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育之：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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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龚育之


《百年潮》 2005年 第08期



（一）关于形势
       党史学会开会，应该研究党史学界的形势。
       有一种议论，说现在党史学界在萎缩，系统的党史课停开，党史专业本科招生急剧减少，一些党史机构裁撤合并、人员青黄不接，这些情况显然是存在的。
       但是，是不是可以简单地用“萎缩”两个字来概括党史学界形势？恐怕不好这样说。高等学校的党史课是八十年代中期改成中国革命史课的，现在又改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名称是改了，新课程同党史还是有密切关联的，党史教师队伍在这些课程的讲授中还是不可缺少的力量。党史革命史专业硕士、博士学位点不少，听说一些高等院校、省级党校还在继续申请，硕士、博士研究生招得更多了。党史机构办的专业研究和通俗刊物比过去增加了（《2001党史工作年鉴》上列了三十种，恐怕统计不完全，有人估算，现在大概有六十余种；如果加上政协系统的文史类刊物，以及有关近现代历史和人物的综合类刊物，全国大约上百种），其中有几种在读者中还很有影响。党史革命史和近代当代中国史题材的图书，有些销路不错（据说是三大类畅销书之一，叫做“三分天下有其一”，其他两类是财经法律类和生活休闲类）。这叫不叫繁荣呢？
       恐怕是有萎缩，更有繁荣。而繁荣中又有诸多问题。要健康繁荣，还要做多方面的努力。
       （二）我读党史
       我无力也无意对党史学界的形势作全面的分析。
       从党校和党史室的领导职务上退下来以后，虽然身体不大好，但是闲暇的时间比较多了，阅读的书报杂志也比较多了。我读得最多的，还是党史方面的出版物。我写《党史札记》专栏，已结成两集，还在《学习时报》上继续连载。今年初还写过一篇《二○○四年我的读书单》，列出十五种，略加评点，其中大都属于党史或有关党史。
       如果要开《二○○五年我的读书单》，这半年大概又可以开出十来本吧。
       现在，就以我闲来读史的范围为限，拉杂地说一说我读党史出版物后的一些印象和感想。
       （三）党史学界的成果
       《二○○四年我的读书单》，首先开列了《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二）》。这两部书都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著作，我认为这是党史学界近年来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成果。
       党史学界，关心党史的人们，对文献室的工作成果，总是交口称赞的多。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著作，分几个系列（选集、文选、专题文集、综合文集、建国以来文稿）在系统地出版，各人的多卷（或一卷）的传记、年谱也在陆续出版。这为党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可靠的、有时详细到逐日甚至一日还分上午下午晚上的、其中不少是真正鲜为人知的档案资料。文献室的著作，也以依据大量档案和访谈资料见长。研究党史的人们，常常抱怨档案开放不够。这个抱怨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认为，文献室的这些出版物，应该说也是开放档案的一条途径、一种努力。党史学界应该尽可能利用这些出版物中系统地公布的档案材料，而这种利用，有些研究者是很注意的，很可惜，许多研究者现在还不能说是注意得足够的。
       当然，这些出版物也不是十全十美。它们的某些观点，对历史的某些叙述方式，对档案的某些使用方式，对文献的某些编辑方式，人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某些史料错误，也难以完全避免（我就发现《周恩来年谱》中有一条史料把一九六五年底作协和共青团联合召开的青年业余创作积极分子会议上周扬的一篇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当作周恩来的了）。这都不要紧，可以指出和讨论，以推动党史人物、党史事件的研究更加细致、更加准确。
