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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报刊中的身份政治
韩金玲
（浙江传媒学院 社会科学部，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报刊凸显了红卫兵这一特殊群体的身份政治，无论报刊的编辑单位还是作者署名，都体现了作为集体的政治身份。他们的创作具有浓厚的政治集团色彩，往往借助对最高政治力量的赞美来确证自己的政治身份。他们的诗文所表达的家族伦理的身份也异变为革命者身份。
关键词：红卫兵；身份政治；革命伦理；家庭伦理
作者简介：韩金玲（1969-），女，山东菏泽人，浙江传媒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史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The Identity Politics in the Red Guard Press.
Han Jinling
(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Zhejiang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As the special group, the identity politics of Red Guard sharply displayed in the Red Guard press in 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 Both editorial units of the press and the signatures of author show the political identity as members of a group. Their works have thick colors of political group. They usually confirm their political identity rely on the power of supreme political leaders. The identity of family ethics in their poems is changed into revolutionary identity.
Key words: Red Guard, identity politics, revolution ethics, family ethics
考察“文化大革命”这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一个重要的切口是迄今为止并未引起充分关注的红卫兵报刊。遍布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报、红卫兵编辑的杂志、诗集。现在多已散佚，整理搜集是十分艰巨的工作。目前相对来说比较完备的资料是美国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刊行的《红卫兵资料》20卷。其中1-14卷收录红卫兵小报的文艺作品605篇。影响比较大的红卫兵文艺期刊有：《红卫兵文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毛泽东思想战斗文艺》（首都毛泽东思想文艺造反兵团编辑）、《文艺新天》（武汉钢工总宣传部文艺新天编辑部编印）等。红卫兵诗集主要有《江城壮歌》（钢二司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钢工总新人印东方红兵团1967年编印）、《写在火红的战旗上》（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1968年12月编辑出版）、《战地黄花——八一八诗选》（吉林师范大学革命造反大军八一八红卫兵《革命造反军报》编辑部1968年8月18日编印）。目前，关于红卫兵诗歌的整理出版在中国大陆尚未发现，日本学者岩佐昌暲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刘福春从红卫兵报刊中编选的《红卫兵诗选》2001年由日本福冈的中国书店出版。这些期刊淋漓尽致地描摹出一个时代年轻人的精神镜像，进而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全息图像，极其醒目地彰显出红卫兵作为特殊群体的身份政治。
一
身份是社会结构最基础的单位，是对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特性进行提炼和界分的结果。红卫兵作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人群，名曰“兵”，却不是真正的国家军队，而是一种特殊的群团组织，大部分由年轻的学生组成，主要由大学生构成，也有一部分是中学生。而且，红卫兵没有是一个统一的组织，而是派别林立，互不隶属，互相斗争。红卫兵主要分为四大类：老红卫兵、保守派、造反派、极左派。老红卫兵是最早的红卫兵，多为干部子弟。文革后不久很快失势，取而代之的是保守派，他们大部分是出身好的，依靠地方党组织和工作组。随着局势的变动，造反派登场，这是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成分更加复杂，主张通过造反进入革委会，夺取政权。而极左派属于新思潮，多为社会制度的批判者。
红卫兵组织和活动在短暂的时间内就席卷全国，各地建立了红卫兵的团体，不同团体之间的矛盾、斗争此起彼伏，甚至出现多次血雨腥风的大规模武斗，红卫兵团体内部也随着革命斗争的动荡而不断分化。主要的红卫兵组织团体有：“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前后出现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三者之间斗争激烈。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继续分化、动荡、组合，最后分化出以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战斗队”为首的“天派”，以及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公社”为核心的“地派”。著名的还有：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老八一战斗团、北京钢铁学院的“五·一六兵团”、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和“八一野战团”、 中央党校的两大派红卫兵组织“红战团”和“红旗”、重庆师专“排炮”和“轻骑”两个红卫兵组织、“8·15”派与“反到底”派、“广西一司”、“广西八·三一”、“狂飚”、“井冈山”、“东方红”、“红卫兵联络站”、“广西红总”、“5·25” “4·22”，等等。我们从红卫兵报刊摘选一部分诗歌发表的小报的所属团体或单位，便一目了然：
