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哲：单凭一份善良活出人生精彩——回忆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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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单凭一份善良活出人生精彩

1943年前后的母亲

作者在重症监护室陪伴母亲

1960年春，亲戚们穿上最好的衣服在锻库胡同18号门口合影

1997年，史铁生（前排一）及夫人（后排右一）到美国旅游住在作者家中
◎孙立哲
妈妈长期打坐修炼，没有病，就是吃得少没有力气。10月5日因为卡了一口反流的食物急诊住院，到了医院已经没有症状了。我6日去见妈妈，她坐在那里精神很好。我逗她：“是不是不认识我是谁了？”她说：“你是我的儿子。”我大笑一阵，随后把立谦从机场接来照顾妈妈，我按计划去欧洲参加毕业典礼。
没想到，刚到布鲁塞尔下飞机就接到立谦和侄子明明的电话，妈妈病危！细问才知道，住院医生看到妈妈的血钠值偏低，竟然从静脉给妈妈50多斤体重的身体输入了1900多毫升盐水，这是她平常每日食盐量的大约50倍！引起急性肺水肿和充血性心力衰竭。我电话告诉住院医师千万不要再输液体，肺水肿会加重。他说现在血压降低，循环不足，必须继续多输盐水。不知又继续输了多少……
刚刚出道的医生造成可怕的医疗事故，上级医生发现时已经无力回天。
我10月9日回到母亲身边，她已经带上呼吸机不能说话了。身体里注入的盐实在太多了，口渴缺水，她在本子上用铅笔写大大的“水”字。
妈妈终于在10月14日走了。妈妈走得让人猝不及防，她最后和我说的一句话是：你是我的儿子。
作者小传
孙立哲，原名孙立喆，1964年考入清华附中，与著名作家史铁生同学并成终生好友。1969年初到陕西延川插队，自学成才成为赤脚医生，是当年风靡全国的传奇人物。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1982年春赴澳洲国立大学医学院留学，1982年秋天，考入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和博士后学位。
不能忘了亲人的恩情，能帮就帮啊！
妈妈宠我。她曾和我说，妈妈生第一个孩子不懂如何教育，经常照着老一辈人管教孩子的方法，不打不成材，打你哥哥的嘴巴子，结果打得他只会念书不敢出头。我两岁的时候妈妈扬手要打我，我不知她只是吓唬，结果高高举起洗衣板向她砸过去。她抬头看见我瞪着眼睛要拿洗衣板砸她，大惊，小心赔了许多好话，以后见人就说，这孩子性格刚烈，不能惹。结果，我一生没有挨过母亲一次打。
妈妈从小保护我的好奇心。我说要当数学家，她说好啊你当吧。我看见邻居唐虔自己做天文望远镜，就说长大要当天文学家，她说好啊你当吧。我看见同学张励生做了上好的弹弓真把鸟打下来了，我说我要当修鞋匠，皮子可以做弹弓，妈妈犹豫了一下说，修鞋算了，还是修收音机吧。于是买了一个矿石收音机让我拆装。她鼓励我在各方面的兴趣，几乎从来不强迫我做我不喜欢的事情。母亲的宠爱造就了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我一生感谢母亲。
