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鬼：我和我的母亲杨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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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不少女作家的孩子都对母亲一肚子意见。



　　我想自己就是那些孩子中的一个。

　　母亲作为一个作家，是优秀的，但作为一个母亲，却有严重的欠缺。她生前多次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

　　母亲曾说她不喜欢小猫小狗。我感到她也不喜欢小孩儿。她的神经官能症使她怕吵闹，曾明确表示不欢迎别人带小孩来家里，说小孩一哭闹，她的心脏受不了。周末我们孩子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乱太吵。如同她的母亲整天醉心于打牌看戏，我的母亲整天醉心于她的写作，都同样的不管孩子，儿女情很淡。

　　孩子生下后，她嫌带孩子麻烦，影响工作，5个孩子有4个是找别人带的。

　　据母亲自己说，她18岁时在小汤山一个农民家生了第一个孩子。产后12天，因农村闹霍乱，不敢多呆，就把婴儿留下，自己返回北京。结果这个小儿子长到1岁半时，生病夭折。

　　她第二个孩子徐然，只奶了8个月，也送回了河北农村老家。

　　第三个孩子青柯1938年冬生于河北深泽农村，刚过满月母亲就出去追赶贺龙的部队，将孩子留在农村。以后不闻不问，直到8 岁哥哥眼睛被人扎伤，才把他接到身边。母亲在1947年4月6日日记中也承认自己过去对青柯太冷漠了。

　　到生第四个孩子小胖时，母亲还想送给奶妈养。因为当时地委领导提倡女同志自己喂养孩子，她才被迫改变了主意，没有送出去。

　　到要生我时，她决定打胎，却因手续问题没有打成，只好在阜平生下来。又很快地把刚生下的我送回老家，找人喂奶。其实当时环境改善，很多同志都把孩子留在身边或附近。

　　她说她尊崇卢梭。——卢梭就把自己的亲生孩子统统送给育婴堂，一个不要。

　　从年轻时起，她就不是整天围着孩子，想着孩子的人。参加革命以后，她更认为：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赘。这从她的日记中能看出来。

　　1945年11月25日

　　过去我总认为奶孩子不是革命工作，为了工作，就应当把孩子给别人奶，自己腾出功夫来工作。后来看了聂荣臻同志的报告，说女同志是来杭鸡等，才转变一些。但还是轻奶孩子，重工作。今年有了孩子，自己就矛盾。是奶呢，还是不奶呢？原来还有些奶的意思，后来敌人投降了，自己想到解放区将多少倍的扩大，根据形势，干部用的更多，加上孩子很淘气，自己嫌麻烦，就决定了不奶。曾各处找奶母，但没找到。这时听说马同志不回十分区了，为了不愿把孩子丢得太远，这才自己奶着。开始想等到新工作岗位再找奶母，但以后十分区妇女部长给我写信，叫我千万自己奶孩子，她说她这次到冀中去开会才把思想整通。又加上十地委领导同志也叫我自己奶。杨英同志说自己养活一个孩子，至少可为革命服务20年，这是很伟大的工作呀。于是我才决定了自己奶。但是一阵阵，我还是有许多不良的思想使自己苦恼。尤其当孩子淘气或堕（缠）得自己不能动身时，就烦恼，生气，觉得冤枉……

　　……有时因为孩子的累赘，不能像许多同志似的活动，工作，内心也感到痛苦，感到自己前途将被葬送似的不安。一直到今天，也还是不断地自我斗争，不能完全安心的奶孩子。

　　母亲不愿意为孩子多花费时间和精力，总怕孩子妨碍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地道里，发生过多起女同志为避免敌人发现，把襁褓中的婴儿活活捂死的事情。这一情节，给母亲留下了深刻印象，似乎印证了一个道理：为了革命，为了生存，可以牺牲孩子。

　　她的母性不很强，打姐姐徐然就是一例。那是解放战争期间，十来岁的徐然被送到六七十里外的一所住宿学校。因为不习惯，思念母亲，一次她偷偷溜出学校，从早到晚走了整整一天，返回母亲身边。母亲看见疲惫不堪的女儿却发了无名火，用苕帚疙瘩狠狠打她，徐然用手挡护，结果手被打破流血。母亲第二天就托人把她送回学校。徐然的手背上为此留下了一个疤。

　　母亲的童年很苦。她的父母感情破裂，各自寻欢作乐，不管孩子。她自己从生下后，就缺少母爱与父爱，老挨打。在这个冷酷环境里，潜意识中她也深受她父母的影响，不大管孩子，对孩子的事漠不关心。

　　举一个小小例子：小学三年级以前我没有记忆，从我四年级以后到初中高中，学校开家长会，母亲就没有去过一次。父亲也不去，总以工作忙，身体不好为由，让姑父或哥哥去，姑父是一个看大门的，文化程度很低。

　　孩子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很多母亲总要亲自到车站送行。而我家孩子离开北京时，母亲不要说去火车站，连汽车站都不去，顶多送到家门口。

　　除了包饺子时，她会和保姆一起包，我没见过母亲周末为孩子们掌勺做饭，改善伙食，也从没见过她给孩子们收拾衣服，整理卫生。相反，都是孩子照顾她。

　　我成年后，妻子曾说我连擦屁股都不会，怎么搞的？因为母亲就从没教过我怎么擦，怎么系皮带，怎么剪指甲……母亲嫌麻烦，把我往托儿所一送了事。

　　母亲说她小时候，她的母亲从没有抱过她，亲过她。她也继承了这个特点。我4岁从农村来到北京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记忆中就没有被母亲抱过，亲过。也从没有尝过坐在母亲膝盖上的滋味，哥哥也如此。别人都有向父母撒娇的经历，我和哥哥却一辈子不知道撒娇是何滋味。

　　母亲童年时，她的母亲醉心于打牌串门，很少理她，她不得不跟街上捡煤核的孩子玩。可能受此影响，她自己也很少陪孩子玩。解放初母亲虽然常在家养病，却很少到我的房间，陪我呆一会儿。我只能在吃饭的时候，与她见面。平日还不许我在她住处附近跑跳，嫌吵闹。我只好在后院里与一群鸡为伍，弄得全身是土。

　　父母来了客人，除了小胖，绝少让我和哥哥在场，既不愿意把我们介绍给他们的朋友，也不愿意他们的朋友看见我们。

　　她去苏联访问，到外地出差、参观、休养，从没有给我带过点什么小纪念品。我记得唯一例外的是她从北戴河回来，带过几个海星和海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多数人都不像现在的父母那样关爱孩子，把孩子放在首位。那时人们都埋头工作，把工作当作生活中第一重要的事，孩子的事常常顾不上管。但像我母亲这样冷淡孩子，孩子病了也不在乎的却依旧是少数，并不常见。

　　比如，我小时候患了肠粘连，肚子疼，疼得我满地打滚，吃什么吐什么，母亲认为是虫子病，一直没当回事。保姆看我痛得难受，吃药也不管用，再三向她报告，她都说是虫子病，无动于衷，继续把我扔在东屋，任我疼得呻吟。几天过去，我已奄奄一息，眼看要不行了，她才让哥哥带我去看病。医生检查之后马上动手术，后来对家人说，我的肠子都黑了，胀得快要破裂，再晚就没救了……

　　她童年时得了病，父母不给她治。她拉肚子，她冻伤脚，她发烧感冒都没人理。所以自己的孩子得了病，她好像也不着急，不大在意。

　　我12岁左右又闹过一次肚子疼，很严重，育才学校把我送到友谊医院抢救，后又在校医院住了好几天。这期间，尽管学校打电话通知了家长，母亲也没去学校看看我。可萧华的儿子萧云在《我的母亲》一书中说：当他发高烧后，一连7天不退，他的母亲王新兰寸步不离地守了他7天。相比之下，我的母亲绝没有这么强的母爱。我患重病时，不记得她陪过我哪怕一天。

　　当动完肠粘连的大手术后，我肚上的伤口剩下一窟窿，迟迟不愈合，出院继续在家养病。一天因为点蜡烛玩火，烧着了窗户纸，窗户冒起了浓烟和火苗。我知道惹了大祸，又不敢说，怕挨打，躲到厨房。幸亏母亲发现冲过来，把火扑灭。之后她拿着鸡毛掸子狠狠抽我，连吼带骂，把我抽倒在地上。

　　对一个6岁的弱小孩子，刚动完手术，腹部伤口还未痊愈，还缠着绷带，这么毒打，痛上加痛，让我的心灵受到极大伤害，终生难忘。我哭了很久，怀念从没有打过我的姑姑。怀念老家农村，那里虽然穷，却充满亲情。

　　我刚上小学时，母亲为省钱，常让我穿用老家的土布做的衣服。因为土里土气，总被同学欺负。有的同学还说我的妈不是亲妈……回家后也不敢说，只是再也不穿那些土布衣服。

　　幼时身心受过摧残，把母亲的心变冷变硬。她也不知不觉承袭了她父母的毛病，对孩子缺少关爱，甚至有些冷酷无情。哥哥上初中时，有一段时间肚子总疼，去医院检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可就是左侧肚子疼。以后查了多次，也没查出毛病。父母即认为哥哥是装病，以索取关爱。哥哥疼得无心听课，含着泪说：不是装病，是真的难受，真的疼痛。母亲依旧严词批判他：一个大小伙子，不要那么资产阶级，娇滴滴，无病呻吟。

