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川杂志《山乡》：曾经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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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辉煌


  


  


——关于《山乡》的随笔


  


  


梁文珊


  


  


事出有因 酝酿《山乡》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六年，荼毒神州十载的“四人帮”倒台，举国欢腾，称之为“改朝换代”的“第二次解放”。那真是惊天动地的震撼全球的大事。


当其时也，未曾见过电视机，未曾用过洗衣机，未曾听过录音机的中国人憋了多年的怨气、豪气、悲气、喜气要发泄，等待发泄！


当其时也，从“四人帮”的“红色恐怖”中解放出来的中国人民，从“文化大革命”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获得自由的炎黄儿女最钟意的、最热衷的、最崇拜的是什么？现代人或许会不理解，不相信，告诉你吧，是——文、学、艺、术！


当其时也，一首《绣金匾》，令亿万人泪洒大江南北；一篇《班主任》，举国争颂；一部话剧《于无声处》，电影《小花》，令万人空巷；还有相声《如此照相》，油画《父亲》，还有小说《乡场上》《第二次握手》，长诗《呼声》、歌曲《祝酒歌》……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列出一幅长长的清单，证明那段时期的文艺作品是如何的美丽、繁荣，同时也就受到人民的热捧。


区区并没有蔑视政治、经济的意思。政治，经济，国之大计也，谁敢、谁能蔑视！只能说这是历史上一段很特别的时期，让文艺坐大，据领了人间风骚。


《山乡》正是在这段时间机缘际会，酝酿、出笼、辉煌、退场谢幕的。


三十年，荏苒间就过去了，中国已成就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昔日昔年，社会对文学艺术无谓的顶礼膜拜；对文学艺术功用的夸大其词，早已成隔日黄花，烟消云散。这未尝不是好事。世间万事万物，本就应各归其位，各司其职，这就是历史规律，《山乡》岂能例外？


区区受王明析先生嘱托，谈一谈当年有关《山乡》的情况。距时既久，年老多病，记忆衰退，本应推辞。转念想及：务川乃我第二故乡，长于斯、学于斯、职于斯，义不容辞也，尽其能吧——聒噪多少算多少。以上，算是交待了《山乡》“来龙”的历史背景吧。


  


事在人为 《山乡》出笼


  


说事必先说人，说《山乡》必要说哈文。哈文，回族，重庆人，一九七○年北京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史专业毕业，分配到务川一中任历史教师。此人颇具才华，尤善谈论，诸子百家，倡优隶皂，无所不知；谈古论今，说天道地，无所不晓；恃才而不安于现状者。到务川任教后，调换工作单位多次，计有：务川一中，务川文化馆，武汉民族学院，遵义行署，云南某地某单位，遵义民族宗教局……等。因其所待过的工作多，时间都短，考究成绩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乏善可陈”。务川文化馆是哈文工作最长的单位，除了日常工作外，哈文还为创办《山乡》做出了贡献。由此可以证明：如果假以时日，如果给哈文一个恰当的座位，让其臀部能安稳坐下，哈文是肯定能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有绩可陈的。


对于上世纪的文化馆工作，时人概括道：写字照相，布置会堂；唱歌跳舞，演爹装娘；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抽调中心，七十二行！据此可知，县级文化馆的干部，不必都是“专家”，却必须是“杂家”。


哈文大约是一九七七年调到文化馆的，当时文化馆原任领导王同亮调离，调哈文去，一来也算是种提拔，一来也是哈文自己的意愿。


文化馆是个小单位。除馆长外，只有周书俊，朱祥明、陈立生、方碧华、冯春元等共七人，而且陈、方、冯三人因种种原因调离在即。只剩四个人，怎么开展工作？补充人员，成了当务之急。而且，也就在同时，哈文已有了“办一个刊物”的打算。


果然，在邝成大、唐大贤、梁文珊、芦月娟等人先后调到文化馆后，哈文在馆务会上提出了办《山乡》的建议。


此议一出，众人附和。上文说过，文化馆的干部都是“杂家”，准确点说，是“准文艺家”。文联八大协会：作协、剧协、音、美、书、曲、摄、杂都不乏人才，有一份综合性刊物，就有了阵地，可以展露才华，又可以联络同好，何乐而不为！大家一致认为，哈文提出了一个好建议，同时也是个“难”建议。


“难”就难在经费上。像务川这样地处边僻山区，高寒地带的穷县，连干部工资都靠上级财政补贴，要县里面拿钱出来办刊物，而且一要就是两千元。两千元！这恐怕要惊动县长书记来审批吧？我们都认为，办刊物，哈文说说而已，哪里会当真呢。