妈妈的善良渗透在生活的细节里。父母家里都是大家庭，亲戚大都是农村人，就出来父亲这么一个教授。我懂事的时候正是50年代，记得妈妈天天念叨着日子等着发薪水，发薪水这天，就到邮局给父亲这边的亲戚汇钱，沈阳、大连、内蒙古等地都有。
发薪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妈妈照例会带着我去城里锻库胡同18号，看年迈的姥姥和瘦弱气喘的七姨。每次去总是带着吃的，带着用的，带着钱。妈妈说： 姥姥没有收入，一直要养到老。七姨夫是人力车夫，得过结核病没有力气，常常不能出车，拉不来钱。家里穷，培新姐学习好也念不起大学，要帮啊。我看着妈妈悄悄地把15元钱给姥姥，用一个旧手帕包起来，放在姥姥大袄内面一个专门缝制的口袋里。还定期资助和姥姥住在一个炕上的钟玲表姐，她说钟玲的妈妈九姨从小带我，抗日期间流亡到昆明，五姨和五姨父留我住在家里又帮我找了工作，不能忘了亲人的恩情。
锻库胡同18号是个老北京传统的四合院，三进院杂住了十几家人，都是穷人。姥姥住在进院左手一个走道边的小屋里，没有窗子，黑洞洞的进去要揉一阵眼睛才看得见一条土炕一口水缸。妈妈每次都带我和姥姥挤在炕上一起睡，被子上一股浓重的霉气，现在想起来味道还蹿在鼻子里。七姨一家三口住在一个小耳房里，门口一辆硕大的人力洋车，进门是一张八仙桌和一条炕。拐角有个放杂物的空间，也能放一张小床，里面有佛龛香炉。妈妈信佛，去了先烧香。
七姨夫个高人凶，出车拉不回钱就骂人，有时还打我姨。全家都看他的脸色。每次大门外车轮响七姨就紧张，赶紧拿炉子上的开水壶往老式的高装圆形的茶壶里沏水，茶壶嘴和瓷茶杯都缺口破损。妈妈每次带我进城都先去王府井茶叶店，买二两或者三两花茶。妈妈赔着笑叫姐夫，把茶递上去，七姨夫见了脸上就有点笑容，说这几天不喝高末儿喝春浦的茶叶。听说随后几天骂七姨就少点儿。
我最喜欢看七姨夫拆绑腿，长布条一圈一圈褪下来，右腿肚子上露出碗大一团青筋。我问这是什么？七姨夫说这是我的财神爷，挣钱全靠它。学了医才知道其实是严重的静脉曲张。七姨夫喝茶的坐姿也有派头，左腿脚着地，右腿蜷曲起来把脚蹬在椅子上，供着“财神爷”。
她心软，见不得别人有困难，忍不住，就把手里的钱给出去
妈妈没上过大学，算术不好，每天早上醒来先躺在床上算账。口中念念有词，怎么这个月钱又不够了，就让我帮着算。其实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她心软，见不得别人有困难，忍不住，就把手里的钱给出去。帮了别人，只好自己紧着过日子，到了月底还要和邻居朋友借钱度日，发了薪水赶快还上，然后又接着和我讨论下个月的预算。
家里每个月现金入不敷出，长期没有钱买新自行车，父母的自行车都是老旧的。我看着别的孩子滑冰，磨了两年，才花6块钱在寄卖部给我买了一双旧冰鞋。
妈妈在家实施统一领导，父亲完全没有财权，工资拿回来原样上缴，唯一抽烟用点钱。困难时期三级以上教授凭证每个月可以买两条牡丹烟或凤凰烟，妈妈嫌贵，经常降格只许爸爸买大前门或光荣牌香烟。爸爸好面子，把次烟拿出来装在好烟盒子里，后来干脆买了一个金属烟盒，好烟次烟各占半边，给同事朋友敬烟时拿好烟，自己抽次烟。有一次爸爸的老师，交大电机系主任严俊来清华看望爸爸，父亲向妈妈申请5元钱想请老师在成府小饭馆吃一顿饭，妈妈坚决不同意，说现在哪有钱下馆子，让他来家里我做炸酱面。爸爸在老师面前无法做人，这个事情一生中说了多次。