　　——其实这是一种神经性腹疼，来源于母亲的遗传。

　　哥哥还告诉我：他高二时得了急性腮腺炎，腮帮子肿得老大，头昏脑涨，连睾丸也肿了，发高烧39度8。校医给了他一些药后，让他赶紧回家治病休息。怎么回去呢？校医和同学们建议他让家里找个车来接。因为高烧，哥哥走路摇摇晃晃，想到父亲用车很方便就给家里打电话，报告自己发高烧，头很晕，请求父亲要个车来接一下。父亲与母亲商量了片刻后问：你现在能不能站起来？哥哥说能。父亲问：能不能走路？哥哥说头很晕，走路颤颤巍巍。父亲与母亲又商量了一番说，你能站起来，又能走路，还能打电话，病就不算重，你自己乘车回家吧。

　　101中学校园很大，从宿舍到车站要走很远一段路。发高烧的哥哥就只好自己一步一步，跌跌撞撞，从宿舍走到车站。

　　——换了一般的母亲，哪怕找辆三轮车，也要把发高烧的哥哥拉回来呀！

　　1958年国庆阅兵，清华大学搞了一个特种兵战斗师方队。哥哥手持7.62步枪参加了游行。之后，立刻又赶到西郊百花山种树。其间，因为条件艰苦，劳累过度，哥哥得了急性痢疾，只好回家休息。父母一肚子不高兴，责怪哥哥为什么总生病，是不是怕苦怕累？哥哥一会儿一趟上厕所，最后拉得全身无力，要双手扶着墙，一步一步走到厕所。母亲也没当回事，只让保姆陪哥哥去医院看了看，拿了点药。以后转变成慢性痢疾，时好时坏，拉得面黄肌瘦。可父母总说他拉肚子不算病。家里来了客人常常当众嘲笑哥哥，说他娇气，小病大养，练武术练成了病包儿。

　　哥哥一肚子委屈， 曾一口气写了3封长信给父母，解释自己不是娇气，确实是闹肚子，诉说了自己不被信任的痛苦心情。母亲却怒冲冲说哥哥写3封长信是“一连气向我们投了3把长矛”，把哥哥被冤枉、写长信说成是向她发起“进攻”，母亲只看了其中一封，其他两封连看也不看。她伙同父亲指责哥哥“变质了”，变得“自私卑微”，就“只知自己的吃穿”。哥哥是个病号，成天拉肚子，没人管，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关注一下自己的吃穿有什么错呢？那时，饥肠辘辘的我曾把哥哥的一包点心全给偷吃光，他尽管也饿，还饿昏过，却不曾埋怨我一句，这怎么能说“自私卑微”呢？

　　孩子生病或挨整，一般的母亲都会很着急，很担心。可我的母亲却出奇的平静，满不在乎。她为什么这个样子？我琢磨是受她父母的影响。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她的父母对孩子生病撒手不管，也无形中教育了她对自己的孩子也这样，以为这是不娇惯孩子。

      困难时期，我正上初一，平时住校，饿得要命，整天就想着吃，回家也吃不饱。母亲知道我饿，有时也给我一点吃的，但次数很少（那时她总住院）。我只有到姑姑家，才能敞开肚皮吃饱。姑姑家很穷，什么补助也没有，可从来不管我要粮票。而我家的保姆却严格执行父母的命令：不交粮票不给吃饭。若少交几两粮票，保姆会追着屁股跟你要。我和小胖常为交粮票的事跟保姆吵架。父母自然总向着保姆。

　　父亲浮肿了，他们买了不少高级糖、高级点心、高价营养品，但这些吃的都放在他们的屋，只供父母享用。他们出门就锁门，不容孩子染指。他们认为他们是老干部，有这待遇，他们比孩子重要，先顾他们要紧。现在老百姓都挨饿，你们小孩子也应该挨饿，如给你们吃了，就是搞特殊化。

　　哥哥和我一样，回到家也吃不饱。他每次都主动交粮票，还带病帮父母干活，依旧老挨骂。他在清华大学饿昏过一次，回到家里也饿昏过一次。只有到姑姑家，才能吃顿饱饭。姑姑竟然还给过他粮票！跟父母一比，真让人感叹。

　　父母什么时候给过我们粮票呢？从来没有。

　　我曾用报纸上的宣传，衡量过自己父母：不关爱自己孩子的人能关爱人民群众吗？对自己孩子冷酷的人，能对人民群众热情吗？母亲以自我为中心，很少想着孩子——长这么大没见过母亲干过一件为孩子而牺牲自己的事。

　　文革开始后，父母挨了整，成了审查对象，多年的受冷漠让我潜在的对他们的不满大爆发。再加上受极左思潮影响，决心离家出走，到越南战场了此一生。于是才有捆绑姐姐，砸家里大柜，抢一笔钱的举动。准备一去不复返，永远不再进这个家门。

　　如果父母对我很好，感情深厚，关系融洽，我决不会打砸抢他们。

　　我这个极端行为当然是错误的、幼稚的，更加剧了父母与我的矛盾。

　　我到内蒙古没多久就给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过着被监督改造的生活。父母与我断绝了一切来往。父亲根本不指望。无奈中，我只好给母亲写信求救，常常是我写四五封信，她才能来一封回信，还总是要我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我连想也不敢想她能来草原看看我，帮我解决问题。我明白即使我死了，她也不会来。

　　而我身边的一些知青母亲，别说孩子受了这么大冤屈，就是什么事没有，还能不顾路途遥远，千里迢迢赶到内蒙古草原看望孩子。我真羡慕，并渴望有这样的母亲。我常想，对孩子来说，要母亲就要有母爱的母亲。不管孩子，再有名气，再有钱的母亲也别要。

　　——小胖在唐山军垦农场被整得几乎精神失常，流着泪恳求母亲去唐山帮她一把，替她向领导求求情。母亲却没有理。只让大姐去了一下，没解决问题，后青柯去了，把小胖接回北京住了些天，才恢复了正常。

　　母亲年轻时，因为反对包办婚姻，让她妈非常气愤，曾与她断绝关系，停止供给生活费，这对她的伤害是终生的。她也变冰冷，不重亲情，与舅舅、叔叔、姑姑等亲戚的关系都相当疏远，极少来往。与自己的孩子也动不动就断绝关系。

　　文革中，父母怕抄家，曾把一千块钱放在罐子里，埋在地下。等他们处境好些后，让哥哥去把罐子挖出来，却发现钱不翼而飞。父母马上怀疑是哥哥把钱贪污了。哥哥没有偷，当然不承认。为此产生矛盾，越积越深。一次，哥哥与母亲谈到这个问题时，争执起来，母亲大骂哥哥是“白眼狼”、“愚而诈”。平时温顺的哥哥气愤之极，不知怎么迸出一句：“杨沫同志，你别这样冤枉好人！” 母亲哪能允许孩子当面顶撞她，立即与哥哥断绝一切来往。但哥哥还没成家，没有去处，只能住在家里。从此，父母与哥哥一句话不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一天，哥哥发高烧，连续几顿没吃饭，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棉被。父母围坐在一旁的饭桌吃饭，视而不见，一句关心话也没有。

　　哥哥后来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摔伤右臂骨折，养病期间，举目无亲，用左手给父母写信，字写得歪歪扭扭。哥哥再次说明丢钱情况，并检讨了自己跟父母争吵不对，说中国和美国都还谈判了呢，他们为什么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点不来往？信写得很长，但父母还是不理他。整整5年，父母不跟哥哥说一句话。最后，还是经过徐然姐姐做工作，洗清了哥哥身上的疑点，母亲这才与哥哥恢复来往。

　　对我也如此，数次断绝来往，让我尝尽了冷漠的滋味。

　　我从内蒙古回到家那天，作家林斤澜正好在家里做客，目睹了我和父母见面的情景。他说，父母对我的态度及其平淡，只微微点点头，继续坐着，一点不像与孩子多年没见又重逢的样子。从谈话中得知，我在内蒙古被整成了反革命，劳改了好几年后，首次被允许回来，就更让他感到奇怪和不理解——我好像是才出门遛弯儿回来，父母毫无特别的表示。

　　孩子的婚事母亲也甚少过问。她认识那么多人，从没说帮孩子介绍一个朋友。与别的母亲相比，她对孩子的终生大事，缺少兴趣。据我所知，家里四个孩子结婚，她或则反对，或则不管。我结婚时很穷，向她要钱，她说，哪个孩子结婚，我都没给过钱，为什么就对你特殊？嫌我庸俗。经过反复跟她说，才给了我200元（100元买床，100元代她请客吃饭），这算相当不错了。我儿子生下后，她也从没给小孙子买一件东西。哥哥就更惨了，因受父母株连，而立之年找不着对象，母亲也不管。哥哥结婚时经济很困难，她仅仅请吃了一顿饭，一分钱没给，一件礼物没送。

　　你说她不懂这些人情常理吗？她身在珠海，却能给北京老战友的孩子买坐月子用的尿布等。夏天，还能邀请他们小两口住到香山自己的小院。她还曾送给朱述新的爱人（我育才小学的同学）一件高级水貂皮大衣。可作为她自己的孩子们却从来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即使对她比较喜欢的两个女孩小胖、徐然，也没有送过这么贵重的衣服。徐然要她一个收音机，还得付给她钱。

　　母亲有个女同事韩霭丽，1963年左右调到市文联工作。母亲见她总不穿袜子，以为她生活困难。一次开完会后，母亲悄悄把她拉到没人地方，塞给她几双袜子说：我给你带来几双袜子。

