的“砂川斗争”，反对砂川美军基地扩建的运动。这场斗争是日本各地开展的“去殖民化”保卫土地的象征性运动。但60年安保斗争中学生运动反对这一条约首先是从反对驻日美军这一简单出发点开始的。但是到了在国会审议这一条约时，有人对条约里“为了维持远东地区的和平安全”这句话里的“远东”提出质疑，15年前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梦想带来的伤痛尚未愈合，到底是在修改《日美安保条约》还是在为再次侵略亚洲而铺路？现在不只是学生，普通市民也发出了疑问，参加到“安保斗争”中来。


学生的安保斗争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迫使岸信介下台。


1960年的首相岸信介在美日开战时担任工商大臣，战后列为甲级战犯。更重要的是岸信介内阁利用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而在1960年5月19日强行表决通过了这个条约，岸信介的算盘是参议院无法审理这个条约，使之在30天后的6月19日自然生效。自然遭到对战争悲惨记忆犹新的市民以及呼吸战后民主自由空气成长的学生强烈反对，要想使已被众议院通过的条约法案失效，除了在6月19日前打倒岸信介内阁之外没有任何办法。



1960年6月19日零时，《新安保条约》自动生效，学潮受挫。岸信介下台之后，安保斗争退潮。


紧接着，是以“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为代表的经济转型进入“彩电、窗型冷气器、汽车”这“三种神器”的时代。下一场轰轰烈烈时代要在时隔八年之后才出现。


安保斗争是日本战后最大的一场全民运动。除了安保问题以外，也包含反对美军基地建设、核爆、劳动、教员评鉴制度、员警职员法等问题。有形无形的民主组织在内，即“战后革新势力”，战争的痛苦记忆团结了这些不同诉求的人们，形成一股“守护民主”的力量。工会、进步知识人、革新政党、全学连等起了组织作用。


安保斗争与现在日本社运的最大不同在于，大部分参与者是以共同体成员身份投入的。学生宿舍是学生的共同体，劳动者所属的共同体则是工会。


安保斗争的另一个主题是“捍卫民主”，这里“民主”不仅仅指议会制民主，也包含和平民主、男女同权、教育平权诸问题。


＊作者现任教于日本神户大学。中日双语写作者，翻译者。日语译有《从天安门到08宪章》、《杀劫》等，汉语有《这条河，流过谁的前生与后世》《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的文革大屠杀实录》（合译）。本文为作者应邀于龙应台文化基金会“思沙龙”以〈日本：1968的思想与行动探索〉为题的演讲完整版（之一）。授权转载。


https://www.storm.mg/article/43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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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对学费调涨到反对国家暴力：日本1968的思想与行动探索（2）


第二章 1968—69年的全共斗学运
68全共斗前夜
但是全共斗运动只是学生的主体运动。全学连是共同体的集合，以自治会为单位的联合组织，全共斗则是个人名义参加，自由人的聚合。


1965年－1967年之间，学运主要内容是反对学费上涨，反对学生宿舍与学生会馆的自治以及大学经营者的违法等与学生实际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


该运动的开端是一直与学运无缘的庆应义塾大学学生在1965年1月反对大学学费上涨，一直发展到了全校罢课。这次庆应的运动和以往零散的学运不同，从一开始就很有组织性。运动只持续了两个星期，结果是以塾长（校长）辞职，取消强迫购买校债的做法，比较和平地得到瞭解决。


但是和平的学运似乎到此为止。次年1966年1月，战前开始就是学生运动中心的早稻田大学学生因为学费上涨和学生会的管理权问题与校方发生对立。这次学潮一直到6月份才结束，被称为“150天斗争”。


到现在为止的“大学斗争”基本上都是私立大学反对学费上涨的斗争，政治含量低。从1955年－1973年间每年经济平均成长率逹10%，首都圈人口从1950年的1305万，增长到1970年的2411万，大学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但是添置新校舍、新设备的财源不足，校方因此向学生转嫁负担。


但是1967年10月、11月的两次“羽田事件”与1968年年初的“佐世保事件”改变了学运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暴力”这一词语，在日本学运的脉络下，没有使用汉字的“暴力”，而是使用德文“Gewalt”的片假名“ゲバルト”，意指在面对国家权力时以武力与之进行斗争。


1967年10月，三派（中核派、社学同、社青同解放派）全学连阻止佐藤首相访问东南亚。第一次羽田斗争中，戴着头盔、手持“暴力棍棒”（ゲバ棒与员警、保守右翼、民青对峙的木棍）、以毛巾作大口罩（抵挡催泪弹）作为全共斗“STYLE”登场。斗争中京都大学一年级学生山崎博昭死亡，给学生以沉重的打击。“他死时，你在干什么？”这一问题直接锤击“六八人”的心。可以说，1967年10月8日是一个纪念碑式的日子。已经从东大院生毕业且结婚成家的柏崎千枝子“决心不再欺骗自己，以赌上性命与越南人民一起奋斗”的山崎同学为榜样，成为“六八人”中一员，并于1969年1月9日，参加了东大本乡校区的封锁行动。


广岛与长崎曾在1945年8月因原子弹轰炸而饱受苦难，因此，美国核子动力航空母舰停靠在长崎佐世保港是一桩极为敏感的事件。


1968年1月，由学生与反战运动者发起的“佐世保事件”，获得市民的同情与支持。

日本人民高举毛主席照片反美示威游行。（作者提供）



再就是越战中75%的越战负伤兵转到日本7所医院治疗。学生开展反对王子野战医院建设运动。同时，马丁路德牧师被暗杀，全美黑人暴动 ，中国文革如火如荼，法国五月风暴的消息传到日本。


