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者三友：文革十年青春祭（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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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青春祭 (1) 离开北京



文革，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九八一年中国官方界定的文革起止日期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一共十年。


1966年我是北京101中学初三三班的学生。1968年初到1978年夏我是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先是第八机械工业部）直属的青海农机锻造厂的工人，也是十年。


一九八一年的中国官方给文革判定的性质是 “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官方文件中没有提及的是，在这十年内乱之中，至少有200 万到300万以上的人非正常死亡[ii]。


1966年夏我见证了我们北京101中学前图画教师陈葆昆的死亡，1977年初又经历了我的室友跳楼自杀。文革，不管从什么意义上计算的十年，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中都是一大段抹不掉的青春岁月。以下是我的视角，我的回忆。


一、离开北京


青海农机锻造厂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陆续开始兴建的“三线”[iii]民用重工业工厂之一，它也是青海重型拖拉机制造厂的分厂之一。


当时中国重型工业的骨干仍然是苏联援建的一批厂子，重型拖拉机制造厂也只有洛阳拖拉机制造厂（官名第一拖拉机制造厂）一家，其产量有限，质量也常出问题。中国曾试图自力更生建设自己的重型拖拉机厂，像天津拖拉机厂（“天拖“），但效果实在不理想。1968年业界就传了一个顺口溜：“天拖天拖天天拖，大姑娘拖成老太婆，八年打败了小日本，十年建不成天天拖”。


青海拖拉机制造总厂的组建除了出于备战的考虑外，还试图改变重型拖拉机制造落后的状况。它由洛阳拖拉机制造厂援建，并提供中、高层干部、技术员和高级技术工人。年轻的技术工人骨干则从北京的九所中学里面召收中学生作为学徒工加以培养。


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当时的招工对象限于当时的高三和初三两个年级的学生（即所谓“老三届”[iv]里的老高三和老初三）。据我后来看到有人的回忆文章称，当时的高三学生已经经过了毕业考试，可我不记得我们初三的学生也经历过毕业考呀。不管怎样，我们也一定是被划归为 “毕业班”了。能与老高三比肩，还没有歧视，我立刻报了名，那是1967年底。


这个消息却在我的家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当时父母一辈听说要去青海，错愕之余，极力反对。青海，在老辈人的心中，就是“蛮荒之地”和“发配之地”。更要命的是，由于户口制度，一旦成了“青海人”，调回的几率几乎是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户口或户籍制度绝对是一门大学问。据百度百科“户籍制度”资料，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但当时我却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这些，铁了心要去青海。


报名那年我十七岁，父亲和继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在文革最初的动荡中，我为不是“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出身而感到自卑。由于父母当时也在受冲击，虽然没有失去人身自由，但家被抄了几次。所以我当时主要是在学校里度过的，只有周末回家。而学校，自1966年秋冬之后，变得冷冷清清。幸运的是，学校的后勤仍然照常运转：学生食堂照常开门，冬天也照常给学生宿舍提供煤炉和煤块，尽管相当多的宿舍是空的。


当时的日子，虽经历了文革最初的动荡，又经历了学生自己组织的农村劳动及后来的军宣队入驻及军训，但都是短暂的。接着越来越多的学生不来或不常来学校了，在诺大的校园里主要就是“清”和 “冷”两个字。虽然有几个好友相伴，但谁都知道，离散是迟早的事。


我当时坚持要去青海农机锻造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当工人，而且是正规大工厂的工人。青海农机锻造厂虽然生产拖拉机，但据说战时就会变成坦克厂，听起来就让人热血澎湃。


北京101中学是被称为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它于1946年建于共产党的晋察冀边区，1949年1月迁入北平。1950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在圆明园遗址修建校舍。1951年9月迁至圆明园现址。


最初北京101中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和军人子弟，五十年代中以后逐渐向社会开放，成为当时北京市最有名的中学之一，学生经统一考试入学。由于其紧邻北大、清华等高校及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不少知识分子子女考入该校，以后101中还特意招收了一批农民子弟。但在文革开始时干部子弟和军人子弟在101中学里仍占相当比重，看到百度百科才知道，习近平、曾庆红、李铁映都是我们的校友。


101中学有不少 “光荣传统” ，其中之一就是体力劳动。在建校之初，学生和教员就亲身参加了修建校舍的劳动。以后每年学生都定期参加劳动：学校里有菜园、果园和小工厂，同时我们每个学年还会到农村劳动一到两个星期，其中一年我们还曾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焦化厂劳动了一个星期。正是这个经历，使我对中国的农村和工厂都有些肤浅的了解，也萌生了不能去农村的念头。当时年轻人的另一条出路是参军，但我由于不是 “红五类” 出身，这条路不对我开放。


我们属于当时最早被分配的北京中学生，当时报名的人并不多，不存在什么竞争，当时我们班四十三名学生中只有包括我两个人报名。青海农机锻造厂属于三线民用厂，政审不像参军那样严格，我报了名就被录取了。三、四个月以后，这个厂又从北京招收了一批中学生，我们班上另一名同学也入了厂。再往后，除了少数参军的学生外，大部分学生都去了边疆的生产建设兵团或农村插队，真正留在北京的是极少数。大批下乡的青年在1978年以后形成大批的知青返乡潮， “口袋户口” 成了一个当时新的名词和社会问题，此又是一个大题目，此文不提。


据我记忆，青海农机锻造厂给我们那一批每个入厂的学徒工发了二十块钱的冬装费，但后来有文件称给我们发了三十一元冬装费[v]，记不清了。当时我的继母嚷着要去把钱退掉，我在家里大闹，一度搞得很僵，后来还是我父亲点头放行。其实他不放行又能怎样。过后当他们送我姐到黑龙江建设兵团时，恐怕还庆幸了我的决定。


1968年1月12日在我离开北京的火车上，当看到父母一脸悲肃，站在站台的寒风中向我挥手时，我的眼睛还是没出息地湿润了。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ii]  ”最新版文革死亡人数“  作者： 金钟   来源：《开放》杂志2012年10月号 http://www.china50plus.com/最新版文革死亡人数/


[iii] ：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起中国除继续反美（帝）外又开始反苏（苏联修正主义）。时值五十年代底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实为人为的大饥荒）后不久，“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了中国的国策。从1964年起，中国开始在中西部山区兴建大批的重工业工厂。从当时的战略眼光考量，这些工厂必须建在内地的大山里，山沟里，甚至山洞里，称为“三线”（在一线沿海大城市二线中部重工业城市之外的第三条战线）。三线厂分军工和民用两种。军工厂在选址和管理上更加严格。我们厂属于民用厂。当时的三线厂因为都在山沟里，基本上是每个厂自成一个小天地，厂里的人自成一个小社会：设有厂区和福利区。厂区有食堂，福利区有单身宿舍，家属楼，小卖部，幼儿园，小学校。厂里的人跟厂外的世界不怎么来往。


[iv] 所谓“老三届”是指1966年文革开始时在中学就读的初中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及高中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学生。岁数在13到18岁之间。


[v] 青海锻造厂文件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d3f8330102vfhg.html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62228/201802/29432.html


文革十年青春祭 (2) 初到洛阳



二、初到洛阳


我们的学徒生涯主要是在洛阳拖拉机制造厂的锻造分厂度过的，因为当时的青海农机锻造厂还只是图纸。据上面提到的文件称，我们第一年的学徒工不分工种, 每月工资23元，这应该是青海的工资标准。在洛阳当地，如果我没记错，第一年学徒工拿16元还是18元。一般学徒三年，出师就可以成为二级工。


当时中国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技术工种最高可达八级。但实际上像其他各行各业一样，工资长久没有调整。当时洛阳有一个工人自称的“10383战斗队”，我问师傅是什么意思，师傅一笑告诉我：意思是十年三十八块三：洛阳二级工的工资是三十八块三毛，十年了，还是二级工，而且在可见的将来，长级的可能性为零。


当时洛阳很多工人是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或更早从豫东、豫南和豫北农村进厂的，娶的多是家乡农村媳妇。从年轻进厂学徒到成家，又养出两三个甚至更多孩子，都面临着相当的生活压力。当有家属来城探亲时，带着孩子挤在男单身职工宿舍里是天经地义。


我那时对物价没什么概念。以我们北京101中学学生食堂的经验看，我们当时学生的伙食费每个月九块多钱，食堂里的主食和菜都没有选择，大约每个星期吃一次还是两次肉菜。101中学伙食差在北京我们那一带是有名的。以此为参照，洛阳学徒工第一年拿到的那每月16或18块钱，应该主要是只考虑伙食需求和零星日用品的。我由于有了在北京101中的锤炼，加上青海的工资标准，我每月的工资还能有结余。但师傅们的日子就不那么轻松了。


有一个外班组的师傅，一次他带着他一个三、四岁（？）的儿子进厂。吃饭的时候我们都端着饭盒或蹲或坐在在食堂外的马路边（河南人惯于蹲着）。他让他的儿子像狗一样爬在几个其他吃饭的师傅们面前，那些师傅们这个扔一口馍，那个扔一筷子菜，全扔到地上，而那个小家伙就在地上爬来爬去捡着吃，他的父亲在一旁看着笑。待到师傅们吃完，这厮拉起他的儿子也心满意足地走了，他不用操心他儿子的那顿饭了。


我们在洛阳第一次见识了成群结队进城要饭的农民。拖儿带女，衣衫褴褛的妇女就或坐或卧在洛阳大街的路旁。大小饭馆里坐着的是食客，站在一旁的都是要饭的孩子。这还是新社会吗？这种视觉冲击的效果实在震撼。


开始不少北京学生是带着鄙夷的态度看他们的，在我们不算幼小但还算纯洁的心灵里，社会主义国家里只有懒人才出来要饭，想不劳而获。我们开始对他们是怒目相视，有的同学还想方戏弄要饭的孩子：把吃剩的菜，佯装往他们碗里倒，却扣到了地上，惹得师傅们相当不高兴。我们自己的师傅纷纷郑重地告诫了我们，我们才换了眼光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些农民。


算是城乡差别吧，厂里师傅们经济上再难，他们的家属们应该是没有出来要饭的。但他们农村的家人过得什么日子呢？


我曾随我们的一个师兄骑车到过他的家。他是个复员军人，小小个子，总是笑眯眯的，娶了一个漂亮农村媳妇。他们当时还没有孩子，也正因为没有孩子而想要孩子，花了不少钱看病。我们去的那一天正是麦收之前，地里一片金黄的麦穗，让人心情极为欢畅。河南是中国著名的产粮大省啊。


师兄的家有几间房子我完全没有注意。所注意到的是他和他那漂亮媳妇的屋子布置的还颇有点城里年轻人新居的味道，挺不错。但退出他的房门，回头看到灶台边的地上铺了一些草，上面盖了一个脏兮兮的单子，我问师兄那是干嘛的，师兄一脸坦然地告诉我，晚上他妹妹睡在那里。


吃午饭的时间了，没在师兄家里吃。师兄带我到一个小院，院里有一个大锅里煮的是地瓜干，没有桌子，几个年轻的劳力围着锅子。是那种生地瓜切成片晒干的地瓜干。我以前吃过熟的红薯切成条晒成的干，很好吃。但这里作为日常食物的地瓜是白薯，不是红薯，而且是用生地瓜片晒干的。当地农民不煮熟晾晒，因为煮熟后晾晒的地瓜干“不出数”。我不知道师兄家自己吃的是什么，肯定不如这里，这里吃的至少是粮食。