就行政体制来说，县太爷、县衙门只能算小衙门，芝麻官，但对于我辈平头百姓，相距何其遥远！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谁会和这样的大人物扯上关系！然而哈文例外。


不能不佩服哈文在处理公共关系时的思辨力，说服力，大家都认为很困难，没有希望成功的事，他都一一办妥。几天之后，有关刊物的审批、任命、经费开支等等，均化为红头文件，发送到文化馆。


遵文件精神——刊名：山乡；刊期：季刊（即三个月一期）；主编：哈文；办刊宗旨：以文学艺术综合刊物为主，兼顾文化馆工作。至于编委编辑之类，并未十分确定，反正文化馆就是这么几个人，大家都有事做。


方针既定，立即投入工作，为了给刊物壮声势，需要组织一些有分量的作品，这任务主要落在哈文、唐大贤、区区和王丰（王远道）头上。哈文身不必说，人脉宽；唐大贤，原是军旅诗人；区区正在学写小说，认识一些作家；王丰是务中语文老师，常有作品见诸于报刊，且是绥阳县人，绥阳人称诗乡也！


  


蹇老的祝贺 石果的“平反”


  


蹇先艾，遵义人，上世纪二十年代即投身文学事业，成就斐然，曾获鲁迅誉为“乡土文学”之代表。建国后一直是贵州文艺界领军人物，人尊称为“蹇老”。“文化大革命”在劫难逃，打入牛棚，“四人帮”粉碎后，重任省文联主席。在省作协举办的小说改编班里，区区有幸数次聆听他的教诲，又因是遵义老乡的缘故，倍受他的鼓励与鞭策。


一九七八年末，我专程到贵阳向蹇老汇报了我们拟办《山乡》的情况，蹇老当即赞赏，问我要他做什么，是不是要文联或作协发个贺信之类。我说那太一般化，我们是想请他以个人名义写封信，对家乡鼓励更大。蹇老稍作沉吟，便道：也好，由我个人也可以，你既然在贵阳，我现在就写了交给你。


短札一通，立马成文。文曰：


  


务川文化馆《山乡》编辑部：


你馆拟在明年元月创办《山乡》杂志，我省又将增加一个新的文艺园地，我们听见这个消息，都很高兴。据我所知，务川是黔北文风比较盛的一个县，代有才人。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在县委领导下，办好《山乡》，而且很有地方特色。


一九六六年，我曾与务川一些同志在遵义团溪搞过一段时期的“四清”，相处很好，虽是十二年前的事情，记忆犹新。黔北各县我都到过，只缺务川一县，将来倘有机会，倒想去那里作短期旅行和学习。


敬礼！


蹇先艾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蹇老此信刊登在《山乡》创刊号上，原准备影印，谁料付梓后一看，效果太差，只好放弃。我将原件收回，至今珍藏。


如果说蹇老的信来得十分顺利，组求石果的作品就颇费周折了。


石果，本名何恩余，何绮波，湄潭人，建国前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党工作。建国初期即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小说《结婚》，一举成名。然而运交华盖，路途多舛，自“反右”至“文化大革命”，均为批判、斗争、清查之对象。“文革”结束后，说是“平反“，恢复人身自由及政治权利，却又留下一条尾巴。至于什么尾巴，容后叙述。


在蹇老处求得贺信次日，我去访问石果，老先生正在写作，蝇头小字，一笔不苟，稿笺纸旁边，一搪瓷茶缸，缸内非水非茶，酒也！此是老先生多年的习惯，有酒方有文思。


我自报家门之后，报告了《山乡》的情况，又大谈务川，湄潭的人事，用乡梓之情套了近乎，最后点题：请老先生为《山乡》赐稿。


老先生谈锋甚健，且语多调侃。下面略叙我们之间的谈话，极易区分，无需标明主客。


你就是司马赤？久仰久仰，失敬失敬、请坐请坐、请茶请茶。光临寒舍，垂询老朽，不知有何见教。哦哦，你说过了，要我“赐”稿，嘿嘿，我都一二十年没写过东西了，拿什么稿子“赐”给你！