　　不料这位女同志笑了，婉言谢绝；自己从小就不穿袜子，连冬天也不穿。

　　弄得母亲有点尴尬，在文联传为笑谈。可大家都感到了母亲的善良，对同事有爱心。

　　然而她对家里人，就另外一副面孔。小胖临死前一段，常常也没有袜子穿，大冬天光着脚板穿双棉鞋，她却没说给小胖几双袜子。

　　在小胖的问题上，最能看出母亲的儿女情很淡。

　　1980年新刑法颁布后，公安局因证据不足只好释放了杀害小胖的嫌疑犯。此人已坐牢5年，拒不认罪。有个公安局的朋友把这消息透露给母亲，让她赶紧活动，否则那家伙就放出来了。母亲却平静地说：随它去吧，小胖已经死了，再关再判，也解决不了问题。何况那个人还有三个孩子。算了。

　　朋友很惊异，说母亲太善良了，连凶手的孩子都那么关心。

　　——然而这对小胖善良吗？难道小胖的命就这么不值钱，杀了就杀了，凶手可以逍遥法外，照旧唱歌吗？如果说，小胖死时，江青尚在台上，你害怕，还情有可原，但这个嫌疑犯释放时，江青已打倒多年，以母亲的人大常委身份和影响，完全可以为小胖的事，找有关部门领导交涉，再给好好查一查。可她只给市公安局的张烈写过一封信，就再也没管，眼睁睁看着那个杀人嫌犯给释放。以后多年，把小胖命案置之脑后。当哥哥问起这事时，她让哥哥写信催，自己却撒手不管。

　　私下她曾对林斤澜说过：这个事算了。那唱歌的也是个人才，反正人已死了，网开一面吧，不必再追究了，干嘛非要以命抵命呢？林斤澜感到母亲非常的大气。但作为孩子，我却觉得她缺少母亲的责任感，心目中留给孩子的位置太少。

　　孩子无辜被杀，这可是个人命关天的大事。母亲坚信小胖是那个唱歌的杀的，看电视时，一看见有他，马上换台，却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她醉心于帮助刘亚光打官司，她有时间为刘亚光，给这个中央领导，那个中央领导写信，却没有心思管小胖的命案，从没有为小胖的事给中央领导写信。

　　相比之下，一个农村妇女若遇见这种事，肯定会为孩子不顾一切地奔走呼号，哪怕豁出去啥也不干，也要上访申冤，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可小胖出事后，母亲难受是难受，却没有为小胖的案子花什么大气力。这是比一般老百姓水平高呢，还是不如一般老百姓呢？

　　母亲自己在1977年4月28日日记中说：

　　小胖，我的孩子，我对不起你！为了写作，我没有精力为你去奋斗，去打官司。也许今生你就这样冤枉地死了。

　　有位部长夫人说：1975年小胖出事后不久，曾在柳荫街碰见了杨沫同志。当杨沫同志说到自己的女儿出事时，口气一点也不悲伤，似乎还兴致勃勃的，满面红光，让这位部长夫人感到大惑不解。

　　其实，母亲当然难过。小胖是她亲手带大的，她为小胖付出的心血和金钱最多。但她是情绪型的人，感情冲动得快，消失得也快。过了那一阵后，就平息了。

　　小胖文革中为保护母亲使尽了力气，可小胖被害后，母亲却是这等表现，令孩子们凄然……她总以写那个很糟糕的《东方欲晓》为借口，逃避做母亲的义务，逃避为小胖之死伸张正义的责任。在这一点上，她绝对是个有欠缺的母亲！

　　她后来让家人把小胖的骨灰从老山骨灰堂取出来，放在家中，说将来要跟她一起埋在香山。可许多年后，不知什么原因，又吩咐秘书把小胖的骨灰给处理了。秘书去外面转了一圈后，说是把骨灰撒在了香山卧佛寺的一个坡上。

　　从此，小胖的骨灰荡然无存。

　　母亲长年在外写书，把小胖的孩子禾禾一个人扔在小红楼那空洞洞的家中。这个孩子从十来岁就感受着说不出来的孤独和悲哀。

　　直到晚年，母亲才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小胖，可能她有负疚之情吧。

　　多年来，我常常思忖，为什么母亲对孩子缺少爱？

　　除了战争年代，确实有顾不上的问题之外，恐怕与长期以来大批资产阶级人性论有关。五六十年代不提倡母性、母爱，人性被认为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而大加讨伐。冰心就因为宣扬“母爱”而受到批判。全社会提倡为革命不讲亲情——亲不亲，阶级分。因而孩子揭发老子，亲属之间划清界限司空见惯。母亲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要背叛自己的阶级就要表现得更极端。那时儿女情长被认为是觉悟低，受到舆论的批判和嘲讽。毛主席的“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教导已深入骨髓和血液，结果就有母亲这样的革命者，认为应把革命、工作、他人放在首位，以为母爱越少越好，这才算觉悟高，思想好，对同事、熟人甚至陌生的外人都远比对自己的孩子关心和热情。外人不穿袜子都要帮忙，自己的孩子明显地遇害，却撒手不管。在单位里笑容可掬，回到家却动辄打骂孩子，冷漠粗暴，照顾粗疏——谓之曰：严格要求，不娇生惯养。

　　可以说，那种对革命至上、工作至上、他人至上的狭隘理解和片面的极端教育扭曲了母亲的人性。

　　另外，与她早年受邓肯的影响有关，崇尚叛逆女性。刚开始叛逆封建礼教、传统观念，后来啥都叛逆，连基本人性也叛逆。如血缘意识、母性本能等全叛逆掉，否定掉。以为重亲情落后陈腐，母性是动物本能，格调不高……所以，她与亲戚甚少来往，对幼儿缺少怜爱，对孩子生病和挨饿缺少同情；极其蔑视姑姑的浓厚亲情意识，认为只有家庭妇女才那样，没水平。

　　也恐怕有她生理上的原因。自从动了两次手术，过早地摘除了卵巢、子宫，母亲性情变得烦躁易怒，为一点小事就生气。她自己就是个病人，需要别人照顾，自然对孩子缺少耐心和关爱。

　还有，父亲对孩子的冷漠传染了她。她在日记中不止一次埋怨父亲不管孩子，让她感到心理不平衡，最后导致跟父亲一样也讨厌孩子，疏远孩子。

　　不过，据我看，最重要的是与她童年时的遭遇有关系。如果她的父母很爱她，很关心她，她绝不会这个样子。——母爱能传染，“不母爱”也能传染。

　　她可能觉得，她这样对待我们比她自己小时所受到的待遇要好多了。

　　母亲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她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潜移默化教给了她“自己第一，孩子第二”的观念。在她的意识里，把正常母亲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怀，为孩子宁肯牺牲自己的母爱统统当成了“娇惯孩子”。记得六十年代她去看望了一位朋友后，回家对我们说这个人太惯孩子了！为讨孩子欢心，竟让小孩用小手打自己的脸。小时这么惯，将来大了，还得了？不把你给杀了呀！

　　母亲曾告诉我：刚解放时，哥哥因为穿着破旧，总给家里跑腿干活，被邻居误以为是家里的勤务员。认真想想，当时穿的破，总干活的孩子很多，不都被认为是家里的勤务员。真正原因是父母对哥哥冷冷冰冰，缺少亲情，才让外人有这个感觉。我也屡屡碰见过人们询问杨沫是不是你亲妈之类的问题。而母亲对自己近乎冷酷的行为总用“不惯孩子”来解释，说她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教育方法，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把孩子置之死地了，命都难保，还怎么能教育好？

　　母亲的家庭是特殊的，因此心理也比较特殊。她的慈母心也有，我当反革命后，她救了我。为哥哥调动工作，姐姐调回北京，她都找了人，帮了大忙。所以她也不是一点母爱没有，就是比较少。三年困难时期，她和父亲眼看着孩子吃不饱，甚至饿昏了也不管，自己心安理得吃高级点心；她最疼爱的女儿不明不白死亡，嫌犯抓住后又给放了，她却没有劲头去奔走，上告……

　　——严格要求，不搞特殊化，不娇惯孩子也不能走极端，否则就成了冷酷。姐姐徐然在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中曾说她“爱也温柔，爱也冷酷”，尽管委婉，也道出了她对子女有冷酷一面的事实。

　　所以，很多女作家的孩子都对自己的母亲有一肚子意见。

　　1989年5月，经人介绍，她认识了李蕴昌叔叔，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巨变。

　　李叔叔是一个搞化工的高级工程师，妻子3年前已病逝。他原籍河北新城县，正是十分区的地盘。母亲抗日战争时经常在此出没，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所以两人一见如故，很能谈到一块儿。

　　母亲喜欢古典音乐，李叔叔也喜欢。母亲还喜欢听民乐，李叔叔也不讨厌，并帮母亲搞来了《胡笳十八拍》、《平沙落雁》、《十面埋伏》等磁带。

　　两人都极度反感********。对那种模仿《金瓶梅》写法，连篇累牍写床上事的畅销书嗤之以鼻。

　　李叔叔虽是搞理工的，但翻译过专业著作，有相当的写作能力。他博览群书，略知一些文学，跟母亲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

　　李叔叔待人真诚。妻子患病期间，他给照顾得无微不至，在同事中都出了名。文革中他一个熟人被整成反革命，赶到外地农村劳改，后得了痢疾，回北京无家可归，很多人都不敢理睬。他却敢前去探望，并把病人接到自己家，养了很多天，直到痊愈为止。后来还主动给那人的单位去信，反映这个人的种种困难，结果使那人的处境得以改善。换了亲兄弟，都未必能做得到。

　　自与母亲认识后，他感到杨沫是个好人，值得尊敬，就频频去医院探望母亲。当时母亲正住院做一个整容手术。为照顾母亲，他常常早8点来，晚8点走，一呆就是一天，几乎天天如此。

