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辉：尚餘清風拂在心：「香港負責人」二十年收支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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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間，筆者在北京某報館工作。一次，一位上級主管部門領導來召開會議，他針對當時群眾中洶湧的反貪情緒說：「我們不過是拿上幾條烟呀，拎上幾桶油呀，該打倒嗎？他娘的我們窮啊！」弄得在場的記者編輯們哄堂大笑。不過，他提到的那些行為，今天看確實只是「雞毛蒜皮」，隨着落馬貪官名單越來越長，面對令人髮指、令人心寒的打貪「成果」，我們的悲憤已經無以復加。
父親吳荻舟（一九○七─一九九二，曾任香港《文匯報》社長、中共香港工作組組長、港澳工委常委、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組長等）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寫過兩份交代材料，一份是關於我家收支情況，另一份是父親一九六七年八月寫的「在香港十四年的工作」。母親曾說，文革期間，造反派勒令父母「背靠背」交代二十年來的家庭收支。她本來不知道父親也被勒令交代同一內容，直到父親去世，找到這份材料才知道。她不無慶幸地說：「你爸爸講的情況和我講的一致。」以貪官們的邏輯，當年父親的收入和父親在此收入之下的工作狀態絕對不成比例—這麼微薄的收入，值得嗎？
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年前後，父親在香港《華商報》讀者版包攬版面內外的複雜工作，收入只是二三十元生活費，僅夠自己用。母親帶着三個幼小的孩子（我的哥哥姐姐，一歲半至九歲）滯留在新加坡，白天教小學，管圖書，晚上到夜校兼職。
當時，很多海外華人通過《華商報》關注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方向。讀者來信要求解釋，父親常常在版面上徵求答案，再把最佳答案登出來，或者把答案轉給提問題的讀者。許多讀者自發成立讀書會，父親通過前往輔導廣交朋友。港澳和海外很多愛國人士希望回內地工作和學習，或應邀參加新中國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父親在饒彰風（時任中共港粵工委委員，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秘書長，香港工委常委、書記）、喬冠華（歷任香港工委常委，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香港工委書記，外交部長等）領導下做了大量交通服務工作。他為從各種關係介紹來的服務對象買船票，安排可靠人員帶領，經各口岸回內地。經父親協助回內地的有數千人，包括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國民黨起義將領或者家屬、科技界、工商界、文化藝術界人士等。為保密和安全起見，父親和饒彰風往往親自為他們搬行李，設法擺脫國民黨特務跟蹤，護送上船。
除了主持讀者版編務和提供交通服務，父親還在同一時期做策動招商局、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油輪公司等起義和護產的工作。還不止，為了西藏和平解放，需要和西藏地方政府在港的人員見面；海南島解放，需要搜購一些支援物資……。錢僅僅夠用，工作卻超負荷。廢寢忘食、拋家捨己，這就是那時候的幹部。
一九五○年至一九六二年初的十二年，父母都在香港工作，生活較安定，三個小的孩子陸續出世。這期間，左派機構的工資制度各不相同，有供給制，低工資制，一九五八年後開始實行社會化工資。
母親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在港澳工委工作，是供給制。父親則是低工資制，以招商局工資為基礎，組織上另補助一部分，養活一大家人其實有點困難。其間父親有兩筆額外收入，他也做了交代：一、一九五三、五四年的時候，我祖父在雲夢的雜貨店結業，三叔給我父親捎來四百元人民幣。父親報告給黃作梅（接替喬冠華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中共香港工作小組組長，父親的前任，一九五五年四月乘坐印度國際航空公司包機前往參加第一次亞非會議，飛機被台灣保密局的定時炸彈炸毀，黃作梅一行十一人犧牲），黃作梅同意父親留用，於是父親把錢放在內地，給在內地讀書的孩子用（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五年間，我的大哥大姐都被送回內地）。二、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父親寫過一些劇本和理論文章發表，用一千幾百元的稿費買了一台舊鋼琴給我二姐學琴，其餘做家用。後來父親的工資由四百多轉為六百元，母親由供給制轉為進南方影業公司拿三百多元工資（一九五九年前後調整為四百多元）。