你现在写的是啥子？


《沧桑曲》，长篇，三部曲。又不是短篇小说。


节选一段给我们也可以呀！


你这个司马赤，只晓得缠着要我给你们写东西，晓不晓得我现在的情况？


你是老作家，老革命呀！现在连右派分子都通通改正了，你还有啥子问题？


有问题。是，工资发了，不住牛棚了，不开我的批斗会了，给你说嘛，还给我留了条尾巴——


啥子尾巴？


不准我用本名和石果的笔名发表作品。


好奇怪的规定。哪里下的规定哟！


自然是组织上。


——我为之语塞。所谓组织，或许是一个人，或许是许多人；或许是一个部门，或许是几个部门；或许它有形有状，或许它无形无状；它或许是一张纸；它或许是一句话；随你怎么猜都可以，但是有一条原则你必须遵守：对于组织的决定，你除了服从，别无他法。


但是我觉得那个“规定”有空子可钻，不许用石果的笔名和本名发表作品，我们干脆不署名或者用“无名氏”署名发表，总可以吧？总不犯规吧？


老先生哈哈大笑：看来你们是铁了心要我的东西了？对你说吧！我倒无所谓，就冲这个尾巴，我也想和一些人开个玩笑，怕的是你们受到影响。


我们再不懂政治，当时一片平反、改正、改革、开放的呼声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感觉到了的，怕什么影响！


老先生说：既然你们同意，我就着手在初稿中选一段，到时候你们派个人来誊抄——当然你能来最好。


一九七九年暑假期间，务川一中邹书贵老师到贵阳公干，我们便请他到石果家里选抄了一万多字的作品刊登在《山乡》第四期上，并加上一段为作者鸣不平的按语。节录如下：


编者按：《沧桑曲》是我省一位老作家写的一部未完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反映了解放前……（内容略）但据说由于某种原因，作者发表作品还受着限制，我们自作主张抄了一回半在本刊发表，题目加了个“小”字，又用了个“不伦不类”的笔名：无名氏。


（下略）


《沧桑小曲》刊发后，引起了极大反响。圈内人都知道“无名氏”就是石果；圈外人很容易就打听到石果就是“无名氏”，一时间探询作者情况的，关心全书进展情况的，索要刊物的应接不暇。《山乡》一时也声名大噪。


哈文也因此洋洋自得，逢人就宣传：是我们《山乡》最先给石果平反的！


  


  


曾经辉煌


  


一千九百七十九年元月，《山乡》创刊号如期出版。边僻而穷困的小县竟然不声不响的推出一份文艺刊物，其新闻性和轰动性自不待言，就是有关领导和舞文弄墨之人，有识之士都额手称庆。


一片赞扬声中，免不了有溢美之词，但我明白，就凭所谓“敢为人先”开县办刊物之先河之类的赞颂，《山乡》也不能自诩为滥觞。据我所知，《山乡》创办前后，在遵义地区就有两家刊物：湄潭有漫画刊物《小辣椒》；绥阳有诗歌刊物《喷泉》。虽然这两家刊物都是不定期的四开报纸版刊物，容量既小而且内容单一，但是编辑都很用心，刊发了一些有分量的作品。有比较就有动力，“齐心协力，办好《山乡》”是全馆人的心愿，而付诸于行动。从组稿，选稿、编稿、改稿、到美术、装帧到跑印刷，校对等等直到发行，不敢稍有懈怠。


天道酬勤。凡是谈到《山乡》的朋友，各界人士，圈内的同行、圈外的知音，一致认为《山乡》是一份“像模像样”的杂志。且看容量：六十页码，十万字至十二万字的容量；且看内容，文学四大块即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无一不有；艺术门类美术、音乐、书法、曲艺、摄影门门不缺；且看作品质量；务川本地文学艺术的精英都藉刊物展现才能自不待言，还请省内外许多知名作家为《山乡》撰稿。言及此，我觉得真的应该感谢这些作家、诗人们，以他们的成就，他们的声望，能放下身段为务川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小刊物写稿，而正因为有他们的作品，使《山乡》增色不少，促成了粉碎“四人帮”之后，改革开放之前一段时期，务川历史上的一段辉煌。


为了这曾经的辉煌，除了上文提到的蹇先艾、石果外，何士光、梁上泉、廖公弦、李发模、张克、罗马等近二十几位名家也为《山乡》摇旗呐喊，增光添色。务川自古就文风昌盛，传承有序，《山乡》的创办，早聚集了众多文人墨客，跃跃欲试，如今又有这么多大名人来支持，激励之下，社会各界有教师、有干部、有工人、农民、居民各色人等，甚至小学生，都向《山乡》投稿。一时间，文化馆门庭若市。


