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 引入早期的社会科学研究视角观察当代中国

yangharrylg

裴宜理：回望而以前行


与之前沈艾娣的那篇文章一样，都曾发表于《社会科学》，供参考。


四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在美国研究中国政治的研究生。

当时，1949年被当作“历史”与“政治学”的分界线。1949年前发生的事情属于历史学家的研究范畴；政治学家（以及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其他社会科学家）则负责关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事情。


这种划分规则的唯一例外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因为它与1949年后政治的密切关联，而被认为既是历史学家，也可以政治学家的研究范畴。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很难说服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同意我将农民起义及其与共产革命的联系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因为它的考察需要上溯至19世纪中期。


如今，随着时间流逝，中国政治与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型，上述情形已经发生了转变。20世纪美国新一代的历史研究者正在研究1949至1976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这些年轻历史学者中更富挑战精神者甚至开始进军20世纪80年代改革初期。与此同时，政治学家试图将他们的研究限定在后毛泽东时代；实际上，目前大多数研究中国的美国政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仅仅书写1989年之后的事情。

上述这种现当代中国研究的学科分工看上去自然且必要，实际上它却承受着一些隐性代价。对于政治学家而言，没有对早期政治发展脉络的深刻理解，要来回答关于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些最为紧要的问题，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比如，若研究者对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没有一定了解，又如何能够解释当前政权对于“维稳”的迫切呢？

由于这种对“历史”和“社会科学”随意武断的区隔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困扰历史学者的程度并不亚于政治学家。其后果之一就是大量由新一代年轻历史学者正在生产的学术成果质量令人堪忧。我们本可以期待，由于做田野调查的更多便利，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档案的开放（当然是有限制的），历史学者正在从事的关于毛泽东时代的研究理应远远超越之前一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然而我想说，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用英语写成的关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最好著作，依然是那些由较早一代社会科学研究者利用并不充分的原始文献，且在缺乏实地田野调查的机会的情况下写成的经典研究，从这些有见地、有影响的研究中，可以列举几例：本杰明·史华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开弗朗茨·舒尔曼《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利夫顿《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改造》、鲍大可《干部、官僚机构和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权力》、李侃如《天津的革命和传统》、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罗德明《刘少奇与中国文化大革命》、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等等。所有这些研究都主要基于非常有限的文献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出版物，有些还包括非官方的红卫兵小报），辅之以与逃亡香港的难民和其他移民的口述访谈资料。

这些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与由20世纪年轻一代历史研究者进行的研究在学术成就上对比非常明显。尽管（或者说由于）可以利用政府档案，也可以随时来中国进行相关口述访谈，但是这些新近研究的视野都无一例外显得狭窄，对于熟悉早前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研究著作的人而言，他们几乎没有提供任何令人惊喜的新经验或分析。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新研究却很少引用早期研究者的著作和文章。由于“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学科区隔，现今美国新一批研究20世纪中国的历史学者对在他们的研究主题上已经存在了的优秀研究成果表现出了惊人的无知。此外，由于研究中国的当代社会科学研究者将他们的考察时段仅仅局限在1978年后（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1989年后），他们同样也对于先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已有研究成果相当陌生。

普遍忽视研究毛泽东时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研究成果，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美国学界营造出一个很不完善的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氛围，即年轻一代的学者实际上在不断进行“重复论证”的工作，这种情况显然与后辈研究者在通过系统地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去验证、阐释或者推翻前人的结论，这样的理想研究状况相距甚远。

现在研究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学者，常常深深着迷于档案和口述材料的丰富，却对这些材料中严重的倾向性和局限性无动无衷。他们很少细致地考察他们可以获取到的（而恰好并不是另外一些）档案和回忆性资料，背后蕴藏的政治意图（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较之老一辈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他们使用的材料持高度的警惕态度，因而倾向于在这些口述和文字记录的字里行间细细比照发现问题，以挖掘出独到的发现不同，现在的研究者往往是做重复叙事的工作。此外，由于现在可获取的毛泽东时代相关材料的异常丰富，当代研究者往往将他们的研究主题局限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非常小的碎片。那些触动前辈研究者去努力探讨中国与苏联的共产主义之间的相似与差别的重大问题已经渐行渐远了。

因此，对于如何在美国更好地推进当代中国史研究，我的建议很简单：回顾而以前行。我们需要认真研习前辈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已获得的基础性的学术成果，以期拓展、阐释，必要时推翻他们颇具挑战性的结论和观点。

裴宜理.回望而以前行:引入早期的社会科学研究视角观察当代中国[J].社会科学,2015,(第11期).

https://www.douban.com/note/692471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