我们蹲在锅边的地上吃。锅里的食物只能算是地瓜干“汤”。地瓜干算是煮熟了，但每片还是原来的模样。吃进嘴里，还真不是滋味，因为地瓜干上霉的坏的部分完全不加甄别淘汰，统统给一锅烩了。我也算是有过在北京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历练的，但这些作为食物的地瓜干还真让我难以下咽。我跟师兄说，地瓜干坏了，他不以为然，自己吃得鼻头冒汗，还笑眯眯地劝我再吃一碗。我想起我父亲跟我说过，有一次他下乡，村里人招待他吃白米饭，他在碗里吃出个蝎子，就赶紧告诉房东，房东不好意思地接过他的那碗米饭，换了一个碗，然后又从同一个锅里重新盛一碗饭给他。而他原来那碗饭，人家拨掉蝎子，照样吃掉了。人家本来是为了招待城里贵客才煮的白米饭，才舍不得浪费呢。


河南盛产粮食不假，又是中国主要产麦区，但老百姓吃食中的相当比重是地瓜。我正是在洛阳吃到红薯面的馒头。当时中国百姓的每月口粮都有定量，而定量中的粗粮、细粮又有一定比例。北京的细粮包括一定比例的白面和一定比例的大米，粗粮主要是玉米面。河南的大米更少，细粮主要是白面，粗粮主要是红薯面。我已不记得当时粗、细粮的比例，但印象里洛阳的粗粮比例比北京高。


红薯面的馒头约两寸见方，紫红色，吃在嘴里微甜，微粘，不难吃。我开始吃得还挺高兴，由于吃得多，又连续吃，不久就觉得胃里不断涌胃酸。以后胃酸多就成了我的常态了。


当时不同工种依据体力强度的高低而有不同的粮食定量。我不知道粮食定量什么时候定的，但分得挺细。我们小组里有“钣金工”，有“铆工”，钣金工粮食定量每月41斤，铆工47斤（相较北京机关干部，如我父母都是28斤）。


现在一些年轻人恐怕不能理解当时的工人一个月怎么能吃那么多粮食。很简单，如果一个人肚子里没有“油水”，所有的定量都是不够吃的。当时北京每个人食用油的定量是每月半斤，肉、蛋、鱼、豆制品、砂糖等等全有限量，多是以每人每月半斤计（若我记忆有误，请纠正）。当时每家有个“副食本”，凭本排队购买这些所谓“副食”。那是北京，而其他地方往往不如北京，如辽宁省每人每月只有三两油，所以辽宁百姓亲切地给文革时主政辽宁的陈锡联起了个外号叫“陈三两”。


当然，富裕家庭办法总多一些，肚里的油水也总多一些，如“下馆子”虽然要粮票，但不要油票和糖票。粮食定量吃不完，于是百姓之间就有一些交换：需要粮食的人拿自己的细粮定量换别人家的粗粮定量，因为粗粮比细粮“出数”，而且有时可以多换来一些粗粮。南方人家拿自己的白面定量换北方人家的大米定量。1977、78年以后，粮票干脆可以到“自由市场” 换鸡换鸭换小商品。中国人精打细算的优秀品德在这上面陶冶得淋漓尽致。


注意，这里所说的粮食定量和“副食”全是城市户口的人才有的，叫做“商品粮”，和广大农村中的农民乡亲们无缘。如果收成不好，或赋税过重，农民的日子就不是一般的苦，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的沟壑也不是一般的深。所以如果师傅娶的是农村媳妇的话，等于他的工资和粮食定量都打了折扣。而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一旦“上山下乡“，就是交出了城市户口，也等于给他们的家人在经济上和粮食定量上挖了一个坑（知青按国家规定第一年有国家拨的粮食定量，但只发一年）。


1968年春节假期我和几个同学从洛阳步行经新安县过黄河到山西的垣曲县去看望一个知青，实际上是找个由头 “远足”[1]，整个过程在我的记忆中已成碎片，但几件事让我印象深刻：过了黄河进入山西的山区，景色明显变得荒凉。我们经过一个山沟，天已经晚了，朦胧中只见干涸的沟底中有一个个石头垒成的围坝似的东西。大约丈余见方，两尺多高，一个连着一个，像单条的棋格，顺着沟底的走势可以延绵相当距离。我们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后来借住老乡家才知道，他们那里缺耕地，来春当山水下来时，那些石坝可以拦些淤土，得以种些什么。


当晚我们借住在一个农民家，我们问他们能不能打点水洗漱一下，他们很为难，最后端来半盆水。我们一共四个人，洗漱全是它了。房东告诉我们他们那里缺水，平时全家从早到晚洗漱也就是这样的半盆水。我不禁向我们那些同学感慨：在这样的环境下居然还有人烟。


后来我们终于走到目的地的北京知青点，当时只有一个女知青在。她见到我们格外开心，因为其他知青都回城过年去了，包括我们准备探望的人，而她没钱回不去。她高兴地张罗着给我们做午饭，我们说会付给她钱和粮票的，她还说不要。可过了一会她哭丧着脸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农民大叔。大叔稍微有些激动地跟我们说，他们知青点没粮了，以前向他们农民借又还不上，不能再借了。我们跟那位大叔说我们会付钱付粮票的，大叔就是不借。那女孩直哭，我们既无奈又无语，最后给她留了点粮票，什么也没吃就走了。



[1] 参见程德美《高山反应》p.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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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青春祭 (3) 洛阳，洛阳

三、洛阳，洛阳

我们是1968年1月中进到洛拖锻造厂的。刚进工厂，我什么也不懂。工种的安排是厂里定的。我最初被定为汽车司机，但还没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时，就被换成了我根本不知为何物的“钣金工”，但对完全懵懂的我，倒也无所谓。我当时还曾因为钣金工不是主要生产工人而遗憾，直到有人告诉我钣金工是技术工种，而所谓的生产工人根本“没技术”，我才觉得我真傻。

当时我们小组里青海农机锻造厂的学徒工共四位，一个铆工，三个钣金工，但我们立刻就发现我们干得都是同样的活。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维修锻件加热炉和大型通风管道。榔头和大锤是我们最常用的工具，也是我们的基本工。所以我们便吵着要改成铆工。而我，还有一个小心思：当时钣金工最高级别只到六级，而铆工则有八级。虽然长级无望，但名声好听。不知多久以后，当我们终于如愿以偿改成铆工后，我连自己的小身板都觉得雄壮了许多。

在洛阳是开心的，真的开心：我们成了工人阶级。在学校困扰我的家庭出身问题，除了一个师傅问过一次以外，没人提起了；家里父母有什么烦心处境从来都不告诉我；师傅对我们很好，是出自内心地好。在他们眼里，我们算是有文化的，而且又是一个群体，又完全与他们没有任何潜在的利益冲突，他们本能地高看我们，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还乐意让我们调解。

当时最激烈的武斗时期已经过去，但还是有些痕迹。我们住在洛拖一中的教室里。那个教室楼有四层还是五层。我们住在一层。最高的一层住着一个一中的学生，好像就他一个人。不知是个什么派的骨干。他有枪，几把枪不知道，但他至少有一挺机枪。他常从楼顶上，也就是在我们头顶上，用机枪点射对面一个厂子的钢铁高烟筒。他枪法不错，每次射击都能看到对面烟筒上飘起一缕烟，几乎弹无虚发。

他和我们完全没有交集，我们也从没到过二楼以上，直到有一天，北京学生里突然传出说有一个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被抓到楼顶，打得半死，我们可以去看看。一时间我们纷纷往楼上跑。这时我才发现上了二楼以后，每层楼梯都用沙袋堆成约两个人侧身可以通过的通道，每个楼梯口都用粗粗的铁条焊成铁门固定在楼梯口上，中间有一个能容一人进出的小门可以上锁。但那天，每个小门都是打开的，明显地是有意放我们上去。我上去得有些晚了，当我愣愣地跑到楼顶，突然发现在楼下喧嚣的北京学生们没上来几位，上来的也很快下去了。楼顶的地上躺着一个似乎还有些知觉的年轻人，看来打得不轻，几乎一动不动。不远的边上就是那位一中学生，身体很壮，手里玩弄着一把枪。他看到我似乎一个人围着地上的年轻人转了一圈，还有些好奇，但一句话也没说。

我始终不知道那位一中的学生当时为什么放我们上去，虽然我只看到他一个人，但打人时肯定不是只有他一个。是给我们下马威？不像呀，时不时他在我们头上打枪已经够够地告诉我们别去招惹他了。那就是他们把人打得快不行了，想让我们这些同样是北京来的学生把他弄走，等于帮他清理现场？抑或是在试探我们？我不知道，当时也完全没想到这些。我灰溜溜地原路跑回我们作为宿舍的教室，我们那些北京学生似有默契般地全都闭口不谈此事，就像完全没有发生一样。也许有人向我们当时的青海领队谈了，而我们领队的态度我们本来就知道：千万不要牵扯进洛阳的派系斗争里。

我们自己的洛阳师傅们没有一个是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似乎他们有人也曾加入过什么派什么队，但从没见他们离开班组去参加过什么运动；他们文化水平有限，写大字报也跟他们无缘。我们的班组长，我的师傅，姓毕。他是一位严肃，但心地和善的老人，六级钣金工，似乎不是党员。班组的人在毕师傅的领导下，每天认认真真地作着例行的“早请示”、“晚汇报”以及布置的政治学习。因为肝不好，他轻易不参与第一线的劳作。

由于师傅们对政治运动不热心，我们日常的生活也就波澜不惊。除了墙上的大字报，以及不时能看到有卡车拉着五花大绑挂着牌子示众的犯人以外，车间或分厂也时不时召开大会，但都与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正是我们在洛阳的时候，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我们和全厂工人一块参加了庆祝游行。当时真心实意地把它当成欢欣鼓舞的大事很是热闹了一番。但为什么它是个值得庆祝的大事，为什么在八大（1956年）隔了13年以后才开九大，还真不是我们工人阶级去想的事，更不是每个人都想去想的事。我们师傅连想都想不起来去想。

有一天我们一个师傅异常兴奋，眉飞色舞地告诉大家，昨天夜里有两男两女被游街了，男的全裸，女的半裸。原因是四个人在工厂宿舍里打牌，规定每打完一局，输的一方要脱一件衣服。牌局正酣，衣服也脱得差不多时，工人巡逻队突然闯了进来，伴着围观者给他们游了街。这几个人据说属于农民合同工（当时有个专有名词称他们叫“亦工亦农”），我的师傅们相较于他们有着自然的优越感。这个故事连我们平时不苟言笑的毕师傅都听得津津有味。当时还有师傅评论说，如果不是被抓，他们最后肯定就乱搞上了。我还替那几个人报不平，说他们也不至于觉悟那么低呀，结果班组里的师傅们全都大笑，我还有点莫名其妙。

工厂的日子过得没有什么压力。因为是维修工，不是每天每时都有活干，有活的时候也不争先恐后。我们几个青海学徒从未因活没干好受到师傅斥责过。相反，我们时有因为“揽过届”而被毕师傅及其他师傅郑重地告诫了好几次：因为我们“乐于助人”，只要有人有求我们，而且只要我们能干就绝不推脱。结果师傅说，不行。这次你干了，下次这个活就被认定是咱们组的了，就有扯不完的皮了。有时我们觉得是举手之劳，但师傅说将来会扯皮，不能开先例。