一九五七年秋，父親到《文匯報》做社長，同時兼招商局顧問，在《文匯報》支工資一千元，在招商局支六百元，母親在南方影業支四百元。
父親說，當時為了做上層統戰工作，決定搬出招商局宿舍，另租較大的房子。按制度，他們兼職不兼薪，招商局的六百元要上繳，房租報銷（或自己付少數房租）。為了簡化手續，組織決定我家包乾。後來我家租了每月房租七百五十元的房子，在炮台山堡壘街，上下兩層，還有露台。記得家裏有時候開派對，交通航運界、報界、電影界以及一些與台灣有關係的社會人士、醫生和商人等等都是父親的客人。許多漂亮的人兒把盞言歡，我還年幼，對滿屋都是移動的腿印象深刻。


吳荻舟生活費用的交代
父親在交代材料中巨細無遺列出當時家裏的生活費用。從一九四八年算起，涵蓋整整二十年。很難想像要貪官們寫出二十年間的收支情況，只有像父親他們那樣收支極其簡單身家極其清白才可做到吧。
父親寫道：「生活費用。每月工資兩千一百多元，扣除居住費用，尚有一千二百多元。每月估計除生活開支外，可存一百元左右。」
生活費用的明細：「一、保母工資一百六十到二百元（保母二人，工資逐年增長，離開時已增至百元以上）；二、伙食費四百至四百五十元（一九五九年以前四大四小，一九五九年又一孩子回國內讀書，四大三小，每個人以五十到六十計）；三、國內學雜費一百五十到一百八十元（三個孩子，自中學到大學，包括伙食、學雜、寒暑假旅費等，每人每月人民幣二十至二十五元計）；四、香港學雜費一百四十到一百五十元（學費每人三十元，校車十五元，校服，書雜，三個孩子約計數）；五、衣着五十至六十元（全家八人，每年以六百至七百元計，平均每月約數）；六、水電二十至三十元（夏天風扇，冬天取暖，燙斗、燈光等用電，及水費等約數）；七、負擔二十元（岳父，基本每月寄，有時寄三十元，此外給姪子們寄點藥品等）；八、工作八十至九十元（夫婦二人在外伙食，小應酬、交通等，我每月固定支五十元）；九、書籍二十元（包括孩子們的課外讀物，我買參考書等約數）；十、醫藥十元（約數）；此外還有家什（包括郵政工人、看更工人、清潔工人的年節費用，肥皂、牙膏、洗衣粉、去污粉、手紙、地蠟等等）無法估算。
「生活盈餘，購置了：一、一套家具（包括大牀、大衣櫃、五桶柜、餐桌、十二把椅子、書桌等帶回來外，還上繳了幾件）；二、收音機（包括電唱機、唱片櫃）；三、手表；四、照相機（包括遠距鏡頭，都是舊的）；五、半導體收音機；六、雙層鐵牀（三個）；七、樟木箱、陽江皮箱等；八、電燙斗；九、買了幾百元人民幣公債；十、鋼琴（原來是買的舊外國琴，回來時換了星海牌）；十一、厚呢大衣；十二、回來時全家添置國內用的衣服、棉被、家用藥品、日用品等。」
父親的交代，刻畫出一個量入為出、兩袖清風甚至捉襟見肘的幹部家庭的經濟情況。
這段時期父親的公開身份是《文匯報》社長，另一身份是香港工作組組長，港澳工委成立之後他是常委，主理交通、文教、新聞界工作。且不說工作量多大，其間還發生九龍暴動。
九龍暴動時，我母親正在廣州黨校學習，回不來。父親把三個小孩子託給保鏢兼司機的盧叔叔，交代如果暴徒攻打我家，被抄走東西不要緊，但要用繩子把孩子吊到隔壁的天台躲避—這是父親親筆寫下的回憶。我那時候不到三歲，記憶是要用繩子把我們勒死（最近我二姐說她也記得是「勒死」，據她回憶，那時她還在香港上學，學校停課，教職工與高班同學組織自衛隊，保護學校）。


文革中被剋扣工資
父親在一九六二年奉調回北京，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回國後的收支情況他也有交代：「每月夫婦的工資是二百六十元左右。開支情況是：一、保母工資三十元；二、大學費用七十五元（兩個孩子在外地讀書，一個中專的在北京住校，每月每人二十五元左右，有時多點有時少點）；三、中小學學雜費三元（三個孩子走讀約數）；四、伙食費一百二十元（三大三小，包括煤、水、主副食、年節加菜等每人每月約二十元）；五、房租、電費等十六元（包括取暖費每月平均兩元多點）；六、負擔十元（我愛人的父親每月十元，其他的我偶爾寄點給姪兒們不計在內）；七、醫藥三元（過去三個孩子集體醫療，後退了，改以全家醫藥費計）；八、交通九元（除我夫婦月票兩張七元外，保母、孩子用）；九、書報五元（《人民》、《文匯》、《紅旗》及其他小冊子等）。此外，家什（包括牙膏、肥皂、手紙、清潔用具等）、衣着（鞋襪、添補衣服等）、旅費（在外面讀書的孩子寒暑假旅費等）無法計算。過去是不夠，把帶回來的錢用了，一九六四年大女畢業了，一九六五年夏三女畢業了，可以少支付二十五至五十元，所以一九六五年以後有餘，我這幾年還買了一些參考書等。」
父親熬過了文化大革命，晚年生活比這份材料所寫寬裕得多，但是他一直保持着簡單樸素的生活方式。文化大革命中剋扣他的工資，後來補發，他自費到武漢、上海、杭州、廣州等地為當年的部下落實政策奔走，惠及上百個家庭。除了買書、旅行，他並無更多嗜好。他的毛衣袖口脫線，我為他買了新毛衣，不見他穿，問他，他說：「舊的還能穿嘛。」
可惜，貪官們不會因為有任何榜樣而收斂，甚至貪腐文化還會沉澱在醬缸裏變成隨時泛起的沉渣。但是，中國在不同時代都有人甘願為大眾而獻身，幾千字的記錄裏面有需要銘記的歷史，還有需要傳承的精神。
（作者是旅美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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