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之：《吴晗全集》史实考丛谈（四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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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苏印象》考
　　 ——《吴晗全集》史实考丛谈之二
　　 ?习 之?
　　
　　 《吴晗全集》（十卷本）第九卷第205页至211页上刊载了吴晗的遗著《访苏印象》一文。在该页的页脚上，有一个编者对这篇文章的题目《访苏印象》的注释，其原文如下：
　　 “ ※ 1950年，我国应邀组织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二周年的纪念典礼。代表团团长为丁玲，副团长为吴晗、许之祯。代表团部分成员写作的访问记，后结集出版，其中有吴晗的两篇文章，本文为其中一篇，另一篇为《莫斯科的面包工厂》。
　　 吴晗时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中苏友好协会北京市分会副会长、北京市副市长。
　　 本文最先是吴晗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的演讲，由《进步日报》记者静远记录，后经吴晗校阅和补充。”
　　 在这个注释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提出来和大家讨论一下：
　　 第一个问题：吴晗访苏的时间到底是在1950年还是1949年？
　　吴晗访苏是去参加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二周年的纪念典礼，回答这个问题只要弄清楚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二周年的纪念典礼是在哪一年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世界近代史的基础常识问题。童叟皆知，苏联的十月革命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1917年11月7日。那么，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二周年就应该是1949年，而不是《吴晗全集》编者注释中说的1950年！
　　 另外，有三个数据可以佐证吴晗访苏是在1949年:
　　 1、由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编辑、新华书店发行的丁玲、吴晗等著的《访苏印象》一书是1950年10月出版的，它出版在1950年11月7日的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之前；
　　 2、吴晗的《访苏印象》一文首次发表是在1950年1月15日的《中苏友好》杂志第一卷第三期上，这一条在《吴晗全集》（十卷本）第九卷第211页，也就是吴晗的《访苏印象》这篇文章结尾的这一页的页脚，也有标注；
　　 3、在《吴晗全集》（十卷本）第九卷第205页页脚的注释中有这么一段：“本文最先是吴晗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的演讲，由《进步日报》记者静远记录，后经吴晗校阅和补充。”也就是说，吴晗的《访苏印象》一文的最初形式是吴晗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的演讲，它肯定还在“1950年1月15日”之前。
　　 第二个问题：《访苏印象》一书是不是仅仅是我国应邀参加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二周年的纪念典礼的代表团部分成员写作的访问记的结集出版物？
　　带着这个问题，我到国家图书馆的保存本库阅览室查阅了《访苏印象》一书。在该书的“编辑例言”中，我找到了答案，“编辑例言”说：
　　 “这本书所搜集的主要是我国几个代表团团员们访问苏联的印象记述。这些代表团如下：
　　 一是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是去年七月间，由我国青年界特别选派，专程前往参加在匈京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民主青年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和国际青年节的。……
　　 二是去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三十二周年纪念节时，我国全国总工会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应苏联职工总会和对外文化联络协会之邀，派往莫斯科参加庆祝典礼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包括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文化、教育、科学等团体代表，共计十五人，以丁玲为团长，许之祯、吴晗为副团长，沙可夫、曹禺为正副秘书长，其余代表为丁西林、李凤莲、李永、许广平、龚普生、李培之、赵树理、马思聪、白杨、袁致和。……
　　此外，还有我国去年前往参加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所举行的第一次世界陆空运输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和今年应苏联职工工会之邀前往苏联参加五一节的我国工会代表团。
　　 ……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研究出版部 一九五0年六月 ”
　　 从“编辑例言”中我们得知，《访苏印象》一书是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研究出版部将我国上述四个代表团团员们访问苏联的印象记述结集的出版物。丁玲的文章《苏联人》被排在该书的第一篇，吴晗的文章《访苏印象》被排在该书的第二篇、吴晗的另一篇文章《莫斯科的面包工厂》被排在该书的第十五篇。而吴晗的《访苏印象》一文被定为了这部集子的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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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故事》丛书主编”考
　　 ——《吴晗全集》史实考丛谈之三
　　 ?习 之?
