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美国“中国研究”奠基者的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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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
要点1：新大陆而非旧大陆，是开辟“中国研究”的领先地，因为美国看重当下，看重实际应用。二者的核心区别是方法论：“汉学”是就中国看中国，“中国研究”则是以普遍学科的视野看中国问题。
要点2：我辈一定不能参与制作“光滑家史”，一定要让家族信史成为复数的中国历史的民间资讯源头。
我们1980年代去美国留学时，正值美国的“中国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终于成为显学的明确阶段。这里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和另一个学术领域“汉学”（Sinology）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中国内地却常常把二者混同。
二者有传承，但并非一回事
“汉学”的历史久远得多，起源于旧大陆，体现的是西方最早与中国有直接交往的时代，欧洲人文学者对中国的考察和综合研究的成果。它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注重的是中国的文史哲，包括艺术、宗教、民俗等等方面。越是古老的和冷僻的中华文明元素，越是它的探索目标。而“中国研究”则是把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尽可能地运用到对中国问题的探讨之中，更注重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史诸方面，更偏向近现代中国的变迁，因此也更有与政策研究项目接轨的机会。新大陆而非旧大陆，是开辟“中国研究”的领先地，因为美国看重当下，看重实际应用。二者的核心区别是方法论：“汉学”是就中国看中国，“中国研究”则是以普遍学科的视野看中国问题。
我们那时挺幸运，还有最后的机会面晤美国力推“中国研究”进入学术主流的那一代资深教授，他们已经退休，但经常参加研讨会，作些评点和总结性的发言。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位，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他虽然专治中国历史和美中关系史，却能被推选为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明白无误地标志着他参建的中国研究领域成为主流的影响所及。

费正清

在这位老爷子所作的多次点评中，有句话当时对我的刺激很新鲜，留下的印象因而也极深刻（大意）：“你们青年学者研究中国历史，一定要记住，China does not have one history；China has many histories。”如果把它翻译出来，就是“中国历史不是单一的；中国历史是复数。”老爷子的意思显然不是指中国有二十四史，那是学界的常识。老爷子的意思（按笔者的理解，并未和他核对过）应该是指：中国几千年的过去太复杂了，经历复杂，史料复杂，史家复杂，史观复杂，史书复杂，史谜复杂。就像地球表层之下几百公里厚的水脉一样，水太多，水太深，水色太浓，水质太杂。任何一个人治中国史，不论是治中国史的哪一方面、哪一段落、哪一地区、哪一层级，都要牢记，他了解的或他写成的史著，只是复数的中国历史的可能之一种，更多种的可能还在那里。
笔者并不是在老爷子曾任教的历史系读博士，不过那时期的社会学系也开始重视社会史的研究。我们读的相关论著，特别强调社会史不应该仿效政治史，只“从上而下”地看问题做研究，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从下而上”地探索做研究。这么做，除了目光（即研究方法的取向）要翻转180度，更细的功夫是要充分利用社会底层的资料，不能主要依赖官方或正规史料写社会史。
来自社会底层资料的可疑和可靠
于是笔者在研讨会上力求给社会学系的洋人同学和老师推荐中国的社会底层资料的各类别，当时最受我推崇的，是中国的家谱族谱。我说那是非官方史料，是自己家的人写自己家的人和事，为自己家的后代留下本家族的经历，不会作假的。我这么说，在社会学系倒没受到质疑，可是却在“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遭到几位老师的断然反驳，说中国的家谱族谱里假的成分也不少，最常见的就是“攀上”——非得要给本家族找到一位名人要人作先祖，哪怕八杆子打不着。
笔者本来是打算回到中国以后去皖南老家搜索家谱的，目的一是写皖南的非正式教育（指各级学校之外的启蒙读书）和人材成长之间关系的社会史，二是写关于水的社会史——水利、水害、水争、水斗、水吏、水政（参阅笔者《革命与反革命追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部分）。听了那些对中国家谱可靠性的批评，我回国以后就没再花大力气去搜索家谱了。无论是本家族的还是邻近乡镇他人的家谱，搜索起来费时费钱甚巨。
读孙中山家谱研究的启发
多年过去了，由于我认识的一位史学教授带的研究生毕业后辛辛苦苦，工作成绩被多方赞赏，调到广东中山市的一个县处级机构当领导，我要给地方上提供文化教育发展项目的建议，于是认真读点地方史。那儿不远就是著名的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我读到的一篇论文使当年在“费正清中心”听到的评点一下子鲜活起来。
这篇论文基于对孙中山家谱的慢工细活考究，得出的结论很有方法论的启迪价值，要点是：第一，中国的家谱族谱是社会史（包括经济、文化、政治、法规等等方面）的巨型资讯仓储，但可靠性不一，必须参照其它多种官方民间的相关资讯作交叉鉴别。第二，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能有财力人力治家谱族谱的，至少是属于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的阶层。即便是这样阶层的家族，也未必常年具备治家谱族谱的余力。往往是等到收入机遇改善了的年头，才下得了决心续写谱册。第三，越是非官非富的普通家族的谱册，越是治社会史的不可或缺的资料库，因为这些阶层的生活细节绝少有机会进入正史，几千年来巨大的历史盲点就是这么造成的。