这些彻底改变了日本学运的内封闭性质，从而进行对外（对世界）、对内（我们要怎样活着才有意义？）重新思考。


到1968年有165所大学发生“校园纷争”。占日本大学的80%。其中70所大学筑起路障、封锁校园。许许多多不关注政治的学生参加进来。


那么，全共斗运动的背景是什么呢？
第一：大学生人数的急增与大学的大众化。


1960年到1974年，大学（包含短期大学）升学率从10%增加到37%。其中1963年开始超过15%，学生不再是精英阶层，变得大众化。但此时仍然保留精英意识与道德主义，具有时代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人数众多的“团块世代”也在此时进入大学。学生人数过多，校地不够使用。所以大学只能增设钢筋水泥的大楼作校舍使用。老师在数百人的大教室以麦克风授课，且内容很无聊，成批量教育使得学生对未来感到闭塞与无望，难道憧憬过的“真理之探求”，“学问之殿堂”、“最具人性的大学”就是钢筋水泥灰蒙蒙、硬梆梆宿舍与教室吗？大学成为职业训练所吗？大学毕业之后将作为一个齿轮镶入一个巨大的不停运转的机器中终其一生吗？”学生们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提出的“教育究竟为谁服务”，对“造反有理”朗朗上口的四字熟语感到共鸣。同属于汉字圈。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来总是说压迫有理 ，剥削有理 ，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 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毛泽东的朴素语言比读大部头的马列著作来得爽，我将名字从“百合”改为“有理”，你知道日文中这两个发音相近，我加入了全共斗运动.。


“六八”五十年后，刚刚去东京参加反对安倍首相集会，不顾乘坐夜行巴士的疲劳田中有理女史接受我的采访。她至今能用字正腔圆的北京味普通话 背诵许多《毛主席语录》。


第二：战后民主教育的底子，学生内心双重负疚感。


其一，对外的负疚感来自越战的影响。当时日本对外贸易的一成至两成来自“越战特需”。因为安保条约，日本发了战争财。美军伤兵约有七成以上转送到日本接受治疗。羽田空港起降的国外班机中，大型轰炸机B52更是由冲绳的美军基地直接飞往越南。而战争甚至残杀无辜平民，撒下枯叶剂使得森林枯竭，这些消息传到日本，加重了学生心灵内疚感。正在此时，媒体曝出一件大事，就是美军一直在向日本的大学提供研究资金，牵涉到包括19所国公立大学在内的25所大学和4所国立研究机构在内。学生感到“战后民主主义的虚假”。只要是日本人，那么，对越战就是有罪的。每个日本人都有形无形蒙受越战之经济恩惠，对越南人民来说就是大害虫。“越平连”运动的知识人小田实说“日本，对美国来说是受害者，对越南来说，是加害者”。从受害者到加害者这一理论对全共斗一代有深远的影响。学生对站在安全地带的“反战正义”感到内疚与厌恶与焦躁，无法忍受。


其二：对内的负疚感来自对日本社会与同学。.当时流行语：与其一个人跑一百步，不如一百个人跑一步。“团块世代”从小在经历战争的父辈和老师的和平主义教育下长大，朴素的绝对和平与平等思想根植人心。他们心存疑惑，为什么到了高中就变成了需要踩倒别人才能赢得激烈竞争的胜利呢。他们进入大学后仍然心存内疚感。


第三：高度经济成长带来社会巨变，价值观上的违和感。不久前还梳着齐涮涮的妹妹头，穿着双排扣制服的学生，一下子进城穿起牛仔裤，内心的价值观仍然保留在“近代”。自我认同的危机与从“现代的不幸”脱颖而出的愿望依然是心中的纠葛。不少学生参加反对公害运动，互助运动，住民运动。

“造反有理，帝大解体”。（作者提供）



第四：对既存革新组织的保守化与形骸化的失望。“三无气质”成为1967年流行语。即“无力气，无思想，无节操”、或者说“无力气，无关心，无责任”。


第五：摆脱孤独感。从参加全共斗的学生手记以及众多的书籍来看，占据校园大干一场，可以摆脱孤独感，结交朋友而感到兴奋。


第六： 学生认为教授与学生的关系已经成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而在战后民主主义教育下成长大的团块世代，对封建社会中的师徒关系，对主君的家臣关系非常反感。许多学生对老师不用敬语。而在东大九十年历史的总共十三万两千毕业生中，其中1964年－1968年毕业生占一成。比如东大大幅度增加教员，教授会相当于公司的基层管理会，讲师，助教毫无发言权。助教与底层教员加入声援学运。


第七：战后日本知识人对中国古典阅读的视觉障碍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幻想以及媒体的责任。毛泽东的乌托邦复活了日本左翼知识人的政治期待和诉求。恰“如同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崇拜孔孟，文革时期的知识人崇拜毛泽东”。1959年创刊的《朝日期刊》发行量为十五万部，到1965/66年发行量为二十七万部。一位美国外交官说：日本的关于中国文革的资料收集、周刊、演讲笔记、书籍的量膨大得惊人。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保存了大量的“文革物”。作为单行本发行的书籍十二年中80－90%都是高喊“文革万万岁”的赞美派。我呆若木鸡。纳粹日德同盟政权下十三年，在日本发行的歌颂纳粹的书籍，遥遥不及文革十二年日本赞美文革的书籍，后者是在言论自由的战后日本，为什么会出现文革赞美一边倒的现象呢。（参见栗田直树《共产中国与日本人》成文堂）


1962年，毛泽东向“日本劳动人民发表重要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


1966年，二十八岁的社会学者田见宗介采访了不同类型的高中生对关于文革与红卫兵的看法，发表于《中央公论》1966年11月号上。多数高中生认为。“更需要红卫兵的是日本”。这些学生对中国青年试图改变一个被大人们弄脏的腐朽的社会感到共鸣。毛语录成为学习汉语的手册。文革经典，准政治军事口号，“粉碎”、“决起”。“斗争”、“肃清”这些汉字，他们毫无违和感。


