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康《红色季风》中毛泽东接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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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慷：毛泽东接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
　　昨天（按：指1968年7月28日）凌晨3点30分，当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等4人来到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时，早已等候在这里的毛泽东一一同他们握手，说了句“都是些年轻人。”然后便请他们坐下。
　　毛主席说：“都知道，都认识。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又没有谈话。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其实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蒯大富怎么没来？是(被围)出不来了？还是不来？”
　　(韩爱晶插话：这个时候他要知道中央接见不会不来的。他要见不到主席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主席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镇压”“红卫兵”。“黑手”是什么？“黑手”就是我么。他又不来抓。你们来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我向军代表说：大学武斗如何解决？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派去3万人……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搬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大打。过去革委会、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另一个是帮助解决一下，这看来还是对的。这个问题深得工人赞成，深得农民赞成，深得多数学生赞成。大专院校五十九个，打得凶的也就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怎么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
　　文化革命搞了两年，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现在是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社会上说你们坏话的越来越多。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去搞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是要办，讲了理工科，但并没有讲文科都不办。文科要不要办呢？还是要办的。至于怎么办？研究出另一个办法。过去旧的制度、旧的方法是不行的，是培养出修正主义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学文学的要写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革命斗争的过程。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谭厚兰插话：师大要不要办？)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仅大学没办，其实中学也都没办，鸡飞狗走。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把武斗工事统统去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
　　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两个地方。中南海、大会堂那么大，都可以住嘛！办个学校还不行？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都要住在北京。可以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一个叫新北大(公社)，一个叫新北大(井冈山)，就像苏联共产党(布)一样。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清理自己内部的问题。(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聂元样，他们叫你老佛爷，难道你认为新北大公社、校文革就没有人反对你？我不信。当面不说，背后还是有人说你坏话的。人家说你哥哥不好，说你姐姐不好。哥哥不是好哥哥，姐姐不是好姐姐，妹妹也可能好嘛!为什么要牵连妹妹呢？你聂元榨是哲学家吗？(聂答：我不是。)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作过工人、农民就学哲学，那么哲学叫作“窄学”。学问不是学校里学出来的。社会就是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大楼里，怎么能行？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诗歌。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写过很多东西，以后就没见过什么了。
　　(周总理插话：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都僵化了。)
　　我跟你们讲了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大学读完了，其他人都没有读。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中学还没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学了八年，根本没有迸大学。斯大林没有进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我们比高尔基高明得多。数学家华罗庚，就是中学生，自学的。苏联把卫星送上天的是个中学教员。发明蒸汽机的是个工人，不是大学老师。(叶群插话：江青同志自学很刻苦。)你不要吹她。学问不是学校里学来的。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读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级斗争。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小学6年太长，中学6年太长，荒废虚度，又要考试。考试干什么呢？一样不考才好呢！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我？……以前我在学校里是很不守规矩的，我只是以不被开除为准则。考试吗？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左右。好几门功课我是不考的，有的考试我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了个鸡蛋，因为“0"就是几何么！因为一笔，交卷就快。现在办军事院校，真是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少天？三个月，六个月。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太多。实际上学一些军事训练。我就没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没读过什么兵法。人家就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遵义会议的时候我跟××辩论。他问我《孙子兵法》你看过没有？我问他：“同志，《孙子兵法》有多少篇？”他也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是什么？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战争与战略问题》时，才把《孙子兵法》马马虎虎看了一遍。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米尔”是兵法。“阿特米尔孙”就是《孙子兵法》。还是学英语好。我以前没学外语就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应从小学学起。当兵半年就够了，当那么长时间干什么？当兵半年，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校是工厂、农村。世界上的人没有人反对还成？反对就让他反对才好。没有缺点没有错误的人很少。
　　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周总理插话：他们学校好。)


　你们把韩爱晶的缺点讲的太多了，他才22岁嘛！
　　你们这五员大将，包括蒯大富，我们都是保护你们的。这次没有找你们的对立面来，你们回去讲一讲，我们有偏向。北大井冈山和清华414就会对我有意见。
　　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又不行，延长二年。我说三年就三年嘛。
　　相当有点无政府。世界上无政府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就不会消灭，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的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同意总理这样做。
　　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林彪插话：一场大雨就把“打倒”吹了。)小孩子揭大字报纸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谢富治插话：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我才不信那一套呢！中国人有个好处，就是有意见就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儿不让串联也不好，人家还在串联。“砸三旧”派在串联，反“砸三旧”派也在串联。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联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联。你不让好人串联，坏人在串联。你不让多数人串联，多数人是好人，90%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通过串联把观点统一起来，把坏人揪出来。
　　(这时黄作珍报告：蒯大富来了！删大富进来，样子狼狈，号啕大哭地告状。江青也哭了，毛主席也流泪。)
　　你叫黄作珍？哪里人?(黄答：江西人。)老表嘛！久闻大名。
　　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教育革命搞不上去，这是旧制度害了你们。……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实在比上学好，一个烧饼就行，图书馆的老头儿跟我都熟了。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在北大图书馆读了半年，自己选择书。
　　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仗有经验；第二是战争暴露敌人。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中央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八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不要膨胀起来，全身膨胀，闹浮肿病。现在正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青年人听不得批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听不得批评的。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强，只能批评人。
　　(韩爱晶插话：主席，我问一个问题：如果几十年、一百年之后，中国打起内战来，你说毛泽东思想，我也说毛泽东思想，出现割据混战的问题怎么办？)
　　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里，中国清朝后出了段棋瑞，军阀搞了十几年、二十年，跟蒋介石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共产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了？党内出了李立三、王明路线，那么长，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照样有军队、有政权。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机会主义路线，多了。我们不照样办军队、办政权？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你们年纪轻轻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你们可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都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不在天就掉下来了。这也是一种迷信。有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有好。当然也不能保证，但我们保证要好一点。只要有人民就成。就是把我、林彪以及在座的都消灭，全国人民灭不掉。总不能把全国都消灭掉，不能把人民都消灭。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不够，不修也得修。不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后就不搞文化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想得远好。我们有几种死法：一个炸弹，一个细菌，一个火车、飞机，我又爱点儿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寿终正寝，无非还是细菌嘛！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1927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利后又出现了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现在走资派。......
　　——摘自咏慷《红色季风》（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4月版）158-163页
　　说明：《红色季风》是一部文革回忆录，作者咏慷，即陈永康，文革时为北京师大附中高三学生，因是文革前中共北京市委培养入党的极少数中学生党员之一，文革初期被工作组打成彭真“黑市委”培养的“黑典型”，成为被工作组批判的极少数中学生“反革命”著名人物，后成为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核心组成员、师大附中革委会主任。毛泽东接见“五大领袖”的这个讲话记录，是他参军后回到北京，7月29日在市委大楼见到刚刚散会的市革委副主任丁国钰以及李冬民（北京市革委常委、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等人，听他们比较详细地介绍的情况。这一记录是大陆公开出版物中首次较详细公布的原始记录，比以前由“五大领袖”商讨后公布的那个记录内容更多一些。但显然仍有不少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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