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辉：《芦荡小舟的故事》（1962-63年吴荻舟初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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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家回北京的经过，1969年1月19日，母亲张佩华曾经写过一份交待材料：《我调中影公司工作的经过》[1] 。根据母亲的描述，1961年的12月底，父亲吴荻舟在深圳开会——他那时已经调到广州工作，通知母亲到深圳。他说，我们全家都要到北京，他去外办港澳组，母亲去中影公司。当时外办港澳组另一位副组长孔筱也在场。她也对母亲说：你原来在南方公司搞电影发行，还是到中影搞电影工作去。

从深圳回到香港，母亲就开始办理工作移交手续。

父亲则到北京参加了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360百科称：“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人们习惯地称这次会议为‘七千人大会’。这是我们党在执政后召开的一次空前规模的总结经验大会。会上，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初步总结了1958年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后，大跃进发生的经验教训。这次会议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提高认识和纠正工作中发生的‘左’的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

事情当然没有几句话那么简单。对于长期在海外工作，没有身处内地经历历次政治运动的父亲也好，对于其他与会干部也好，这恐怕都是一次非常震撼的会议。据说当时与会的一些干部反映，“打下江山”后第一次近距离看到领袖们，同时也听到了不和谐的声音。

国内形势不是像廖承志1959年说的那样，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吃不够、用不够、穿不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其他如围绕三面红旗的争论，想必都令父亲震惊。

转眼到了1962年2月初，父母带着二哥、我和妹妹（继大姐大哥50年代初回内地读书，二姐也在1959年到北京上学）先到广州、 佛山看望外祖父、舅舅们和我的表弟妹们，2月12、13号到达北京。二姐记得，我和妹妹一过海关就开始说普通话，父亲是福建人，母亲是安徽人，我家通用语言是普通话而不是粤语。

我们在位于美术馆往东的华侨大厦暂住，记得在华侨大厦第一次看见黑人，他对小孩子很友善，我们叫他“黑叔叔”。约莫一个星期後，我们搬进了西城区西便门外国务院宿舍。

父亲立刻返回广州开会，母亲则忙着办户口，给三个孩子转学，行李运到后又忙着安顿。

母亲四月初开始正式上班，中影公司经理洪臧曾征求母亲意见，愿做哪方面的工作？母亲了解了一下公司情况后回答，自己对东南亚比较熟悉，可能的话，还是搞老本行吧。就这样，母亲开始到中影上班，任亚非科副科长（科长是许蔚文）并继续负责联络香港的南方公司。

到达北京的时候是冬天，虽然母亲为我们添置了新棉猴（连帽棉大衣），以香港人的眼光看非常厚了，我和妹妹穿得像个球，跌倒了都爬不起来，仍然不够暖。记得我穿了系带的黑皮鞋（在香港是校服标配），我向母亲诉说脚痛，以为是鞋子太小，后来才知道会冻到脚痛。

那时候是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的尾声吧，青菜豆腐等都凭票。妹妹六岁，上幼儿园，每天幼儿园的班车来大院门口接孩子们。我8岁，上小学二年级。记得还没有请到保姆的时候，我要帮忙做家务。有一次听见楼下有人喊“豆腐来啦！”我赶紧跑下去排队，等我回来，炖在火上的一锅排骨已经烧成焦炭，楼道里都是烟。我打电话告诉母亲，准备挨骂，她却很平和。等她下班回家我问：你怎么没骂我？她说：听得出来你都快哭了，我还骂你做什么呀？

我家楼下就是宿舍大院的食堂，可以买到豆腐渣团子，还有水煮胡萝卜、水煮大白菜，连一星油花也看不见。水煮胡萝卜有一种特殊的味道，许多年后我的鼻子偶尔仍能捕捉到那种味道。小孩子适应力强，我不记得有多么难熬——可是母亲晚年曾告诉我，当时二哥会把馒头让给妹妹们吃呢。


（图一：父母、二哥、我和妹妹1962年夏天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我们那个院子里，住着在国务院系统工作的各路精英，名人后代，前朝遗老遗少，名医名将名作家等等。很多孩子从小就认识他们：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上海的早晨》作者周而复，《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作者郑律成，还有毛泽东的侄子、贺龙的前妻、叶挺的儿子、周恩来的秘书、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俄文翻译等等。我后来课余在北京电视台演些小节目，家里没有电视机，记得我和外祖父曾经去周而复伯伯家看我录制的电视节目。