1967年2月，由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石川淳、安部公房四位作家联名发表了一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声明指出“去岁中国之文化大革命，其本质为政治革命”，反对“将学问艺术作为政治权力的道具”。但战后进步知识人断言这是三岛的“反革命策划”，（针生一郎《文化大革命の、へ》朝日新闻社）彼时，文革为绝对正确，反对文革如同战争期“非国民”。尽管彼时日本与中国尚未恢复邦交，但是往来熙熙攘攘，日本知识人与媒体人报道的文革极大影响了日本人的文革观。（《日本人的文革认识》 福冈爱子新曜社等）


宗派内讧
前面提到的安保斗争的失败使“全学联”发生分裂，1963年学生运动的中心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成“革马同”派”和“中核”两派。此外林林总总的十几个派别统统成为“宗派”。这些宗派为了争夺各大学自治会主导权，他们与日本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之间常常发生内部暴力（内ゲバ）斗争。同时他们分别参加反对越南战争和反对三里冢建设新空港的斗争。


日本学运宗派特征：西欧“六八年”运动中运动团体中亦不乏主张马克思学说与毛主义，但思想上比较接近无政府主义，很少采取先锋党型的组织模式。日本学生中的“宗派”（Sect）却深信“钢铁般纪律”的先锋型组织，主张武装斗争。这是日本当今对社运产生负面印象的根源之一。

各派头盔。（作者提供）

1968—1969日大与东大全共斗
到了1968年，日本大学4月1日的新生入学典礼刚过，国税厅的调查就发现有20多亿日元的去向不明。日大也是没有发生过学生运动的学校，但是和庆应大学不同，庆应大学的学生是对政治不感兴趣，而日本大学则是由独裁管理排除学生运动。学生们淤积下来的对校方的不满正好趁机一气喷发了出来。


日大全共斗的特征是“自我解放”。本质成了一个大学本身的存在方式问题，已经超越了学校经费管理的范畴。教育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本家提供廉价劳动力？这个问题成为核心。“我们斗争的根本原因，我们是为了学习作为人类的学问真理进入大学，大学原本应该是最有人性的地方，结果却不把我们当人看。而是当成商品。作为根据，然后送进资本主义社会里。那里让我们觉得无力的疏离感与愤怒，就是我们叛逆斗争的根源”。


日大的学生运动，从一开始就是流血抗争。日大有体育的传统，学生中所谓“体育系学生”，也就是拿体育奖学金的学生较多，而这些学生的利益是和校方一致的，所以“体育系”和“全共斗”不断发生流血冲突。


几乎与日大同时，东大全共斗则在要求改善实习医生劳动制度而解开序章。研修制度成了医院和开业医师使用低价劳动力的手段，一直受到医学院学生和年轻医师的反对。


《读卖新闻》的明治维新百年纪念的座谈会上，有人说明治维新没有经过改革而一路过来的只有相扑、歌舞伎与医学部。意思是这三个堡垒最封建保守。


1967年开始仅仅是限于医学部的反对研修医制度的斗争，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这次东大医学部学生举行无限期罢课，他们认为登录医制是国家垄断资本的“医疗帝国主义的再编”。医学部也毫不示弱，一下子处分17名为首的学生。这桩前所未闻的包括开除4名学生在内的处分却被教授会通过。当时东大各系教授会各自独立，评议会与学部长的会议都不能干涉医学部教授会内政。


但是受到处分的学生中，有一名当时人在九州，不在学校，但医学部对这种明显的冤案视若无睹，坚持处分。1968年5月，国会通过包括登录医制在内的医师改正法。学生的罢课行什么也没改变。医学部学生在1968年6月15日占据了东大的象征－－安田讲堂。学校方面认为集团暴力是对大学自治传统的挑战，头盔是大学自治的敌人，应被人耻笑的暴力主义。


大河内总长本人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进步知识人，但他坚持认为导入机动队正是为了校园的秩序。至此，学生认为机动队进入大学是所谓大学自治神话彻底崩溃，引起众怒。1968年11月，大河内总长辞职。


安田讲堂长期以来为东大权威的象征。大河内总长1968年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从前学生经过安田讲堂都要脱帽，如今在它前面举办集会，真是做梦都想不到。它是东大最神圣的地方。而全共斗却认为，占领安田讲堂就是否定权威的象征。女学生还认为它是男根的象征，意味男权本位。全共斗将之命名为“1968解放讲堂”。


1968年7月，东大全共斗数百人成立“本部封锁实行委员会”，再次封锁安田讲堂。但东大全共斗缺乏政治展望，具体目标。其他大学反对学费上涨，有具体的目标，因为有妥协的余地，斗争虽然也有“自我确定”的因素，但不是斗争的目的，而是斗争的副产品。只有东大拘泥于“主体的确立”“思想的表现”，政治上绝不妥协。


与日大筑路障，街垒保护学生，防止右翼体育系学生流血冲突不同，东大封锁研究室，意为确立主题，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层面。


1968年10月国际反战日新宿骚乱事件 ，数百人被捕。（作者提供）
但封锁医学部本馆，引起普通人的反感。每天必须观察细菌组织的培养，东京都内以及附近各县医院送样检察，因此“研究的自由”被学生剥夺。并且涉及患者生命这一严重的问题。但是“青医连”指出越战下日本的大学研究室获得美军资金。已经向体制卖身。医学部与其他学部一样，研究成果用于海外侵略战争。东大已经成为共谋犯。


不久，封锁研究室战术扩展至全校。1968年11月学生解放战线传单上出现“东京帝大解体”。声称“大学自设立以来，一直为日本高等教育中心，并为权力体制服务。必须解体帝大，必须挖出巢食我们内心的精英意识。”


1968年10月8日的“新宿阻止美军油料列车斗争”，21日 为“国际反战日”，发生“新宿事件”，大量群众跟学生涌入新宿车站，这些群众不是与学生的革命思想共鸣，而是蓝领劳动者，是大量来到东京的青年，他们的参加是为了发泄淤积在心中的积郁。