　　
　　 在《吴晗全集》（十卷本）第十卷第452页至第474页刊载了编者编辑的附录八：吴晗主编的丛书。在这个附录的474页上，编者介绍“ 《历史故事》 （6集）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系列丛书《历史故事》真的是吴晗的主编吗？
　　 带着这个疑问，我在国家图书馆的保存本文献阅览室查到了这本1963年6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系列丛书《历史故事》的第一集。
　　 在这本《历史故事》第一集的封面、扉页和版权页，我除了看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教科学编辑部编”的一行字和正文的第一篇是由吴晗撰写的文章《隋末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外，怎么也找不到有关“吴晗主编”的字样。于是，我进一步翻开这本书的“序言”阅读。
　　 “序言”是吴晗写的。读了几段后，觉得似曾“相识”。原来这个“序言”已经收集到了《吴晗全集》（十卷本）的第九卷第363页至367页，不过是它不是从《历史故事》这本书中搜集的，而是在1963年3月30日的《文汇报》上搜集的。而且它还有了一个新的题目：《普及历史知识的一套好书 —— <历史故事>序》。
　　 吴晗在他写的“序言”中，从侧面回答了他是不是系列丛书《历史故事》的主编的问题：
　　 “两年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教科学编辑部举办了历史故事节目，通过祖国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历史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我十分赞成，并且担任了第一讲的讲员，讲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的故事。
　　 同时，北京出版社也认为电台虽然广播了，但不可能每人都有时间听到，更不可能每人每次都听到，决定把广播过的讲稿选辑成书，使听过的人可以重温，巩固记忆，没有听过的人可以读到，对普及工作作进一步的贡献。第一批选辑了八本，以后准备继续出下去。并要我写篇总序。
　　 我欣然接受了写这篇总序的任务，因为……”
　　 显然，吴晗是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故事》丛书的主编，完全是《吴晗全集》编者凭空杜撰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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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大会讲话”时间考
　　——《吴晗全集》史实考丛谈之十六
　　?习 之?


　　《吴晗全集》十卷本第十卷第304页至309页上刊载了吴晗在北京市建筑工地爱国卫生运动动员大会上讲话——《为做好建筑工地卫生工作完成首都1954年基本建设任务而奋斗》一文。《吴晗全集》的编者在这篇文章的标题下标注的时间为1954年3月30日。
　　笔者因编篆《吴晗年谱》的需要，在查阅《光明日报》时，发现在《光明日报》1954年4月2日的第二版上刊登了一则通讯，标题为《北京市召开建筑工地卫生运动大会》。这篇文章报道，“北京市于3月29日召开了建筑工地卫生运动大会”。既然北京市的建筑工地卫生运动大会是在3月29日召开，那么吴晗在北京市建筑工地爱国卫生运动动员大会上讲话理所当然只会在3月29日进行。那为什么 《吴晗全集》的编者在这篇文章的标题下标注为“3月30日”呢？
　　带着这个疑问，笔者查看了《吴晗全集》的编者在《吴晗全集》十卷本第十卷,在这卷书的第309页上这篇文章的末尾标注的引自出处为：（原载《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
　　于是，笔者到国家图书馆的中文图书基藏库阅览室查阅了这本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 1954》(也就是第6册)。在这本书的第163页，也就是吴晗在北京市建筑工地爱国卫生运动动员大会上讲话——《为做好建筑工地卫生工作完成首都1954年基本建设任务而奋斗》一文的末尾，我看到了该书的编者标注的这篇文章的引自出处为：“根据《北京日报》1954年3月30日第一版刊印”。
　　《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 1954》的编者只是说这篇“讲话”是“根据《北京日报》1954年3月30日第一版刊印”的，而没有说这个讲话是“ 1954年3月30日”讲的呀！再说，稍有这方面知识的读者都知道，一般情况下，当日的新闻将要见报于第二日乃至若干日以后的报纸。也就是说《北京日报》1954年3月30日第一版发表的吴晗的这个“讲话”，一般情况下都只能是3月29日乃至以前若干日的“讲话”。
　　为了更好的搞清楚这个问题，我又到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阅览室查看了1954年3月30日的《北京日报》。在1954年3月30日《北京日报》第一版的头条新闻是《市府昨日召开建筑工地卫生运动动员大会 号召加强工地卫生完成建设任务》，文中报道：“市人民政府于昨日（二十九）召开北京建筑工地爱国卫生运动动员大会” 。
　　好了，问题解决了！《吴晗全集》的编者在《为做好建筑工地卫生工作完成首都1954年基本建设任务而奋斗》一文的标题下标注为“1954年3月30日”肯定是错了！吴晗的这个讲话是在1954年的3月29日，而不是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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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的“北京市教育工作空前发展”一文考
　　——《吴晗全集》史实考丛谈之十五
　　?习 之?