       评论《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时我说过：这是迄今为止最全面地记叙毛泽东一生中这最复杂而曲折的后二十七年的一部力作。金无足赤，书无完书。“有所取，必有所舍，有所详，必有所略。但取舍详略之际，考虑间有未周，在所不免。而知人论世之处，作者颇具匠心，究难悉当。”胡乔木评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这几句话，移用到评论《毛传后篇》，也是适当的吧。对毛泽东的评论，人们尽可以见仁见智，然而，只要是本着严肃的态度进行研究，就不可能绕过这本书，无视这本书，否则，对毛泽东的研究至少会是有缺陷的。
       对《毛泽东传》的这些评论，移用于文献室著述的其他传记、年谱，恐怕也是合适的。
       文献室的工作成果很多，无需逐一评论。补充一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由文献室及时陆续编齐出版，已成惯例，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重要文献，也已由文献室编齐出版。可是，这两段时间之间，即“文化大革命”十年和前进中徘徊两年的重要文献，却还没有编辑出版。过了三四十年了，没有那么大的政治敏感性了，是不是可以快一点编印出来，使重要文献的编辑出版，接成一条完整的龙呢？
       （四）再谈党史学界的成果
       除了文献室的著作，就要数党史室的著作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由《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修订而成。上卷一九九一年出版后，颇得好评。为什么要修订？因为十多年来，卷帙浩繁的大型资料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相继问世；两位主持上卷编写的大师的遗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整理出版；史学界不少引人注目的相关研究分别出版。只有依据新的历史资料、新的历史经验、新的历史视角，不断修订和补充已经出版的权威著作，才能保持其权威性。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是红花。但是，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一花虽好还需百花齐放。通史著作，在篇幅上，既要有大型的（像这部著作这样），又要有小型的（像《中国共产党简史》那样），还要有中型的（像《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那样）。详略各异的党史通史和分段别类的党史专史，要百花齐放。同属通史，篇幅相近，但各具特色，可资比较，也要百花齐放。权威本不是“定本”，不能定于一版而应不断修订，也不能定于一本而应多本并存。当然，低水平重复的东抄西剪之作，是不能提倡的。
       （五）领导人的回忆和自述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自述历史，写作系统的回忆录，这在新中国，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当然，在外国，这是常规。就是在旧中国，就是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内，这也常有。毛泽东和在陕北的许多人，不是都向先后到达这里的斯诺夫妇自述过自己的经历吗？斯诺的《西行漫记》和斯诺夫人的《西行漫记续编》中的这些自述，不是在全中国、全世界都发生了很大影响吗？建国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没有发表过系统的自述和回忆了。有，也是一些片段。改革开放以来，情况改变了，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人们，元帅、大将和上将们，省市委书记们，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长主任们，许多人都有回忆录性质的著作问世。这些年，新退下来的党和国家最高级领导人写的专题回忆，也不断问世。应该说，这是党史研究繁荣的重要表现。
       这些自述，这些回忆，能算是党史学界的成果吗？
       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高级干部，当然不好归入党史学界。但是，第一，他们本身就是党史人物；第二，他们的自述和回忆，往往得到党史学界一些同志的帮助。或者帮助他们查阅档案，搜集材料，或者帮助他们起草初稿。据我所知，薄一波的《回顾》和《奋斗与思考》，《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都是如此。《杨尚昆日记》当然是自己写的，但也有党史学者帮助校订和注释，《杨尚昆回忆录》帮助者一定更多。许多元帅和将军、许多省市委书记的回忆，恐怕也大抵如此。《二○○四年我的读书单》中提到的《吴德口述》，更是党史国史工作者采访、记录、整理的结果，并且有采访者署名，以示党史学者对此书在学术上分担责任。如果开《二○○五年我的读书单》，还将列上多本这样的回忆录。这次会上大家拿到的陈锦华的《国事忆述》，是最新的一种。这类回忆录，由于当事人的地位，由于助手们查阅档案的方便和搜集资料的广泛，历史价值一般都比较高。