1969年1月18日，机动队8500人进入本乡校园。东大教官给学生发传单，上面印有加藤代理校长的呼吁。此时校方认为东大斗争已变质，而是借东大为场所的政治斗争或党阀斗争。呼吁学生扔掉角材，脱下头盔，回归教室，共同商讨学问研究以及大学改革诸课题。


实际上，安田讲堂攻防战前夜，全共斗失去了一般学生的支持，大多数学部解除了无限期罢课。媒体对东大全共斗也冷谈。各种颜色的头盔象征一盘散沙，这时来了不少外校生和浪人的支持。


机动队原则，吸取60年桦美智子与67年山崎博昭的教训，不出一个死者，绝对不制造英雄。


神田学生街举行游行，但“解放区”被机动队阻止，无法到达本乡校园。四百多“越平连”游行，也只有二十多人突破了机动队防线。


1月19日，钟台广播最后一次播出：全国学生、市民、劳动者们，我们的斗争绝没有停止。哢嚓停止。


学生被捕983人。负伤369人。安田讲堂红旗落下，日章旗升起。


1969年1月20日，佐藤首相视察东大，决定停止入学考试。


道浦母都子的短歌集《无援的抒情》，其主题表现学运的挫折与运动后的孤立，全共斗世代的象征文学。


记者立花隆进入讲堂寻找墙壁上的口号有如下几类：


1：政治性的对立。诸如“民青马鹿”。“迈入世界革命的第一步”。


2：我们渴望生，因而奋起革命。


3：共产主义就是日日否定自我而新生。


4：打油诗：《我的遗书》


再见，我的爱人。再见，那个快乐的夜晚。暂时分别。


爱人，最后一天是如此柔和美好。你对这个世界仍然依恋，但为革命暂上生命。渴望成为人的人，为什么会被看做非人？绝望，更绝望。我的灵魂。


爹，娘，谢谢。再见。


日大全共斗运动中，学生扔石头，一名员警死亡。这是学园纷争中第一位员警死亡。据佐佐淳行记载，这之前警视厅对日大斗争持同情态度。在校园内要求民主化，基本不管，若出校园武装暴力就严厉取缔方针。


1969年5月，日大斗争中被逮捕学生997人。斗争结束后前后退学近一万人。


＊作者现任教于日本神户大学。中日双语写作者，翻译者。日语译有《从天安门到08宪章》、《杀劫》等，汉语有《这条河，流过谁的前生与后世》《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的文革大屠杀实录》（合译）。本文为作者应邀于龙应台文化基金会“思沙龙”以〈日本：1968的思想与行动探索〉为题的演讲完整版（之二）。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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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否定VS.大学解体，造反有理VS.钟台玉碎：日本1968的思想与行动探索（3）



全共斗运动的尾声
1969年以后运动的长期化导致倦怠。设置路障、街垒的结果导致运动的孤立无援。


1969年全国全共斗的结成预示了这场斗争的终结。因为全国全共斗是“无数个派阀的野合”。“越平连”的活动家栗原幸夫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1972年的连合赤军事件象征六十年代的终章。实际上全国全共斗的结成，已经象征了其终结、因为，自立的新型的运动变质成旧有的党派政治运动，各派内斗开始，武斗主义的流行的开始。”


1968年后期到69年，运动在量上扩大、质上衰退。再未获得68年1月佐世保斗争时的舆论支持。尤其是69年末阻止佐藤首相访问越南，动用棍棒、火焰瓶。进入七十年代更是武装斗争，内斗激化。1968年10月国际反战示威游行中400人被捕。  


1969年4月28日冲绳日斗争以占领霞关为目标，938人被捕，（东大，日大各一百人）失败。


1968年11月在羽田机场附近与员警冲突中1940人被捕


街头斗争连败。棍棒与头盔时代结束。


1969年夏，以创设军队，武装斗争为手段的赤军派出现在全国全共斗结成大会上。


1969年8月，国会制定了《关于大学运营的临时措施法》，员警开始更积极主动地介入校园。


1969年9月，东大全共斗议长山本隆义被捕。


全共斗运动被逼入更加严峻的状态。京都大学全共斗领袖泷田修自1970年起支持运动武装化。主张全共斗运动要舍弃“自然成长性”，要有“目的性”，进而成立“具体组织”，要“充满活力地拿起武器”。以后，运动逐渐失去大众的支持。


东大全共斗与日大全共斗不同之处在于：
第一：东大为大学院生与年轻助手领头，他们本来是未来大学的研究者或者教授。东大全共斗议长山本隆义当时是物理系博士三年级学生。为适应经济成长的需要，六十年代理科生增加了两倍。1968年，东大本科生一万三千人，院生四千人。理科以研究室为单位，所谓“日本社会最封建的地方是相扑屋与东大的研究室”。比如公害调查，都是理工科学生去做调查，因而熟知内情，对之抱有疑问，不愿意成为加害者。东大斗争发端于医学部毕业生身份保障问题，本来不像别的大学一样能引起更多的学生共鸣，却引起理工院生与助手的共鸣。


日大在斗争中没有否定民主主义，学生本是是民主之子。但是东大从否定“自治会民主”到批判“战后民主主义”。


1969年1月东大安田讲堂。（作者提供）
东大全共斗没有面向一般市民。没有倾听劳动者诉求。作家安冈章太郎说，听到广播里派阀活动家用晦涩的左翼政治演说语言声嘶喊叫，开始以为是神主的祈祷文或者念经。


记者曾经问山本义隆为什么没有劳动者支持，山本答，那是总评以及既存的劳动者的日和见主义的责任。


东大全共斗高举的“主体确立”、“自我否定”、“全学封锁”，派阀内斗暗结心机，无止境追求社会变革未能获得社会同情。道德至上主义为东大全共斗特征。


1969年9月号《世界》，在东大全共斗运动现场实施一个问卷调查，你认为“东大斗争”目的何在？这是一个复选题，各项所占的比例如下：“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占41.7%。“自我改造”31.7%，“瓦解现行教育制度”27.2%，“探求思想的根源”25.6%，“表达反体制的意志”25%。