60年代初中国经济严重困难，东北农村的大姑和老姑都来清华投奔父亲。没有粮票，只好每天凌晨在清华南门外买高价的两面馒头或烧饼，每人限购两个。我大早起来先不上小学校，和姑姑们一前一后拉着衣襟在寒风中排长队，我也算一个人头买两个馒头。家中粮食不够，爸爸拿起铁锨带着我去圆明园收过的白薯地里再深挖一遍，俗称“倒白薯”，碰运气挖出薯须子蒸了吃。还用尿当肥料养小球藻喝，据说有营养。
就在这种自顾不暇的艰苦条件下，妈妈仍然全力帮助亲友。有一天回家，我看见床上一个小盆里有三十几个鸡蛋。那时人民普遍营养不良，流行浮肿病，鸡蛋绝对是稀罕吃食。原来是妈妈用粮票偷偷在黑市中换来的。妈妈把鸡蛋在床上摆出四小堆，一会儿又变为三小堆，最后变成一大堆一小堆。妈妈口中念叨，你爸爸和你们孩子还有机会吃，七姨怕是快吃不上了。我们周末带着鸡蛋去锻库胡同，给姥姥留了几个，剩下的都给了七姨。
七姨咳嗽吐了血，瘦得厉害没有精神说话。请来中医，说要吃中药，必须新鲜蜂蜜做药引子。那年头哪能弄到新鲜蜂蜜？！妈妈打听到南苑农场可能有，带着我坐长途汽车，又徒步很长时间，越走越荒凉，终于找到好心人，求情说好话，买来一小瓶蜂蜜。治了一段时间病还不见好，妈妈带七姨去协和医院做了气管镜检查，诊断为肺癌。西医说没治了，中医说麝香能治。妈妈又到处淘换麝香，终于辗转从东北搞到一个完整的麝香孢子。我陪着妈妈最后一次看见七姨时，她已经完全是皮包着一堆骨头，头朝里躺着，肩胛骨下方顶出来一个大肿瘤。
父亲回家伤心落泪，说“咱家孩子连个糖三角都吃不上，你每月多给自己家留点钱吧”
1970年秋天妈妈得到通知，让她带着12岁多的弟弟立谦去江西农场。我从陕北回京相送。临行前，妈妈说咱们去看舅舅。到了首钢医院，舅舅躺在一间大病房的一张床上，脖子上贴着纱布，身体明显消瘦。妈妈赶快带着我去问医生。医生先问是不是直系亲属，之后板着脸说：肺癌，锁骨上淋巴结转移。又加上一句，刚才接到通知，这个人政治有问题，今天出院回家吧。妈妈的眼泪登时就下来了。那时，癌症是不治之症，泪水不停地在她脸上流。最后她和姐姐商量，让我再到酒仙桥医院见习。
听说北京军区262医院出了治癌的新药，我和荣光表哥带舅舅去看，没想到进了大院先要在一张桌子上登记出身，出身不好不得就诊。我说就填职员成分吧，舅舅总是会计呀。表哥吓得连说不行，这不等于是欺骗组织吗？最后，只好在门口央求别的病人帮助多买点药，匀给舅舅几盒。我在苹果园舅舅家开始给他治疗，成为专职的“家庭医生”。连续三个月，几乎每天从酒仙桥医院倒三次公共汽车到石景山，从医院里偷偷带出消毒好的大注射器和长针头轮换着抽出舅舅的胸水，再把中药针剂打进他的胸腔，第二天一大早我再把针管还回医院。舅舅舅妈带着小女儿荣宁，天天晚上盼着我进门。我眼看着抽出的胸水从黄色变为淡红色，又变为浓稠的血色。舅舅于1971年2月6日在我的怀中去世。
“文革”前夕，姥姥在锻库18号滑了一跤，安然去世。妈妈说，幸亏没赶上“文革”，否则要受大罪。“文革”以后，七姨夫在房子后面的佛龛前上了吊，表姐培新中专毕业嫁了人，钟玲表姐与一位外地军人结婚远行。锻库胡同18号里曾经的笑声和孩子们的打闹声，还有亲人们相互关切的亲情与期盼，逐步消失在历史的迷茫里。
妈妈热心在外面帮助亲友，外松内紧家中经济困顿不被外人知。1961年搬入清华17公寓，粮食定量，饭票菜票锁在抽屉里贵若生命。每天只许买定量馒头和玉米糕，不许买糖三角，因为每个要加三分钱菜金。我看邻居方胜吃糖三角，馋得不行，就在妈妈开抽屉时偷走了一些饭票菜票。中午下学我和方胜边走边吃糖三角，突然抬头看见爸爸骑车过来，我撒腿就跑，最后被父亲逼在墙角问背后的手里藏的是什么！父亲看到我手上不过是吃了一半的糖三角，回家伤心得落泪，和妈妈说咱家的孩子连个糖三角都吃不上，你每月多给自己家留点钱吧。