（图二：位于西便门外的国务院宿舍，近400户，家家有故事，但是那个年代大人们不讲，孩子们不问，往事如烟。图片由沈杰2017年9月摄影。）

关于父母的工作情况，最突出的印象是他们的各种开会，忙得不着家。

我有父亲的两个笔记本，记录了1962年至1964年的各种会议记录。有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1962年9月24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要点；11月13、14、21日陈毅就国内外形势的三次讲话；11月23日廖承志对港澳工作的指示；12月30日廖承志对银行干部的讲话；1963年1月10日刘宁一讲话；3月15日周恩来讲话；3月27日至4月13日的办公会议记录：谈及唱片进出口业务总结，海外意识形态斗争对业务的影响，进步书店被封、人被扣、华文书销量下降等情况；4月24日廖承志的五反动员；6月3日陈昌明谈三线出版、中旅；廖承志传达杨尚昆关于五反的讲话；6月15日陈毅谈五反以及农村工作若干问题；6月15日廖承志传达中央关于“五反”的指示；6月17日廖承志传达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会上总结讲话；6月26日卢绪章出访汇报；8月21日廖承志对梁等人的谈话；8月22日张X给梁威林等讲形势；9月7日勇龙植对新华社谈话；11月初廖承志谈反修宣传、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外经济关系；11月4日对祁峰、孔筱、朱曼平、诸华等人谈反修、对英关系；11月13日廖承志对香港新闻各报总编谈话；11月14日和19日李一岷谈国际形势；11月15日陈毅对港澳各报总编辑谈话；11月19日梅新对老总们讲话；1964年3月25日廖承志传达周恩来对中法建交后总形势的看法等等。

（图三：满载会议记录的笔记本，大的一个有黑色塑料皮，在当时是很高级的了，可以想象父亲多么重视。）

他们当时对三面红旗、民主集中制、反对分散主义等等是如何认识的呢？

其中一个笔记本，父亲记录了1962年5月21日至6月9日三周、6月11日至6月30日三周以及7月1日至7月14日两周的学习情况。还有1963年1月13日罗部长在调查组会议上的总结发言。我选择其中一些“体会”整理出来，这样既可以知道当时中央的政策方针，又可以知道当时负有相当领导责任的干部们的想法。我不知道是谁的体会，父亲没有写人名，估计是他的上级、做报告者的体会，比如外办副主任廖承志、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等。“体会”似乎是在宣读文件过程中边读边谈，间或有“第7页7行”、“16页倒3行”或者“语录”等提示。

1. 关于民主集中制：

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不可能集中。我的体会是集中是要纪律的，即，要每一个人听从决议，力行决议，把执行决议视为一种纪律。那么，如果一个决议，只是像过去的封建君主的圣旨一样，由一个人定，命令由一个人下，谁会把执行这种圣旨、命令视为必行的纪律，心甘情愿地去贯彻呢？只有通过充分的民主讨论，发言，通过广泛概括群众的意见後做出的，大家一致同意的，或统一了认识的决议，才有这样的效力，才能被遵守，也才能实现集中。才能有统一的行动。即要集中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无产阶级能实行集中制，是由于大家向着一个目标，没有个人野心，没有私有的根本利益上的分歧。

2. 关于三面红旗：

体会：我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都是正确的。我们既要建设社会主义，也要快点好点建设社会主义，这不仅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也是全人类的要求。不仅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所以要鼓励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有什么不正确的呢？问题在于鼓励多快是否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是否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条件，工农各业的发展是否按比例发展。过去出现的缺点和错误，就是主观主义多了些，对客观规律没有认识，离开了马列主义的、唯物的科学的原则，有点蛮干的结果。

大跃进，只要摸清了客观规律，掌握了事物发展的自然法则，发挥主观能动性，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自然可以比自流、听天由命和缓步、方步前进要快，这是需要和可能——主观愿望和主客条件相结合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问题。