　　7月的一天，母亲无意中说，很久没吃天福号的酱肉了。第二天赤日炎炎，他比往常来得晚，上午11点多钟才到。满头大汗走进病房。买来了一包包天福的酱肉、酱肚、酱肝、酱猪耳朵、酱舌头…… 　　母亲说：买这些怎么吃得了？他用毛巾擦着汗水，喘息着，啊啊地说不出话来。大暑天从和平里到西单，再跑到国防科工委医院，小伙子都难以忍受，何况70多岁的老人，何况心脏有病。母亲很有些感动。

　　两个人接触了3个多月，彼此都挺满意，准备登记结婚。孩子们都持赞成态度。惟有罗秘书感到了恐慌。他特别找到了母亲的老朋友，解放军报社顾问毕永畅以及中华社会大学校长于陆琳，诉说母亲与李叔叔交往及准备结婚的情况，贬损李叔叔……感叹杨老师太容易上当受骗。

　　事后，他郑重其事告诉母亲：于陆琳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再结婚让人笑话！

　　其实于陆琳根本没说过，完全是他自己添油加醋，编造出来的。

　　但母亲不怕人笑话，于1989年9月去东德访问前，与李叔叔正式结了婚。

　　自然也有一些风言风语。有的说李叔叔是图母亲的名儿，有的说是图母亲的钱。这些人不理解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牛的性情、嗜好、口味还不个个都一样，何况人呢。李叔叔在化工界也很有名，他的工资不比母亲少。这些东西都不缺。他已70多岁，没兴趣当追星族，他更在乎自己的名誉。他的同学、朋友一大堆，都睁着眼看着他呢。

　　以后的实践证明，他跟杨沫的这一段姻缘，纯洁无邪，奉献远远多于索取。

　　……

　　母亲的日子热闹起来。李叔叔手脚勤快，为让母亲吃到新鲜可口的蔬菜，他经常亲自到菜市场采购，帮助指导小阿姨做饭。他很会照顾母亲，给母亲削苹果，切西瓜，剥核桃。过去，母亲嫌麻烦，总是把苹果洗干净，连皮吃，李叔叔来了之后，才吃上了削皮的苹果。

　　母亲的许多家务，都由他承担下来。他身体健康，骑着自行车四处跑，比那个病号要强多了。见母亲的稿子写好后，秘书没及时抄，就主动帮母亲抄。

　　秘书对李叔叔充满敌意，他已感到自己的位置真正受到了严重威胁。

　　当李叔叔初来香山，发现还有个秘书带着两个孩子在此居住，并跟母亲一起吃饭时就很不舒服。现在他立刻嗅出了这位秘书身上的邪气和对自己的敌意，他毫不退让，勇敢迎战，一点不八面玲珑。为了保护母亲，他把母亲的后勤杂务及文稿的整理誊写，全都从秘书手中接了过来。他不怕累，不怕繁琐，坚持天天记账，让秘书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浑水摸鱼，随意宰杨沫了。

　　1990年母亲在珠海染上肺炎，连着住了两次医院。老李就睡在一个小沙发加一只小凳上。他体形不瘦，却窝在这么狭小的地方，天天如此，没有一句怨言。

　　香山有个张姓部队作家，认识当地某领导。秘书以杨沫的名义给他写信，想把自己的两间破房换植物园西边的一处新楼房，请人家帮忙与某领导交涉。人家没理他，他就认为是李叔叔对那人讲了他坏话，气得与李叔叔大吵大闹。

　　李叔叔是搞自然科学的，用严密的逻辑分析，与他辩论。罗秘书虽然有着东北人的伶牙俐齿，机敏过人，最后却被李叔叔问得哑口无言。

　　母亲也很快就领教了李叔叔的刚直。他对母亲写的东西，敢提出批评，有时还跟母亲争吵。一次母亲生气地说：你太好为人师，我不是请你来当我老师的！

　　他倔强地嚷道：别以为你是大作家就字字千金，天衣无缝！你写的东西有时马虎，有时文法不通。

　　一家杂志的副主编没采访母亲就瞎写母亲，胡编乱造，李叔叔听说后比母亲还生气。这位老先生认死理，嫉恶如仇，出口伤人，很快就得罪了徐然，后来又得罪了介绍他认识母亲的亲戚维嘉。

　　他对母亲不拍不溜，常为点小事跟母亲争辩，弄得母亲一度很伤心，感到他没有涵养，气量狭小，不像个知识分子。母亲甚至还正式给他写过一信，警告他改改脾气，否则，自己终有忍受不了的一天。

　　在母亲打官司期间，李叔叔没日没夜地写材料，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为一些具体问题，跟这个吵，跟那个翻脸，结果犯了心脏病，住院治疗。天长日久，母亲发现他生气、发火、伤人，全是为了别人，没一件是为他自己。

　　他心地纯净，一点不油，一点不世故，很像个小孩。对周围人的不良行为，不管是谁，他都直来直去，张口就说，不计后果。

　　母亲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感到他是块顽石，但这块石头上却闪着金子般的光亮。

　　母亲还说李叔叔对她不只是开始认识时好，结婚后还是那么好。随着母亲年老病多，常常住院，李叔叔的任务也年年加重，却从不厌烦。他不放心小阿姨，始终自己亲自陪住，亲自为母亲端屎端尿，跑这办那。

　　他不像罗秘书那样殷勤伺候母亲是希图从母亲那里索取更多。他照看母亲，陪母亲说话，为母亲买药报销，誊抄稿件，写信复信……完全不图任何回报。

　　这些年来，他没有让母亲给他买过一件值钱东西，给他或他孩子办过一件事。

　　母亲终于认识到了老李是个难得的好人。重情重义，有品有德。虽然毛病也突出，不那么圆滑，口无遮拦，四处得罪人，却像铅垂线一样正直。黄昏恋有这么好结果的实在不多。母亲很庆幸自己的福气。

　　那秘书明白大势已去，对李叔叔恨之入骨。秘书的两个孩子，正值年少气盛，也视李叔叔为夺去父亲饭碗的仇人，一见到李叔叔就怒目相视。

　　母亲与朋友通电话时，这个秘书经常在自己屋的电话上偷听。有一次母亲来电话了，她正通话时，李叔叔去秘书屋办事，发现秘书在偷听。李叔叔当即质问他为何偷听？这秘书嬉皮笑脸地说：“我是杨老师的克格勃。杨老师岁数大了，脑子不好，我要保护好她。”

　　……

　　1990年秋，母亲和李叔叔前往珠海过冬。这秘书和他孩子竟然将母亲卧室的门锁打开，住进母亲的卧室。当时香山寓所所有房子都供秘书和他两个孩子使用，可他们还非要睡到母亲的卧室，躺在母亲的床上，盖着母亲的被子，枕着母亲的枕头……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秘书！是不是欺人太甚了！

　　1992年3月母亲出院后，到香山取两个剧本，发现不翼而飞。母亲很吃惊，气恼。她明明记得去年离开香山时自己把剧本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还用报纸包好，怎么就找不着了？母亲在1992年12月26日日记中说：

　　更有意外事，当我要去香山取剧本时，小罗在电话里说，我去年走时卧室的门没有锁。我更觉得蹊跷了，去年走时没有锁门，他为什么不立时打电话告诉我（他一直在香山替我看房子）？却待半年多后，我要去了，他才说出？这种种猫腻令我十分寒心，我才恍然明白，我是个东郭先生。过去不少人说这个人不好，我全不信，这个事实狠狠教训了我。以后我该擦亮眼睛了。可惜两个剧本的丢失使我的文集从原计划八本变成了七本……实在不寒而栗。

　　1993年长工资时，北京市文联没给小罗长，他又怀疑是李叔叔跟文联领导说了他坏话，不顾母亲身体有病，给母亲打电话威胁道：哼，谁要背后坏我的事，我就让他活不成！恶狠狠地重复了两遍。

　　母亲当时正在同仁医院住院，给气得说不出话，心脏骤然难受，赶忙吸氧。

　　一口一个“恩师”，对母亲点头哈腰的人，最后却对母亲这么凶狠。

　　5月，母亲回到香山，和罗秘书摊牌，决心解雇他，并给香山派出所打电话，讲述了秘书威胁自己的情况。6月1日，派出所的警察乘车前来母亲住处了解情况。小罗获知后，态度大变，诚恳表示一定搬走。母亲给他写信说：
　小罗，

　　一、前天电话上你表示可尽速搬走，这是明智的做法，越快越好。今我再特告知你，你最迟不得超过6月份搬走。因你有足够的房子可以居住，完全有条件很快地搬走。

　　二、请你把我还在你手中的材料、东西整理好，全部交还给我——如我的图章，两个户口本之一，和北植签的住房协议。还有其他如我的信件，写作资料等。

　　三、以前送给你的家具等，你叫我给你写证明，这不合理（都有什么，我哪里都记得）。可由你一式两份写明，我可以签字，分别保存。你借用的部分，如书箱、线装书及硬木小柜等，在你搬走前，必须交回。

　　四、你修了电冰箱，由王同志给你送去110元修理费。

　　总之，目前大局已定，我希望你尊重自己，我们争取善始善终。

　　杨沫

　　1993.6.4

　　我忙于写作，你有何意见，或对王同志说，或写信给我，我需平静，特忌外界干扰

　　母亲在自己日记中说：

　　昨天给罗写了条子，限他月底搬，要他还图章、户口本、房子合同等，但未见他回音。常和李商量此事，心中甚烦，看来不由官方出面，他是不会走的。

　　6月10日下午，母亲的电话线中断，外面下小雨，并无大风，母亲怀疑有人捣鬼，次日晨即派人到香山派出所报告。上午，派出所的田警官和周副所长前来看望母亲，安抚了一番并又交换了些意见。之后，他们正式出面找小罗谈，让他尽快走人，态度还很客气。