《安徽大学》红17号，安徽大学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编
北京《八·八战报》，中央统战、民委系统彻底摧毁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革命联合委员会主办
沈阳《八三一战报》，辽宁大学八三一总部主办
沈阳《八·三一》，编辑机构不详
《北京工人》，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主办
广州《铲修根》，广州革命造反派[红旗]打倒刘少奇联络站
北京《城建战报》，北京市城建系统革命造反联络总部主办
广州《大方向》，编辑机构不详
北京《东方红》，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
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
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
武汉《东方红》，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东方红》编辑部编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东方红报》
长春《反修报·革命造反军报》，东北人民大学红色造反大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吉林师范大学革命造反大军八一八红卫兵合办
北京《革命工人报》，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主办
北京《红旗》，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主办
北京《红旗报》，首都保卫毛主席红旗战斗团主办
广州《红旗报》，华南工学院红旗造反团东方红公社主办
北京《红色文艺》，北京电影学院首都文艺界红色造反总部
北京《红色造反报》，空军技术学院红色造反纵队主办
北京《红卫报》，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等主办
沈阳《红卫报》，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总部
北京《红卫兵》，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一司令部宣传部主办
郑州《红卫兵》，河南省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主办
北京《红卫兵报》，中国科学院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红卫兵报编辑部
上海《红卫战报》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卫兵上海司令部主办
北京《红卫战报》反修专刊，外交学院革命造反兵团主办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井冈山》
《井冈山》，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
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井冈山》
北京《科技红旗》，首都科研设计单位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主办
北京《科技战报》，国家科委系统革命造反派《科技战报》编辑部
北京《矿院东方红 人大三红》五一专刊，首都红代会北京矿院东方红、中国人民大学三红联合主办
首都红卫兵造反大队《燎原》
北京《毛泽东主义战报》，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主办
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山城红卫兵》
上海《上海红卫战报》忠，编辑机构不详
北京《首都红卫兵》，编辑机构不详
北京铁道学院红色公社《铁道红旗》
北京通县《通县风暴》，北京革命造反公社通县联络站主办
广州《文革评论》，广州钢红联九二一纵队《文革评论》编辑部
北京，文革战报》，编辑机构不详
北京大学《新北大》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新北大》
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新北大》
《新北大战报》，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新北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政宣组
北京《新军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革命造反队《新军乐》编辑部
南京大学红色造反兵团《新南大》
北京《新人大》，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主办
上海《新师大战报》，编辑机构不详
《新兴红司》，新兴批陶联《新兴红司》编辑部
北京《星火燎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革命造反队
成都《11.19战报》，132厂11.19革命造反派主办
北京《造反有理》，七机部916革命造反兵团宣传勤务部主办
中国人民大学战地文艺社《战地文艺》
北京广播学院《战斗报》
在那个年代，每个红卫兵都不再是个体，而是团体一份子，每个人在集团之中才得以显示自己。我们观察一下这些红卫兵诗歌的署名情况就很清楚了。很多作者署名仅仅是一个集团符号，如“中央民族歌舞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辽大八三一红卫兵三军”、“聋哑人总部 火炬革命造反队”等，有的干脆就叫“一小兵”、“一兵”、“一卒”，代表了作者的红卫兵身份。还有的署名是一个富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红色词语，如“反修”、“追穷寇”、“很想动”、“卫东”、“红浪”、“英特纳雄耐尔”等。你基本上看不到单独署上自己姓名的诗歌，如果署个人姓名的话，前面一定会在自己姓名前面加上所属的红色组织，如：“新北大公社红卫兵 文步彪”、“工代会北京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红旗兵团 金树良”。也就是说，这些作者表达的感情不是属于自己的，是非己的、非个人化的，而是属于政治集团的、属于集体的声音的。诗歌本来是极具个人色彩的艺术样式，但是在红卫兵诗歌里，个人色彩完全消失，而代之以集体声音。在喧嚣的时代语境里，红卫兵个体是完全消失在滚滚飞革命潮流之中的。
我们撷取一些岩佐昌暲和刘福春编选的《红卫兵诗选》里的作者署名，如下：