       根据回忆者本人属于党史人物和有党史专业人员协助这两点理由，我以为，这些著作也属于党史研究的成果。
       （六）大秀才和大翻译的回忆和自述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工作过的“大秀才”，这些年也写了许多的回忆。李锐，曾以毛泽东的兼职秘书的身份参加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他写的《庐山会议实录》，引用了大量史料，特别是他被指名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彭会的亲笔记录，在“文革”中被专案组没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得以发还，是独有的一份。吴冷西，“文革”以前经常列席最高领导层讨论国际问题的会议，他写了两大本《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其中有些观点现在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提供的历史情况却是非常丰富和可贵的。这些都是多年前的事了。近年来，曾任邓小平复出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的于光远，涉足党史研究，写了《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和《我忆邓小平》，前一本已经在海外译成外文出版。
       秀才们之外，还有翻译们。曾经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担任过翻译的师哲，有了口述自传；李越然，有了回忆文集；阎明复，正在一些党史刊物上陆续发表回忆文章。
       因为这些人都有过在领导人身边工作的经历，他们的回忆，可以补领导人自己没有写回忆的不足，甚至补档案不完备的不足。而且秀才和翻译的视角，又不同于领导人的视角，所以这些人的回忆有它们不可替代的独立价值。
       领导人和他们身边的秀才、翻译的回忆，构成这些年我们党史研究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许人们要问：个人回忆能算信史吗？的确，个人回忆，难免有失真之处。这可能是无意的，时间久了，记忆串了，人人难免。也可能多少是有意的，囿于某种理念，为尊者贤者讳。至于历史上的纠葛和误解，记载到回忆录里，也在所难免。但这些都不足以否定当事人回忆的历史价值。当然，对于当事人写回忆录，第一，要提倡遵守信史原则；第二，要提倡多写，多家回忆可资比较，从比较中读者自可评论某种记述真实性的程度；第三，历史学家使用历史当事人的个人回忆时，要加以研究，加以鉴别。
       （七）各色人等的回忆和自述
       我在《党史札记》中写过三篇读后感，介绍和评论我的三位同学（记者金凤，外交官冀朝铸，志愿军战士张泽石）的自述。为什么把这些人的自述，拿到《党史札记》中来评论？他们可以算是党史人物吗？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列入“党史人物”有什么规格。我说过：把这些读后感列入党史札记，并不是主张把这几位自述者写进党史。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但党史并不只是党的文件和会议，党的领袖和英雄，而且是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斗争和命运的总体的描述，一个一个人的故事和经历未必能写进党史，而研究党史则不能不研究一个一个人的历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研究党史的人，要多读些各种人写的、写各种人在这时代中的经历的书。
       各种人写自己经历的书，我在《党史札记》中还提到《温济泽自述》，他是右派改正的第一人。在《二○○四年我的读书单》中又列了《黄慕兰自传》，一位做秘密工作的老人的传奇人生，和剧作家杜高的《又见昨天》。如果开《二○○五年我的读书单》，还应该列上活跃的理论家吴江的《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新闻和文化工作者沈容的《红色记忆》，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向毛主席写信状告迟群的刘冰的《风雨岁月》和《求索：难忘的历程》，夫妇外交家章文晋的夫人张颖的《外交风云亲历记》，还要加上刚读完的曾任中央电视台台长戴临风的韵言为主加上旁白的诗体自传《千韵人生》。这只是就我有限的阅读范围来说的，不说挂一漏万，也是挂一漏百，挂一漏十吧。