尽管如此，我们仍是师傅眼里的好青年。为此毕师傅还找人写了一篇专稿夸我们像“小老虎”，而且这个稿子是在洛阳拖拉机总厂的广播站向全厂职工广播的。但也就是在稿子播出的那一天，我们四个学徒工干了一件让师傅们跌破眼镜的事：我们跑到距离洛阳300多里地的灵宝市玩去了。

应该是夏秋之际，我们一直想着去哪里玩玩。一个人建议，听说灵宝市有枣子，我们没有犹豫就决定跑一趟灵宝。我们找了个借口向毕师傅请了假，所以这趟行程的毛病不是我们没有请假，也不在于结果：我们没有吃到枣子，而在于过程：我们来回都是：扒-火-车。

事先我们就听说当时知青上火车都不买票，他们也没钱买票，行话是“扒火车”。我们也跃跃欲试。上车容易，可以买张五分钱的站台票进站。如果连站台票都不想买，则可以从铁路上绕进车站。上了车，会有不定时的查票。一般列车员检票都从一个车厢的一头查起，我们可以假装上厕所，等列车员检完票再回到座位上。我们照传说的方法实践着，而且坐的是慢车，据说快车查得严。

但我们毕竟是初出茅庐，很快就被列车员抓获，倒也没对我们怎么样，只是让我们在下一站下了车。我们没胆再扒客车，就打起货车的主意。我们步行走到货车站，先找对方向，再向轨道上工作的师傅打听哪辆停在道上的列车很快会发车以及发车的目的地和大概停靠的城市，然后就找一节空的“闷罐车”（即有顶有门）的车厢，爬上去等。没有直达的，就换一辆车。就这样，我们一路坐货车到了灵宝市，又回到洛阳，还长了本事：大概能估摸出停在站道上的哪辆货车很快会发车。

回到厂里以后我们的师傅们先是长出了一口气：我们都平安回来了（不记得是否回来晚了）。一个年轻师傅还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我们被总厂广播站表扬了，但接着就看到毕师傅板着的脸。他说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让我们在组里检讨。以后又时时念叨这件事，甚至在我们离开洛阳的临别赠言中还点了一下。实际上他完全没有难为我们的意思，只是很高兴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能让他拿当时的政治词汇有的放矢地学以致用一下，这似乎是我们在洛阳两年中他唯一的一次机会。

和师傅们的接触都是细水长流，潜移默化的。我们能体会到他们对我们的好，逐渐地甚至有一种把他们当家里人的亲近感，不怕让他们为我们操心，有时还让他们哭笑不得。

但有一次让我触动的却不是我的师傅们，而是一个在洛阳锻造厂劳动改造的原来级别不低的走资派（被打成叛徒？）。有一次我们厂里开广播大会，我们坐在一起便聊了起来，他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不记得什么事了，我们辩论了几句，他不急不缓地追问我为什么会那么说，我答不上来，他呵呵一笑，吐出几个字：“不求甚解呀”。他当时的温厚并没有让我恼羞成怒，但这几个字却让我记了一辈子。

我们在洛阳呆了将近两年，一下从北京到了这里，开始总有对这对那颇有些看不惯，甚至看不起的地方，尤其是听不惯豫剧（旧称河南梆子），连带着也不喜欢河南话。偏偏我们的师傅们都不说普通话，有些“文化人”也只说一种郑州官话。但当我们离开这里时，那高亢嘹亮的豫剧旋律已能燃起我们心中亲切奔放的情感。想到洛阳，就想到一片热土，想到我那师傅们的质朴。

河南洛阳，中原厚土，承载了几千年中华文化的厚重！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62228/201802/32316.html

文革十年青春祭 (4) 青海省，乐都县，引胜沟

四、青海省，乐都县，引胜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三线工厂选址的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甚至“进洞”。

乐都县是青海省的农业县，县城在青海省省会西宁市以东约65公里。黄河第三大支流湟水流经此地，湟水有一条支流，叫引胜河，引胜河流经的谷地叫引胜沟。

这里算不算“隐蔽”，不知道，但绝对“靠山”。青海拖拉机厂有三个分厂建在这条引胜沟里：柴油机厂、铸造厂和锻造厂。三个厂子相互之间距离好几里地，锻造厂在最里边，此外还有几个分厂在西宁郊区。这属于“分散”，分散得几个厂的职工几无往来。至于“进洞”，民用厂，就免了吧。

从乐都县火车站到北京，乘当时的快车，单程需时42小时，到洛阳，单程30小时。

这样的建设，无疑会增加很多成本，但战略需要，中央决策，成本恐怕是当时最后考虑的问题。据当年同事的博客，从2000年起，青海省实行国企破产政策，铸造厂和柴油机厂就都烟消云散了，而我们锻造厂也告破产，但厂子没有垮，只是被私人企业购买，其资金来源和生产方向全然不同了[ii]。

至于我们这个青海拖拉机系统究竟有没有批量生产出拖拉机，我还真不知道。粗略地在网上查了一下，只看到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一种型号为QT120的推土机曾到过南极[iii]。但它究竟是否成批生产并投入市场，还真没有资料证明。

乐都县位于海拔2100米的高度，空气略为稀薄，水烧不到摄氏100度，但人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感觉，而且夏天凉爽。只是“内地人”在这里生活时间长了，指甲上会出现纵纹。

应该是由于位处高原，这里的工资比内地高，有所谓“地区差”。例如洛阳二级工的工资是38块3毛，而青海二级工的工资是50块零几毛。但洛阳师傅们对这里并不向往。当时有句话： “宁往东一千，不往西一砖” 。除了传说中生活艰苦外，户口的迁移困难恐怕是主因。

我们这些青海农机锻造厂招来的北京学生当时都有一腔热血，表现在没有一个人对“奔赴”青海有任何波动。但我们的第一任书记却是要死要活地不想来。

据说他的夫人也是洛阳的干部。我们在青海时，他总共到厂里没来几次，印象最深的是他穿着一件当时颇为体面的冬季大衣，戴一顶贵重的皮帽子，以当时的眼光，颇有些“资产阶级”的味道。但他却也是山东出来的老革命，由于在海边长大，擅长吃鱼，据说他能将一条烧好的整鱼，从嘴的一边塞进去，另一边就能拉出来一副整的鱼骨架，不知谁见过。他不与我们这些学徒工主动交谈，但你和他攀谈，他还挺和善。听说他在洛阳还曾为来青海的事哭过鼻子。总之，他后来就没有来，也不知道他究竟有没有曾经转成青海户口。

我们这一批学徒是1969年底或1970年初到厂里的，当时正是冬天。工厂还不存在，只有几排已计划放弃的平房权作宿舍。我们每两个人住一间，房里屋外都没有火，但有一个小锅炉房供应热水。早上起来，发现床头的墙壁上结了一层有半人高扇形的霜，没剩多少水的暖瓶瓶盖和暖瓶也冻在了一起。当时反正是年轻，把能盖的都盖上，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似乎来年冬就搬到有暖气或炉火的地方了？记不清楚了。

当时的主要厂房还在打地基的阶段，但我们有些设备必须先制造出来。这些设备是根据自己的用途需要而不是市场上根据统一的行业标准和规格制造的设备，称之为“非标设备”，理论上属于我们钣金组制造的范畴。厂里请建筑队的师傅们在一块平整出来的地上用粗的竹竿，席子和草帘盖了一间大棚，被称为“大席棚”。

“大席棚”在青海农机锻造厂的建厂历史上绝对是值得写上一笔的。二十来个从洛阳回来还没有出师的年轻人，包括电气焊工、钳工及管道工，由四个铆工学徒牵头，分成四个小组分工合作一起出力、出策、出智慧在这间四面透风的大席棚里用自制的起重机造出了自由锻的3吨加热炉和热交换器等非标设备[iv]。

除此之外这批年轻人还参加了工厂铁路大桥及工厂铁路的建设工程。那时没有清理河道、打桥基、灌桥墩、铺铁轨的机械设备，主要靠钢锹铁镐、人扛肩挑、推车飞跑。修铁路大桥的时间是秋季，要赶在冬季冰冻前完工，厂里组织青年突击队日夜倒班，硬是把任务完成了[v]。别说，这帮年轻人还真是体现了一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玩命精神。报纸上歌颂的什么事迹，这些年轻人算是领会到心里去了，也做出来了，确实值得自豪，一点不害臊地说。

在我们铆工/钣金技术方面，我们不是没有师傅，我们有一个。我们的师傅是个山东大汉，在厂里也算是个人物，似乎上过技校，只是不常到生产一线露面，高兴的时候才愿意露一手。在洛阳他就在，但他应该是从山东工厂里招进我们青海锻造厂的，所以从来不参加洛阳钣金组的工作。洛阳夏天非常热，他喜欢光着膀子，拿个大桶，盛满凉水，把两个手臂放在水里泡着，看我们练基本功。他基本不干活，但有他在，就没人敢欺负我们这几个学徒。他喜欢，也擅长拉人聊天，总是欢快的中心。全厂人都知道他有一个“三心”老婆：看见恶心，想起来伤心，离开放心。这是他自己说的，可见他的嘴有多损，但他和他老婆不离不弃。

有人见过他老婆，说并不难看，顶多有个把浅麻子，关键是个农村人。他到青海来，主要是想解决他老婆的农村户口问题。他烟抽得很凶，常年的支气管炎，被他称为“气管子炎”，现成泡病号的理由。他在我们厂终究没能解决老婆的户口问题，就调到青海拖拉机装配厂去了。调走以后好长时间还有人念叨他。

但我们也不是没有人管。我们机修车间的书记，当时叫指导员，姓宋，也是山东人，老电工出身，人很沉稳实在，不爱讲大道理，也乐于和我们这些年轻人打交道，在我们大席棚和铁路建设工地常看到他的身影，颇受尊重。他的老婆似乎也是农村来的，有人说，最初见了，还以为是他妈呢。

还有一个常来的是我们车间的总工程师，姓刘，称为刘总，脑子好使，技术很强，人又特别好接近。由于常年下车间，身上总是脏兮兮的，但掩盖不住他一身的儒气。他过得其实很苦，由于近亲结婚，他生的两个孩子脑子都有问题，不能自理。他老婆身体又不好，他忙里忙外，工作还一丝不苟。我当时真想象不出来，也不敢想他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他理所当然地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

直接领我们一起干活的姓阎。他个子不高，嗓子沙哑，当时在我们眼里就是个小老头，喜欢披一件赃不溜秋的棉大衣。他是党员，是个老钳工，也有说他是个技师，据说参加过抗美援朝。他非常好接近，我们可以跟他没大没小。有时候我们惹他不高兴了，他板起脸，但很容易就又被我们逗笑了。我们那个山东大汉师傅看不起他，他也不跟他直接冲突，照样我行我素。我本以为我们能跟他长久干下去，但突然间他被逮捕了。

原因是他女儿怀孕了，而孩子的父亲竟是他。这时我们才知道，他是个鳏夫，有个女儿跟他一块过，竟然过出一个孩子来，是他强迫的。据说他说把女儿养大了送给别人，太亏。这还是人吗？这都是什么事啊？



下一章：干部子弟（一）


参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d3f8330100bcp6.html

[ii]  参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d3f8330100bgic.html  

[iii] 青海·记忆中的老厂矿系列报道之三 青海推土机：四进南极科考站 http://www.qh.gov.cn/zwgk/system/2015/08/17/010175175.shtml

[iv] 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d3f8330100ghv8.html

[v] 参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d3f8330100bs2s.html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62228/201802/339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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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干部子弟（一）

青海农机锻造厂的北京学生中有不少干部子弟。部长、副部长级的子女就至少有五位，其中一个人的父亲是张学思，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张学良的弟弟。我们钣金组的四个学徒工，除了我全是干部子弟。

