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年代兴起的集体主义住宅，不该只是作为“历史遗留问题”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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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第一批为工人建造的集体主义住宅如今已有六十多年历史，有的已经拆除，有的还保留着建成时的样貌，大量人口居住于此。
7 月初，上海彭浦新村纪念了“建村 60 周年”，作为上海第一批工人新村，它回溯了自己诞生时的荣光，曾经入驻新村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如今，这批公房的代号成了“老破小”，新村、工人、集体主义，这些在主流话语里已经变得陌生。
“这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艺术家石青称，以他如今居住的上海为例，人们谈及这座上海总有着明确的“年代取向”，“要么是 30 年代民国的十里洋场，要么是 1992 年浦东开发之后的经济腾飞”。中间的几十年去哪儿了？那个年代的人们如何生活？
空间上，人们有着相似的“审美偏好”，相比外滩建筑群、陆家嘴的摩天楼、石库门，或是近几年火热的匈牙利籍建筑师邬达克，那些集体主义年代建造的老公房似乎没有什么讨论的必要，“它们似乎无处不在，看起来却又平平无奇”。
“不仅上海，其他城市也是一样，铁西区工人村也要面对有些窘迫的现状。”
4 年前，石青和艺术家王海川、建筑师丘兆达举办了一场名为“集体主义建筑”的展览。最近，他们又在上海进行了一次对谈，继续话题。六十多年前，有着乌托邦实验性质的集体主义住宅，如何形塑了我们的生活和当下的城市。

50 年代，改造城市，改造“新的人”

50 年代，许多城市都面临严重的住房紧缺。以上海为例，300 万产业工人及其家庭居住在棚户、厂房和旧式里弄，人均居住面积不到 4 平方米。
但对当时的建造者而言，他们的任务不只是要建造一批住房，或是几条马路，他们需要改造城市，告诉人们，哪种生活方式才是“正确的”。
在上海，最先被改造的是一批租界时代的地标，跑马场成了人民广场，跑马场的主建筑改为了市图书馆，东方饭店成为了市工人文化宫。
1952 年，上海曹杨新村最先建成，设计师汪定曾没有采用当时流行的苏联中轴线排列村内的楼宇，相反学习 20 年代美国规划师拉各斯·佩里提出的“邻里单位”概念。新村内的街道呈圆弧形走向，住宅楼扇形排布，以留足日照间距。
新建村的新村配备了当时先进的生活设施，煤气、抽水马桶。曹杨新村在 1964 年就换上了煤气灶。
新村内处处强调“集体性”，厨房和洗手间公用。有一整套的公共设施和服务，学校、影剧院、图书馆、菜市场、消费合作社、公共浴室、诊疗所和大礼堂。设计者还预留了空间，以便用于未来营建银行、邮局、托儿所、公园和文化馆等等。除了 24 小时的公车线路把工人们运往全市各地的工厂，一个新村就是一个微型社会。
这与许多重工业城市的单位制相似，一个大工厂就是一个社会，单位包揽了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


谁能成为这个新村的第一批住户，这也有了政治意味。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杨辰曾研究上海工人新村，他梳理了当时的选拔方式，市政府在各个行业公开选拔，工厂内部也自己推举。最终，第一批居民来自各个工厂的劳模和知识分子，许多工厂甚至打出了“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的条幅。“新村居民的选择，实际上是根据单位性质、业务能力和政治忠诚度，对工人群体进行的一次社会分层。”
建成后，曹杨新村成了一个范本，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据统计，1955-1990 年，这里陆续接待了 155 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超过十万人次。
但第一个新村的设计师很快受到了批判，他的设计被认为浪费了空间，只提供了 1002 套住宅单位，提供的各种公共设施和服务也被认为是不符合“先生产后生活”的要求。
面对住房紧缺，上海接着推出了“二万户”政策，相比曹杨新村，这种住宅楼更为简易紧凑。整个 50 年代，上海共建造了两百多个工人新村，为 60 万工人家庭提供了住房。也有不少城市学习苏联，建起砖混结构的两层“苏式专家楼”，或是之后的“赫鲁晓夫楼”。
1959 年的电影《今天我休息》，取景地就在曹杨新村。主角马天民是一名警察，在一个休息日，他被卷入新村内一系列突发事件里，帮助人打扫里弄，在街头劝阻骑着自行车横冲直撞的人，在工厂里帮助运猪而迷路的大爷，或是去医院照顾昏迷的儿童……他的休息日辗转在新村、街道、工厂和医院，私人的时间解决的是“公家”的问题，马天民被塑造成集体主义年代一个理想化的符号。
石青有一个“上海电影地理计划”，重新回到老电影的取景地，他想呈现变化的时空。石青在曹杨新村拍摄了一个新版的《今天我休息》。拍摄时，新村里，上了年纪的居民一眼就认出身着白色警服的人，一口叫出“马天民”。与之相反，2018 年初，在上海余德耀美术馆的一次放映后，无论是电影或是马天民，年轻观众对这些“旧时符号”十分陌生。