当然，大跃进，本身也有客观规律，它只是客观事物发展的概括，它不能离开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独立存在，因此，它的过程，一样是马鞍型，不能把整个过程割裂开来看，整个社会主义过程，将是不断出现马鞍型的一个总和。大跃进也就有起有落，在跃进的平均时速上有快有慢。

不过，在1958——61间，我们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对客观事物——社会主义物质的精神的建设而言），所以说有一个时期是大跃进，也有一个时期是退了。但，这不是“大跃进”本身有什么错不错的问题。大跃进只是一种速度，结合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一种愿望和可能的说明和进程的面貌而已。本身不包括什么矛盾。

至于人民公社，我的认识，它既是高级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社会主义发展（建设）过程的一个阶级的社会生产关系，生产组织，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革命，革命阶段论的一个阶段，历程，所有制（从个体-集体-全民）的量变，质变的过程的一个阶段，哪有什么错呢？在中国采取了这个形式，是由于我国是农业大国又穷又白，经过了初级社，高级社的发展过程，是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的一个生产组织，生产关系，是中国农村经初（级）高（级）发展后的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而且是对社会主义最后实行全民所有制的一个阶段而言的。

3.为什么第二个五年计划犯大错误？

我体会：一面经验不够，一面骄傲，不谨慎，脱离群众以至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因此（我补充体会说明）助长了主观主义，离开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离开了事物发展的自然法则，社会发展的固有法则，社会发展各部分内的内在联系。才会犯这样的错误。因此落实到我们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我认为走群众路线，民主集中，调查研究蹲点体会……等都是摸客观规律的的具体措施，做法，方法。

毛主席摸到事物的发展情况，法则，规律，他就能指出我们错在哪里，而在这几年来，不断提出指示，提醒，中央不是早就有许多针对那些“大办”，过急，过早的做法提出（的）指示吗？

比如根据土地和植物（稻子）生产的自然条件，有什么办法可以亩产六万斤、13万斤呢？根据我国的铁矿分布，和煤矿分布，及人力，有什么条件全国范围内搞6千万人的炼钢呢？根据自然界的生长法则，有什么条件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呢？根据中国的农业生产条件（没有积累，没有余粮），现产现吃还不够，劳动力不够耕种，有什么条件大量抽调人力到都市来搞过多的工业呢？工业在现有的基础，有什么办法一下扩展几千万人的生产呢？农业怎样负担得起那样主观主义发展工业的重负呢？

这些盲干，都是脱离马列主义、毛泽东一再指出的客观实际、客观基础的。

3. 关于第一、二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没有这样严重的缺点错误是由于
1 当时（我们重点在恢复）保持着恢复时期的经济秩序进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也做了不少工作但
2 一来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好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照着做，二来我们的干部一般地还保持着实事求是和谦虚谨慎的作风。
第（二）个五年，重点已转到“社建”，摸了六七年也有了一些经验，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确定了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但，一方面，我们的经验还是很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就翻了斤斗了。
（违反民主集中制是根本原因，因为如果我们保持这种党的优良传统，凡事都与群众商量，听取群众的意见，那些“大办”、“共风”就不会出现了，有经验的群众，对这些是会不同意的，比如‘一平二调’，如果我们民主作风好，调查研究的作风保持，只要让群众谈谈他们的意见，了解一下群众的思想情况，那么就会不搞了，又如食堂、托儿所也是一样，群众并不主张，至少办到中途的时候，群众已有许多反对的意见，可是我们的干部坚持要办，不顾群众的反对，最后是错了。这些决定就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主要是农民——的思想觉悟，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从实际出发”。又如高产问题，群众是不相信有可能的，实际上当干部虚报高产时，他们不但不信，而且反对，因为这样虚报的结果，上调多了，他们的口粮就少了，但干部们一意那样干，最后引起了一系列的错误，工业办多了，吃多了……就成了一下扭不回来的、目前严重困难的局势——体会）
加上党内不纯，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利用我们的错误，添油加醋，兴风作浪，又进一步加重了错误的恶果（破坏了党群关系），这就是全部原因。