以前在学校里我一直对同学的家庭背景不甚敏感。军队干部的子女比较明显，他们在文革前就经常穿父母的旧军装上学。而到文革初，突然发现不少从未穿过军装的同学也都穿上了军装，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干部子女，后来连我们学校为数不多的工人子女也穿上了军装。而我们这些无缘军装的学生立刻就“另类”了。

干部子弟，正确说法应该是“革命干部子女”，即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的子女。“干部子弟”在老百姓的头脑中往往是个含混的概念，特别是百姓们还经常把“干部子弟”和“高干子弟”或“老干部子弟”混为一谈。而这在当时北京的中学生圈子里却是个绝对不能含糊的大问题。

当时中国的干部共有二十四个行政级别，一级为最高，一级到十三级为“高干”，即所谓“高干十三级”。由于自1949年以来中国没有建立一套规范化的干部升迁制度，长期以来干部级别自五十年代定下后便基本没有变化。所谓 “革命干部” ，我不知道有没有官方的条文规定，以传于北京中学生圈子里的说法，凡于19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甚至1947年以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才算革命干部，而于1942年，甚或1938年以前入党的才是 “老革命” ， “老干部” 。我的父亲和继母都是中共党员，父亲1956年入党，继母1954年入党，但他们不属于任何意义上的 “革命干部” 成分。

中国共产党在军队和所有“要害”部门的政治甄别筛选制度是一个大课题。解放军军队在五十年代时就清退了一批出身“不好“的干部，以后在征召入伍军人时即有严格的出身及政治审查（即”政审“）制度，以保证枪杆子绝对不能掌握在非“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出身的人手里。文革初，这个制度所依据的理论被放大成著名的“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血统论。

文革初，至少北京的干部子弟对同学间的出身是非常敏感的，他们的行动和组织是严格排他的。我在文革前有几个好朋友是干部子弟，但在文革初他们就在我身边消失了，只有当我的干部子弟同桌半强迫地向我借自行车时我才知道他们又要出去“革命”了。

1966年8月18日校园里突然静了下来，到第二天我才知道那天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从此以后叫响的“红卫兵”。这还是一个非“红五类”的同班同学兴高采烈地告诉我的。他不知从哪得到的消息，头一天半夜就跑到天安门广场去等了。那天是北京各校“红五类”子女的一次大规模的组织行动，他们凌晨组织起来悄然从学校出发，而我竟然一无所知。

我所接触的干部子弟大都勇于任事，对政治敏感，为人行事比较率直。当然也有浑的，还真浑。

我们中学曾有一个叫陈葆昆的图画老师，还教过我们，在课堂上他曾惊世骇俗地启蒙我们这群十三四岁的孩子：美的花瓶之所以美，是因为模仿的是女人的身体曲线。文革初他已经不在学校，据说因欲强行与一个男工友有不正当性行为被判刑三年，监外执行，在一家工厂劳动。

1966年8月中的一天，他被学校的 “革命小将” 用卡车拉回学校。当时我在学校，还看到他一身黑衣黑裤在下车前向围观的学生招手。然后他被几个穿着军装的学生围着往学校教师办公室的平房走去。然后还没等我明白怎么回事时，已见他被那些学生围成一圈，轮着皮带打倒在地上。打了好一阵子，他又被拖到办公室的平房里去了。傍晚前我再到学校的广场上时，见到陈一个人躺在没有喷水的喷水池里，背靠着喷水的基座，腿浸在池中残留的水里，闭着眼睛在喘气，傍晚就听说他死了。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一个垂死之人，但我当时并不知道那就是垂死。据说他在办公室里时被一个学生在裆里狠狠踢了一脚。网上说他是北京市第二个被 “红卫兵” 打死的人。

更浑的是，当时学校里有一队被红卫兵“专政”的学校干部和教师，被看押的红卫兵强迫用手去抽打死去的陈葆昆的嘴巴[ii]，害得不止一个老师几乎神经崩溃。

可悲的是，那些管理所谓“专政队”，而且下手狠的人不少是低年级的学生，当时十三、四岁而已。有研究者说“在1966年8月中学红卫兵打人比大学红卫兵残酷得多”，并不是说大学红卫兵对“牛鬼蛇神”的折磨不残酷，而是低龄的人打起人来更血腥，更无所顾忌。这个研究者得到资料说“从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在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了。”[iii]

那些在我们学校里打人的学生我自己并不认识，肯定没有我们班的同学。后来一个同班同学告诉我，他在外地曾参加过一次审讯人的拷问，以后再也不参加了。他提到被打的人身上会发出一股特别的臭味。

当然即使是1966年夏天“红色恐怖”最厉害的时候，也不是所有的干部子女都丧失人性地疯狂。当时真正血腥的干部子女在整个干部子女中的比例究竟占多少，是一个有意思的课题。



下一章：干部子弟（二）


参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4207f620101dsx9.html

[ii] 参见 https://tieba.baidu.com/p/464152417?red_tag=0555986640

[iii] 王友琴 “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http://m.kdnet.net/share-8703997.html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62228/201802/35436.html

六、干部子弟（二）

应该就在当年（1966）夏天，我校一些高年级的红五类子女组织了一个主要由低年级非红五类子女同学参加的队伍到密云山区农村劳动（两个星期？记不清了），应该是自愿报名，而且是跨年级的。印象较深的是钱三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儿子也参加了，他当时是初二的。我也参加了，反正我们在学校也没有事情做。组织者的本意我不知道，但效果上是没有惩罚或劳改的意思，完全像我们以前每年例行下农村的“集中劳动”。我们一如既往地和当地农民关系处得很好。一个意外的收获是我们发现当地的风景极美。

回校以后全国“红卫兵大串联”的风已经很盛了。我和两个非红五类出身的同班同学借此东风来了一趟免费“游山玩水”，最远一直跑到了广东湛江，留下父母在家因一直得不到我们的音信而心惊肉跳。

“旅游” 回来我又跑到学校，那时候我们学校的男生宿舍是一排一排的平房，当时空房很多，住人的宿舍也没有住满。文革前，一间宿舍一般是住一个班的男生，木质双人床，应该能住十六或十八个人。这时我班上原来一个要好的同学，革命军人子弟，其父母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干部，热情地让我到他们宿舍去住。他们宿舍还有两个外班的同学，都是军队子弟，其中一个姓R，热情地接纳了我，而另一个姓L，虽没有拒绝，但绝对没有笑脸，甚至不愿意正眼看我。他当时那副嘴脸，我现在想起来还想笑。

这两个人，在我在学校最后一年的时间里，从相与到相知，带着年轻人的稚嫩，但绝对值得相交。

后来我们很熟了，有一天晚上他们跑到北京工业学院去看电影。当时各院校都不时地放映一些如“列宁在一九一八”之类的老电影，我不记得我为什么没有去。电影在露天放映，他们竟跑到北京工业学院对面的农科院的我们家去借凳子，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我们家的。电影散场后，我的继母特意和他们聊了一会，回来以后，L同学笑得那么可爱，对我连着说了好几遍：“你母亲不错！”是呀，我的继母确实是一个不寻常的女性，但她能在短短的交谈中感动L，也说明L是真正的单纯。

我的印象中，革命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子女的家庭观念比较淡。我这两位新室友，家都不在北京，应该是当时北京附近野战部队干部的子弟。他们常年住校轻易不回家，早习惯了。

当时很快天就冷了，常住我们宿舍的就我们四个人，我们都没有参加任何具体的组织，但也不是完全无所事事。我记得我们曾自发地在晚上跑到校外去贴大标语，贴的什么早不记得了，只记得在当时滴水成冰的冬夜里，我心里只盼着早点回宿舍去烤火，但又不好意思拖他人后腿。

我们另一个在1966、67年之交的冬季自发干的事是：排-练-节-目，例如朗诵毛泽东的“老三篇”，到学校附近的农村去宣传。我都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想出来的，但当时觉得非常神圣。当时北京的冬天是真冷，我们每出去一次，有没有观众我完全不记得了，但当我们回宿舍时，我们都会相互看着笑半天，因为脸全给冻僵了，笑起来看着别提多滑稽了。

我们当然也不是闲云野鹤。由于我们常住学校，就会不断见到一些到学校里来的同班或外班，甚至高年级的同学，几乎全是干部子弟，有些混得也挺熟。

我们也参加了一些北京跨校的活动。记忆中有两次：一次是在北京展览馆剧场红卫兵的聚会，时间和内容我完全不记得了。现在网上有说从1966年12月26日到1967年1月北京对立的红卫兵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数场大辩论，又有说当年12月26日 “联动”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召开了一场 “破私立公大会” 。我相信我们参加的是后者。当时剧场里面挤满了人，只见不断有人跑到台上去演说，演说者个个口若悬河，慷慨激昂。但这次大会并没有影响到我们这个宿舍的人在学校中的日常生活。

另一次，印象稍深，而这次，我又是去观望，而这次行动有点过于不一般，即后来所谓的：冲击公安部。

我们到的时候应该已是晚上，公安部大楼开放的前厅里面聚集了很多人，场面相当混乱，应该是口口相传有红卫兵被抓到公安部，而闻讯赶来的各校红卫兵跑来声援。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清晰的信息，也没有人组织。众多赶来的红卫兵大都互不认识，站在前厅里，或走来走去，也不知下一步的行动，几个钟头就这么过去了。

正是在这次行动中，R姓同学在两件事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一是当时厅里乱哄哄的红卫兵里传着说有一个人大义灭亲，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姥姥或是奶奶，因为老太太是地主成分。那人就在当天的现场还颇有得色，R说给我们听的时候，深不以为然。

第二件事：应该是过了午夜，有人忽然鼓噪要从大厅的窗户里跳进公安部的内院。这时只听大厅中传来广播声，大意是“不要翻越窗户，若翻越，性质就变了。”但厅内的人当时已然躁动不安，纷纷翻越窗户，甚至还能依稀听到里面有打斗之声。这时L姓同学早就跃跃欲试，我也被搅的热血沸腾，只有R坚决不为所动。就在L跳进去，我也要跟上时，R 几乎和我急了，说这是原则问题，我才冷静下来，这时大厅里的人已经不多了。我们当夜回到宿舍，而L第二天晚些时候才回来，说他们进去就被抓了，登记以后才放出来。我不知道在L 以后的人生中，这件事有无影响，但不敢想像，如果我也跳进去了，会有什么后果等待我这个非红五类出身的子女。

网上传 “联动”曾六次冲击公安部，不知其中讹传甚至杜撰的成分有多大。我是只知道这一次，也不记得具体日期。由于当时是糊里糊涂地去，又懵懵懂懂地回，因此只记住了一些枝节。现在网上有些传述，似多互相传抄，细节也多有出入。

此时的大环境是，最初以清华附中几个干部子弟成立的，并在1966年8月毛泽东接见时达到顶点，同时在当年八月“红色恐怖”中伴着“血统论”的鼓噪而闻名于世的北京各中学红卫兵，后来自称为“老红卫兵”的那些年轻人，已经完成了在文革中点火的历史使命但并不自知。出于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不满，1966年11月27日北京市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的“老红卫兵”代表开会酝酿，并于12月5日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还郑重其事地发表了宣言[ii]，试图影响文革的进程，但它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组织，即使在“老红卫兵”里也没有一呼百应的向心力。