　　可是到了月底，这个病号还是没走。

　　老两口商量了一番后，再次向香山派出所求助。他们都年迈体衰，而秘书却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这俩孩子把仇恨集中在李叔叔身上，那个男孩公开对李叔叔说：我一见你就有气！跟这家人住在一个院子里，老两口确实没安全感。

　　母亲对香山派出所领导谈了秘书的最新情况，并详细讲了他怎么冒领汇款；怎么打着杨沫的旗号四处招摇撞骗；怎么看房子弄丢了自己的剧本；怎么让他走，他赖着不走；还怎么在电话中恐吓自己……

　　所长表示，没说的，马上让他走。

　　这是1993年6月底，由香山派出所出面，严正警告罗不得拖延，必须立刻搬走。慑于专政机关的威力，这人才怏怏地搬离。

　　母亲给他的最后一封信是：

　　小罗同志：

　　你7月21日能搬出很好。没搬完东西延长一天，没关系，何必致歉！

　　有两件事，你必须给予答复：

　　一、你们在我的东墙外建的临时棚屋，我曾问你，是你们自己拆，还是由我们拆？你迄未回答。不久我将要把院墙加高，你的棚屋必须拆掉，才能施工，请你决定后答复我。

　　二、文革中，我曾把日记中撕下一部分。在你这次退还我的信件和材料中未见到。记得当年这些日记是请你给我保存的，想你不会忘记此事，你留它无用，请退还我！

　　祝健康

　　杨沫

　　1993.7.22

　　然而这撕下的日记，秘书始终没有归还。和北京植物园签的住房协议以及线装书等也没归还。

　　母亲在7月22日日记中说：小罗搬走，去一大病。

　　母亲与小罗的长达30年交往就此一刀两断，至死再无任何联系。

　　秘书搬走之后，香山清静了。

　　从此，家里四分五裂的局面也宣告结束。母亲身上的正气压倒了邪气。她离佞者远了，离自己的孩子近了。

　　这其中，李叔叔功不可没。

　　李叔叔极其疼爱自己的三个孩子，对家庭有责任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父亲。他全家人彼此相依为命，互相牵挂，互相提携，频繁走动，家庭关系特别融洽。李叔叔没有父道尊严，与孩子平等交往。为办孩子的事可以牺牲自己的时间和嗜好，四处奔走。他喜欢为孩子掌勺做饭，喜欢帮助孩子干些家务。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能这样的重亲情，俯首甘为孺子牛，令人起敬。他对原来的久病卧床的妻子，多年如一日，精心照料，不烦不厌，从没有过绯闻。

　　在李叔叔这样一个特别重亲情的老伴熏陶下，母亲也恢复了亲情。

　　现在，母亲不再像候鸟一样年年冬天去南方，春天再返回。受李叔叔的影响，她愿意与孩子相处在一起了。她潜在的母爱苏醒，非常关心我们及孙子辈的情况，时不时写信或通电话，问长问短。我和哥哥此时都已是四五十岁的汉子，重又感到了母亲的温暖和慈爱。逢年过节全家又能团聚一堂，享受浓浓的亲情，和和美美。

　　母亲说这时候她才感受到了天伦之乐的幸福。

　　一次，李叔叔曾问她：过去经常去外地写书，一去数月半年，想不想家？

　　母亲回答：“哪有不疼爱儿女的母亲？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亏欠了儿女们。他们自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都是住校，节假日回来也未必能见到我。他们缺少母爱和母教，好可怜哇！”

　　母亲认识了自己做为母亲的不足，晚年加倍地弥补。她总是挂念着徐然、青柯和我。她为小胖写了文章鸣冤，常与徐然切磋写作并合著了一本《青蓝园》，还写了怀念我的文章。她热心帮助青柯为中华武术呐喊，协助四民武术社复社，并担任了社长。母亲明显地变了，变得关心孩子的冷暖，对孩子的困难和要求，能管就管，特别通情达理，善解人意。

　　“慈母”这两个字是什么滋味，我在母亲的晚年终于尝到了。

　　她越来越重亲情，重友谊，多年来往很少的亲戚朋友全恢复了来往。过去疏远了的老战友重又密切起来，如胡开明夫妇、李宝光、罗云等。她并多次看望金肇野、崔璇夫妇。

　　1990年夏母亲参加一次会议，在人大会堂西门内，遇见了路扬。他们已经十多年没有来往。这次相会使母亲万分感慨，在日记中写道：他虽满脸白癜风，但白的是一个颜色，不难看，人也不显老。对我热情问候，并不因我曾责备过他而计较。人总是有感情的，记忆的闸门打开了一条缝，这次重逢，使我一下子抹掉了对他的不满，他还为我介绍了当年晋察冀的老领导杨成武同志，还见到张帆夫妇；意外遇见这些老战友，很高兴（见1990年8月9日日记）。

　　但母亲比较“自由化”。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母亲更喜欢接触学者，更能和做学问的人谈得来。她的朋友圈子中，知识分子大大超过了党政军官员。所以，她跟李叔叔情投意合，非常能说到一块，连个人爱好也变了，能跟着李叔叔看足球赛了。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母亲与一位很正直的老人结婚，自己的正直又发扬光大。晚年她干了几件漂亮事，例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女研究员被丈夫遗弃，携三个子女生活，遇到住房问题，迟迟不得解决，1993年7月给母亲写信求助。79岁的母亲因身体多病，无力介入，就让李叔叔代表她给北京市人大主任张健民写信，反映此事。

　　她帮雄县堡垒户王汉秋打官司，替一个冤死狱中的普通农民多次写信申诉。

　　她为老干部徐明清鸣不平，为正直说话，为弱者说话，为无权无势者说话。

　　她写文章高度评价老干部胡开明，指出这是个“活着的彭德怀”，应该大书特书，大歌特歌。

　　母亲的晚年返璞归真，可敬可爱。

　　母亲去世后，家里的东西，除了母亲的几张照片，李叔叔什么也没有拿。他干干净净来，又干干净净走。——他和母亲共同生活了6年多，他为母亲办了那么多事，付出了那么多心血，买了那么多东西，如空调、彩电、微波炉等等。他本来完全有理由拿走一些东西，可他两手空空地返回自己家。

　　母亲遗嘱中说给他6万元。他却以杨沫的名义全部捐给了现代文学馆。所以杨沫实际捐给了现代文学馆16万元。他把名声全送给了杨沫，自己隐姓埋名。

　　所以谁说他是图杨沫的名儿，杨沫的钱，那完全是胡扯！

　　李叔叔人格高尚，心肠善良。尽管秘书的两个孩子痛恨他，对他很不礼貌，他还认认真真给两个孩子写了一封长信，解释了为什么要解雇他们的父亲，一桩一桩地列举事实，驳斥他们父亲的谎言。

　　他不愧是一个有骨气，不爱钱，不图名的学者。三姨白杨曾对李叔叔的小孩说：我真羡慕我姐姐找了个老李这么好的老伴。我就没有这个好福气。

　　母亲与李叔叔虽然只共同生活了6年4个多月，但母亲的晚年是幸福的。自从与李叔叔结合之后，母亲正常了，完整了，健全了，又恢复成了抗日战争时期的那个杨沫样子，平易近人，被秘书传染的邪气完全消失，正义凛然。

　　晚年，母亲干的那几件事可钉可铆，掷地有声，博得了大家的尊敬。

　　李叔叔对母亲的影响不可低估。他像个心理医生，治愈了母亲心理上的痼疾。他一白发苍苍老翁，却纯洁如少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挽救了杨沫的灵魂，也挽救了我们破碎的家庭。

　　所以，我感谢李蕴昌叔叔，他改变了杨沫，也改变了我们家。

　　我不是母亲的宠儿。

　　我从生下来就放到农村老家，解放后4岁时才接到北京。虽然只与父母分别了短短4年，却造成了我与父母之间的深深隔膜。

　　母亲年幼时老挨打，是暴力的受害者，但让人不解的是她对自己的孩子也主张打。我是在姑姑的爱抚下长大的，从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刚来到北京后，整天在院子里乱跑乱钻，十分淘气。被母亲认为野得要命，说是农村的姑姑把我惯的。她跟父亲合伙，狠狠打了我几次，把我打老实（见母亲1951年5月3日日记）。

　　从那以后，我见了父母像老鼠见了猫，不寒而栗。

　　平时给我送到新华社托儿所，只有周末才接回家，回家后，我也像母亲小时候一样，跟保姆睡在一起。我的活动天地就是饭屋和厨房，只有吃饭时才能与父母见面。除非父母叫我，我不敢去父母的卧室和客厅。

　　农村的姑姑待我比待自己的儿子还好。每逢我和她的孩子打架时，她总是责备自己的儿子，说：“小波还小，你应该让着他。”

　　我作为一个小孩尝到了姑姑的厚爱，回到自己家后，自然感觉母亲冷漠，对母亲不满。但母亲认为姑姑的爱是娇惯孩子，只有家庭妇女才那么干，嗤之以鼻。

　　我从学校回家后，母亲绝少到我的房间看看我，与我说两句话。父亲更是冷酷，老动手打。家里有什么好事，如参加什么活动，看什么表演，很少带我去。所以我对这个缺少温暖的家，没有感情。文革中打砸抢他们绝非偶然。