  


事出有因 《山乡》谢幕


  


一九七九年末，《山乡》三期四期合并刊印出版，显得格外厚重，又因为有石果的长篇选载，令人瞩目。同时在这期刊物上，编发了三条短文，一条是短讯，标题为《北京市各区县文艺刊物纷纷问世》，可见县办刊物方兴未艾，务川走在人前了；一条是《本刊启事》，表明刊物向县内外作者征稿的有关要求；还有一条是简讯《情况通报》，内容是：县文化馆召开了《山乡》编委座谈会，邀请了有关领导及部分作者参加，哈文通报了一年多来，收集、组织稿件及编辑、刊用稿件的情况，粗略统计，收稿二百余篇，刊发六十余篇，共处理稿件百余万字；关于刊物出版后的反馈：从来信来函及口头交流和《山花》、《贵州日报》等省内权威刊物转载《山乡》作品的情况，可知反映甚好；当然有不足之处，容后改正。结论：《山乡》办得好，办得闹热，现在县办刊物风起，人家新办都要办，我们更应该一鼓作气办下去。


这无疑是为明年工作打气鼓劲的会，与会众人都兴致勃勃，摩拳擦掌准备在一九八○年好生干一场。但所谓月满则亏，泰极否至，事情陡然发生变化。


座谈会开过不到一个月，有天哈文悄悄对我和唐大贤说，《山乡》只怕是办不成了……我们道：缘何？回曰：孔方作祟。


前面说过，务川是个穷县，穷县的四个特点“老、少、边、穷”即老区，少数民族集中、边远山区、靠上级拨款的日子，务川全占了，标标准准的穷县。


维持一份刊物，制版（当时还是活字排印）、印刷、稿费、邮寄发行，动辄就要钱，哪怕就是几百千把元，拿不出来就拿不出来，总不成去偷去骗吧？


哈文说，县财政说了，明年不会打我们的米了……我们开玩笑惯了的，叫他张开嘴给我们看了看说，你那×嘴巴好好的，三寸舌头也没有烂，去活动呀！去游说呀！听之任之，不是你哈文的风格呀！哈文笑而不言，讪讪走了。我对大贤说，我觉得这鬼东西笑得有点怪，有点坏。他怎么会甘心于不去活动？


很快有了答案：哈文要走！一九八○年元旦刚过，有风声在馆内传言：哈文要调走……过了春节，传言证实，哈文自己也承认，到遵义行署报到，单位未定。


用务川话来说，哈文确实是个“尖屁股”。我们在指责他不安于现状的同时，又得承认他能力过人，他的思辨力，说服力，公关力都值得称道。此次调动，好像很快又调到武汉民族大学（？），后来又跑了几个单位，回到遵义。一九八八年，哈文因病早逝，所谓无妒英才也！这是题外之话了。


可叹这《山乡》杂志，财政不给钱，断了奶，已是活不下去了，更加上始作俑者、主编调离，弃它而去，不自动谢幕，更待何时！


《山乡》走了，走得悄声无息。但是我们处理善后着实忙了好久；三、四期稿费未发；印刷厂的债务未清；已通知在一九八○年录用的稿件要逐个退还；有几个名人的稿子已联系妥当现在不用了；直到一九八○年末；我们还不断收到来求索《山乡》的读者来信，欠人家稿费的要付清，欠印刷费要还钱，退稿的要道歉，名家的组稿要一一登门解释，对《山乡》痴心不改的读者，至少要回信致歉。有剩余刊物最好一并寄上……直到一九八一年，总算画上句号。


继哈文之后，一年之内，方碧华、陈立生调离了文化馆，回到家乡发展去了。次年，陈清源退休。又次年，我和唐大贤也分别调到遵义、贵阳。至此，我们也该和《山乡》说拜拜了。


同一样的与故土道别，雅人和俗人有所不同：雅人是“悄悄的走，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何其潇洒，何其放达；我们是俗人，潇洒不起来，悄悄的走，手也挥不成，对务川，对《山乡》，带走了无尽的思念。


  


2011年6月于遵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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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笔名司马赤，上世纪八十年代与何世光、戴绍康、石定等同时的贵州作家，曾任遵义市作协副主席。出版有小说《日遇三险》《回头一笑》等，现居遵义市。

都是节选《沧桑务川》上面的内容哟。该先生以前还写过一篇中篇小说描写文革时期的一个县城所经受的叫清流县。。。什么的。由于当时本人才在读初中忘了主要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