1967年1月下旬 “联动” 被中央文革宣布为反动组织，骨干百余人被抓，这些人于1967年4月22日经毛泽东发话被放了出来[iii]，然后陆续通过其父辈的战友而参军。剩在学校里的 “老红卫兵” 们大都已成 “逍遥派” ，以后基本上全部通过公开的招兵渠道参了军，正如我的室友们。八十年代初，在一次101中学的校庆上我见到了R姓同学，他已经是一名解放军的团长了。

随着“联动”的烟消云散和越来越多老红卫兵的“逍遥”，倒是一些非红五类的子女参与进政治运动。1967年中的某天，101中学的一个派系组织举行了一场追悼会悼念两个本校的学生，他们跑到江西（？）去支援某造反派，结果坐着卡车赶赴某地的途中遭对立派伏击，该两个学生中枪。其中一个学生只是受伤，他自己爬下卡车，躲到一处墙后，却因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流血身亡。

1967年北京的中学里有过一段短时间的军训，我们甚至还步行到了一个离我们学校约百余里的军营里。但很快军训提前结束，然后校园里日趋冷清。1967年10月起，随着青海农机六个厂（我们锻造厂为其中之一）到北京招工到1968年年底开始的大规模地上山下乡运动，后来历史上被称为 “老三届” 的中学生被从校园里彻底清空了。

文化革命十年，看起来很多乱象，但实际上文革的发动者正是通过这些乱象掌控着文革的进程。不管什么人，不管在什么地位，不管组织拉得有多大，也不管如何折腾，都脱不出他的手心，也是绝了。



下一章：“北京学生”


  参见 马小冈：“‘联动’冲击公安部的起因”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811/21/22346171_491052781.shtml  再参见 “我所知道的‘联动’六冲公安部”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713/15/9076298_223989283.shtml

[ii]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宣言（67.1.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fe444c01000cni.html  

[iii] 参见百度文库 史海沉钩“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https://wenku.baidu.com/view/c1372cfdaef8941ea76e0530.html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62228/201802/354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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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北京学生”

青海农机锻造厂第一批招收的北京中学生就有200个，这些学生来自海淀区的9所中学。几个月后又招了一批，我没有第二批招工数额的资料，但应该招自相同的那几所中学。这些新工人从洛阳开始就被称为“北京学生”。这些北京学生很快就成了青海农机锻造厂各个工种的骨干力量。

招进厂的工人，全都经过“政审”，这样就排除了文革初期闹得出格的人，当然那些当时“出格”的人恐怕也不愿意到青海的工厂里来，同时也排除了传统上出身非常“不好”的人。总体来说，我们厂的这些“北京学生”在政治态度及行为作风上都属比较温和的范畴。

北京海淀区的中学有一批高等院校的附属中学，和我们101中学一样，有大量的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这也反映到我们厂招收的工人中来。

很自然地，进厂的新工人首先熟悉和接近的是自己本校的，包括外班、外年级的学生，接着熟悉的是同工种的人及同宿舍的人（当时我们的“宿舍”，就是教室加上双人床，都是几十人的大“宿舍”）。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个更紧密的朋友圈子开始形成。形成圈子的基础是兴趣、爱好及脾气秉性。圈子往往是不大的，能多大程度随心所欲地说话而没有顾忌却有共鸣决定了圈子的成员。因为人的兴趣不是单一的，所以这些圈子都不是封闭的，相互间也多有重叠。

在这个过程中，完全不见有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的隔阂，倒是明显地看到机关院校等所谓“大院”里出来的孩子和“大院”外出身的孩子基本不相往来，尽管同样来自北京。

前面说过，我们钣金组有四个北京学生，除我一个其他都是干部子弟，其中一个还是个副部长的儿子。同时除我之外，他们都是高三的学生，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融洽相处。只是在工作之外我们或许都有各自的圈子。

最先吸引我的一个人，叫程德美，是北京47中学的高三学生，第二批进厂的，同在洛阳实习，长相并不出众。首先传到耳朵里的，说他是个“流氓”，我们本能地不去接近他，但他依然俾睨天下地我行我素，而我的一个中学同班同学，也是第二批进厂的，竟还亦步亦趋地跟着他！

我私下里告诉我那同学那位是那个。结果同学大笑，说：什么“流氓”，他只是在20岁的年纪已经有了一个女朋友，而他在他们的学校里曾经受到不止一个女孩子的青睐，他那女友还算是杀出重围才跟他在一起的。由于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和她藐视一切地出双入对故招人侧目，尽管两人曾恳请锻造厂的招工人员将他们共同招收入厂，却就是不予理会。其实他们当时在两性方面做得最过分的，也不过是当他离开北京时，在车站吻别而已。现在她留在北京，相隔千里，还不离不弃呢。而我那同学，由于和他同出于“中央气象局”大院，所以对他知根知底。

很快，有好几个101中学的初三学生围在他的身旁，我自然是其中之一。此君的父亲是中央气象局的总工程师，全国人大代表。但若以为他是个什么“二代”的纨绔子弟，那就错了。

他说他从小由于父亲忙而母亲多病因此活得就像个野孩子。文革中他最骇人听闻的举动是组织了一个七人的“首都继红进藏长征队”，于1966年12月6日到1967年3月3日从成都步行走到拉萨。全副冬天的行装，每人背着三十多斤重的行囊（开始由于带着更多的宣传品，行囊重达四十多斤），走了整整一个冬天，渡过了十六条大江，翻越了十五座高山。在整整2414公里中，他和一个叫梁强的清华附中的高三学生两个人只有两次搭过车，一次是川藏线上最大的大山，一次是川藏线上最大的荒原[ii]。他和梁强走了共计1904公里，实际步行日57天[iii]。一路上他们还刷了不少大标语，在甘孜，他们还号召并组织了两三千人，包括机关干部、工农群众，及甘孜骑兵团的全体官兵一起，于1967年的1月1日在甘孜的山坡上用河滩里的白石垒出每个字5米见方的 “毛主席万岁” 。几十年以后这几个字仍然清晰地躺在那里。

程德美并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所谓的政治嗅觉，他当时唯一的目的，就是走到拉萨，而他们做到了。抵达拉萨八天以后他们乘车离开拉萨，离开拉萨的时候他还发着烧。不知道为什么来，也不知道为什么走[iv]，但走完这一趟行程后，他们成人了。当年他们十九岁。

而我们这些初三的学生在1967年初进厂的时候，根据生日不同，年龄在18岁上下。在当时大的环境中，首先解脱了学校和老师的束缚，接着脱离了父母的约束；来到洛阳，又没有直接卷入到当地的运动中去，确实有一种海阔天空的奔放感。随之得与一干好友相遇相知，先后利用假期，跑遍洛阳，然后走山西垣曲，拜嵩山少林（当时没见到几个和尚），登陕西华山，虽无以天下为己任的野心，却也有一种挣脱出小我的豪情。

由于天不怕地不怕，我在洛阳的不到两年间，出过两次大的工伤事故，一次脚趾骨折，另一次右手手腕骨折错位。那次右手腕骨事故是由于我忽视安全规则去攀爬离地恐怕有8米多高的天车轨道，右臂工作服被卷在固定钢轨的螺丝钉上而手臂卷到运行中的天车中，把腕骨活活扭折。没有酿成更大的灾难，简直是鬼使神差，而我居然还能囫囵着自己顺着钢梯走下天车。但当消息传出，不少北京学生以为我的手臂被天车斩断，还跑到医院来看需要不需要为我输血，当时的感动我至今还能感受到。

正是有了这些同气相求的伙伴，在洛阳的两年，及至整个学徒工的三年，没有探亲假，也没有回过家，居然完全没有想家，我受的伤家里也完全不知道。



下一章："阶级斗争"（一）




见“关于我厂在北京招收新工人情况的证明”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d3f8330102vfhg.html

[ii] 程德美《高山反应》p.178

[iii] 程德美《高山反应》p.217

[iv] 程德美《高山反应》p.197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62228/201802/374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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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阶级斗争”（一）

将近离开洛阳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另外一个北京学生：北大附中的钟君。他和他的几个伙伴先被安排在青岛实习，也不知什么时候到的洛阳。在一次青海农机锻造厂的职工会议上，突然听到他们“高屋建瓴”地质疑厂里不参加当地运动的决定。一下子“久违”了的文革气氛突然又出现在身边，不免开始对他们留心。

他们的大义凛然依据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而这个口号根据的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中共曾有一段时间，即195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大认为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从以前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变成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中国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换句话说，八大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但不旋踵间，随着1957年6月反右运动的开展，毛泽东于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强调，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这开始，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被停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一直占据着中国大陆的理论核心地位。“阶级斗争为纲”是文革的魂，是文革的理论基础。只有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才真正标志着文革的结束。

1956年中共八大的另一个重要尝试是提出 “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1]，并在党章中取消了 “毛泽东思想” 作为指导思想的提法，改为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但到1959年7月到8月的 “庐山会议” 上，为了无中生有地将彭德怀等人定为反党集团，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始大行其道，并提出中共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理论，即后来的 “资产阶级在党内” 的阶级斗争新观点。

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伴随着愈演愈烈，没有节制的个人崇拜，中共党内开始不再有通过正常的组织途径表明不同意见的土壤。任何人，不管职务多高，功劳多大，在政治斗争中人身安全失去了最起码的保障。惨痛的教训使得结束文革的领导们，痛定思痛，在一九八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条文。

而在文革初期成长起来的那批年轻人，当时没有条件地接受了“阶级斗争”理论以及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他们热血澎湃地宣传这个理论和权威，还自以为是地“捍卫”这个理论和权威，但他们又有多少人理解这个理论和权威的真正含义？

钟君，是个干部子弟，他在北京上学，他父母却在广东，他实际上就是个广东人。后来我还和他学了一句字正腔圆的广东话，唯一的一句，却是骂人话。文革初，他没有搅到北大附中纯红五类子女的红卫兵组织“红旗战斗小组”中去，却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出了一个刊物“湘江评论”。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的刊物就叫“湘江评论”，用的就是毛泽东年轻时创刊的名字。巧合的是，历史上的“湘江评论”出了五期就被军阀张敬尧查封，而钟君等人的“湘江评论”也只出了五期就被迫停刊，原因我忘了。

他们出“湘江评论”当然是因为崇拜毛泽东。但历史上“湘江评论”的文章，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沾边。毛泽东自己也说它们反映的是资产阶级世界观[2]，但当时除了毛没人敢如此说。后来在毛去世以后理论界称那些文章宣扬的是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但毛激进的手笔吸引了当时大量知识分子的目光。而钟君等人，作为新一代的崇拜者，也预示着他们内心中桀骜不驯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但对我来说，钟君等人的作为已足够让我肃然起敬的了。那时候我对毛泽东的“湘江评论”顶多就是模模糊糊地听说过，想都没想过他年轻时还宣传过什么其它的主义。文革初，诺大的全世界活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剩了毛泽东一人，在年轻的我的眼里，毛写过的一切都是神圣的。

1969年底我和一批北京学生先行离开洛阳回青海乐都。巧了，同行的有一个钟君的哥们，王君。他是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儿子，笔杆子，不自觉地有一副理论家的书生派头。我们很快熟悉起来，到了厂里，还住在同一间宿舍好长时间，由此我认识了钟君，很快就成了无话不可谈的朋友，我也开始关注时事政治。

钟君是管道工，干活的本事乏善可陈，但嬉笑怒骂皆可成文章。他能时不时给领导出出难题，因为领导在理论上总是说不过他，但同时他又可以和厂里任何领导嘻嘻哈哈。

由于前面提到的程德美有制作宣传画、刷大标语的本事，厂里请他脱产在主要厂房的外墙设计和油漆宣传画和大标语。结果他和钟君商量着在最醒目的地方刷上一条“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看着领导明明不喜欢却又无可奈何的表情，我们在下面偷偷乐了好几回。