　　据常来家串门的人说，他们也感到母亲不大喜欢我。因为不是自己带大的，感情上有隔膜很自然，但这种隔膜长期消除不了，越演越烈就不正常了。到北京后十多年后，我对姑姑仍比对母亲亲，我跟姑姑在一起时，亲热随便，脸上浮出笑容，跟母亲在一起时，却紧张拘束，总绷着脸；我叫“姑姑”时，又响又亲，叫母亲“妈妈”时含糊不清，勉勉强强。

　　母亲喜欢干净，我是农村来的，没有卫生习惯，又受了《董存瑞》、《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钢铁战士》等电影影响，模仿影片中英雄人物的外形，以脏为美，觉得全身战火硝烟，脸黑污污的才好看，就故意不洗脸不洗澡，自然不招母亲喜欢。母亲生气了就向父亲告状，说我怎么淘气，把父亲的火激起来，让父亲打，她在旁边观看。记得父亲打我屁股时，她还指挥父亲不要总打一侧，打那边几下。

　   可能小学三年级左右，大年初一吃饺子。我饿了，趁父母不在，吃得很快，狼吞虎咽。小胖报告了父亲，说我跟她抢饭吃。父亲过来，满脸怒气，啪啪抽了我两个耳光。母亲对父亲大过年的打我，没有一句批评。

　　还有一次，父母本来说要带我去看表演，后小胖说要去，就临时决定让她去。临出门前父亲看我哭了，返身回来重重抽了我一耳光。母亲站在旁边，也责备我不懂事……还有一次父亲为打我，把死死护着我的奶奶给推了一个大跟头，终于如愿。事后奶奶默默流泪，母亲却百般替父亲辩解。

　　父亲打我时，母亲大都也在场，记忆中她从没有挺身而出保护我不挨打。相反，她总在旁边指责我，给父亲火上浇油，使父亲下手更重。

　　女人太护犊子不好，可一点不护犊子更不好，缺少母性。本来我就是从农村来的，跟他们有隔膜，再这么打，更让我内心受到严重伤害。对父母除了恐惧，别的啥感觉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时，特别紧张，生怕为点什么小事，大巴掌抡下来。总缺少父爱母爱，我对父母也爱不起来。跟他们没话说，回到家就闷在自己房间，没事从不去他们的屋。就算我淘气的出格，也不能这么打。这么打只是让我反感他们，恨他们。

　　我内心里总是怀念老家的姑姑奶奶。初中时我回了趟老家，感受到了淳朴炽热的乡情，农村的大人小孩一个个对我都那么在乎，那么热情。返回北京的家后，几乎受不了家里的冰冷，憋在屋里泪流满面。母亲在1961年10月4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

　　小波呢，更有意思，去了一趟老家，为老家的人们得了“相思”病。近日他消瘦，精神萎靡。昨晚他给我留了一封信，却原来是想老家。为此，他常常哭，衣服不换，因为是从老家穿来的，脸也不洗，据说可留着老家的“乡土气”(甚至连小便都冲着老家的方向。——后加)。多么痴情的孩子！亏他想得出。这样对他健康学习都有妨碍，我立即给他写了一信。……孩子也许从我们身上感不到温暖，故而才如此热烈地爱着老家的一切。

　　母亲分析得很对，我就是因为感受不到父母的关爱，才那么怀念农村老家。尽管那里贫穷肮脏，吃得不好，整天是窝瓜，上厕所时一群群苍蝇往屁股上落，却有浓浓的亲情。

　　后来，母亲也做了一些改正。我初三毕业前，她花40元为我配了一副无形眼镜，让我应付参军体检。这在当时是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全北京佩戴者寥寥无几。为奖励我好好学习，她还给我买了一支汽枪。这在当时也差不多是一个工人的月工资。

　　这一段母亲对我最好，偶尔，她还亲切地管我叫“波子”，让我听了心直发抖，全身暖融融，舒服无比。

　　记得住在国务院宿舍时，我正上小学，有那么一两次，她亲自给我洗手，说我的手黑得像老鸹爪儿，把我双手按在洗脸池里，抹上肥皂，用刷子刷。这也让我感到非常幸福，就像吃了蜜一样，甜蜜极了，40年过去仍然历历在目，一想起来，还要冒口水。

　　但这样的时候很少，更多的是淡漠，是疏远，是发脾气训斥。她不懂教育，往往一顿怒骂就把她那一点温情给我带来的好感全骂没了影儿。

　　1962年12月31日，初三第一学期，我为申请入团，当着团支书张均满的面，用刀割破左手中指，表示决心。割得很深，血流如注。之后，我把左手放在左裤兜里，乘14路公共汽车回家。左裤腿被鲜血浸透一大片，给周围乘客吓得不敢靠近我，怕沾上血。其中有位中年女同志特别同情，焦急地建议司机把我直接拉到医院。她那眼神充满慈爱和心疼。

　　回到家后，母亲一边包扎，一边训我：新中国的青年有几个像你这样干的？你们学校有几个同学这么干？完全是旧社会封建江湖习气！

　　我一句话不说，脸色严肃。自认为这本是件很革命的事，回到家却挨批，万万没有料到。

　　父亲也痛骂我搞旧社会封建帮会那一套，共产党从来不提倡这个！母亲骂我是罐里的王八，越长越抽抽。父亲怒目圆睁，冲上来又抽嘴巴，又拿大皮鞋踢。

　　我默默无语，怒视着他们。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如此气急败坏？我一没偷，二没骗，三没耍流氓。仅仅为申请入团写血书就这么拳打脚踢，打得我耳朵呜呜响。革命老人徐特立就曾当众断指，难道也是江湖习气？

　　那时我已15岁，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含泪给周总理写信，诉说我为申请入团，惨遭父亲毒打，母亲在旁当帮凶。并揭发父亲在家里大搞法西斯独裁，家长制统治。因为我看见过父亲的委任状上写着周恩来的名字，就给他写信，请他严肃处理马建民。

　　14路汽车上的人，素不相识，对我都那么同情，而自己的亲生父母，却这么狠打一个鲜血浸透一条裤腿的孩子。而且，他们不是没文化的老粗，一个是大学校长，一个是著名作家。

　　我自然痛恨他们，亲手把他们的一张很美好的合影照，一片一片撕成碎片。

　　除了感情上的隔膜之外，我跟母亲的矛盾也与我心胸狭窄，思想偏激，极左和幼稚有关。

　　我是冀中人，看了很多反映冀中八路军的电影后，非常为自己家乡的八路军自豪。我回老家时，也遇见过不少当年的八路军。他们现在都是农民，黑黢黢的，说话有脏字，身上的衣服不那么干净。我被自己家乡的“土八路”迷住了。回到学校也不洗脸，不洗脚，以脏为荣。我在全育才小学是出了名的邋遢，新衣服非要在墙上蹭脏了才穿。我觉得越脏越土才越像八路军战士，那才漂亮，在女生面前特光荣。

　　母亲却喜欢干净，自然不招母亲喜欢。我把母亲讲卫生，天天洗脸，养花养草，欣赏字画，当成资产阶级。潜意识里觉得母亲资产阶级化了。特别是在《青春之歌》成功之后，母亲成为名人，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做了很多高级衣服，还穿高跟鞋，抹香水，我感到很丢人。因为电影里，只有那些资本家太太，反面人物才这么打扮。

　　有时候，老家或根据地的老乡来找她，她总让保姆或我问清楚对方是谁，来干什么。如果是求她帮忙办事的，常让我们说她不在家。而我却很可怜这些碰了闭门羹的人。觉得人家老百姓大老远来找你，你却骗人家。林道静对上门求助的穷苦人那么热情相待，你书上写的跟你实际做的不一样呀，所以对母亲有意见。

　　上高中后，回家次数越来越少，基本上是一个月回一次。母亲也无所谓，绝少流露出想念我的意思。所以，我对母亲越发不满，感到母亲心里没有自己，便憎恶这个家，觉得它散发着资产阶级霉气，充满虚伪和自私。

　　我崇拜解放军，也认为《青春之歌》小资产阶级情调太浓，不如《烈火金刚》好看。很不好意思她写了这种书。初中上语文课，讲到她的一篇文章时，我甚至想旷课。虽然她很有名，却羞于向人承认自己是她的儿子，很羡慕那些革军子弟。因此文革前，我与母亲的冲突，多是因为我的极左观念造成的。我受了当时左的宣传，总嫌她不革命，沾染了资产阶级生活习气。

　　而文革之后，经过多年的底层生活，我的思想观念大变。对比文革前，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变成“右派”，又嫌母亲左了。嫌她思想保守正统，对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缺少同情，文章里总写光明面，套话官话太多。

　　如果说我在草原上被打成了反革命，母亲不与我来往是被迫的话，那么以后她还两次与我断绝来往，真寒了我的心。

　　1976年初，母亲发现我在写《血色黄昏》，表示坚决反对，说我写的这部书稿是“大毒草”，是“控诉无产阶级专政”。为不让我写《血色黄昏》，她唆使父亲偷走了我的手稿。这迫使我不得不靠着自己的记忆，从头开始重写。因为我去信索要手稿并责备他们的偷窃行为，母亲大怒，立刻声明与我断绝一切关系，还四处对人说我是白眼狼，品质恶劣，忘恩负义，不让人理我。

　　我想不明白，孩子的东西就可以偷吗？

　　差不多两年，母亲跟我一点没来往。当时我在大同当工人，过春节时，无家可归，我再怎么保密也瞒不住身边好奇的眼睛。很多周围的工人都认为我母亲肯定不是亲的，亲生母亲没这么干的。