孙中山和宋氏家族成员之间的合影

第四（这是全文最值得玩味的妙点），孙中山家族属于是大部分年头解决了温饱的阶层，可是以前从来没有出过官员，也没有发过大财。他家族的谱册不是年年撰写，遇上好年成续写的时候，也请不起专门的文人来着墨挥笔，因此错别字和民间乱用的简体字不少，句子欠通顺的很多，文理不清的也有，甚至还出现时间颠倒的矛盾处。所有这类造成疑问的地方恰恰旁证了孙氏家谱是原本原样的真货，没经过任何人的有心粉饰。
可是到了1930年代，孙中山已经被尊为“国父”，他生前的那些至高的位置——中华民国大总统、中国国民党总理等，已经使他享有“国民革命圣人”的至上荣誉。因此被国民政府派来香山县翠亨村收集孙中山家族资料的工作人员，翻阅了孙氏家谱后，发现其中错误矛盾之处颇多，就认定这是不可靠的转抄添加文页，非原本，不堪用作撰“国父家族”史的文献依据。“在那时，很少学者利用普通农民的家族谱牒做研究。《孙氏家谱》尽管问题不少，却是真正本家族的文献；而研究者们却以很严格的标准去审视，无法接受这是‘国父’的家族谱牒。……如果新‘发现’某种家族谱牒可以与历史名人挂上关系，那么，它越是表面‘完美无缺’，人为加工甚至伪造的可能性就越大”。“本文所提及的所有文物、文献，因与孙中山有关才得以完好保存，但与此同时，包括学者在内的各方人士，往往会从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出发去解读、研究，这就难免会有先入之见，对这些本色是平民百姓的民间文献，”强纳入正史的官样套路之中（邱捷：“翠亨孙中山故居文物的社会史解读”，广州/香港：《历史人类学学刊》，2006年10月号，第71-98页）。
治家史、治国史，实事才是信史
据1980年代后期的统计，中国内地所收藏编目的家谱族谱有近43000种，其中部分是重复的，但在民间未曾编目的还有很多种（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这些是我们撰写复数的中国历史之不可或缺的源泉，而这些年来随着内地富裕程度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家族在设法把中断了几代人的家谱族谱续起来。几年前笔者就曾被清朝末已经分离的远亲们联系上，邀请补写族谱。可是也发现，民间有把族谱尽量撰写得“光滑无缺”的固执心态。笔者不愿遵从，可能引起了远亲的不快。各位要铭记：治家史、治国史，实事求是乃是根本。我辈一定不能参与制作“光滑家史”，一定要让家族信史成为复数的中国历史的民间资讯源头。
腾讯文化中心的编辑春节前建议笔者，讲点如何做社会科学和人文课题研究的方法及经验。此建议的份量挺重，笔者考虑再三，于是先从自己在西方读博士期间受到的刺激特深的那些点谈起。刺激特深，是因为那些点是我们此前在中国的大学里没有听过的。这样的刺激终身受益，终身难忘。以后再谈其它的点。
（作者：丁学良；编辑：李大白；文中图片系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腾讯思享会独家约稿，未经许可，其它媒体不得转载。）
作者简介

丁学良，出身于皖南农村，求学于上海高校，见习于北京中心，游学于美国东北，就业于亚太美欧。1992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在哈佛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教学或研究。目前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深圳大学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指导。他的英文和中文著作分别由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台湾联经出版公司、韩国成均馆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出版发行。他的新近著作包括《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我读天下无字书》《革命与反革命追忆》《中国的软实力和周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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