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析：每个人的历史都很珍贵——读龚泽荣《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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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历史都很珍贵
来源：《忧郁的告白》　作者：王明析


       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经常在复述伟人的一句话：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龚泽荣先生让我钦佩有加的还不止是他对务川历史的秉笔直书，还在于他深刻的自我反省。

　　三年前，龚泽荣先生将其洋洋四十多万言的回忆录《我这60年》送我“雅正”时，我当时深感惊喜。在政协九年，我虽然主(选)编了五本地方文史资料，但说真话，我一直最想编的书还是《我这60年》这类“私人著述”的文章汇编。直到2011年9月，四十五万字的《沧桑务川》付梓成书，我才感觉有一缕如释重负的欣慰。务川不是我的籍贯，但我认可它是故乡，毕竟生于斯，长于斯，在此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多年来，通过各种渠道，我对务川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开始慢慢多了一些了解。但是，随着知道的人和事越来越多，我开始感觉自己对那段历史的了解似乎越来越少。坦率地说，我对这段历史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务川民族文化的兴趣。对于务川的民族文化，我虽然撰写过几十篇长长短短的文章，有数篇还被收入相关论文集出版，但自认为对这方面历史的了解还是极为有限，而且有的观点现在看来也明显不妥。但是，对务川上个世纪的历史，尤其是1949年到1976年之间的那段历史，我则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也正因为如此，得到《我这60年》这本书，我当即开始认真阅读它的前半部分，至于后半部分，当时就翻阅得比较草率了。我不知这样说是否会让龚泽荣先生感到不悦，但我必须实话实说。《我这60年》的精彩(部分)是明摆着的，它真实、朴素、爱憎分明。说老实话，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能把自己曾经的生活向世人作这样的无私坦露，实在是殊为难得的一件事。

　　《我这60年》是一本私人回忆录，相当于我国古代的野史。太史公之后，我国的所有正史在叙述历史时，官方意志和正统意识都非常明显，出于统治的需要和所谓道统遵从，它们记载的历史事实都有明显的偏袒和掩饰，很难说是完整真实的历史。如果把历史比喻为一个大拼图，各类史书应该都是它的一个侧面。正史多的是宏大叙事，注重彰显光辉历程;野史充满细节，富于原汁原味。正史是历史拼图的重要组成部分，野史则是它必不可少的重要补充——很多时候，野史还往往是历史拼图的一个很重要的侧面。《我这60年》之于务川县志之类的正史，就是务川极重要的一部野史。

　　写回忆录，传主难免溢美和讳饰。这是人之常情。但是，阅读《我这60年》，我感觉作者没有这个毛病，写人叙事很真实。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作者写到自己很隐秘的感情生活时，有非常坦率的心态和细致的笔墨。甚至，他不怕暴露自己的“肮脏灵魂”(P.122页)。

　　龚泽荣先生早年的情爱生活比较丰富多彩。他有早恋，其对象是表姐。表姐是“那样激情，那样浪漫，那样纯真”(P.35页)，遗憾的是她比龚泽荣要年长四、五岁。但因为相处日久，潜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情感的洪流，最终还是冲决了犹豫的堤防：

　　一天晚上我陪表姐去山上包谷地旁窝棚中吆喝惊吓野兽时，我终于迈过那年龄的槛，向表姐吐露了我对她的爱慕之心。

　　表姐似乎早洞察了我的心：“大毛，我要长你好几岁啊!你想好了吗?”

　　“想好了。这些天我都在想，思想在斗争。你比我那些女同学都好，我不怕你长我几岁。”

　　“大舅、大娘们会同意吗?”

　　“他们经常夸你，早就想你当儿媳妇了。”

　　“你在读书啊!”

　　“细姐，你等我几年吧!我还有四年就可以考大学了，考上大学我们就结婚，结婚后才去读大学。”

　　“大毛，我也喜欢你，大舅、大舅娘待我像亲生女儿一样，我等你几年。但，到时你可不要变心啊!我等你四年就二十六了，你变心，不要我，我就嫁不出去了。”表姐说这话时已有点酸楚悲伤了。

　　“不会的。细姐，我对你永远不会变心，我可以发誓!”

　　“谁要你发誓!我是有点担心。好，我相信你。”

　　就这样，我们在窝棚里定下了终身。

　　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我永远记得的日子。这天，表姐送我回务川家中。为了印证我们的决心，我们到西门照相馆照了一张类似那些结婚时才照的“排排座”以作订婚纪念。(P.35页)

　　初恋是纯真的。但生活中，有情人并不是都能终成眷属，龚泽荣也无例外。因为种种原因，“早年和表姐的恋爱已成过去，她已为人妻。虽然没有怨恨，但总有几分失落，总感到表姐那温顺的脾气，我此生难觅了。后来的事实印证了‘此生难觅’!”(P.112页)表姐已为人妻之后，龚泽荣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家人的关心下，也开始考虑起自己的人生大事。在互寄相片之后，经过大半年十几次互诉衷肠的通信，他对另一个女子已有情意绵绵之感，认为这个未曾谋面的武隆女子“可以作终身伴侣了”。龚泽荣一颗年轻的心是怎样为之激动不已的，想必过来人都能体会;事实上，他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三日甚至还为这个女子写下了一首情深意长的短诗《我们没有见过面》：