嬉笑人生，在青海那看不见边际的悠悠岁月中，点缀了不少轻松的时光。钟君有一句话常挂在嘴边：天下多少难堪事，全靠一张厚脸皮。

当然钟君也不可能见天与领导为难，漫长的岁月中总是平凡的日子居多。工作之余我们常聚在一起，一起在食堂吃饭或几个人跑到钟君的宿舍自己改善伙食，一起谈天说地，臧否人物，谈古论今。说话完全没有顾虑，只恨语不惊人。又利用每年单身才有的探亲假，加上倒休（平时加班攒下的假期）结伴在回北京之前环游全国。

我们这帮人，是厂里人眼中的另类：时常不被人理解，也根本不稀罕别人的理解。我们不抽烟，不好酒，不光不积极 “要求进步”，而且大多连女朋友都不谈。但我们又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嬉皮。可以说，除了钟君，我们在各个班组里都是干活的骨干。兢兢业业，可以说是十年如一日，在厂里也算是积累了很好的人缘。

我唯一的一次贴近组织是老大不小，想起入团。为什么入团？人生轨迹，别人有的我也该有了吧。至于入团的作用，按我那朋友王君的话说：就是在别人申请入团的时候能不让他入。他早在中学时就入团了，有经验。

在正式加入“组织”之前，要经过群众评议，而当天对我的评议是和一个申请入党的人安排在同一个会议中。结果群众，包括几个干部对我的称赞竟大大多于对那个要求入党的人。

就在我认为已经没有悬念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团支书找我谈话。我本以为是例行公事，他却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听说你加入过一个组织叫“光棍委员会”？我蒙了，想了半天，确实似乎也许曾经和几个朋友开过玩笑，我们本来就是一帮光棍嘛，但那哪是一个组织呀？团支书认真地听了我的解释，更认真地让我回忆当时都有什么人，我哪记得。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的入团申请被无限期推迟了。

好久以后即使程德美提醒我，我也没想起怎么回事。按程德美的说法，他回北京结婚时，几个哥们开玩笑地说成立一个“光棍委员会”，向脱离光棍的人提供不用还的“无息贷款”，每人十元，由此帮程凑了一点钱，我已然忘得一干二净。事后我好长时间都在纠结：当时我若对团支书的问题一口否认，结果会如何？可关键是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要知道此事离我那入团程序时已过了好长时间了。

我再没有为此事找过团支书或者任何一个干部，对我来说，这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事。



下一章：“阶级斗争”（二）




[1]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见 http://www.southcn.com/news/ztbd ... on/200211071007.htm

[2] 1969年4月13日，毛泽东接见 “九大” 各大组长的讲话。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62228/201802/40581.html

九、“阶级斗争”（二）

如果说，几个自命不凡又自以为是的北京学生时不时地唱唱“阶级斗争”的调子起的也就是让领导略嫌尴尬的作用的话，一旦厂领导也想着用它的时候，那就是玩真的了。

第一个实案是在我们到青海没多长时间的时候，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厂的职工并不多，突然厂领导宣布我们厂的一个北京学生被抓起来了。此君有一个绝对革命的名字：“王红兵”。他体格健壮，个子不高，红脸盘，跟我们不熟，也许和所有的人都不熟，他根本就是一个孤僻的人。什么原因被抓呢？我到现在还莫名其妙。

据厂里传达，他成天在思索着什么不该思索的问题，例如：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 当时厂里传达了他问的四、五个问题，我现在只想起来两个，还不确定这是否是他的原话。出事的时候我们非常意外：这厮是想当哲学家吗，还是个特么的神经病？可不管怎样，厂里没说有出他有什么大逆不道的言论，不知是否因为“少儿不宜”而向我们广大职工省略了。

厂里最后说，他曾交代，他在公安局准备把他带走时，心里特别想喊一句反动口号，什么口号又没告诉我们，但看来他又并没有喊出来。

总而言之，他是直接被公安带走的，走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只是事后听的传达。由于此事厂里没有搞任何批判的动作，也没有引起什么波动。此君并不是一个张扬的人，厂里又是怎么知道他的那些哲学问题，又是怎么认定有问题的呢，这一直是我心中的问号。后来听说他被以反革命的罪名判了十几年徒刑，记不清了。反正我此后再没见到他。听说文革后他出了监狱，还到过厂里，具体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第二个案例，离我更近一点。

一天一次规模不大的职工会议后，一个年轻女工，不记得是厂里职工的闺女进厂当工人的，还是从青海省会西宁市招的青工，突然在一张读过的报纸的角落上发现了一条对当时“五七道路”不敬的“标语”。

所谓“五七道路”，起源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提出他那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这个思想并不是毛的心血来潮，他五十年代的“人民公社”就是他这个思想的一个实践。文革十年间，“把各行各业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口号风行全国。到处办起五七工厂、五七农场、五七大学等等。但最著名的是五七干校，实际上就是当时各单位干部劳动改造的农场。

当时所谓“反动标语”是一个全国性的敏感事件，而且遍地开花，越抓越多。但实际上公开张贴的反动标语如果不是绝无仅有，也应该是凤毛麟角。大量的这些标语是通过像刚才提到的女工靠着卓绝的警惕性发掘出来的。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发生在文革前。1964年10月，一个叫李泽浩的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学生一举成名。他有两幅作品入选全国高等美术学校1964年毕业生创作成绩展览会，其中的一幅名叫 “你追我赶”，歌颂的是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随后这幅画被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何等荣耀? 但这却并不是他闻名全国的原因。

因为此画发表在《中国青年》上，据说一个解放军战士在画中看出了一条反动标语：“蒋介石万岁”。原因是该油画的下部是风中摇曳的芦苇荡，由于芦苇的叶子都画得逼真，警惕性高强而又想象力丰富的革命战士竟从芦苇叶子中拼出了那条反标[1]！此事立刻轰动全国。好不容易平息以后，文革中此事又被翻出并极大地激发了广大革命群众的警惕性和想象力。其实，在那幅画中，你可以从横七竖八的芦苇叶子中意淫出任何字句。

回到我们的案例，有人报案，各级领导就不敢怠慢，又是动员，又是查笔迹。倒也没花太多功夫，很快嫌犯落网。让所有人跌破眼镜的是，他就是我们钣金组，那个父亲是当朝某部副部长的儿子！据说那位报案的女工私下说，要早知是他，她根本不会报案。

此嫌犯原是人大附中高三学生，姓梁，外号“老狼”，可能是因为嘴大。他其实一点都不凶，这个外号也不是我们起的，反正叫开了，他也从未反感。

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他会有意去写什么反动标语，倒不光是他是副部长的儿子，而是他的为人。

表面上他是一个挺随和的人，咧着大嘴和其他北京学生嘻嘻哈哈时也是一副可爱的憨像，跟我们同组的人更显得亲密无间。当时的团组织曾在青年大会上关心厂里青年都有什么问题，他来了一句：男青年的问题是女青年，女青年的问题是男青年，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但实际上，他又和大家都有一点距离。他能在不经意间让他人知道他的父亲是副部长，而且不管是小组会上还是私下聊天，他满嘴报章上的教条，总是自信地摆着一副一贯正确的政治面孔。在他眼里，不管是政治学习还是政治讨论，他全都早已了然于胸，显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架势。只要是开会，随便抄起一张纸，在上面龙飞凤舞是他的常态。结果，结果这次就让他“飞”出了一条“反动标语”。

我早不记得该“反标”的内容是什么，反正据说是一条对毛泽东“五七指示”不满的话。不记得当时他涂鸦的那份报纸是否登载的是关于“五七学校”的文章，也不记得那是否是一条横看竖看才能看出问题的“反标”。反正厂领导还煞有介事地查证他有无亲属当时在五七干校。

也许是因为那条“反动标语”不属于罪大恶极的程度，也许经过查证，领导相信这真是一次胡写乱画的意外，当然也有可能是考虑到他那当副部长的爹，总之领导没有准备深究，更没有惊动公安。在厂里，该狼兄既没有被关也没有被管，厂里安排他认真检讨，并走过场地在我们车间范围开了一个批评会。会议开得波澜不惊，唯一的一个亮点是，一个年轻女工，不记得是否就是揭发那条“反标”的人，突然高声发问：一天你在宿舍里大声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你什么意思？

我们都愣住了，老狼当即面作无辜地敷衍了过去。反正我们在场的北京学生都不想与他为难，而且我们知道他除了有胡写乱画的喜好以外，还常常不时地亮亮他那并不动人的歌喉。但天知道他当时唱那歌的心情，以及为什么好巧不巧地就让那个女工听到。这后来还成了我们调侃他的一个插曲。

老狼挨批判的时间不长，厂里从上到下没人对他另眼相看，我们更是从不把他当外人。但事后他一直想着把这个案子完全撤销，却一直没有结果。有一次我们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就是那个颇受尊重的老电工宋书记，到北京出差，老狼正好在北京，还特地把宋书记请到他家里。他的父亲“亲切”地和宋书记谈了话，据老狼回来讲，宋书记当时全身都在轻微发抖。不过好像也没什么效果。

日子照样过，大家也逐渐把此事忘掉。随后突然传出老狼和一个女青工谈了恋爱，那个女工是我厂的职工子女。他们也算好了一段时间，老狼还曾颇为高调地宣称他们是真爱。但后来，一次老狼从北京探亲回来，就果断地把此事给断了，和他们开始恋爱时一样突然。他们在厂里抬头不见低头见，也不见老狼有什么尴尬。

这时，我们谁也没有预料到一场政治风暴在前面等着我们。



下一章：“阀门事件”




[1] 参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77ad2760100ut9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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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十、阀门事件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相当动荡的一年：1月8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病逝；4月5号， “天安门事件 “，随之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7月6号，朱德去世；7月28号，唐山大地震；9月9号，毛泽东去世；10月6号， “四人帮” 被抓。

正是在这一年年底，我们厂也出了一件大事，改变了好几个人的命运。这件事是被厂里人称为“阀门事件“的一个的工潮。

事件的起因是当年厂里的蒸汽生产不足。而这些蒸汽肩负全厂生产和生活两个任务：一是供应生产锻件的蒸汽锤 ，二是供应整个家属宿舍区取暖，而当年的蒸汽产量只够保一头。当时厂里几个负责供气的管道工认为既然如此就应该保证全厂职工家属的过冬取暖，而厂领导却因为将近年底急于完成当年的生产任务而决定切断供暖而专保生产。管道工一方认为当年蒸汽生产不足是因为厂领导管理不善，而他们事前曾不只一次地向厂领导提过意见却全被忽略，于是他们限期厂领导提出改进措施，否则他们将切断生产用汽而将蒸气全部输去宿舍区供暖。结果双方各不相让，到最后期限到达时该管道工们果然关掉了生产供气阀门。几分钟后厂领导即派人重新打开生产供汽阀门而关掉了供暖阀门。管道工一方没有进一步动作，工潮结束。

这个事件的悲剧是管道工一方的主角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钟君，我那哥们，以及另一个我的哥们，同是北大附中来的孙君。

尽管整个“工潮”抗议的意义大于实际控制生产的意义，却已经突破了领导能够容忍的底线，而我们的钟君和孙君却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孙君认为自己理直气壮，且先礼后兵；钟君则天真地认为，即使他们的举动过分，领导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因为法不治众：他们全组的管道工都参与了。