　　《吴晗全集》十卷本第十卷第361页至365页上刊载了吴晗1959年4月27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北京市教育工作空前发展》一文。 在1959年4月30日《《人民日报》的第十三版上笔者看到了最初发表的这篇文章。看过以后笔者发现，发表在1959年4月30日《《人民日报》的第十三版上的这篇《北京市教育工作空前发展》和刊载在《吴晗全集》十卷本第十卷第361页至365页上的那篇《北京市教育工作空前发展》，竟有不少地方不同！
　　首先就是第二自然段的开头不同，《吴晗全集》十卷本第十卷第361页至365页上的那篇《北京市教育工作空前发展》第二自然段的开头是：“目前，北京各高等学校共有学生9.8万多人。中等学校学生……”，而1959年4月30日《《人民日报》的第十三版上的那篇《北京市教育工作空前发展》第二自然段的开头则是：“在学学生按人口比例：解放前为十分之一，现在为四分之一；小学和初中教育已普及。……”，然后，再紧接着才是“目前，北京各高等学校共有学生九万八千多人。中等学校学生……”。也就是说，《吴晗全集》十卷本第十卷第361页至365页上的那篇《北京市教育工作空前发展》第二自然段的开头，少了“在学学生按人口比例：解放前为十分之一，现在为四分之一；小学和初中教育已普及。”这一句。
　　另外就是《吴晗全集》十卷本第十卷第361页至365页上的那篇《北京市教育工作空前发展》中的所有数字基本上全是采用的阿拉伯数字，如：9.8万、26.5万、1/4、1949年等，而1959年4月30日《人民日报》的第十三版上的那篇《北京市教育工作空前发展》中的所有数字基本上全是采用的中国字数字，如：九万八千、二十六万五千、四分之一、一九四九年等。像这种将中国字数字改成阿拉伯数字的状况，在这篇文章中大约有六七十处之多。
　　《吴晗全集》十卷本在收录《北京市教育工作空前发展》这篇吴晗的文章时，为什么要删掉第二自然段的头一句话？为什么要将所有的中国字数字改成阿拉伯数字呢？带着这个疑问，我对《吴晗全集》和《人民日报》刊载吴晗的这篇文章的情况进行了考证。
　　首先我查看了《吴晗全集》在这篇文章之后的引用出处的标注。原来,《吴晗全集》这篇文章时引自中国档案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的京市档案馆等编撰的《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 1959》。
　　继而，我在国家图书馆中文图书基藏阅览室查看了《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 1959》第255页至第261页上《北京市教育工作空前发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末尾，该书编者标注：根据《新华半月刊》（1959年第11号）刊印。
　　于是，我顺藤摸瓜，在国家图书馆保存本阅览室找到了那本1959年11月号的《新华半月刊》。在1959年11号的《新华半月刊》的第13页至第14页，我又找到了那篇题为《北京市教育工作空前发展》的文章。仔细一看，这篇文章和1959年4月30日《人民日报》第十三版上的那篇《北京市教育工作空前发展》是一模一样的！
　　问题清楚了！
　　《吴晗全集》的编者，并没有“篡改”吴晗这篇文章，而是《吴晗全集》引用的《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 1959》的编者“私自”将这篇文章给“篡改”了！
　　我不知道《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 1959》的编者为什么要删掉这篇文章第二自然段的开头的那一句话？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将这篇文章中六七十处中国字数字统统改为阿拉伯数字？
　　我觉得历史资料应该保持它的原貌，我们的历史工作者不应当按照自己或者现在的认识观点去“修改”历史资料，对于历史资料，不管现在看来是正确的、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都应该保持它的原貌，以便研究它的学者、读者准确地、全面地去认识它、了解他、研究它！那些“私自篡改”历史资料的行为，只能是“背着磨子唱戏，费力不讨好”！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47485-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