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贤 黄亚洲：记杭州中学生第一次“上山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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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杭州中学生第一次“上山下乡”
　　口述：杭四中退休教师 王长贤　　记录：原杭四中学生 黄亚洲
2010-02-07
  


  那一场由“最高指示”引发的“上山下乡”运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事吧，千丝万缕的，我不去评说它了。我想讲的，是“文革”前浙江省杭州市的第一次中学生“上山下乡”事件，那个过程，我至今不能忘怀。


  那天早上我正在讲课，突然被副校长叫出教室，说马上赶去市委开会。


  那是1960年，四月下旬的一天，天气暖和。


  市委草坪上一个中学一条线，我看见了许多中学的高一、高二年级的班主任，大家都在坐等，都不说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会呢？


  一会儿，对面房子旁边的圆洞门里走出两个人，一个矮的问“人到齐没有”，市教育局的领导回答说到齐了，那矮个子就说：“现在请中共杭州市委书记王平夷同志讲话！”


  于是那个身材高大脸膛圆圆的干部就讲话了，讲话之前先摸了摸自己圆滚滚的平顶头，声音洪亮：“昨天晚上，我们市委班子开会，一直研究到早上四点钟，就是为解决今年的吃饭问题。再过十多天就是立夏，大家知道，‘早稻插秧不过立夏关’，但是农村普遍反映早稻插秧来不及，怎么办？人民的吃饭问题耽误不得，所以今天动员杭州的高一、高二年级中学生去农村帮助插秧，十天左右时间。高三年级就不去了，集中精力准备高考。你们必须保证在今天中午的十二点半，都到各自学校的大门口集合，我已经跟军分区司令通过话了，由军车来运送学生。”


  王平夷书记说：“明白吗？”


  我们说：“明白。”


  王平夷书记说：“好，散会！”


  我到现在都很羡慕那个时候的工作效率，一句废话都没有。


  于是各校的校长和高中年级班主任就在草坪上决定，马上回校，高一、高二年级学生立即回家，各自带上铺盖、十斤粮票、一两油票，十二点半准点在学校大门口集合。


  军车一直没有来，大家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地等下去，全体庄严，正襟危坐，不出一声，哪怕是小便，都只准到就近的大礼堂旁边的厕所去，一个个都是飞一样地跑去，飞一样地跑回。


  军车开到，是下午五点整。我们杭四中八个班级四百学生，从十二点半起，在自己的背包上，整整坐了四个半小时。


  那时候杭州的8路公交车有个“杭四中站”，这四个半小时里，有多少辆8路车在这里刹车和启动啊，每辆车上的乘客看到这四百名神色庄严纪律严明的中学生都是惊叫声一片，杭州城真的没见过这种阵势啊！


  下午五点钟开的车，到目的地富阳县青云公社，已经是晚上十点了。汽车整整走了五个钟头，想一想，那时候的道路多么艰难。


  村里为我们安排了睡觉的地方，一个大仓库，分一大一小两间房，小间睡六个女同学，大间挤四十个男同学。党支书指着中间那个“高起的一块地方”说，这是供老师睡的。


  晚上灯暗，看不清楚，我就睡在“高起的地方”，早上起来一看，发现睡在一口棺材上，棺盖成了我的床。学生惊叫起来，我自己动动胳膊动动腿，还好，睡了一夜的棺材，依旧充满朝气和活力。


  劳动很艰苦，也很磨炼人。每天早上五点半就出工劳动。我们高二丁班特别争气，拔秧、插秧、耘秧，每一样农活全班都做得飞快，也很保证质量。第七天，全公社青年组织了一个“插秧比武大会”，我们班派出了三个强手，一评下来，全公社的前三名都是我们班的，学生王作鹏插得比当地青年农民还快，还匀，还齐，荣获冠军。


  全公社都轰动了。


  这次杭州中学生下乡，成果丰硕，使许多公社在“立夏”前全部插上了秧，农民开心，市委领导也高兴，市里一口气颁发了十面“优胜红旗”。


  我们杭四中拿到一面。这面锦旗，学校给了我们“高二丁”。


  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通过这次下乡，班里的学生好像都换了个人，上课眼如铜铃，专心听讲，课堂纪律大大好转，学生见了老师都特别有礼貌，各课考试的成绩也是全年级拿第一，连外语比赛也是冠军，唱歌比赛也拿第一。


  班级面貌简直是焕然一新。


  为了这样的效果，我宁可每年都去乡下睡棺材板。


  所以我要套用一句“文革”句式，那就是中学生短期下乡“就是好！就是好”，我也不管你们怎么想。有人说：“难道发达国家的中学教育也要学生这样停课去劳动吗？”我没有作过这方面的比较研究，我退休好多年了，现在国家的教育改革往哪个方向走，反反复复的，公有理婆有理的，我也不是弄得很清楚，总之，一句话，不要整个学期都把学生关在教室里满堂灌，中学生短期“上山下乡”，真的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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