但领导并不天真，他们知道擒贼先擒王。几天后，经我厂领导要求，乐都县公安局派人到厂，在一个各部门各级领导的会议上当众五花大绑地捆走了钟君和孙君。当时孙君还想推拒，结果被按在地上捆了个结实。

五花大绑，是当时乐都县公安拿人的标准程式。它有两个作用：一、杀鸡儆猴：一众人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个熟悉的人转瞬之间被执法人员在众目睽睽之下捆成粽子，其威慑力绝对大于平时看到的绑在汽车上的犯人游街示众。二、杀威棒：五花大绑实际是一种肉刑。一个曾在当地监狱系统工作的复员军人告诉我，当时该系统流传一句话：宁判三年刑，不被捆一绳，明摆着就是震慑犯人的一种手段。因为犯人被捆后周身血液不流通，松绑时如果松得过快，人会因血管爆裂而亡。所以五花大绑是一个技术活。孙君当时不谙世事地试图反抗，绝对吃了大亏。

当时我们厂在政治地位上与县平级，厂子虽在乐都县境内，但平时与乐都县的行政系统完全没有来往。只是一旦要抓人，则非县公安局莫属。这次是厂里领导先统一了思想决定抓人，然后厂长亲自到县里立案。钟君和孙君的罪名是“破坏生产”。

当时的厂领导不知较上了什么劲，其后又叫县公安局绑了一个和当地人打架斗殴的北京学生。

不久，县公安局拘留所就搞了一次犯人游街示众。一众人犯带着手铐挂着牌子站在卡车上，然后汽车开到各个工厂（估计还有农村），在厂子大门内的空地上一停。钟君、孙君、还有那个打人的北京学生全都在列。我还特地凑到前面仰头朝上看，他们全如老僧入定，眼观鼻，一动不动，完全没有眼神交流。当时正是寒冬，只见一滴晶亮的清鼻涕挂在那打人学生的鼻下。

据说，很久以后，有时孙君从噩梦中惊醒，恍惚中还会以为又要被捉去游街了。

不久以后，又有一个北京学生和人打架，也被厂里送进了县公安局拘留所。一时间青海农机锻造厂成了县公安局拘留所的犯人大户。我们私下说，县公安局拘留所成了青锻锻炼所。

当时拘留所的条件比监狱更差。可能是因为对犯人供应的水不充分，我们后来那个因打人被抓的北京学生曾得意地跟前去看望他的人说，他已经会用一茶缸水洗一件衬衫，洗得可白了。也许是因为更艰苦，有说法说当人犯被判刑后在拘留所的时间可折合成双倍的刑期时间。如一个人被判五年牢刑，若他在拘留所关过六个月，则当他正式入狱后只需再坐四年牢。

当时公安局抓人分拘留和判刑两个阶段。拘留阶段公安局调查证据，同时也是被抓人犯的家属亲友尽最大能力活动的过程：或“申冤”或试图化解人犯的“罪行”程度。而一旦人犯被判刑，就说明案子已定，翻案就困难了。以前法律条文上有拘留时期的上限，但当时这个上限早就不存在了。只要案子定不下来，又不想放人，就持续地拘留。而人犯及其家属，也因怀着翻案的希望而不愿人犯被尽快判刑。

但还没等我们对钟君和孙君的“营救”有什么眉目，又发生了一件事，使形势急转直下。



下一章：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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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急转直下（一）

当时我们的单身宿舍是两个人一间，我的室友叫洪刚。

洪刚和我曾同为北京101中学的初三学生，但不同班。他个子不高，身型也偏瘦弱。他出身革命干部家庭，但父母不属高干。洪刚是厂里的一名卡车司机，人缘极好。我后来看到一些北京学生的回忆文章，才知道他曾经帮助过那么多的人。他为人温和，与世无争，骨子里不乏豪爽之气，却表现不出来。因为时常走南闯北，天冷的时候他总披着厂里发给司机的皮大衣，想表现出一副江湖气，但就是不太像那么回事，总觉得是欠着那么一点狠气。

一天突然听说洪刚被叫到厂保卫科去了，而且竟然到晚上还没回宿舍。我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有点匪夷所思。

第二天一早他讪讪地回到宿舍，我大喜，赶紧问他怎么回事，他就是不说，情绪相当低落。我没多问，没事就好，急着上班去了，还顺便告诉了几个哥们，洪刚回来了。

第三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从厂保卫科打来，让我过去一下。我没多想就去了，一进门发现里面不是我们保卫科的人。来人自我介绍，他们（一共两个人）是县公安局的，主审姓陈。难怪，一副毫无表情的脸和一双居高临下审视人的眼。

通过公安的询问，我才明白这两天洪刚的种种怪异是怎么回事，现在轮到我了。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次纠缠的是我们几个厂里哥们在北京的一次聚会，时间应该是1976年9月毛泽东追悼会之后或10月初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地点是洪刚在北京的家，确切地说是他父母的家。

文革中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一大消遣是“小道消息”，即不见于明面的各种有关政局的消息。北京，特别是干部子弟圈子，当然是小道消息的源泉。以往厂里每有北京学生，特别是干部子女，从北京探亲归来，连我们的厂领导在路上碰到有时也会凑前问问有什么小道消息。

我们几个哥们是在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抓前后回北京探亲的，当时中国出了那么大的事，当然迫不及待地想了解更多的消息，同时也想一吐心中的感触。连钟君，这个在北京没家的人也跑到了北京，我们相约在洪刚家里见面。想想都激动。

高谈阔论，口无遮拦是我们这帮哥们聊天的特色。而乐都县公安在1977年一月底二月初开始对我们的审察是看看能不能以我们的聚会为突破口挖出我们，特别是钟君和孙君的不轨言行，再进一步看能否把我们这些人定为一个有组织的 “反革命” 集团，再看我们这个 “集团” 是否预谋了1976年底的 “破坏生产” ，从而尽快给钟、孙定性判刑。

我立刻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而且不是一般的严重。

我相信我们那帮人里面没人会说那天的聚会是个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的会议，但鬼才记得那天我们都“胡说八道”了些什么。正因为不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会议，聚会中的谈话当然都是信口开河，七嘴八舌，只求一时痛快。没有人关注谁谁说了什么，更没有人去记录。又正因为当时是信口开河，所以更有可能被人误解，事后凭想象加油添醋。

陈公安开宗明义，点明调查的是我们在洪刚家的聚会。要我交代当时聚会的时间、地点以及都有什么人参加，每个人都说了什么。我勉强说出几个名字，就说不下去了。陈不急不躁，说有的是时间等我想，其间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他们已经掌握了一张平面图，连当天参与人谁坐在哪里都知道。

此时距我们那天的聚会已经过去了近四个月，我无辜地表示想不起来也合乎情理。我在陈公安对面干耗着，时间过得特别慢。陈公安抓住时机地跟我交代政策：完全坦白自己的言论又能揭发他人的，将会在最后的处理上从宽考虑；而顽固不化者后果会很严重。这种八股在小说和电影里看多了，如今落到自己头上，还真是别样滋味在心头。

陈公安反复告诫我，即使你不说，有人会说。然后他给我讲了一个例子：一个农村人曾偷听敌台[1]十五次，后被揭发。因拒不交代，最后被判十五年牢刑。他告诉我，我们这些人的性质要严重得多：有思想，有言论，还有行动，也少不了偷听敌台。

当时人都清楚，且不说已经被抓的钟君和孙君，就连我们这些被调查的人一旦被定性为“不满时局”，即身背“反”字，不管最后抓与不抓，不但自己永世不得翻身，还将连累家人、亲友及后人。从五十年代反右斗争开始，因一句话，一句断章取义，加油添醋，甚或穿凿附会的话而被定性的例子太多了。

僵持了不知多长时间，陈公安让我离开，随时听候传审。临走告诉我不得向其他人述说今天的审讯。其实我也根本不想去和其他人“串供”。在这种压力下，谁知道我今天说的话明天是否陈公安就知道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老老实实地把供串好了，到公安面前说得都八九不离十，等于帮公安把案给坐实了。不干。我不想让别人启发我“想起”什么。

回到宿舍，我躺在床上拼命地想那天有没有，有什么“出格”的言论。

1976年10月初的话题，很容易集中在毛泽东、四人帮、华国锋、和邓小平的身上。而年底当钟、孙二人被抓的时候，中央还在 “继续批邓” 。到了我们开始被审查的1977年二月间，从上到下有一股越来越强的拥邓潮流，但邓小平仍在华国锋的推阻下没有复出。这种局面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当时所说的任何话都有可能掉进一个让我们不好解释的陷阱。

据说当时青海有一个老农在林彪还是“副统帅”的时候，看着林和毛的照片说，林彪是个奸臣。他理所当然地被抓了起来，当了“反革命”。后来林彪倒台了，他说我早就说林彪不是好人，但仍没人给他平反，因为他攻击的是当时的国家领导人。



下一章：急转直下（二）


[1] 当时中国在文革的大部分时间里除朝鲜外在国际间没有朋友，因此在地方官员的心目中凡属中国大陆以外的电台均属敌台，凡是收听到“敌台”的人都是偷听。我们后来的车间党支书在政治会议上历数敌台国家时不只一次提到朝鲜还得到下面听众的纠正。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62228/201802/43503.html

十二、急转直下（二）

洪刚回来以后就没有和我说过话，此时我也不想说话了。这次县公安的调查明摆着是因为有人告密。问题是谁告发了我们？为什么？

在对我的审讯中，让陈公安得意的是他手上有一张洪刚家的平面图，表明谁都坐在了什么地方。其实在有人告发我们的时候，这些已经不是秘密了。

我们当时的宿舍是两张床靠两边墙摆放，中间有一个可以放下一个双屉桌的过道。当晚我在床上辗转反侧，也可以听到洪刚在他的床上翻来覆去。整个晚上我们没有眼神交流，更没说过一句话。我后来一直在想，如果那几天我们多少能有些交流，后面的发展会不会不同？

当时我的当务之急是找出任何容易引起误解，又可能牵连别人的文字，像书信、日记等，立刻销毁。我现在早不记得都烧了什么，只记得当时烧东西时的惊心动魄：既怕被人看见，更怕引起火灾，但当时不得不作最坏的打算。回头想想，还真是有些可惜烧了那些文字。

这两天，我们那些在洪刚家聚会的人被一一叫到厂保卫科去面见陈公安，后来知道，被陈盯上的不止是聚会的人，还包括钟君、孙君同组的管道工和平时与钟、孙接触较多的北京学生。

我们这些人并没有被管束，还是照常上下班。只有钟君的室友，罗君，被派了一个24小时的随身“陪护”，入住罗君的宿舍。

洪刚回宿舍后的几天以后（第四天？）接近中午的时候，我正在班上，有人突然过来告诉我，洪刚跳楼了，被送到县医院抢救去了。我木了。不久，又有人来告诉我，洪刚走了。当天中午我大哭了一场。

据目击者称，洪刚跳楼之前，曾在我们住的男单身宿舍的四楼楼顶上徘徊了相当长的时间。正巧罗君和他的“陪护”从厂区回宿舍，洪刚远远见到罗君，高喊一声：罗君，你看我！翻身就跳了下来，已然是义无反顾。抢救的时候，在他怀中看到一份登有毛泽东追悼会的报纸。