李思法；中央民族歌舞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辽大八三一红卫兵三军；工代会北京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红旗兵团 金树良；铁匠；建筑系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市政水泥制品厂革命造反公社 一小兵；红卫兵120部队 “东方欲晓”战团；卫东；东方红公社 英特纳雄耐尔；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 反修；社员 很想动；东北人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兵庭葵；东北人大法律系八卅一支队战士 曹积三；内蒙古工人 朱兵；红山石；向天红；姚文元；东方红人 郭锐、红旗战士 鸣节；华工红旗战士 东宁；华工革委会红旗战士 永壮；延歌；一兵；一卒；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东方澜；法二红旗 红芒；红旗红卫兵 赤潮；聋哑人总部 火炬革命造反队；向阳；丛中笑；自动化所 高歌；造反兵团 陈汝海；革命造反红卫兵 童晓；革命造反兵团 革命造反红卫兵 闯战斗队；革命造反红卫兵 雷厉；井冈山兵团“老实话”战斗组；清华井冈山兵团建房七二支队；“追穷寇”；迅雷；麦地；钢；锋；“过大江“战斗队；北京军区 峭石；数革朝阳；全国科协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矿院东方红“东风劲“战斗组；红浪；中央戏剧学院革命造反委员会 演出队；革命工人造反军；淮海中学红卫兵；驻上海音乐学院工宣队 陈向光；北京部队 红兵；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 反修；红缨枪；驱虎豹；红松；广州红司战士 全红；中国作协革命造反兵团 齐卫东；技术物理系个人 董宽；中文系 祁念东；文二（4）“迎春”战斗队；新北大公社红卫兵 文步彪；子弟兵；新北大公社红卫兵 向日葵；西藏 山新兵；新北大公社胜利团；革命造反队战士 向阳；法专首届毕业生 江天、锤红；新人大公社迎春战斗队；新人大公社 江涛；党史系大队 春生；二附中忠于毛主席大队赴黑龙江战斗队；老大红司“红诗兵”；11.19厂战士；小兵呐喊；向东；星星之火战斗队 刘文楷；甘肃省靖远师范红卫兵 王鹅羽；红川；（广院）北京公社 一战士；向延；中国歌剧舞剧院 红旗造反公社；解放军某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汉阳县机关革司 管用和；空字006部队 桑恒昌；红教工 杨昌庆；钢二司新华师 一兵；钢二司新民院 一兵；钢二司 新华农；武汉部队 一战士；新华农附中红革司 一战士；三司硬革联武大红反团齐天大圣战斗队；新华师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二战士；江苏 傲霜雪；武汉 朝辉；武汉 小战；山东 纪宇；王红；王荣；“丛中笑”战斗队；农夫
关于这些林林总总的红卫兵革命小将，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无论是老红卫兵还是极左派，他们叫嚣的口号是绝对一致的，都自以为是绝对正确、绝对真理的掌握着，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卫士，都把对方看做假想敌。极端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无限崇拜的背后宣扬的是绝对的阶级仇恨。
二
由于红卫兵的政治身份，他们在创作时总是从特定的政治理念出发，具有浓厚的政治集团色彩。他们的身份往往通过对最高政治力量的赞美来确证。红卫兵诗歌斗争的出发点是关于两个阶级、两种道路、两条阶级路线的斗争。在表达政治斗争的时候，又往往突出政治集团最高领导人的价值，形成个人崇拜思想。
如果我们仔细研读红卫兵诗歌的话，就会发现，他们赞美的主要对象是毛泽东和江青。在红卫兵的诗歌中，毛泽东思想起着最根本的灵魂作用。在众多的毛泽东思想的歌颂中，一个重要内容是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如：《沿着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前进》、《沿着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胜利前进》、《手捧<讲话>心澎湃——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社会主义文艺万代鲜红——纪念<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毛主席的<讲话>红日照》等。《刘少奇、邓小平是周扬文艺黑帮的总后台》，以21节的篇幅全面批判共和国初年的文艺现象和所谓的“大毒草”。对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部文献的重要性，诗歌往往用一系列比喻，如指南针、照妖镜、进军号等，以整齐排列的句式来渲染。《沿着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胜利前进》与前一首诗在思路和表现手法上完全一致，充斥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对江青的无限赞美、对革命样板戏的颂扬、对所谓的文艺黑线的批判，充斥着大量的政治口号，如：“伟大的著作，光辉的《讲话》，/是一部划时代的重要文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是最完整、最全面、最彻底，/最系统、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文艺路线。”
有一个很普遍的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红卫兵们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的热爱和崇拜，经常在诗中引述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语录。《沿着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前进》：四节，每一节开头引用毛泽东的诗句，分别是：“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六月天兵争腐恶，万丈红缨要把鲲鹏缚”、“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太阳的故乡》的代序部分是国际友人的诗句：“日自韶山出，日出东方红。当今红四面，四面期东风。”正文详细描写了红卫兵去韶山朝圣，倾听老农讲述痛史和革命历程，多次引述了毛泽东的诗句，如：“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王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毛主席，916战士永远跟着您》也引用大量的毛泽东诗词、语录和流行的政治口号。之所以出现这个现象，大概是为了证明自己一方才是紧跟毛泽东思想路线的，这就为己方打击对方增加了革命派的筹码。毛泽东诗词在红卫兵的手里，成了一种与对方作战的工具。