       这类自述性的出版物，不容易找到汇总的书单。常常是得不到出版消息，得到出版消息也找不到购书的地方。各种出版社都出这类书，发挥多个积极性而不是只有一个积极性，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此处不出我书，自有出我书处。”但是，从读者来说，如果几个出版社，成系列地出版这类书，形成几套丛书，使各个丛书形成自己的品牌，那就更好了。已经有几个出版社这样做了。一个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了一套《百年人生》丛书，其中我读过的有民主人士、廿年落难、晚年入党的叶笃义的《虽九死其犹未悔》、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的《思痛录》、作家徐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历史学家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翻译家杨宪益的《漏船载酒忆当年》等多种，杜高的《又见昨天》就是其中的一种。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了一套《口述自传》丛书，我读过三种（黄药眠、文强、舒芜），还编了一种《口述历史》丛刊，已出三辑，希望丛书和丛刊能如约继续出下去。一个是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出了一套口述传记丛书，冀朝铸那本即是其中之一，我看过的还有朱正的《小书生大时代》、何满子的《跋涉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消息闭塞，近年来没有听到这套丛书的下文。
       聚散书为丛书，持之有恒，锲而不舍，积以时日，这样的丛书在出版界读书界就会形成名牌，发挥出散书难有的效应。
       （八）关于自费印刷物
       现代排版印刷的条件比过去方便多了，社会的财富状况也比过去优越多了，所以古代有钱人自费刻书的传统，今天普通人也可以做到。有些书，出版社不出，人们就自费印出，分送友人。朱正主编的《1957：新湖南报人》，就是这样一本书，记载了那一年报纸编辑部划“右派”人数占总人数比例最大（一百四十三人中五十四人打成“右派”）的历史事件。五十四人中的刘皓宇，写了一本《人·鬼·人》，也是这样印出的。几年前我收到中央党校一位老干部杨德修自费印出的《自写当年》。最近，我还收到不相识的李理寄来自费印出的《俺这一辈子》。这样印出的书，日渐多了起来。
       能自费印刷非卖的书籍，是一大开放。这叫做：“处处不出我书，我走自印之路。”但如果能由有眼光、有气魄的出版社，把那些质量高的、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书籍，公开出版发售，那就更好了。《虽九死其犹未悔》在群言出版社出版时，原定是严格限制的“内部发行”，差不多等于是自费印刷分送，到《百年人生》丛书中就公开出版了，这就是开放，这就是进步。
       （九）关于境外出版物
       境外有关中共党史的出版物据说相当多，其中有的还因作者身份被渲染而颇为风行。我只读过零星的几种，这零星的几种中有些我也不准备在这里加以评论。但《二〇〇四年我的读书单》里，列了两本境外出版物：高勇的《胡耀邦主政团中央》和唐宝林的《中国托派史》。我不明白，是什么缘故，这两本书不能在大陆出版。前一本有作者的亲历亲闻，后一本有作者在大陆搜集的大量档案史料。我知道，有些著作，原来也是先在境外出版，后来在大陆也出版了，如：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这也是开放，这也是进步。
       近些年我还读了几本“两案”被审或相关人员在境外出版的基本上属于自辩性质或反省性质的书。那些反省性质的书，是不是在境内也能出版？那些人的自我辩护，是不是也可以让人听听？自辩得全无反省，可以让人了解还有这样的人物和思想存在，自辩中如果包含有若干事实，那也有助于弄清历史细节的真相。我知道，包括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郑超麟回忆录》、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在内的一套书，原来都是境外分别出版的，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由大陆用现代史料编刊社的名义印出。出版说明中说：“为了满足中共党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计划有选择地翻译和翻印少量国外和港台出版的、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有关研究中共党史的著述和资料，供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党史工作者参阅。