这也是日本学生运动具有的历史特征。比如东大医学部提出，首先必须自问，“大学何为？我们的研究何为？为何要当医生？现成的研究体制是否成为体制帮凶的一部分？”然后自我否定。柏崎千枝叶1969年《手记》记载：与国家权力的对决，首先要与巢食于自己内心的权利意识作斗争。龥“东大解体”，首先要解体自己内心的“东大”。之后，“解体内心的越南”。“内心深处潜在的歧视”等流行于全共斗学生之间。成为“寻找自我”的一环。


全共斗败北之后，日大一万名学生退学。而东大只是少数，绝大数回归校园。也就是《挪威的森林》中描述的“忙不迭地钻到什么三菱商事、什么东京广播局、什么IBM公司、什么富士银行招一份差事，讨一个压根儿没读过马克思的老婆，挖空心思给孩子取一个玄而又玄的名字．至于粉碎产学同体，简直笑得掉眼泪”。


日本全共斗的重要特征——高中生的全共斗
东大全共斗给各地大学和高中很大的影响。自我否定-大学解体，造反有理，对大型自治会的批判，钟台玉碎等问题了一系列理论，被各地大学与高中模仿。1969年秋天。高中的全共斗运动遍及全国。关于高中生的学运，记载的文字不到大学的1%。其中村上龙的小说后改编为电影的有：《69》、漫画《共犯幻想》，森田健主演的《高中流离派》等。




图二：高中生的全共斗：村上龙 69 sixty nine。（作者提供）
高中生的全共斗：村上龙 69 sixty nine。（作者提供）
早在六十年代就流行“教育妈妈”这个词。1962年《朝日新闻》投稿栏目中有这样一首孩子的诗：


代数考、汉字考、作文考、学力考、全校考、考、考、考。


无穷无尽无休息


考考君，让我歇一会儿吧


我真的考累啊


到1960年，高中升学率为50%。六十年代初、高中的“团块世代”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国民皆考”世代，每个人都被“高考战争”压抑。


1967年的流行词为“三无气质”， “登校拒否”。1968年《朝日周刊》刊登一位中学生来信：反对战争是人类的义务，世界人民的责任，难道我们中学生不是世界人民吗？难道回到了军国主义的时代吗？大学全共斗败北之后，高中生对大学自治与大学自由更是伤心绝望，不如行动起来挺而抗争。


高中没有“大学自治”这样的护身符，短时间内被镇压，参加运动的学生立即被退学。


大学全共斗的精英们纷纷在运动期间或者之后撰文著述。粉饰自我，而很难听到高中生的“肉声”。


高中的学运在日共领导下自五十年代就存在。第一次羽田斗争死亡的山崎博昭在京都大学入学之前，就参加过反战高协运动。


1968年，高校生在安田讲堂前结成“10.21斗争高中生实行全国委员会”，约有60所高中代表两百人参加。


1967年到1968年，频发“毕业典礼叛乱”。大阪府立市冈高中的学生因家长会征收资金不明，占据校长办公室。


1969年8月，静冈县挂川西高中11名学生被捕。东京都内名门高中青山高中成立高中全斗委，后改名为全共斗。学生封锁教室，设置路障。筑街垒长达三周。学校导入250人机动队，逮捕投石抵抗的学生。


尽管全国各地都发生高中封锁、集会、游行，但都在文部省的强硬姿势以及各地教委的压力下，加之高考这一最大的现实压力，高中生的造反只持续了三个月，到12月已经基本“镇静化”。


笔者采访到的一位当年高中全共斗的日本某公司社长，他说，当时高中生高呼“粉碎高考体制”，反对“高考教育”口号，而后大家都乖乖地考上大学，进入体制，当小确幸。他承认自己是“非行少年”的一员。但指出，今天的日本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失去抗争勇气的少年只好将压积郁于心，“校霸”、“不登校”，自残行为，正是“现代之不幸”。


当时东京教育大学农学部附属驹场高中生，现在明治学院大学的四方田犬彦教授的《革命青春－－高校1968》（黑眼睛文化出版公司，詹慕如译）便是一本“骚动而孤独的青春赤裸记录”。


团块世代参加过全共斗的运动的，只占百分之四或者百分之五
即所谓象征“六八”的学生或市民团体的抗议或集会，表面上轰轰烈烈，其实并没有集结那么多人。团块世代参加过全共斗的运动的，只占百分之四或者百分之五。换而言之，并未获得成年人的支援，也未获得同时代大多数的支援。


参加反越战的，除了学生和市民之外，还有许多事工会组织的。带动日本“六八”全共斗学运的是市民团体“越平联”。


“越平连”之意是：“给越南以和平！市民联合”。它是日本市民运动的源流。由具有战争体验的一代日本作家、学者、电影人号召下成立于美军轰炸北越的1965年。1973年美军从越南全面撤退后的第二年（1974年）解散。大江健三郎提出“为什么战前战中的日本知识人没有对抗与超越国家主义”这一问题称这一代为“悔恨共同体”，为共有新生道路而行动。这是市民运动由金字塔型转为网络型的开始。


全共斗作为政治言说成为社运的一阶段，但是日本目前的出版物大多为强调“自我存在的确认”为全共斗运动的原因。


那么，全共斗为什么作为政治运动被言说呢？


2003年，东大教授上野千鹤子认为全共斗一场表现异见的新社会运动。


1969年1月至2月，解除东大，日大的街垒封锁之后出现一个出版潮。


其主要特征如下：


突破了“战后民主主义”、“校内改良斗争”的框架，成为一种新的斗争。“战后民主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支配体制。在国家这一层面上，表现为形式上的议会制民主主义，大学校内则表现为“波茨坦自治会”的民主主义、无抗争意志的大多数压迫具有抗争意志的少数。而完善并修补这种体制的正式堕落为体制内在野党的社会党、共产党以及只有“进步发言”而无“进步行动”的“进步文化人”。他们成为对现行体制无害的所谓“民主势力”。特别是高唱“和平民主主义”、“大学民主化”，敌视全共斗。将斗争阻挡到“校内改良”层面上的“民青”，则更应该憎恶。大学一边散布“大学自治”的幻想，实际上在教授会的独裁统治下，由产学协同勾串一起成为制造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中、高级劳动者的教育工厂。