　　我们没有见过面，

　　但，爱情的声音却回荡在我们的心。

　　我们只通过几封信，

　　然而，它已把我们的姻缘锁定。

　　我爱你，不是你美丽的脸，

　　而是字句中蕴藏的爱心。

　　你爱我，不嫌我脸有缺陷，

　　只希望白头到老，

　　永结良缘。

　　诗写得真挚动人。可是，龚泽荣乘船到武隆县城见到他“日夜思念的姑娘”后，他被“惊得怀疑是不是找错了人”!因为面前这人“和她所寄相片完全是两码事……消瘦，瘦得脸上颧骨突出，只剩那浓浓的眉毛，大大的双眼还显出一丝灵气，那黝黑眸子闪动着忧虑，疲惫和无奈。”(P.114—115页)龚泽荣的失望是显而易见的，就在他不知如何面对此事时，姑娘却因为自己在信上隐瞒了自己困窘的家庭情况主动提出推辞这门婚事。对于龚泽荣来说，这就有些“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意思了：又不是我不愿意，是你先提出的，我自然正好“顺水推舟”。但这“舟”却没有被顺水推掉，几经周折，这位舒姓女子还是成了龚泽荣的发妻。但是，婚后不久，龚泽荣就遇到了大妹：“大妹比我稍矮，丰腴的身子，齐肩的披发，蓝色的工作服，显得帅气，豪气，潇洒，大有工人的气魄。盘子脸，双颊红得像苹果，长睫毛下，带眯的眼睛闪动的秋波中饱含温情。当我们四目相对时，似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意。”仅仅几天的厮守，大妹的“柔情蜜意”就让龚泽荣陶醉了，“想到刚刚娶回的妻子，枯瘦如柴”，他又开始后悔自己的婚姻。不过，他还是在内心反复告诫自己：不要学《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张忠良喜新厌旧。(P.118)发妻舒氏原本身体不好，半年后，竟病死在老家。自传写到这里，龚泽荣依然如实拷问自己：“舒氏的死，一方面我如释重负;一方面也撞击我曾移情别恋的肮脏灵魂。我十分内疚和后悔……‘一日夫妻百日恩’，对舒氏，我恩在哪里?情在何处?面对她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我说是我害了你过早地离开人世。内疚，惭愧!这内疚之心也许伴随我到生命结束时才会消弭吧!”(P.122页)

　　1964年12月11日，龚泽荣终于有了现在白头偕老的妻子申氏。没想到，他对申氏的评价依然是那样直言不讳。我在阅读这段文字时，甚至还有些忍俊不禁：

　　申氏有中国农村妇女传统的吃苦耐劳，生活节俭之美德;更有小农封闭，固执之习气，至今难改。婚后对翁姑敬而少孝;对丈夫善良而少娴淑;对姐弟和睦而淡漠;妯娌间和而不泼辣;邻里间少来往也少争吵;对夫家亲戚能接待却少热情;对子女多溺爱而缺家教;耐体劳而疏于针黹;善粗活而不善茶饭。(P.127页)

　　因为申氏是这样一个妻子，所以龚泽荣先生晚年认为：

　　申氏的这一性格使我一生处于幸福的边缘和不幸福的边缘。人生苦。但夫妻恩爱苦也甜。如果说夫妻间没有情感的苦是最苦的话，我是最苦的。我和妻欠缺的是浓厚的情感。也许是文化的差异造成;也许是两人性格爱好不同造成。所以我一生，在生活上最遗憾的是没有享受过妻子的柔情蜜意、温顺体贴;但欣慰的是我没受到我所见的那种悍妇的辱骂，泼妇的蛮横。“河东狮吼杖藜落”也是使人难受而苦不堪言的。

　　在婚姻问题上，我第一次婚姻是失败者，而这次婚姻我也没有胜出。(P.127—128页)

　　我不知这样大段的引用是否会让龚泽荣先生心生不悦——原谅我，龚主席!我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地要当“文抄公”，之所以要用这么多的篇幅介绍《我这六十年》这部回忆录中传主的这些 “个人生活”，其实是想为介绍这部书中更重要的内容作铺垫;或者，是希望读者相信：《我这六十年》中写到的务川历史，完全是真实可信的信史!试想一下：当作者写到自身很隐秘的情感生活都能有卢梭《忏悔录》的风度气派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怀疑，他在记述务川历史时，会有虚妄不实之词?——尤其是看到书中有他表姐、两位妻子和大妹的照片时，我更坚信自己的这一判断。
　　那么，《我这六十年》中记述的务川历史究竟有什么值得珍视的呢?


