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辉：《芦荡小舟的故事》节录 （1963-64年“五反”中吴狄舟的检查）

fuqiangqiang

父亲吴荻舟、母亲张佩华在经受初到北京的各种洗礼，却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快乐成长的天空。

与在香港时相比，北京的童年生活新鲜刺激。上学放学排路队，路上还有马拉车，马屁股后面都挂着粪兜子。中午，老师会挨家挨户检查学生有没有睡午觉。下午，到院子里的同班同学家一起做功课，然后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同龄孩子一起跳皮筯，捉迷藏，爬烟囱，追追跑跑，玩各种户外游戏。从香港带回来的三轮车成为全院小孩子的玩具，大家排队轮流骑。要不然就去学雷锋（1963年毛泽东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做好事，扶老人过马路、帮清洁工人推车上坡、帮小卖部卸菜等。有几年小学各班都种蓖麻，可以榨油，有一阵子还兴养蚕，到处找桑叶喂蚕。我们在家中小阳台养鸡养兔，肉和鸡蛋用于改善伙食，皮毛卖给楼下废品收购站。春天学校带队去春游，清明带队去八宝山烈士陵园扫墓；夏天跟着大孩子去游泳，抓蝴蝶蜻蜓知了，到护城河边割草喂兔子，大槐树下捉虫喂鸡。秋天去香山看红叶，爬最高峰“鬼见愁”；冬天下雪，北风吹在脸上如刀割，但却可以在结冰的河面玩。

（图一：我和妹妹在结冰的河面上玩耍。）
参加少先队、戴上红领巾后，我曾获选参加天安门广场国庆活动，小学生的任务是“组花边”。从放暑假就开始练习按照指令举起手里不同颜色的纸花。长时间站立，长时间把花束高举过头，颇累，却是大家都想得到的光荣任务，记得身高是获选的其中一个条件，我那时1米56。正式游行那天早上不到五点就集合，待游行队伍全部通过天安门广场，已经过午，轮到我们欢呼着涌向天安门，我只记得大家都焦急地找：哪个是毛主席？哪个是毛主席？城楼上有些模糊的身影，但是看不清面孔。

有一次北京电视台到学校招小演员，我气喘吁吁从家跑到学校，不记得在挤满人的办公室问答了些什么，总之是被录取，从此课余多了电视台活动，做小品练习，录制节目，我和电视台的顾老师许多年后还保持联系。

虽然有时候因为来自“香港”这个身份背景、或者干脆就因为一件不一样的衣服，也会受到一些委屈，但比 起争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品学兼优的好孩子，那都算不了什么。

当时我浑然不知，回到内地对父母而言就意味着更多意识形态的东西，更多政治运动。我是整理父亲1964年6月9日写的一份“五反后的自我检查”[1] 才得知，除了1952年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进行的“五反”，1963年有过另一次在党内和干部队伍中开展的“五反 ”运动。

父亲的“检查”如下：
1 政策水平提高了一些，办案子多半能结合当前形势和政策去考虑，成品率较高，反工较少，更能体现领导意图了；2 学习大庆精神後，积压案子较少，催办、检查的习惯在逐步养成了；3 单干作风、事物主义有所克服，大案子一般能做到和同志或有关单位商量，集中意见后再办，普通案子，一般能提出要点、看法、或方向后，交同志去办，不再眉毛胡子一把抓，给零估、门市拖着跑；4 具体工作上的领导作风有改进，注意抓方针和质量，注意发挥具体工作同志的独立思考（如接待工作）；5 清高、自负和英雄主义有所克服，对过去的成绩和错误，不再多提，也不再多解释；6 仔肩软有改进；7 对组内同志的生活、工作和思想问题，较前能主动关心，对社会群众（人民）来信，做到了思想上重视，主动负责去办。

有些新的和旧的缺点和错误，当待进一步加以克服1 办案子还不够认真负责，有的仅做到“拟予同意”，比如外文书店向美国书商进口书问题，未把情况弄清楚，就签了一个“拟予同意”，领导同志问起情况来，答不上；2 对问题不够反复考虑，提不出意见，或提出意见，不能坚持；3 机械理解海外方针，当国内大搞现实题材时，对派出与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形势十分不调和的节目到香港，提不出意见；4 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学习计划，没有坚持，这一年来，经典著作读得很少；5 组内的基本建设，还是没有把整改提出的方案落实。
吴荻舟
1964年．6.29

陈真并各同志：这里我初步检查了一年多来克服缺点、错误的情况作为小组给我做鉴定的材料，请批评补充。为了及时把组织鉴定送出，不必把鉴定送给我看了，只要事后告诉我，以便我改进就得了。
吴荻舟
即日