重庆“铜元局”

艺术家王海川参与了 2014 年的那次“集体主义建筑”展，他用了数年时间，记录重庆一处破败的工人住宅。
2009 年，王海川偶然闯进了“铜元局”。当时重庆售楼广告里频繁出现的词是“西班牙风情”、“地中海风情”，铜元局被高楼和高架环绕，这里还保留着 50 年代红砖青瓦饿的苏式筒子楼，将被拆迁。很多“钉子户”在这里生活了 60 年。
王海川做过景观设计师，后来做起了艺术。最初他用油画记录这里的房子，后来渐渐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图像收集者”——但图像里看不到人。
周围都在搬迁，为什么还有人留在这里？他们是谁？他们怎么生活？王海川想弄懂这些问题。
铜元局最早建于 20 世纪初，制造铜元，建国后被收归国有，改为了兵工厂“长江电工厂”，在援建的苏联专家指导下扩建了生活区。鼎盛时期，这间工厂拥有 7500 名工人，包括工人家属和子女。厂区的常住人口有 17000 名。

这里的人们还记得过去的荣光，1981 年，重庆普通市民还在使用蜂窝煤，这里的职工已经用上了无烟无灰也无味的天然气。2001 年，长江电工厂卖给了香港融侨集团，开始漫长的拆迁过程。
他们像是被困在了这 16.9 平米里，16.9 平米是一个职工宿舍的标准面积，很多家庭都在这里生活了几代人。王海川干脆拍摄每一个 16.9 里的家具陈设，再赠还给居民。
“但他并不是让你专注墙上的一粒灰尘，或者是一丝蛛网”，评论人康学儒认为，王海川并不想追逐怀旧美学，“那些没有展示初的，你看不到的或许才是最有意思的。”
当王海川将一组关于 16.9 的影像放在美术馆里展览时，他觉得里面有些“道德问题”，这是不是一种“消费”。
他在这里找了一处空置的房间开始教学摄影，提供器材，教人们如何使用。和居民一起，他们共同完成一组影像《七天》，用七个短片记录衰败建筑里的日常。红白喜事、一个退伍军人的自述、家庭教会里的祷告，或是人们如何收拾出一间空置的房子养猪，音乐爱好者最常演奏的还是工厂年代的旋律，一名当地女性干脆手持摄像机，记录自己从家里一直走到附近菜场的半小时。
相比那些生活在“河对岸的人、住在山上的人”，王海川觉得这群人有些“不合时宜”，“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进厂，厂把他所有的工资、生活，包括所有东西都安排了。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也就出来了，这个东西他以前是消极对待的，现在他变得不得不积极，但是他也没有很好的应对方法。这个时候，人的很多缺点就暴露出来了。”

是拆是留，俄罗斯和日本的两种选择

对谈中，石青指出，集体住宅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利。最初，它起源于西欧的工业化，工厂主为工人们集中营建住所。五六十年代，东西方国家都需要解决战后大城市的住房问题，许多地方建起了集体住宅。如今，这些城市同样需要面对破败的建筑现状。
前苏联实验过多种乌托邦建筑，2017 年伦敦设计博物馆回溯了那些天马行空的前苏联设计，比如未能建成的“塔特林之塔”，他没有一个建成作品，却影响了俄国构成主义。
在建成的项目里，1930 年的纳康芬公寓（Narkomfin）最为著名。六层的混凝土建筑以梁柱支撑，公寓房间很小，但有一幢与主楼连接的“辅楼”，所有的公共设施和服务都在辅楼内：餐厅、厨房、洗衣房、娱乐室、图书馆和托儿所。公寓的屋顶则是花园和公用日光浴室。公共厨房的设计希望将女性从传统家务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大楼内地的生活完全集体化，每天早晨六点鸣起床号，居民们可以在宽敞的走廊里做早操。
影响了几代俄国人的是“赫鲁晓夫楼”（Krushchevka），这种四五层的预制件住宅遍布各地，被称为“赫鲁晓夫楼”。和汽车的流水线生产相似，这种住宅采用预制件和统一的模型，在不同地区复制。设计之初，楼的寿命只有 25 年，赫鲁晓夫相信，这只是一种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方案。