我四岁的时候，在新林院大操场看见一个穷人，冬天穿着单裤，上身脏兮兮的薄棉袄露出棉花，寒风中瑟瑟发抖。我问他为什么不多穿点衣服？他说我穷家里没有。我想起每天睡前妈妈给我讲的各种古人做善事的故事，就说，你等等我家有。跑回家把衣柜里爸爸的一件大衣和一个棉背心卷在一个大包袱皮里拖到操场给了那个人。那时衣服缺少极其金贵，爸爸上班回来第二天要进城，让妈妈赶快找大衣。我偷偷告诉妈妈我送给没有衣服穿的人了。妈妈说啊这还得了！ 但是随后决定掩护我，向爸爸编了谎话： 大衣借给同事了，你先穿棉袄进城吧。
1962年从上海来了个30多岁的男人，爸爸说这是你三爷的儿子，叫叔叔。他们说话间我听出来，七七事变以后关内、关外断了交通，爸爸正在清华上大学没有钱，串着学生宿舍卖邮票度日，眼看断了顿。三爷卖了十三担粮食换成银元，托人冒着风险带到北京供爸爸上大学。叔叔说现在上海供应紧张，国家发了工业劵连肥皂都买不到。我知道我家的抽屉里藏着好几块肥皂，就悄悄都给了他。妈妈回来知道了没有说我，只是深深叹了口气，说咱家也要洗衣服啊。
最后，妈妈把我拉到爸爸面前说：“为了这可怜的孩子你就忍着活下去吧”
妈妈马春浦1921年生在吉林省伊通县农村，在家中排行最小，思想单纯并对生活充满激情和期待。七七事变后随流亡学生逃到关内，千辛万苦走到昆明后方，1943年在西南联大与父亲孙绍先结婚。父亲留美归国后全家一起回到北京清华大学，期待着参与新中国的建设，找到人生的价值，没想到其后的日子却充满了动荡。
我记忆中的第一件事。是我大约两岁时，睡梦中被家里嘈杂的叫喊声吵醒：妈妈已经不在床上，屋里屋外飞跑着。接着是五姨的大嗓门呼叫和窗外奔跑的脚步响。妈妈前几年讲到这次危机：是1953年，清华大学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要求每个教授“脱裤子割尾巴”“洗澡”，在大礼堂上台交代如何受到地主资本家的罪恶影响，轮流过关。
其他教授大部分是资本家或者财产殷实的地主出身，说得出许多奢华生活的细节。每个人都竭力举实例，于是纷纷过关。父亲的入学表格上虽然填着地主成分，但是自18岁离开农村来北京上学再也没回去，留下的记忆是放牛和念书，再就是记得我爷爷异常小气，吃发霉的饭，生活艰辛。妈妈说，这样写哪能过关，就帮助父亲整理其他地主出身的教授举出的各种故事，加以启发。父亲不愿意瞎编，一直准备不出“割尾巴”、“洗澡”发言稿，长期失眠造成精神恍惚，找各种借口拖到1953年。这期间，清华化学系主任、留美博士高崇熙不堪上台受辱，喝了氰化钾数秒钟毙命。
爸爸实在推诿不过只好昏昏沉沉走上台，没说几句，实在心里没底，突然精神崩溃大放悲声，边哭边喊：“我不配当教授，我要回家啊……”台下肃然。“整风”积极分子一声断喝：“你不割尾巴回什么家？难道还要回地主的家？！”父亲猛然清醒急中生智说：“我要回工人阶级的家，我要到城里拉三轮车改造自己。”爸爸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到人格羞辱，找不到出路，不想再活下去，回家吃了大量安眠药。在校医院由谢文焕医生洗胃救活之后，妈妈天天陪在边上劝说，最后，把我拉到爸爸面前说，看看你这孩子，为了这可怜的孩子你就忍着活下去吧。
供图/孙立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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