4. 关于党内生活：
五好：1 有好的领导思想2 有好的党中央3 有大批好的骨干4 有好的传统，
好的作风（作风是：理论与实践联系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传统是：有理想，有志气，不怕“鬼”。）5 有好的人民，人民对我们党有最大的依赖。只要跟人民讲清道理，人民就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这几年有影响，主要是不少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体会不深。（就拿A来说，有相当削弱）（但我认为只要一方面向人民说清楚，自我批评，人民是看到的，即使是许多人做错了事，但，我们没有为自己打算的，绝大多数错误也是出于想搞好些，搞快些，或搞紧些的动机出发的。因此，人民最后还是会谅解的。加以一方面，马上改过来，走上正确的路，人民就必然继续跟我们走了，即使这几年有不跟我们走的情况，也正是不跟错误走，正是看到我们走错了道儿，才不跟的。这样的人民有什么不好呢？）
5.关于刘少奇所说“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广泛的民主制，它是包括全部人口中90%以上的人民的民主，它是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又是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
体会：经过了高度的民主，即一个政党，一个计划，通过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或党员研究讨论，最后做了一致同意了的决定，那就再不能更改了，就授权给领导高度集中地推行、贯彻了。高度的集中下的高度民主，就是比如要社会主义建设，这是绝对不能改变的，是全民的意志的集中。可是在具体的工作中，可以讨论，可以民主发表意见，但，一切意见的落脚点，就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离开走社会主义的路。由此这个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是不矛盾的，相反，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能有高度的集中，没有高度集中指导，就不可能高度民主，就要变成修正主义的所谓“民主化”了。

1963年1月13日罗部长在调查组会议的总结发言讲到：“国内外好的形势，很快就反映到港澳，即，港澳的政治形势不是孤立的”。重点如下：
1.国内的建设也在大力发展，大庆的拿下来，和取得了一套经验，这说明三面红旗的正确性。
2.港澳的形势，由于国内外形势、尤其是祖国的生产建设形势大好，右派在分化动摇，这是有利于工作的大好条件。但，我们也不能不警惕英、葡的对我迫害。我们不能为他们表面对我缓和，失去警惕。过去抗日，敌人是一面和我谈判，一面在打我们。
3.港澳（尤其前者）目前只承认我半官方的身份，对他有利。
总理指示：我们在香港澳门的工作政策——长期的白蚂蚁政策，长期吃空它。英葡摸到了我们的底，就撤兵，现港澳英葡兵就很少，加强以警察代之。我们也要掌握这种特点进行工作。
4.主观力量还是很不够的，跟不上需要的。总之，港英、尤其澳葡，它本身的好坏，基本上不影响我们的工作。
5.主要矛盾是没有好的关系。造成这样的原因有思想上的，对“立足香港澳
门看世界”（廖）的体会不够，因此立足而不扎根，这是由于社会化不够，不是生活在群众之中，而还是生活在群众之上，就没有办法生根，也就没有办法串联。这里包括作风和方法的问题。
要扎根，社会化，首先是“求同”，政治——生活——喜爱，在海外可以搞五同，只要不同流合污。
现在认识的人不少，但，都是反复来往了的熟人，为了新的形势的要求，我们要大量开展新的关系。“我们都是念过孔子、三民主义的，要革命还是革命了。”（周）我们要善于利用桥梁（上层统战人士）。
6.我们必须要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
7.为了掩护，要兼职，但也不宜兼多，还要有一定的专责人员。
8.必须吸取大庆经验，首先发挥革命精神。要扎根，结果必须要有革命干劲，确实细致的科学作风，要搞政治学习，主要是自学。
9.对外要平易近人，平等待人，与人的关系只能处好，不能处坏。（主席：第一书记工作好不好，主要看他是否照顾大局）
其他内容还有关于公社核算单位下放的好处、全民所有制、党内生活等等。
显而易见，发言者极力维护三面红旗，以自己的理解、从正面的角度去解释，从良好的愿望去推行，即使感觉到些许“不对劲”，却接受新政权没有经验的现实，深信共产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相信中共试错纠偏的机制是有效的，坚持朝着愿景努力——当时，这样的干部何止千千万万，也包括我的父母。

[1] 中影公司：全称“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360百科称：管理中国全国电影发行放映业务的企业机构。原隶属于文化部，1986年始属广播电影电视部。设在北京。1951年 1月15日成立。原名中国影片经理公司，后改为中国电影发行公司总公司，1958年始改用“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现在是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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