下午，县公安局派人到我们宿舍查勘，要求我在场并让我指明哪些是洪刚的衣物。来人不是审讯我们的人，他们的行为举止可以用小心翼翼，甚至“客气”来形容，使我多少有些意外。尽管我表明他们可以随便翻检宿舍里的任何东西，他们却表示绝不翻动属于我的东西，而且在检查洪刚的物品时也是轻拿轻放，查后物归原处。当掀开洪刚床上的被子时，一股浓郁的，尚属新鲜的汗味冲了出来，可以想见洪刚那几天的思想煎熬。

到了晚上，我们一个住在四楼，已经成了家但老婆在西宁上学的哥们，高君，告诉我，洪刚离去前塞到他宿舍里一张字条，写给高君和我。据高君告诉我，字条上字数不多，大意是公安局的人逼他到夜里三点，并拿他出车压死人的事情压他。洪刚在若干年前曾在陕西出车时发生过一起交通事故，一个农村老人因此伤重身亡。当时厂里曾派人前去处理，当地公安局确定洪刚不负主要责任而未给予任何处分。此时却也被我们县公安局拿来向洪刚施加心里压力。

我当时的直接反应是将那张字条上交。理由是人命关天，而我们这些人问心无愧，一切证物都应公开。看高君在犹豫，因为那毕竟是洪刚写给我们的属于私人的字条，我就说，那我就不看那张字条了，而且也绝不告诉任何人有这件事，除非这事被什么人先捅出来。后来高君又和其他人商量并把字条烧了。但最后县公安局竟还是知道了，让我恨不能捶胸顿足，此乃后话。

洪刚拒绝继续充当“突破口”的决绝无疑给这个案子带来冲击。公安一时停止了对我们的问讯，甚至没有找我了解洪刚被放出后到跳楼前的举动。

但不久，县公安局又恢复了对我们的审查，陈公安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以为没事啦？”

其实，县公安从一开始接手这个案子时就是有压力的。因为我们这帮“北京学生”在边远县城人的眼里都是有些背景的，所以他们在办案过程中极为慎重。他们在立案前甚至开会统一思想，一致通过后才开始的。他们希望能做到各种证据确实，定案以后谁都不能翻案。此外他们在办案过程中也力图不使用任何非法手段，以免授人以柄。这是除了洪刚以外我们这帮人最后能得以全身而退的第一个要素。

1977年剩下的时间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和陈公安的对峙中度过的。在这期间，我是绞尽脑汁设法想出一些说得过去但又绝不伤及自己和他人要害的交代材料。其实我们本质上本来就是忧国忧民的好青年，又没有任何人和当时的任何政治组织有任何关联，甚至连和共产党的直接组织关系都没有，结果他们终究没有搞到能够定案的证据。

逐渐的，我注意到，除了陈公安，其他公安局的人对我并不那么狰狞。而且我们厂从上到下，对我们虽不敢说同情，但绝对没人落井下石。更主要的是，当时全国的政治大环境在邓小平于1977年7月17日正式复出以后是趋松而不是趋紧，于是县公安局退出了在我们厂的进驻，把我们交到了厂保卫科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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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说清楚”

县公安局的撤出，并不表明我们没事了。当时全国正在开展一个运动叫“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这可以说是属于文革的最后一个政治运动，我们自然成了这个运动的对象。

当时运动的对象分为“能够说清楚“的人和”有牵连“的人两种。两者的处理完全不同：前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后者则是敌我矛盾，但两者之间的界线并不十分清楚。

我们这些人有幸成了“说清楚“对象。但最后是否会转化成”有牵连的“的人，就看我们的继续表现和厂领导对政策的把握了。

其实，在这个时刻，厂里已经准备收案了，只要不出意外，我们都可以过关了。但最后的程序还是要走，而且要走得郑重其事。其流程是：保卫科让我们在继续交代事实的情况下写检查，经过保卫科一遍遍地审核批回，直到被保卫科通过。然后分别在全厂大会上检讨，如果群众中没有异议，才算说清楚。一个哥们私下和我说，以后咱们这帮人只能是“历史清楚”而不是“历史清白”了。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可能是在县公安临撤离前，洪刚留下条子的事被捅了出来，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动了。“说清楚”的过程自然地延长了。

从洪刚去世到这个时候，洪刚的事基本没人再提起过。和文革初凡是有人自杀都会被冠之以“自绝于党，自觉于人民”不同，县公安和我们厂都没有对洪刚的离去大动干戈，显示他们没有准备把洪刚离去的事往政治上引。此时他们关心的只是当时发生了什么。好在事实都清楚，可能县公安也不觉得光彩，厂领导看来也没有借题发挥的意思，此事没有闹大。我们每个人在检讨中需要说清楚的项目中自然增加了这一项。一个微妙的变化是，经过这件事后，我变成了第一个在全厂大会“说清楚”的人。

“说清楚”大会在晚上举行，本着成熟一个安排一个的原则，因此不定期，而且拖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我“说清楚”那天，会议安排在办公楼二楼的一间会议室，厂里职工自愿参加。屋子不算很大，但坐满了人。不知是否说漏了嘴，厂保卫科的领导在叫我上台的时候，竟称呼我为xxx“同志”，这可是我这一年多的时间第一次听到。虽然我知道他是说早了，但还是油然生出一抹“拨开乌云见太阳”的小激动。真是没轮到自己头上，实在体会不到那个中的滋味。

当我毕恭毕敬地念完我的检讨以后，领导让我先行出去，这时我才发现在二楼和一楼的楼道里安装了扬声器，可以同步听到会场的声音。而在这两层楼的楼道的两边全都席地坐满了人。整个会场，屋里屋外，是那么的静。

苍天有眼，对我们个人来说，当时最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对于“说清楚“的人其审查不入档案。要知道，人事档案是当时中国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每个人都有一份人事档案存于人事部门。任何人一生中的任何事凡被领导认为有必要的都会在档案里记一笔。凡记入档案中的内容，当事人有可能知情，更可能毫无所知。档案中的每一笔记录都不保证准确但却直接决定此人一生的升迁调动以及政治命运。当时所谓政审，首先就是查档案。凡是放进档案的内容，几乎不可能更改和撤销，即使是错误的或因记载不清楚而容易引起误解的。

所以，我们的幸运是，虽然错过了1977年12月七七届的高考，但厂里并没有阻挠我们参加1978年7月七八届的高考，后来的政审也未生出任何波澜。

因祸得福的是，78年的高考是全国统一出题的考试，而且是考完以后先公布分数再报志愿，这让我们有了足够的底气去挑选我们心仪的学校和科系。就在这一年我们厂有十几个北京学生考上青海以外的大学，其中六人考回北京。相较我们厂参加七七届高考的北京学生，没有一个考到青海以外[1]。

我知道到了我离开青海农机锻造厂，离开青海的时候了。天未绝我！



下一章：谁之过？




[1] 据说77届高考，青海省招办把26岁以上的考生档案全部卡下，一律不许出省。理由十分简单——不许人才外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d3f8330102v7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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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谁之过？


除了钟君、孙君外，据说一共有十七个人卷入了此案。不管经受了多少精神折磨，这些人都先后得到了解脱。钟君和孙君自1976年底被关进拘留所，到1979年前后也被分别放出。他们受足了苦，但始终没有被判刑。只有洪刚，再也回不来了。


“阀门事件” 是钟君和孙君挑头闹起来的，厂领导加倍地反击，县公安是厂领导借助的工具，但当时应该还有转圆的余地。


事情几乎变得完全不可收拾，是突然插进来对我们在北京洪刚家聚会的告发。而这时，县公安是以政治要案为方向侦办的，厂领导已处于辅助地位。而当时的政治大环境是，只要有人报政治案，没人胆敢放任不管。


最后的结局具有一定的侥幸性：1：县公安没有刻意地罗织罪名，而通过陈公安向我提供那个农民因偷听敌台被判刑15年的案例可以看出，这不是他们做不出来的。所以谢天谢地，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和动机，他们没做。2：真心说，我们厂的领导还真不算恶。他们和我们这些人还真没有你死我活的深仇大恨。而且他们也绝对不是为了面子而脚底使绊子的小人，这从他们没有在我们最后的处理以及考大学的过程中施加任何刁难可以看出。


问题回到原点：谁告发了我们，又是为了什么？


很久以后当我知道这个人是谁时，我恨不得一头撞死。


他就是我们钣金组的老狼，就是那个曾因胡写乱画形成反标从而经历过政治斗争的老狼，那个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从没把他当外人，还明理暗里维护他的老狼！造孽的是，我想来想去，应该是我告诉他我们将在洪刚家有一个聚会，希望他能参加，小算盘是他能带来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小道消息。其实他本不是我们那个圈子里的人，只是我也没觉得我们会有见不得人的言行。


他果然来了，似乎走得比别人早，但命运就在那一刻注定了。


打死我我也不相信他的告发是出于他崇高的政治觉悟，也不要告诉我老狼像一个天真的小姑娘一样不知道告发我们的政治后果，更不要告诉我他的告发是由于遭到什么人的逼迫。


究竟他向厂领导说了什么能让厂领导和县公安一下觉察到这可能会是一个极为严重的大案？从最后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也没有查出来，而老狼并没有出来力挽狂澜可以推测另一个可能性：也许他什么具体的内容也没提供，只是云山雾罩地告诉厂领导：一群错误的人曾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可能发泄着错误的情绪 …


“莫须有” 可以带给人们更广阔的联想空间，从此厂里到县公安带着探索的热忱和打开钟、孙二人刑案缺口的希冀开始了对我们这帮人的侦办。原本查出查不出本是无可无不可，不想却陪上了洪刚性命。而老狼，则置身在了事外，因为他说了什么又其实什么也没说！


在我们离开青海前，我还不知道谁是告发者，我曾向老狼痛惜过洪刚的离世，当时老狼面无表情，吐出了三个字：“运动嘛”，言下之意一是运动哪有不死人，二是洪刚太认真了。当时我觉得他冷血，实际上他何止冷血。


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环境，多年持续加温的个人崇拜将判定阶级敌人的标准浓缩成对毛泽东个人的“态度”，多年对非“正统”思想的零容忍，以及多年对构陷他人的放纵，使得害人的成本降至最低。


而“运动嘛” 这三个轻飘飘的汉字被多少人拿来遮掩他们的卑劣、无耻、算计、懦弱、自私、和妒忌。


能以一贯正确、一贯无辜的面目借他人之手杀人于无形，而且在死了一个对他最无害的人以后还能面不改色，是超常的智商情商还是掉了底线的自私和卑劣？


人类历史，总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小人，在各式各样的环境中兴风作浪。世界因为有了这些小人而平添多少冤魂，世界因为有了这些小人而使得历史常常不堪回首。而文革，提供了太多的小人。


我一直以为，人生在世的第一要义是学会保护自己，而保护自己的第一要义是远小人。正是在远小人上，我栽了，连带着洪刚和那么多人。不识人呀，我之过！


十五、悼洪刚


洪刚走后的那几天，我想了很多，关于死。


当时我们的命运根本上系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可正是这个政治大环境在当时是最扑朔迷离的。洪刚离世时怀里揣着登有毛泽东追悼会的报纸清楚地表明他不是当时政治环境的敌人。都说“以死明志”，除了这个政治表态，他还表明了什么？


与其屈辱地活，不如堂堂正正地死；与其生不如死，不如干脆了断。我们小人物，不求多少人记住，只求问心无愧。


我当时不只一次地想着，若是在此案中灭顶，我也速死。


洪刚天堂快乐！


洪刚旧照 程德美摄                              


魂断文革四十年  孤烟远去落日圆  是非荣辱凭谁问  一片清心置玉盘                          


二零一八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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