标榜的“学问中立与自由”，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体制作贡暂的学问，遮盖对现行体制无害研究的“无花果叶子”。


现行体制正是在越战协力中获得暴利而维持经济成长，正在迈向帝国主义，因而必须“解体帝大”。作为帝大一员的教师与学生应该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人民的对立面，加害者，从而否定自我。要否定自我，必须起来参加斗争。




摆在帝大师生面前的只有两条路，选择成为现行体制的拥护者呢，还是起来斗争？（作者提供）
因此摆在帝大师生面前的只有两条路，选择成为现行体制的拥护者呢，还是起来斗争？这是自我否定运动的核心。


教授与学生的关系，已经变质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对等的“互动对话”已经不可能，因此，代表权力者的大学当局同全体学生之间，只有通过“大众团交”而对话。


全共斗是一场具有抗争意志的个体参加的运动，而不是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运动、有自由参加讨论的方式决定斗争方针。因而与上意下达的共产党组织方式完全相反。


“大众团交”取而代之“议会制民主主义”、“波茨坦自治会”。是直接民主主义的实践。


全共斗与六十年代安保斗争相异。安保斗争未对“进步文化人”“大学自治”质疑过。全共斗运动学生爱读书是吉本隆明的《共同幻想论》。


川本三郎这样总结全共斗运动：对全共斗学生而言，“大学改革”这样具体的主题并不重要，因为这属于实用技术层面。更重要的是对自身生命方式的怀疑。比起“大学怎样改革”等现实层面的问题，“你是谁？”这一实存哲学问题与生命的理念问题更迫切。换而言之。学生们将诗性的语言置于政治语言之上。因此，全共斗终于成为永无终点的永久质疑运动。在现实上成为预感败北的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川本先生这个概括并不适合日大斗争。但是全国全共斗模仿的是东大全共斗运动的模式。“你是谁？”。自我探求优先于现实层面上的问题解决。


＊作者现任教于日本神户大学。中日双语写作者，翻译者。日语译有《从天安门到08宪章》、《杀劫》等，汉语有《这条河，流过谁的前生与后世》《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的文革大屠杀实录》（合译）。本文为作者应邀于龙应台文化基金会“思沙龙”以〈日本：1968的思想与行动探索〉为题的演讲完整版（之三）。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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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暴力造成日本社会心理的集体创伤：日本1968的思想与行动探索（4）

第三章 全共斗留下了怎样的正面与负面遗产呢？
日本的68是否有思想，如果有，日本68思想是什么?

内部私刑与肃清，暴力与残杀与与外部恐怖袭击导致新左翼运动全面败退，以至于影响至今天的社运。依据日本警视厅调查，从1968—1975年之间，一共发生1776件内部暴力冲突，4848人受伤，44人被杀，另有3438人被捕。70年代21名“连合赤军”在山区进行军事训练，以“肃清”名义杀害12名“同志”曝光之后，更是引起全社会的反感。

浅间山庄事件象征日本学运与新左翼运动的休止符

1970年1月，赤军派宣言建立世界同时革命根据地。同年3月，田宫等九人劫持“淀号”飞机，停留落在韩国金浦空港成功，他们到达北朝鲜后，试图说服北朝鲜同意他们去古巴接受军事训练后回到日本革命，但是众所周知。他们不得不留在北朝鲜，他们开辟了“日本革命村”，直到近年被控告参与北朝鲜绑架日本人事件。

劫机事件后，赤军派在国内无法开展活动。1970年1月—7月，249人被逮捕。几乎失去所有的干部，内部动摇，组织陷入危机。

1971年重信房子等人赴巴勒斯坦。而后造成特拉维夫机场乱射事件。

1971年美国支援南越进攻解放战线基地老挝。周恩来飞河内，宣称如果美国再进行挑衅，中国将不惜性命支持北越与老挝。这条消息极大地鼓舞了日本左翼阵营。革命左派（京滨安保共斗）与赤军派联手，成立连合赤军。

1972年发生连合赤军事件。在群马县的山里，武装集团在秘密基地私设刑堂，用残酷的手段杀害12名“革命同志”，他们在逃亡的路上，占据浅间山庄。扣押人质，与警方展开枪战。两名员警殉职，一名民间人死亡，他们却毫发无伤。更为重要的是连合赤军在革命与正义的口号下内部残杀的血腥暴力极大震撼日本社会，至今留下后遗症。

图一：浅间山庄事件。（作者提供）
浅间山庄事件。（作者提供）
曾经是东京产业大学学生的阪口宏纪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从大学退学后苦心研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中国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就是在山沟沟的革命基地，还在读《毛主席语录》，他纪录了尼克森与毛泽东握手时自己的痛苦与思考，以及浅间山庄时吉野的母亲喊话：

“儿子，时代已经变了，毛泽东先生交给你们的任务完成了”这一细节。

三兄弟一起参加连合赤军的加藤墩教回忆：父亲是一个小地主出身的有进取心的小学教师。非常注重三兄弟的功课。我们三兄弟首先极为反感父亲的生命方式，进而对充满物欲的经济成长的日本社会反感。反越战是我们兄弟感情的枢纽，当时大部分年轻人共有这个枢纽。唤醒恶年轻人的加害意识。罪恶感拥有绝对价值观的共产主义与眼前的现实存在真是南辕北撤的对照。我们想成为共产主义者，试图在那里找到我们存在的价值”。“我三兄弟连架都不吵，怎么会去参加暴力革命呢。漫画七色铁臂阿童木、鞍马天狗等“正义少年”是我们产生全能感。