谈及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我们一般会认为单纯表达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对江青的竭力歌颂之作在红卫兵诗歌中，比比皆是，甚至达到了膜拜地步。岩佐昌暲和刘福春在编选《红卫兵诗选》时，把《赞江青同志》放在卷首，是有一定道理的。《鲜花和园丁——赞江青同志》也赞美对文化大革命和京剧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江青：
是您，毛主席最忠诚的战士，
是您，革命文艺最辛勤的园丁，
是您，我们党的光荣，
是您，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
《乘风破浪万里行——献给敬爱的江青同志》一诗，将她比喻为“火炬”、“劲松”、“海燕”、“英勇旗手”、“灿烂的红灯”，“在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中，/您又以磅礴天地的英雄气概，/率领亿万革命大军，/紧跟毛主席，大呼猛进。”“而我们，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永远向您学习，/永远以您为光辉榜样，/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乘风破浪万里行！”《沿着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前进》在赞美毛泽东的同时，也对江青极尽夸张之能事：
江青同志冲锋在最前面，
她把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红旗举得最高，
她战斗得最积极、最坚决、最勇敢，
她是暴风雨中的雄鹰，
她是文艺惊涛中的海燕。
可以说，在文革初期，江青的声誉和威信是非常高的，如果说，之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那么，江青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
三
统观红卫兵报刊，革命暴力情结是非常浓厚的，革命伦理凌驾于一切伦理至上。革命等于一切。甚至亲情也要无条件让位于革命价值理念。于是，家族身份统统被异化为革命身份。
中国文化心理结构自古是家国同构，在家族文化心理结构中叠合了政治文化，在政治文化心理结构中又叠合着家族文化，二者水乳交融地立体化浇铸在一起。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斗私批修”运动中，“斗私”也意味着批判私人感情，任何私人感情都被无情地贴上“人性论”的标签。因此，在红卫兵诗文中，私人意义的亲情书写，统统别置换为革命关系，亲情伦理被革命伦理所取代。这里有四首写母子情的诗歌：《妈妈，我不回家》、《放开我，妈妈！》、《孩子，去吧！》、《再见，妈妈！》。这四首诗歌抒发的亲情丝毫没有私人意味，完全转化为公众化的政治情感。
《妈妈，我不回家》交织着两种声音，一种是妈妈的元旦来信，希望儿子新年进步、春节回家，这是亲情的表现。另一种声音是儿子的。儿子在诗中四次斩钉截铁地回答：“儿子决心早下，/妈妈，我不回家！”儿子从自己的革命出身、爸爸的牺牲、姐姐在学校受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歧视、阶级敌人的复辟等方面，劝说妈妈，自己的选择是“我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红卫兵坚决听从毛主席的话”，“单等那一天，/主席的最新指示条条落实，全面开花，/我一定带着胜利的果实，/再见您——亲爱的妈妈！”儿子所代表的革命话语逐渐压倒了妈妈所代表的私人话语。《放开我，妈妈！》和《再见，妈妈！》写的都是红卫兵在武汉武斗事件中离开妈妈，勇敢投入战斗的决心。他们表达了自己不愿意做“乳燕”而应该做“海燕”的雄心壮志，他们不应该在私人意义的“家庭”里，应该到大家庭里经受革命和鲜血的洗礼，从个人之家，走向革命之家，具有非常丰富的道路象征意义，诗歌结尾时，儿子劝说妈妈：“请您和千千万万革命的母亲走出家，/仔细听一听，听一听，/武汉关宏亮的晨钟，/在《东方红》的旋律中敲打……”这个结尾是顺理成章的政治安排。
看了前面三首儿子视角的诗歌，再看妈妈视角的《孩子，去吧！》。这里塑造的是一个“成长”起来的妈妈形象。诗歌共分五节。前四节是妈妈的忏悔，每一节的开头都是一样的：“孩子，去吧！/我是一个糊涂的妈妈。”为什么忏悔？因为她又太多的“顾虑和牵挂”，不愿意让年幼的儿子参加革命暴动，而“顾虑和牵挂”正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啊！在革命潮流面前，妈妈终于“觉醒”了，最后一节，身份发生了重要改变：“孩子，去吧！/我要做一个战士的妈妈。/当春潮澎湃的时候，/你就是其中一朵明亮的浪花，/在捍卫毛主席路线的血战中，/你虽付出血的代价，/但我感到骄傲。孩子！/因为我是一个革命战士的妈妈。”
这个“妈妈”，成为光辉的“妈妈”，就像另外一首诗的死难烈士的妈妈一样：“你亲爱的妈妈，一滴眼泪也没有流，/她咬着不屈的咀唇，/和我们一起游行示威，/——抬着她儿子的尸首，/迎着晚霞，走在最前头……”（《请松一松手……——献给死难的烈士》）
红卫兵报刊中所体现的身份政治，具有非常丰富的辨析空间。身份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派性的身份，如出身、性别、成分等先天性因素，这是无法改变的。二是自塑身份，之主体自我选择并塑造的。所以，在特定历史情境下，身份政治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定位，是统治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召唤，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意识形态的变动，个人身份也会变化。因此，进一步研究红卫兵的身份政治何以形成以及个体主体性何以建立，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索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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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26 00:5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