这份资料也附有“党小组对吴荻舟同志鉴定的意见”：
一． 基本同意吴荻舟同志的自我鉴定；
二． 工作积极、热情、肯干；
三． 长期在港澳工作，有较多的实际工作经验，但总结提高不够；
四． 对同志关心，平等相待；
五． 肯学习，但学习效果不够好；
六． 看问题观点不够明确，原则性和斗争性不够强；
请组内传阅修改。（已传阅过）

（图二：党小组对父亲的“五反”鉴定意见。）
从这份检查里可以看到，工作方面，父亲有很多“案子”要办，比如外文书店进口图书、派出节目到香港、接待、处理群众来信等等；环境方面，看到他的责任、上下级关系，看到他在北京工作多少有些“水土不服”，必须顾虑到很多“领导意图”、“主义”和“作风”，而他也确实诚心诚意要改进自己。
1963年8月21日廖承志对梁（威林）等人的谈话显示，如果父亲还在香港，他就不用参加这次“五反”：
1. 在目前的国内外形势下，港澳工作方针是否有变？
2. 报纸的宣传方针，过去提不反苏反共，但未提对英的问题。社会化问题，该怎样体会？
3. 工委的组织机构，和干部补充。
4. 不搞五反，是否可以在委组以上进行教育。
5. 成立企业管理机构问题？
6. 今后的工作中心：
1） 对外中心搞反修。
2） 对内以反修为纲进行阶级教育。

阶级教育怎样搞法？
不管怎样搞，不能搞运动，只能搞“学习”。但，也不要搞得很广，先只限在工委一级，并且一线线地搞，还只能“和风细雨”，谈不通的就挂起来。

（图三：廖承志谈话记录。）

从第四条和廖承志最后一段话可以看到，内外（内地和香港）是很有别的。回到内地，父亲就受到“内”的待遇，被牵扯到不断的斗争中。

关于“斗争”，四清笔记告诉我很多，这里先记下其他一些涉及父亲工作的资料。

l964年5月间，有一次为处理“两航”留港机构的设置问题，民航局陈耀寰、陆元斌一行到位于中南海里面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开会，与父亲不期而遇。会议是由吴凡吾[2] 主持，他临时叫人去找父亲参加会议，说他对港澳地区的情况更熟悉。陈耀寰和陆元斌说：那次会议作出保留中国航空公司香港办事处的决定，给中国民航留下一个展望世界民航发展动态的“窗口”，也为改革开放后致力于开拓香港地区航线有了一个据点（陈耀寰、陆元斌回忆文章《喜迎香港回归 缅怀荻舟同志》《吴荻舟》）。

除了像陈跃寰和陆文斌这样的偶遇外，因为父亲经常接待港澳访京人士、文艺界人士，不时见报，一些失联的老朋友得知他的消息，从而与他取得联系。我有一封1965年10月20日孙慕辛来信，并附他们写给“文协负责同志”的信：

文协负责同志：

对不起的很，想麻烦您们代找一个人，前些天在收音机里听到吴荻舟同志的名字，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是老同志，分别已有二十多年了，一直不知他的音信。因为我们过去都是在文化战线工作的，我们想他可能不会改行。只听到他的名字，但不知他在哪个单位工作，因此只有来麻烦代找一下。请您们大力的帮助一下，我们是感激不尽了。如实在无法找到，请回个信。
敬礼
张琢，孙慕辛

文协批示：吴在外办港澳组工作，请转外办吴荻舟同志。

荻舟队长：
您如果能接到这封信也一定会高兴吧。在收音机里听到您的名字，我和张琢都非常高兴。但不知您在北京哪里工作。因此我们考虑了很久，只有请文协的同志帮忙找。也许有希望，等联系上了我们再谈别后详情。
张琢工作很忙，这信是由我写的。
敬礼
孙慕辛

父亲在信旁注明：10月31日回
在本连载第三章《沥血八年》里已提及，张琢是1941年秋由徐洗尘和胡振表介绍到抗敌演剧宣传第七队工作的，l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曾陪父亲到香港去见《华商报》的饶彰风，后来五、七两队按照当时广州地下党的要求，将两队的主要人员和演出器材设备转移到香港。