1974年，武装革命团体“东亚反日武装抗日阵线”用炸弹袭击三菱重工（日本最大的军需企业）总公司大楼，因为“日本帝国的劳动者。市民是压迫殖民地民众的帝国主义者、侵略者”。参加者后来回忆，作为侵略亚洲的日帝子孙，否定丑恶的自我存在只为赎罪。

连合赤军私刑暴力事件以及浅间山庄事件事件后，川本三郎说，浅间山庄事件。使得我梦想的东西，化作泥泞崩溃。我在黑暗的山中迷了路。

那个时代的象征，说起来就是在下雨，路障底下全是淹没了水。

他引用诗人佐佐木干郎诗歌：72年那年2月，在黑暗的山中，迷了路。

歌手加藤登纪子说，对我来说，六十年代意味着败北。从1968年起，我成为了局外人。

更有人认为1968年全共斗全国大会的在东大安田讲堂召开时，意味者内斗开始学运衰败迹象。

冈林信康于1968年春从一个土木工人转为民谣歌手。以歌为连带发展运动。

1970年6月，安保条约自动延长，美军逐渐从越南撤兵，日本经济成长步入轨道，贫富悬殊变小，迈向“一亿中流”社会。自民党在1969年选举中获得大胜。

至今为止，企图改变日本社会的行动大多以失败告终。

但田中有理认为，失败的只是组织或者政治意义上的，作为自我解放与自我否定，永无败北。

给予“六八”一个单一的“正确评价”是困难的，将任何事项只用一个公分母总结评价会掉入陷阱。

图二：给与“六八”一个单一的“正确评价”是困难的，将任何事项只用一个公分母总结评价会掉入陷阱。（作者提供）
给“六八”单一的“正确评价”是困难的，将任何事项只用一个公分母总结评价会掉入陷阱。（作者提供）
1994年《全共斗白皮书》出版。对以下问题做了问卷调查，日大全共斗领袖秋田明大回答：“如果再回到那个时代，还大干一场吗”。不干，傻瓜。

运动中有得失吗？——出了臭名。

现在的收入？——一年两百万。

是否还让你的孩子参加学运？——反对。

现在的感觉？——身心疲劳。

“我们一无所有，难道就不能进行斗争了吗？”

五十年后仍未解读“六八”，因为“六八”仍在运动中，与其说作为历史，毋宁说作为“现在”，即当下。68之后，许多人向右转向，也有人向左转向。但毫无疑问，今日日本社会的撕裂或者说多元化，与68分不开，而且，进步知识人对误导的责任至今语焉不详，对今日中日关系，中日问题的认识都有影响。

日本的新左翼运动对政治体制的影响相当有限。没有像欧洲一样反映到政治层面上去。

日本公民社会对直接行动感到厌恶。

安藤丈将认为，六十年代的日本社会运动并不是一场以实现特定政策为目标的政治运动，而是一个“权力”与“自我变革”在“日常性”这个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发现“日常性的自我变革“这个问题，正是日本六十年代社运的最大功绩。七十年代后的日本公民运动包括：环保运动、妇女运动、消费者权益运动、援助开发中国家、反核运动等，这些运动都有发省自己在物质上的充裕生活。对弱势族群的痛苦思考的模式。安藤认为，这一共通的思考模式，与六十年代“日常性的自我变革”思想一脉相同，承上启下。

1，从对战后民主主义的肯定到否定，2，对近代合理主义的肯定到否定。3，从被害者意识到加害者意识的转换。进入七十年代后，源于第三点的加害者意识，七十年代后新左翼运动开始关注战争责任、歧视部落、在日朝鲜人、冲绳问题、女性问题，弱势群体问题公害问题、有机农业耕种等国内问题，以及追究战争责任问题。可以说，全共斗运动留下的遗产也包括公民运动的起源。自主学习运动的起源。七十年代以后“寺小屋”与“自主讲座”如雨后春笋。实践“自我变革”，建构自我主体性的一环。安藤丈将《新左翼运动与公民社会—日本六十年代的思想之路》（林彦瑜译）书中刻意选用“ニューレフト”（newleft）一词来表达，不使用“新左翼”这个传统词语。目的在于回避数几十年来在日本公共论述中负载的负面含义，如党派、宗派主义、意识形态教条以及暴力革命等。试图将“新左翼”在大众想像中的政治性与意识形态性格以清除与降低。他认为这一场运动史战后婴儿潮青年时代试图进行“自我变革”，并将自我变革连接到改变社会的伦理性运动。这种自我变革，要求改造社会要从改造自我做起，因此要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实践开始，安藤认为，日大、东大的全共斗斗争，以及反对成田机场兴建的三里冢，本质上都是这种青年试图自我变革的象征。其次，安藤认为，引发学生自我变革反抗的，是日本高度成长的日本国家与资本主义对日本人消费性与政治驯服的校规。新左运动的核心是：“日常性的自我变革”，即便它用政治语言“帝大解体”来表达。“日常性自我变革”的伦理基础是，一旦知道了世界上有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就不能假装它没有发生。

他们现在在哪里？
他们不像德国学运人一样从政（比如欧洲绿党）多成为学者，一般就业

山本隆义：原东大全共斗会议代表。学运象征性领袖。1969年9月在全国全共斗连合结成大会上被捕。

他本来是日本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新星。运动后离开大学，成为骏台预备校物理学教师。其科学史著作获得每日出版文化奖等多个出版奖。

从日本2011年复合震灾前就一直反对建设原子能发电站。

今井澄：参加60年安保斗争，反对大学管理法。东大全共斗时期是医学部学生。安田讲堂防卫队队长，被关进东京拘留所一年。第三次复学之后考上医生执照，为地域医疗做贡献。并当选过参议员，反对国旗、国歌法案。2000年去世。

秋田明大：日大全共斗会议领袖。学运象征性人物。现在在家乡广岛附近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工厂，年收入低，对他来说，迫切的是“生活”。