如今，这批五六十年代建起的房屋已经严重超龄。当年公屋为了效率牺牲设计和建造质量，后来逐渐成为低收入者的落脚之处。冷战时期，美国的动画讽刺了延续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无差别建造”，无数毫无个性，不考虑因地制宜的大楼出现在山坡、海滩，没有阳台，建造者不允许它有任何多余的装饰。
去年，莫斯科市长宣布，将陆续拆除莫斯科市内 8000 座苏联时代的赫鲁晓夫楼。建筑史学家 Philipp Meuser 批评了这种一拆了之的做法，他是 Towards a Typology of Soviet Mass Housing: Prefabrication in the USSR 1955-1991 一书的作者。Philipp 认为，部分赫鲁晓夫楼的建筑本身仍然有保留价值，需要做的是更换老化的设备，改善供暖、自来水、垃圾处理等设施和服务。
“但对今天的政策制定者而言，他们不会允许将赫鲁晓夫楼视为一种建筑遗产。对他们而言，新的永远比旧的好。”Philipp 称，清拆的内驱力并不是为了改善人们的居住质量，而是为了从开发中获得最大利益。与 Philipp 一样，人们担心，低收入者只能被迫迁往条件更为恶劣的居住地。
日本同样在解决公营住宅的历史遗留问题。
50 年代，许多大城市开始在远离城市的郊区建造“团地”，这是一种由公共机构建造的大型住宅社区。1955-1960 年，面向中产家庭的日本住宅公团已在全国修建了 257 个团地社区，14 万套住宅，供 50 万人居住。
在诞生之初，团地因其良好的建造标准和配套设施备受追捧。“nDK”是一种标准化的住房结构，一套团地住房内，有 n 个小型卧室，一个 Dining Kitchen 可以作为餐厅和厨房空间，它可以满足一户核心家庭（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子女）居住。
1960 年，天皇夫妇在访问美国之前特地来到东京郊外一处团地视察，混凝土建筑、家电“三大件”——电视机、洗衣机和吸尘器——一个“现代化”的日本与美式生活有了关联。
不同于中国的工人新村，团地是单一的住宅区，早期的团地远离城区，社区内没有就业，也缺少基础设施服务。男主人们每天搭乘电车通勤，早出晚归，女主妇们则“百无聊赖”，被“困”在漫长的白天。
1971 年，老牌制片厂“日活”在倒闭后靠情色片复盘，发现了“团地妻”里的“商机”，70 年代他们制作了 20 部以“团地妻”为主题的情色片，团地也不再是一个受到追捧的居住区。80 年代以后，团地进一步受到商业开发的私人住宅冲击。
但和莫斯科不同，日本并没有直接清拆团地，2000 年以后，开始研究如何重振这些衰退的地区。早稻田大学的黄秋源曾撰文讨论团地的“再生计划”。
无印良品也参与了团地再生计划，他们为老旧的团地提供内部装修设计，共设计出 29 套装修样板，还与负责再生的公共部门合作，设计出一款特制的榻榻米。

六十多年后，谁住在这里？

90 年代的中国，随着福利分房制度的终结，商品房席卷全国，工人新村逐步“去单位化”。东北一五计划时期的住宅大多质量堪忧，一些苏式住宅出现地基下沉、电线老化等问题。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吕飞曾研究东北地区的工人新村，如今居住在那里的人大多是低收入群体或是老年人，无力改善居住条件。
上海的工人新村还没有大规模清拆，眼下同样需要面对拮据的空间，复杂的房屋权属，和社区内的老龄化。
杨辰曾研究新村里的不同代际。相比第一代的劳模和第三代的年轻人，第二代有着最大的“失落”。他曾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解释这种“失落感”，他们（第二代居民）见过工人最荣光的时候，经历了上山下乡，有人在异地组成新家庭，拖家带口回到上海，和父母或兄弟姐妹挤在逼仄的空间里，上海人常见的家庭矛盾正来自于此。有的顶职进入父母的工厂，却很快遭遇下岗，有人错过了一些跳出新村的机会，加上复杂的房屋产权遗留问题，被“困”在了这里。

但“老破小”里也有了新人。相比商品房，新村是租金和房价的“洼地”，这些集体主义时代的公房如今成为中低收入者或是城市新移民的落脚地。
同济大学四名建筑师冯路、张斌、庄慎、范文兵从 2014 年起共同发起了一个名为“上海计划”的长期研究，从田林新村开始，梳理人们如何自发地改进、利用居住空间。他们从建筑结构的角度记录人们的违章搭建，这里有不被承认的空间需求，“当你考察这些违建时，里面甚至有科学的建造工艺”。
人们如何获得新村里其他邻居的同意进行违建，也成为他们的关注点。张斌认为，一些破墙开店或是居改非的“微型服务业”，比如理发店、小菜场、水果摊，这些都为老旧的新村带来活力。
直到近些年，这些都被拆违拆临和集中整治叫停。
石青的“上海电影地理计划”里还续写了 1984 年的电影《大桥下面》。原片的结尾，男女主人公谈起“命运”，“国家好了，我们就好了”。30 年后，石青重回电影取景地三官塘桥，桥已经重建，河两岸的景观发生了巨大变化，彼岸的房价超过了十万元每平方米，此岸还是破败的老房子。
“80 年代，人们是带着憧憬的，这种憧憬不是编剧编出来的，而是整个时代确实存在的，人们期待那个不考虑出身，可以凭能力和勤奋获得的未来。”
石青的新剧本里，工人、个体户、当初找到海外关系“逃”出国的人，命运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人可以迅速适应市场经济大潮，有人被“困”住了，曾经被捧得高高的工人被迅速遗忘。
今天的城市更好了吗？对谁而言更好了？这是石青们想追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