想必父亲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在《怀念吴荻舟》一文中回顾当时情形说：全体队员在名册上虽有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之分，实际上，每月凭名册领下薪金后，在队员中平均分配，这些制度均是周恩来同志提倡的，而被全体队员自觉接受而形成了长期贯彻执行的优良传统制度。队内的经济是民主公开的。每月收支情况均在队员大会上由总务委员向全体队员报告，队员如有不同意见可批评。正、副队长在半年一次的大会上要报告工作(各委员也须报告工作)。有时，队员在会上也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制度的坚持与执行使全体队员在抗日宣传的前提下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的强有力。吴荻舟自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建队以来，一直是队长，他与副队长徐洗尘带领全队认真贯彻执行了周恩来同志初创领导的宗旨精神，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唤起群众，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推动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吴荻舟和副队长徐洗尘名义上虽是正副队长，但他仍和全体队员一样的过着普通队员的生活。在实质上，他俩要对七战区政治部负责。吴荻舟在作风上是平易近人的，队员无论什么事都愿和他交谈。他是参加革命很久的老同志，抗日战争前，他曾被捕，在国民党监狱中，曾受过迫害，但他还是和队员一样的过着简朴生活。他为了减轻队里的经济负担，主动将爱人安排在外边工作。即使在病中，他也时时关心着队伍的公演活动情况，同时还抽暇编写团结抗日的剧本，认真地贯彻地下党的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吴荻舟》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1998年）。

从香港到北京，对父母来说，和抗日战争时期辗转各地一样，只是转换了战场吧，和那时候的漂泊相比较，在香港有十四年相对安定的生活，在北京可以定居下来，已经是十分难得。父母一直相信，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摸索中免不了有问题，不过正因为有问题，才需要更努力，他们由衷愿意继续为建设理想的社会而奋斗。孩子们也在成长，无论工作还是家庭，一切会越来越好。

妹妹写过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回忆爸爸点滴》（《吴荻舟》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1998年），妈妈很喜欢她这篇文章。妹妹写道：“热辣辣的太阳，晒得沙滩滚烫的。爸爸背着我由海边一直跑到树阴下。胖胖的爸爸一边跑，一边被沙子烫得吸着气，白得耀眼的沙飞快的向后退：‘爸爸跑得真快!’这也许是我对爸爸最早的印象了吧!

“爸爸真是多才多艺!我家有十多册老式的相簿，珍藏着很多历史镜头，记载着我们兄弟姐妹的成长过程。其中有一幅天鹅的特写：恬静中透出高贵的气质，整幅照片因那一泓水波的泛开而变活了。家中有一盆养了多年的山石盆景，人见人爱，都忍不住用手去摸摸那翠绿欲滴的苔草。大床坏了(大概是我在上面跳得太多了)，爸爸对它进行大修，睡房变成了木工房。在国民党监狱的七年多囚禁日子里，他自修英文、法文、日文，80多岁时仍借助放大镜看原文书籍。小孙子学立方体，做爷爷的把土豆切成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循循善诱。他的拿手好菜是能煎出像纸一样薄的鸡蛋皮。但爸爸有时也会出笑话，有一次他帮我们兄妹用铁丝做一个鸽子笼，笼子竣工后，才发现几只鸽子早已飞得无影无踪了……和爸爸在一起永远是快乐的!

“记得上一年级时，我很贪玩儿，甚至连书包都玩儿丢过。放学后和院子里的小朋友玩跳皮筋，天快黑了才往家跑。在楼门口撞上爸爸，那时我们很少见到爸爸。他拎着提包，口里的饭好像还没完全咽下，大步走下楼梯，用手揉了揉我的头，钻进汽车就走了。我想爸爸一定是下班回家吃完饭又要再回中南海办公。回到家，才知道爸爸是因为要回家拿份稿件，才顺便吃了晚饭，否则连家都没时间回呢!我感到自己错了。吃完饭后赶紧把功课做得整整齐齐，想在星期日拿给爸爸看。从那时起，我的成绩在班上都是属上游。

（图四：二哥、妹妹和父亲陪亲戚上长城。）

“妈妈去四清了，爸爸暂时负责我们的日常生活。每逢星期六，是我们又兴奋，又紧张的日子。吃过晚饭，爸爸在茶几上摆上一盘糖球，二哥、三姐和我就围着爸爸坐下来。爸爸会仔细地询问我们一星期的表现，然后查功课。通常是自己先讲。记得有一次我的自我批评是：“上课时讲了几句没有用的话。”做错的，爸爸会告诉你为什么错，如何改，记录下来下个星期六还要查问，做对的，爸爸会表扬，奖励糖果。那一段日子，只要爸爸星期六在家，我们都是在这种温馨的气氛中度过周末。”

1964年大姐大学毕业、工作，1965年大哥考上大学，二姐中专毕业、工作，二哥、我和妹妹就像三只快乐的小熊，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谁也没有预料到，1966年夏天，正常的生活戛然而止。此是后话。

[1] 五反：父亲这里所及“五反”，是指1963年在党内和干部队伍中开展的“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运动”，不同于1952年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进行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2]吴凡吾：（1918-2014）历任国务院专家工作局副局长、局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对外援助组西方组组长，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政务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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