由于作者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等原因，这些书籍不同程度地都有一些歪曲史实，吹嘘自己，诬蔑我党的有关领导同志的内容。我们均按原文排印，内容没有删节。”现在这套书又由东方出版社再版，出版说明说：“由于上述图书当时印量很少，目前图书市场上已经绝版，但仍不断有读者来信索要复印上述资料。有鉴于此，我们报经有关部门同意，在系统清理的基础上重版以上若干史料，并定名为《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内部出版，限量发行。”如果照此办理，是不是可以把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两案”或相关人员的境外出版物，也在大陆“内部出版，限量发行”，供中共党史研究者参阅呢？也许，还要等多少年，等所说的事情真正成为久远的历史以后，才能这样做？
      
       （十）关于国家档案和个人档案
       《二○○四年我的读书单》在提到杜高的《又见昨天》时，一并提到李辉的《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这是一本奇书。奇就奇在是李辉从潘家园旧货市场买到了“劳改犯”杜高的全部劳改档案，并在征得杜高同意的情况下予以公布，编成此书。杜高应不应该劳改，有关部门已经作出改正结论，这里无需再说。但是，既然在国家的公安部门接受劳改，这种档案本来只应该保存在公安部门，现在竟然流入了旧货市场。
       流入民间进了旧货市场的国家档案，大概还有。一位不相识的民间收藏家给我送来一份他从旧货市场购到的档案，请我鉴定，看是不是真品。这是开国大典之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预备会议和第一次正式会议的签到簿和记录纸。正式会议的记录还经过修改，改动的笔迹很像是毛泽东本人的笔迹。历史情节是完全符合的，这我能鉴定；但档案是不是真品，我无法鉴定。我介绍他找中央档案馆。结果，档案馆告诉我，真有这件档案！不过现在还存在档案馆，那么人家送来请求鉴定的，就应该是复制件了。这样重要的档案怎么会那样精美仿真地被人复制，原件或复制件怎么会流入旧货市场，我就不知道了。
       国家档案流入民间市场，这应该是个别的违规行为。但是，大量的个人档案：笔记、记录、日记、书信、照片、手稿、抄件、存件，收藏久了，成了有历史价值的档案。这是合法地保存在民间的。现在人们很注意保存、搜求、发掘和利用民间档案。一般地说，这对历史研究有价值，特殊地说，有些对党史研究也有价值。苏星的《1961年陈云召开的煤炭、钢铁座谈会记录》，就是利用个人档案整理出来的一部党史资料书。做好这类档案的发掘、整理、公布和利用，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说到整理和公布个人档案，整理的科学性就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举一个例子。宋云彬有一本日记，后人把它题为《冷眼红尘》给出版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得知书上的文本同他的原始稿本有一些差别。在《党史札记》中我写过两篇谈建国初救国会解散的文章。对为什么解散，只看到解散时宣言所说的原因，不知还有什么深层的原因。别人给我提供了一点深层的材料，也还是弄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文章发表后，收到上海市委统战部一位年轻同志的信，他说，宋云彬日记里曾记载召开新政协筹备会期间，周恩来、李维汉到北京饭店，跟救国会的几个代表谈话，提到一种设想：将来留一个民革，一个民盟，一个民建，其他民主党派就不要单独成立了。宋云彬这一时段的日记曾经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过，里面有这个材料。在现在出版的《冷眼红尘》中，把这一天的日记删去了。我不知道整理者为什么要删去这个材料。没有什么政治忌讳嘛，只是一段历史嘛，只是半个世纪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经有过的一种设想嘛。当时，救国会解散了，与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几个民主党派也合并为一个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了。只是后来思路改变，其他民主党派的解散或合并才被劝止。我觉得宋云彬日记的这一条，恰恰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幸亏日记两度发表，被细心的读者把被整理者在出书时删去的地方看了出来。如果过去没有发表过，读者只能看到《冷眼红尘》，就不能从这里知道这段历史了。这种加工，我看一般没有必要，损害了史料的价值。