　　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县的历史，不说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根据我国的县级行政管理体制，似乎可以这样说)，至少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或折射出国家的一些重大史实的真实状貌。建国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例如“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一段时间里，其正常的学术研究往往会遇到一些有形或无形的规定与限制。除了粉粹“四人帮”，结束“文革”的最初那五、六年，因为“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的需要，国家有自信开放的姿态，没有过多的“禁声禁言”之举外，不知从何时起，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好像都成了一个个莫名其妙的“敏感话题”。虽然《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但实际上却不完全是这回事。即使本着文责自负的法律规范，普通公民要想在正规的铅字出版物中记录自己真实的生活经历依然很难。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特别指出和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但是，在今天，总书记对《宪法》重要性的强调还是被一些人有意无意地遗忘了。对重大历史事件有亲身经历的普通公民，出于对历史和未来的负责态度，抱着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提笔记叙自己置身历史漩涡中的一些亲身经历，书成文字后，要想通过正规渠道变为出版物，在今天依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某些握有公权力的官员，对这样的文章和书稿尤其抵触。笔者曾亲身经历过一件事，当地方政协把盖有当地党史办“同意出书”的审阅意见的正式公函交到省新闻出版局的相关官员手中时，该官员竟然在书稿都不看的情况下，只看《沧桑务川》一书的目录就断然否决了该书的出版申请。其理由是：书中涉及了“反右”、“文革”、战争等题材!虽然经过笔者的据理力争，该书后来也出版了，但这件事给人的唏嘘感慨至今令人有些不寒而栗。纵观今日，有些网络痞子和“专家”还是不承认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有上千万人被饿死的这一客观事实(事实本来毋容置疑;甚至连2011年出版的中共党史第二卷都不回避这一惨痛历史，详见该书第563页)，不承认“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竟还在那里有意无意地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写一些狗屁文章——企图遮蔽历史真相和斩断后来人的相关历史记忆。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长此以往是绝无丝毫益处的;历史走到某一天，很容易产生我们意想不到的负作用或是破坏力。《我这六十年》的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作为一个过来人，龚泽荣先生以一种大无畏的姿态、对一个地方历史和后人负责的姿态，在本书中留下了他可贵的亲身经历。它让生活在务川这块土地的后来人知道，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即使是在务川这样一个县份，从县城到一中的路上，也经常会遭遇饿死者“横尸路上”的惨剧，以致城里的同学去学校上晚自习，也只能“结伴返校，以壮其胆”。(P.67页)至于城里人的悲惨的生活境况，包括学校“吃”之境况的糟糕与难以想象，书中的大量叙述和描写就更具体了。种种严酷的现状，不是那个年代的过来人，阅读《我这六十年》，恐怕很容易将其视为天方夜谭。可是，那些悲惨的生活景象又绝对不是天方夜谭!

　　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经常在复述伟人的一句话：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龚泽荣先生让我钦佩有加的还不止是他对务川历史的秉笔直书，还在于他深刻的自我反省。“文革”结束已经将近四十年了，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今天，四十五岁以下的中青年，对“文革”的起因和经过，知道和了解的人已经少之又少。笔者的子女这一代人都是大学生，读博读硕和出国的人也有，可是谈起“文革”，他们要么不感兴趣，要么一脸茫然;很自然，谈到“文革”给中华民族和国家带来的灾难，他们的漠然和将信将疑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今天的很多中青年人，他们对“文革”的反人道，以及荒谬残暴可说是一无所知;而一些“文革”知情者、没有“文革”经历的人，却还在昧着良心凭借一些“二手资料”，别有用心地在鼓吹“文革”的所谓正义性!笔者基本上可说是“文革”的过来人，所以，对龚泽荣先生在本书中所记述的务川“文革史”就感觉非常的真实。而我推崇《我这六十年》的重要理由，不仅仅是这本书真实地叙写了务川的部分“文革史”，更重要的是，龚泽荣先生对他在“文革”中的经历不但有详实可靠的回忆(他不讳言自己也曾是“造反派”，甚至担任过《夺权公告》之类檄文的主笔，本书有详细的引用)，还有令人非常钦佩的反思。人到晚年，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文革”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讲都不值得赞赏，相反，他还为自己年少无知在“文革”中做过的事“感到后悔，对不起一些同志、朋友，应该向他们赔礼道歉”。(P.156页)

　　《我这六十年》的记事跨度很长，从1940年到2003年。它用细致的笔墨，记叙了一个土生土长的务川人，从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到担任两届县政协副主席的人生经历。笔者在本文中择其部分内容书成这篇读书小札，涉及全书内容尚不及十分之一。实际上，本书记叙改革开放后的后半部分文字，给人的感想与启迪也是很多的，尤其是对照建国后前二十七年的那些日常生活的记叙，更能看出“文革”等政治运动的荒谬可恶，珍惜今天改革开放的来之不易。所以，本书无论是对了解务川历史，还是增加年轻人的社会判断，都是一本很有益处的私人著述。


　　2014、9、15草于务川

　　2014、9、18改于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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