　　我猜想，母亲内心深处可能不满意我对姑姑比对她好。她曾给过我一条天蓝色的毛裤。我嫌太漂亮了，送给了姑姑。她知道后，又从姑姑那里要了回来。

　　1967年6月我去越南后回到成都，这时钱全花光了。10日我从成都给姑姑寄过一封信，托她做父亲的工作给我些生活费。姑姑把这封信交给了父亲，此信一直保留到现在。信中说：

　　我永远忘不了在那最困难的日子，你是怎样饿着肚子让我吃饱的……尽管他们给我吃鸡鸭鱼肉，给我手表、自行车，可只有和你在一起，才感到自由、随便、舒服，可以不用再扮“骗子”的角色。和他们在一起总仿佛有一层无形的隔膜。

　　这封信父母看了肯定生气，认为对我再好也白搭。我平常在家里老老实实全是伪装，我不爱他们，只爱姑姑。所以母亲最常骂我白眼狼，说不理就不理。

　　直到打倒“四人帮”，我从大同市考进了北京大学，父母才与我恢复了来往。但我们的思想还是谈不到一块儿，共同语言少。我为张志新的遭遇难受了好长一段时间，母亲却没有我这么强的感受。她重用那个秘书，她为科研油子花那么大的精力，却没有心思为张志新呐喊两声。

　　到北大后不久，开始批《苦恋》，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有一些事发生，因为看法不同，我与父母再次发生争论，他们又再次与我断绝关系。母亲甚至还在1979年4月8日给北大中文系写信，就我与外国记者接触，谴责了我一番，要求学校对我严加管教，如仍固执己见，可以给以必要的处分……

　　幸亏班主任赵啧老师对我很好，告诉了我这一情况，并竭力保我。

　　我悲愤地想：当形势紧张时，母亲应该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孩子，哪有主动给学校去信表态，批判孩子，声讨孩子，从背后捅孩子一刀的？

　　如果儿子是卖国贼、贪污犯、杀人凶手、强奸了妇女，母亲应该深明大义，不护犊子，积极揭发检举。但只因与孩子的观点不同，只因为孩子跟法新社记者说了说知识青年和下层百姓在“四人帮”时期的苦难，怕给自己惹祸，就给孩子单位写信表态划清界限，这是母亲应该干的吗？连“马列主义老太太” 都未必干得出来啊！母亲的这一刀，实在扎得太深了，让我刻骨铭心。她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我当然痛恨她，她的行为玷污了母亲的称号，太功利，我对她寒透了心。

　　这一次又断绝了很长时间来往。她不理我，我也不理她。她瞧不起我，我更瞧不起她。再怎么苦也不乞求她，寒暑假都住在学校。那段无家可归的日子，只有远在贵州的姐姐徐然给我来信，送来一缕缕手足的温暖。

　　后来经过徐然的说和，母亲跟我恢复了来往，可裂隙犹在。成家后很长一段时间（八十年代大部分年月），我与母亲来往甚少，再也不敢沾她。《血色黄昏》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最后奋斗成功。

　　我常常感慨，自己这个反革命真不好当。别人在外面是反革命，回到家里还能得到亲情温暖。而我这个反革命在外面受冷遇，回到家里还受冷遇。

　　父母可是从不承认对孩子不好。你要稍稍抱怨一下他们对孩子不够关心，他们就大发雷霆。总认为他们生下我们，是对我们的大恩大德，我们的抱怨是忘恩负义，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直到《血色黄昏》出版后，母亲还批评我书里写的她不真实——主要是没有像别的吹捧文章，把她说得十全十美。其实，我已经把她美化了。

　　这个家给我造成的精神伤害是惨重的。
　　——为什么自己崇尚暴力，一部分原因就是幼年总挨打造成的。我在美国常常感叹，年轻时如果把练块儿习武的劲头放在学英文上，自己的日子就要好过得多，父亲打我数不清有多少次。促使我从初一起就拼命练块儿、悠双杠、举杠铃、摔跤打拳……以为自己身强力壮，武艺高强，父亲就不敢再打我。

　　——我的孤僻也与这个家庭有关。父母不和的家庭，孩子大都孤僻怪异。除了姑姑和老家的亲戚，我不相信任何人，连亲生父母都这样冷酷自私，我还怎么相信外人？对任何生人，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戒备，是警觉。我信奉人性恶是四海皆准的真理。遇见生人总往坏里想，不爱交际，从不主动跟人说话。在学校里，非常的不合群。老不见人的狗，见了人就会恶叫，非常凶狠。我也是习惯了自己的孤僻生活，见了生人就冷冰冰的，没有笑脸。

　　——社交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极差。家里来了客人，从来不让我在场（可能是嫌我脏，嫌我嘴巴笨）。平时除了保姆，无人跟我说话。这样总不跟人接触，见了生人就紧张，手足无措，说不出话。父母也越嫌我不体面，越不让我见客人，结果毫无社交能力。上初中时，母亲让我去邮局寄东西，都得一遍一遍教我怎么跟邮局的人说。总不接触人，总不说话，说话能力就低下。肚里平时有的词儿一说话即忘得精光，所以跟人交往就爱用笔写。我有事向父母说时，即便在家里，也要写在纸上，面交给父母，用书面方式表达。

　　……

　　母亲从1963年认识了那个病号，到1978年认识了那个科研油子，到1985年纵容秘书抢父亲的东西，中间很长一段时间，她专注写书，疏远孩子，缺少亲情。大年三十，从不说跟孩子们聚一聚，她根本没这个意识。有好些个春节，她是一个人在外地过的。从不想想孩子们的感受。所以每逢过节，望着别人全家团圆，欢欢喜喜，我惘然若失。

　　不过，母亲的冷漠也激发了我的奋斗意志。没有别的依靠，只能自己救自己。她疏远就疏远，我不哀求她。她多红，也不拍她的马屁。她瞧不起我，我越发憋一口气，非要干出点事，来证明自己！我锻炼身体，我磨砺意志，我犯了纪律不检查，我把憋在心中的话写成书，我一条路走到底……无非是在表现自己的独立和力量。

　　我对母亲的意见，也曾向她提过。在1986年2月5日给母亲的信中，我解释了为什么给她寄《法制日报》那篇有关遗产继承的文章，惹她大怒，其中写道：

　　妈总说：孩子没有小罗对你好。其实，是你偏爱小罗胜过孩子。我们是多么希望能得到一点妈妈的爱，能多多给妈妈一点爱，能相濡以沫地母子一场啊！孩子没有害你之心，倒是那种谦恭卑顺过头的人应须小心。

　　随着母亲一年一年变老，她在变化。

　　自从我的书《血色黄昏》1987年底出版，并获得很大反响后，对她是个震动。张光年告诉她，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写文革写得最好的一部。王蒙对她说，你儿子炸了一颗原子弹。冯牧为这本书热情奔走，还批评了评论界。——这一切证明她当初反对是错误的，对她有所触动。她开始承认了我，改变了对这本书的态度。当有人说《血色黄昏》粗糙时，她还挺身而出替这本书辩解。

　　到了八十年代末，母亲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她与秘书濒临绝交，我们的共同语言大大增多，她常常来电话，关心我的处境。在那个难忘的夜晚，她数次给我家打电话，询问我的下落，为我担心……我们彻底消除了前嫌。

　　我去美国布朗大学做了访问学者之后，写信请她帮忙买一本学英文方面的书，她立刻托人去买，跑了很多书店也没买到，结果给我捎来了四五本别样的书，厚厚一大摞。

　　1991年9月1日她给我来信说：

　　儿子：

　　两年多不见了，时常想起你来。看见利利和肖肖，还有些安慰，现在他们也要走了，心里很有些怅惘。

　　1992年2月29日，她在日记中说：

　　这个儿子在美国的花花世界里，仍然过着勤俭朴素的生活。每天除了写书，就是学英语。从他寄来的照片看，仍然和在国内一样穿着皱兮兮的夹克衫，一脸的倔气，傻气。每天自己不做饭，吃点面包、三明治之类的就算果了腹，天天如此，也难为了他……

　　字里行间，浸透着母亲的一片关爱。

　　她开始牵挂我的儿子马骁，来信劝我一定要教育他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别丢了中文。尽管她老写错我儿子的名字。

　　这一段“洋插队”期间，母亲给我写了很多信，毕生中这是母亲与我通信最勤的一个阶段。过去在内蒙古草原时，从没接到母亲这么多的信。这时候母亲已年近八十，其中有的信，字迹歪歪扭扭，很难辨认，是她在重病中所写。

　　据李叔叔说，晚年的母亲经常思念漂泊在美国的我。起初是担心我容易激动，在外面闯祸；继而知道我迫切想回来，又整天盼望着我能够早日归来。

　　她在1992年8月5日给我的信中说：

　　在闲时，常怀念你们。我已年近八十，今生还能再见到你们么？每念及此，心常惘然。

　　……

　　拥抱你们， 亲小小孙儿

　　让我心中又温暖，又酸楚。

　　当我漂泊异域，隐姓埋名，被世人渐渐遗忘时，1993年9月她写了一篇文章《儿子老鬼》表达了对我的思念。此时，她已经79岁。

　　据徐然姐姐和李叔叔说：母亲病重昏迷期间，除了念叨妹妹白杨外，还常常念叨着我，清醒时总问：小波回来没有？

　　……

　　孩子时代我害怕母亲，随着岁数的增长，体力的强壮，我也叛逆起来，鄙视那些向她点头哈腰的人。缺少关爱，使我对母亲产生了不满，很少去亲近她。她病了住院也从没主动去看过，不愿讨好她。