       （十一）关于党史刊物
       再说说读党史刊物的感想。还是限于我读到的，说白了，就是送给我的刊物。
       研究性质的刊物，如《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资料》，还应该加上《党史研究与教学》等等，我都经常翻翻，并且时有所获。从我的兴趣说，我欣赏的主要是提供了新的史料的文章。如果没有什么新的、系统的史料，我就不大读了。《中共党史研究》译载的一篇文章，解开了米高扬访问西柏坡那份追述报告中提到的毛泽东致斯大林的两个电报之谜，我在《党史札记》里谈到了这件事情。《当代中国史研究》上有个小专栏，叫“国史札记”，时有引人注意的小资料，可惜没有注明资料的来源。是从档案中查来的？还是从当事人或知情者那里听来的？不说明，就让人不能放心引用。对于一个研究性质的学术刊物，这类学术规范还是注意一点为好。
       通俗性质的刊物，如《炎黄春秋》、《百年潮》，我每期必读。地方上的这类刊物，我也翻翻目录，选读有兴趣的文章。读通俗党史刊物，也是时有所获，不胜枚举。比如，最近这一期《炎黄春秋》上白介夫的《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就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讲一位归国科学家坎坷而悲惨的命运，讲一位党员领导干部同他的交往和愧悔；还有去年张根生的《我所了解的华国锋》，也是难得的一篇。我想如果只有前一类刊物，没有后一类刊物，党史文章大概就主要限于党史界内阅读，叫做“体内循环”，很难影响到界外了。有了通俗性质的刊物，在读者中的影响就扩大了。胡绳主张和支持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百年潮》，正说明了这种远见。
       我读这些刊物，除了时有所获外，有时也有这样的感觉：编者过分渲染“揭秘”、“内幕”、“鲜为人知”。也许是为了招徕读者吧。但对研究党史的人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鲜为人知，几乎是人所共知，说得挖苦一点，大概只有编者不知或故作不知。在低水平上重复过多地炒作已经熟知的题材，我觉得不是办刊的方向。当然，通俗刊物的读者一般党史知识不那么多，阅读范围不那么广，对党史研究者已熟知的东西也许还不知道，所以，向他们介绍这些近乎共知的东西还是有益的。但是，从刊物的质量和对积累党史成果的责任来说，主要还是提供当事人或相关者的亲历亲闻，或者是写作者对有关历史事件的新的研究，而用可读性比较强的方式表达出来。用剪刀和粘贴写出来的文章，不可能提高刊物的声誉。
       地方的刊物，发表关于当地党史的文章，如广东的刊物发表的关于建国初广东公安局“二陈”被错误处理事件的文章，四川的刊物发表的关于六十年代初期“萧李廖”因为向中央反映当地饿死人的严重情况被打击事件的文章，都属于提供重大事件信息的记述文章，价值是很高的。
       还有一份周报，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也是我每期必读的。这份周报不是党史报刊，但时有党史文章。沈宝祥在周报上发表了系列文章，根据他亲历的记忆和他个人所存的档案，写胡耀邦领导中央党校编《理论动态》推动拨乱反正的经过。最近预告，就要出书了。他今年还重版了另一部书，改书名为《胡耀邦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是纪念胡耀邦九十诞辰的一种表示吧。
       （十二）关于党史学界内外的良性互动
       前面说到党史研究成果许多并非出自党史学界内。什么叫党史学界内？大概是指在党史研究和教学机构内工作的人员吧。但是，这样来定义界内外，是不是太狭窄了？不但那些高级领导干部、在领导身边的秀才和翻译、写自己经历的普通人，不算党史学界内，就是那些跨学科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工作者，写了党史研究著作，也不能算是党史学界内了。还有，那些专门从事有关党史的研究或用很大精力从事有关党史研究的其他行业的工作者：作家、记者、出版工作者、自由职业者，以及离退休者，都不能算作党史学界内了。学界何必划得那么清那么严呢？