岛泰三：东大理工部学生，参加安田讲堂龙城判刑两年。现在野生生物研究者。出版《安田讲堂1968—1969》等。

藤本敏夫与加藤登纪子：

藤本敏夫是同志社大学文学部学生。1967年参加羽田斗争，并以此为契机，活动重心转移到明治大学，1968年担任反帝全学连委员长。1968年参加国际反战日防卫厅前抗议活动被逮捕。1969年因不满学运派阀内斗，脱离学运。1972年因“公务执行妨碍罪、凶器准备罪”被判刑三年八个月。

1972年与加藤登纪子狱中结婚。加藤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一个人睡觉时的摇篮曲》获得1969年度唱片大奖。监狱中得知连合赤军内部杀人事件而绝望。1974年以后实践农业理想，普及有机农业。他在自传中回忆1968说“象征1968年的六十年代后半一系列活动是时代本身理不仅的思想的喷发，近代社会的深呼吸”。

清水几太郎：原为自由主义者，知识界“安保批判会”核心，全学连的理论代言人。清水已经从自由主义者“转向”为保守主义者。1980年在右翼政论刊物《诸君》上发表《核的选择—日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

新岛淳良是一位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为文革与日本学生运动相互关联的理论考察中，在日本公共论坛中登场次数多、有影响力和受人注目的理论家。新岛甚至试图将文革的公社的概念和体制移植到日本，掀起日本的文革。

他的文革理论直接影响着学潮运动和新左翼运动。新岛的政治乌托邦是“公社国家论”，林彪之死，浅间山庄事件之后，日本左翼革命派失去民心和道德的制高点，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新岛淳良：一个被文革革了命的学者
一九七三年，新岛出于思想的洁癖，追求知识人当吹鼓手的自我责任。主动向早稻田大学出辞职。一个叫“山岸会”的共产式供给体制共同体出现在新岛面前。他将所藏书籍全部义卖，捐献给他心中的毛理想公社。自愿“下放”到位于三重县伊贺町山岸会，掀起山岸主义幸福学园运动。在劳动中，新岛不断反省，自我批评，认识到自我想像的毛主义公社的乌托邦与现实的出入，坦白和内疚自己目睹红卫兵的暴力造反，相互残杀，警觉到乌托邦的暗黑一面，但还鼓吹文革的积极意义，误导舆论。新岛向自己的信仰举起锋利的手术。新岛在山岸会又经历了退出和再加入的反复历程，终他认为山岸会“没有变质为极权主义”。二〇〇二年去世后葬于山岸会共同公墓。

毛的乌托邦复活了日本和西方左翼知识份子的政治期待和诉求。只是他们经历的是精神痛苦，而中国人却经历了几千万无辜生命的痛失和对文化理想，道义尊严的沦陷。林彪事件以后，文革礼赞派几乎都将自己置于受害者的立场，都轻而易举地摒弃了自己的言论责任，他们忘记了那些高分贝语言杀人的潜威力。海因里希伯说：“杀人与否，关键在于良心，在于人们是否把语言引导到可以杀人的地步。”那些负责引导和诠释语言的“论者、公知”们，那些手持麦克风，垄断话语霸权，挟持语言，给语言注射吗啡的人，使得语言产生毒瘾的人，有多少进行过自我解剖和坦承责任呢？

新岛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他耿直得透明，实诚得不会耍花招，不会变换一件马甲，他的生存智慧似乎不高，处世策略也不精明，好像也不熟谙“学术和理论”的游戏规则，如果他继续保留名牌大学教授的位置，仍然可以独占资源的优势继续在“学术”空间里自娱自乐，甚至拉帮结派，培养门阀，陶醉于无聊的学术应酬和吹捧，文革后照样可以在酒饱饭足后进行“中日友好”，从利益共同体中分得一杯“共同专案、学术交流”之残羹，然后对中国的痛苦做做俯卧撑，玩玩躲猫猫之类的游戏。

图三：（作者提供）.png
现在的日本左翼。（作者提供）
然而新岛固守了内心的价值选择，他理想的挫折和自省，他行动的诚恳和执着，可视为日本知识人战后思想谱系的一个重要座标。他自愿把自己置身于固有的主流秩序之外，并暴露自己的笨拙和伤痛，以“圈外人”、“边缘人”的身份发声并实践着。

晚年的新岛曾自讽为是“被文革革了命的人”。退出公共论坛后，先后创办了三份个人小刊：《呐喊》、《彷徨》、《坟》。分别代表他晚年的三种心态。据访问过新岛的遗孀新岛里子女史的蒋同学说，里子女史得知其夫的论著将被译成中文，十分欣慰。“他（新岛）生前太热爱新中国和毛泽东了，以致被这种热爱冲昏了头脑。作为学者，他也许失败了，但是作为一位诚挚的日本人，他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希望中文读者能够透过他的文字来瞭解一位元真实的新岛淳良。”

新岛精神坦诚，但他的毛思想研究，并不符合俺的思路，也不合时宜，当然更不代表俺的表述。他山之石，倒是给当代中日两国留下了一份精神遗产，使我们得以拓宽视野，更加宽容地进行学术研究。新岛作为知识人的独立之信念，自由之精神，责任之清算，也同样拷问我们的天良和底线。

日本还会发生学运吗？

荷宫和子：学运已经灭绝。

不婚，不育。被抛入“下流社会”。对全共斗的“正义”的质疑。不相信“公众”的力量能改变什么。运动暴力造成日本社会心理的集体创伤。

＊作者现任教于日本神户大学。中日双语写作者，翻译者。日语译有《从天安门到08宪章》、《杀劫》等，汉语有《这条河，流过谁的前生与后世》《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的文革大屠杀实录》（合译）。本文为作者应邀于龙应台文化基金会“思沙龙”以〈日本：1968的思想与行动探索〉为题的演讲完整版（之四）。授权转载。本系列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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