　　文革中，她挨了整，我毫不同情，真的认为她腐化堕落了，该整一整。

　　特别是她后来跟那个机灵过头的秘书厮混在一起，我感到她身上也有邪气，对她十分鄙视，一肚子意见。从1963年到1985年，二十多年中我没有和母亲照过一张像。除非有事，从不找她——难怪她骂我白眼狼。我做不到哥哥那样，能以德报怨，即使受冷遇也能满腔热忱帮她办事跑腿儿。

　　我很敏感，她对我一点点不好，都无法容忍，长久不忘。所以我对她热情不起来，若即若离。很长一段时间，她是不合格的母亲，我是不合格的儿子。她做母亲失败，我做儿子也失败。除了文革中打砸抢过她一回，后来我又偷过她一次。

　　那是父亲去世后，她纵容秘书大肆抢掠家里的财产，我们几个孩子自然对母亲不满。我帮助她找到了家里一批最值钱的字画，如数交给了她，却不料她完全据为己有，说什么我是第一继承，等我不在了，你们才能继承……我、徐然、青柯都很担心她会与秘书私分了这些字画。我不得不给她寄去一篇《法制日报》，写信说明孩子与她一样有权同时继承父亲的遗产，不存在谁先谁后。她当时在珠海，看完了信，气得满脸通红，大发雷霆，骂我贪婪，白眼狼，父亲刚死就与她争父亲的遗产……徐然告诉我后，我自然恼怒，决定采取行动，把那批字画再偷回来。——谁叫你们过去偷我手稿的？这是一报还一报。自母亲去珠海后，秘书把母亲小红楼的卧室大门和大衣柜全都贴上了封条。一般都是单位办公室里逢年过节才贴封条，哪有在家里贴的？封条对贼根本不起作用，其主要用意是威吓我们几个孩子，显示他凌驾在我们孩子之上。我不反抗一下，也不甘心。1986年1月一天深夜，我开摩托车到小红楼，从门上的窗户钻进母亲的房间，撬开她的大衣柜，寻找字画。翻了半天也没找到，只好偷了她的一个照相机。

　　为此老实的哥哥背上了黑锅——秘书和母亲都说是他拿的，因小红楼无人居住，他经常去照看。后来哥哥因一时经济拮据，向我借钱，我送给了他100元，以表内心的愧疚。29年来这个秘密从未对任何人说，在此，我向哥哥表示诚挚的道歉。

　　我虽然很坏，又抢又偷又骗，不是好儿子，可是在我狞恶粗野的外貌下面，在我的内心深处，对母亲还是依恋的。三年困难时期，我最大的梦想是能重新回到母亲肚子里，不再挨饿。青春期时，我所看中的美女都是像母亲那样的脸型和相貌，圆乎乎的。

　　我对母亲的感情非常复杂，难以用几句话说清楚。对她的美好，我恋她；对她的不美好，我恨她。既得不到她的爱抚，就用恨她，冷淡她，疏远她来保护自己的自尊。她给了我生命，给我很多敏感的气质。我病危时拯救过我，我被打成反革命后，又帮助过我，使我爱她。可她不关心我，不把我当回事，还动不动就跟我断绝关系，让有人认为她不是我亲妈，深深地伤害了我，使我又恨她。

　　但不管母亲有多少毛病，怎么缺少母爱，理智告诉我，她还是值得尊敬的！

　　在民族危亡时刻，她没有窝在大城市北京过舒适安稳的小日子，却来到抗日战争的第一线——临近京津保，斗争最为残酷血腥的冀中十分区。她睡在老百姓的土炕上，蹲老百姓肮脏的厕所，穿有虱子的粗布衣服，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走，完成上级任务。虽然她身边的战友三天两头牺牲，虽然她很怕死，却没有当叛徒、逃兵。——她一点也不比那些在延安的正牌文艺老战士差！

　　而她的第一个丈夫，后来的著名学者张中行此时却坐在北京的书斋里读书，做学问，毫无生命之虞。——但母亲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英明的。她若跟学者张中行生活，只会是个家庭妇女的下场，绝无后来的成就。

　　这是她生命中第一个亮点。

　　母亲战胜病魔，苦熬数年，写出了《青春之歌》，不随文坛写工农兵的主旋律，大写一个女性知识分子，一个有浓厚小资情调的成长中的人物，一个平凡普通的城市女青年，独树一帜，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全国的轰动，这是她生命中第二个亮点。

　　走出极左桎梏，坚持真理，主持正义，晚年为徐明清、王汉秋、胡开明等人奔走呐喊，为受压迫受侮辱的弱者拔刀相助，是她生命中最后的亮点。

　　母亲不是神，也有人的各种缺点，也犯过错误。她写过失败的作品，对孩子缺少关爱，看错过人，被别人当枪使过……我在本书中都有所披露。可人一辈子，干出了这三个亮点，足矣！

　　母亲的身上有很多面。既有正统马列主义的一面，又有自由化的一面；既有善良的一面，又有无情的一面；既有坦率的一面，又有虚伪的一面。可不管有多少面，她一辈子干出了这三个亮点，打不倒矣！

　　父亲去世后，一次我去看望她，临分手前，趁她心绪不定，我鼓足勇气，吻过她脸一次。母亲当时像触了电，全身抖动，几乎流泪。可是当她漠视我的时候，说我坏话的时候，我又极其愤怒，在外面我能受委屈，在家里却受不了一点委屈。我是个爱也极端，恨也极端的坏儿子。

　　自从母亲离开了那秘书，她恢复了正常，恢复了堂堂正正，我对她再也没有什么意见。她的晚年可以说是个完全合格的母亲。乐于助人，通情达理，富有亲情和母爱，无可挑剔。她的正义感喷薄而出，为老百姓干了几件很值得称道的好事。临终前几天，她在昏迷中还不断地呼叫着白杨和我的名字。

　　我很感动。所以望着在痛苦中熬煎的母亲，我数次难过得扑簌簌流泪。

　　她走后，我给她戴了3个月的黑纱。

　　我把她的小骨灰盒放在床头，夜夜伴随着自己。
我悲痛过了头，变成了母亲的一条狗，对所有伤害过她的人，发出狂吠。向那家把感冒传染给蕾蕾，再又传染给母亲的人，面对面地发泄了强烈不满；对徐然的小女儿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浓妆艳抹，提出了批评；对有违母亲遗嘱的提议，哪怕是一点点变动也坚决反对；对母亲爱过的李叔叔，全力以赴呵护……

　　年轻时，我和母亲冲突不断，多次断绝关系，但后来终于彼此相濡以沫。现在母亲没了，除非梦中，再也无法相见，一时间感到了冰冷刺骨般的巨大空虚和痛苦。最初的那半年，一提母亲就心如刀割，潸然泪下。

　　母亲呀，生前你忙，不大喜欢我，与我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可是身后，我却能永远地和你厮守——你的木盒子就摆在我的电脑桌旁，随时都能看见。

　　我把母亲的照片挂放在各个房间，多多益善。使我在任何一间房里，任何一个地点都能看见她。

　　母亲的几块骨骸就放在一个小鼻烟盒里，去美国打工时也陪着我，放在枕旁。

　　母亲的大床我已经睡了10年，中间凹陷，有个坑了，还要继续睡下去。

　　母亲的写字台，早已过时，又窄又小，桌面开裂，也舍不得扔。

　　10年了，母亲的病历、X光照片、挂号证、药盒、假发、眼镜、小闹表、大洋娃娃等等悉数保存……只是后悔当年忘了把母亲的头发剪下一缕，留个纪念。

　　我曾说过，下辈子如果当儿子，还当她的儿子。尽管当她的儿子很苦，得到爱抚不多，生了病不会精心照料，长身体阶段回家吃不饱，当了反革命还要跟你划清界限，有个风吹草动就向单位写信表态支持处分你，结婚时不会给很多钱……但还是愿意给她当儿子。因为我是从她肚子里出来的，没有她就没有我，我闻惯了她身上的气味。骨血相联，从脚气、不能喝酒、近视带散光，到好冲动、神经敏感、为写书啥都不顾等等，全来自她的遗传。

　　物稀为贵，她那稀微的母爱正因为少，才更难忘，更不平凡，更有嚼头，回味无穷。

　　这一辈子，我所遇到的几次大灾大难，都是她出面帮忙救了我。我认了自己有个这样的妈。苦点就苦点，受冷落就受冷落，不喜欢就不喜欢，让人认为我不是她亲儿子就让人认为，应该知足。即使她一点不爱我，她一生干出了那三个亮点，也值得尊敬。何况，晚年她又给了我很多的关爱，临终前还多次呼唤我……足以弥补了过去的欠缺。

　　有这么个妈比没有要强多了！

　　如今，母亲已经离开了我10年，也不知她的魂灵飘浮在苍穹中的哪一个遥远的角落。不过，她生前用过的很多东西还在陪着我，继续散发着母亲温暖的体温。10年了，母亲的粗毛线帽子我冬天还戴，母亲的尼龙袜和肥裤衩我偶尔还穿，母亲的大羽绒服我午休时天天盖。母亲擦过的口红，我虽不抹，却也保留了10年。一闻见那甜甜的香味，就想起了母亲身上的芳香。

　　母亲在我的心目中是美丽的。那大圆脸、金鱼眼、扁鼻子、阔嘴巴都极有韵味，潜藏着慈爱，百看不厌。

　　我忘不了内蒙古草原，我在那里被整得众叛亲离，屁滚尿流。

　　我也忘不了母亲，75岁之后返璞归真，还原为一个完整正常的慈母。而我已42岁，胡子拉碴。

　　10年了，这个让我又恨又爱的母亲还时不时在梦中与我相见，还常常让我鼻酸欲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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