       还有，所谓“官方党史学”和“民间党史学”，这两个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界限，能不能够界定和划分得那样清楚？中央和地方的党史研究机构的经审定和批准的职务著作，也许可以叫做官方党史学，但是，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人员，也会有而且必然有个人著述，这算不算官方党史学呢？党的领导人的回忆，也许可以叫官方党史学，但是算到哪个级别为止呢？算到哪个级别就不算了呢？还有一种看法，合乎官方观点、合乎党的历史决议的党史研究，叫官方党史学，不合的就叫民间党史学。这样划分也难。首先，由谁来做这种鉴定？党史学是一门历史科学。这门科学，党性很强，而对共产党人来说，党性又内在地包含两个侧面：民主集中的组织纪律是党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是党性；服从党的决议是党性，服从事实、服从真理也是党性。党性和科学性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或者应该是能够求得统一的。所以，党史科学中的观点，归根到底，还是要经受历史的检验、事实的检验。这样才能有信史、良史。其次，党的历史决议也要与时俱进，建国以前的历史决议不必说了，建国以来历史决议通过以后，历次党代表大会报告都在历史总结方面有所发展，有所前进。再次，历史决议只能判断党史上的重大是非，还有许多历史上的事情历史决议并没有做出判断。总之，研究的空间很大，无论对官方还是民间都是如此。所以，还是要谈党史界内外的良性互动，谈“官方党史学”和“民间党史学”的良性互动。良性互动，才能拉近距离，相轻相讥，只能互相伤害。
       现在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实行的是团体会员制，会员单位都是有关党史研究和教学的机构。这是不是狭窄了？是不是可以把凡属从事过或从事着党史研究的那些人员，都包括进党史学会里来？当然，要从组织上扩大党史学会，增加个人会员，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是不是党史学会从工作上，扩大联系面，在共同的大方向下，把大量从事过和从事着党史研究的人员都摆进自己的视野，加强同这些人在研究工作上的联系呢？这样做有利于增强学会的活力，也有利于增强学会的影响力。我希望能够这样。
       现在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一些界外的研究不被界内重视，一些界内的研究也不被界外接受。这种分隔，有对史实判定的龃龉，有对历史看法的分歧，也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差异。有分歧、有差异，就要分隔、就要对立吗？不应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草、讨论、通过历史决议前后，党史学界内外有过很好的良性互动。历史决议的形成，虽然有党史学者参加，但主要不是党史学者，而是全党高级干部。历史决议通过后，党史学者结合决议，对许多重大的党史问题重新进行研究，有力地配合了拨乱反正的进程。在高层领导人及相关机构和专业人员共同努力下，一些长期被尘封、模糊、扭曲的历史史实逐步得到澄清，一些长期被定论的历史问题重新得到评价。那个时期，党史研究有过一个高潮，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获得新成果的文章、著作。
       如何保持和加强界内外在党史研究中的良性互动？我想，在史料、史实、史观三个方面都可以有所作为。
       史料方面，界内这么多年做了大量整理、编辑和出版的工作，界外也挖掘、整理了不少。出版了的，当然已经进入公共领域；整理好了尚未出版的，是不是也可以在许可的条件下，通过一定的方式共享信息资源呢？
       史实方面，界内外不同的学者之间存在一些不同判定，一方面可能与掌握的不同史料有关，另一方面可能对史料有各自的解读。这就更需要加强交流，澄清事实。有些史实一时难以确认，可以存疑，也可以存异，同时做进一步的研究。
       史观方面，问题可能复杂些。历史决议和以后各次全党代表大会的结论，是集中全党智慧得出来的。我们研究党史，应该坚持历史决议和全党代表大会的基本结论，而不能随意动摇，更不能从决议和全党代表大会的基本结论后退。但是，前面说了，历史决议也要前进，作历史决议并不能代替党史研究，党史研究的空间还很大。在这个过程中，界内外不同的学者对历史问题的评价有共识，也有分歧。有共识，当然好办。有分歧怎么办？从界内的角度说，首先应当重视界外的那些属于尊重事实者的研究成果。界外的研究，有些相当扎实，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值得界内参考。界内外都应当尊重对方的严肃的学术研究，平等探讨，而不是简单拒斥或根本无视对方。当然，学术研究不是作决策，不是非得要统一，有些问题可能就是达不成共识，不必要也不可能强求一致。一九五六年，陆定一不就宣布过党中央对研究近代历史的方针，倡导历史工作者独立地研究近代史中的各种问题，要求采取百家争鸣的政策，而不是什么别的政策吗？
       拉拉杂杂谈了这样十二点，感想而已，没有经过深思。讲得不对的，请大家批评、指正、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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