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陈丕显、曹荻秋曾参与讨论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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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丕显、曹荻秋曾参与讨论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老田

    在文革过去之后，许多研究文革的文章，都同意毛泽东本人的看法，愿意把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作为文革运动的起点。但是在叙述这篇文章出台过程的时候，许多研究者都说是毛泽东指派江青去上海组织人写的，写作过程是秘密进行的，除了毛泽东、江青、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等数人之外，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许多人还似乎特别乐意渲染这个写作过程的“秘密性”。

    最典型的叙述模式是叶永烈先生提供的，这种模式为多数文革研究文章所袭用，在此摘引叶永烈在《张春桥传》和《姚文元传》中间的相关叙述，以与当事人的回忆作一对照，方便人们进行比较鉴别。

    “一九六五年初，‘女客人’和何庆施、张春桥在上海聚首时，谈起了批判《海瑞罢官》。‘女客人’把任务交给了柯庆施，柯庆施把任务交给了张春桥，张春桥找来了‘笔杆子’姚文元。”“在柯庆施去世之后，以江青为帅、张春桥为军师、以姚文元为‘笔杆子’，实行‘三结合’，秘密写作评《海瑞罢官》。上瞒中宣部、中央政治局，下瞒上海市委、华东局。直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署名姚文元的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世人方知有这么一篇‘大批判’的‘雄文’。”（见叶永烈《张春桥传》）

    “姚文元天天往康平路跑。他的神秘使命，唯有江青知，柯庆施知，张春桥知。”“自从柯庆施和张春桥确定了姚文元的‘笔杆子’，自从‘女客人’把那本《北京文艺》亲手交给姚文元，姚文元感激涕零。他深知，这一回干的是‘挑大梁’的活，非同小可。”“虽说他的‘根艺’已经颇为娴熟，无奈只是个高中毕业生，对于明史一窍不通。他暗中调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朱永嘉。为他查阅史料。”“明里搞样板戏，暗中批《海瑞罢官》。姚文元的写作，仍处于‘绝密’状态。写了一稿又一稿，为了保密，不能在长途电话中交换意见。”（见叶永烈《姚文元传》）

    根据朱永嘉先生的回忆，在1965年起草批判《海瑞罢官》文章期间，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诸多要人是亲自参与讨论的，文章写作过程并没有叶永烈先生渲染的那么秘密。姚文元文章写完之后，不仅陈丕显和曹荻秋诸公曾经亲自参与讨论，他们看过并对这个文章没有什么异议，这才公开发表的。后来北京市委来电问询文章背景，官员们出于可以想见的原因，转而推说“不知道”是可以理解的。

    在批判《海瑞罢官》文章讨论中间，发言最积极的要算是杨西光先生了，他还亲自问过姚文元，要不要在文章中间给吴晗戴上“三反分子”（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姚文元回答说，我手里没有什么帽子好戴，你们看我写的那些是不是事实。这个杨西光先生似乎特别有缘参与重大问题的争论，在1978年进行“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他作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参与讨论的态度也是蛮积极的。根据复旦大学造反派学生曹为平先生的回忆，杨西光先生还特别精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复旦第二号人物陈传纲在文革初期被保守派整死，复旦大学文革初期保守派搞“斗鬼风”（指殴打教授等），都与他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复旦的保守派组织就是他通过复旦的官员操纵并组织起来的。

    叶永烈先生还说“朱永嘉此人亦善于钻营，竟由此发迹，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罗思鼎’负责人。”根据叶永烈先生的说法，“罗思鼎”写作组是上海市委组织起来的，朱永嘉是市委决定加入写作组的。而朱永嘉先生自己的记忆则与此不同，他说“罗思鼎”写作组形成时间是在中苏论战期间，是复旦大学的七名年轻教师相约共用的笔名，取义于1963年发起的“学雷锋运动”中间提倡的“螺丝钉”精神，并非出于市委的事先安排。上海市委成立写作组并调用复旦的原班人马，时间要相对延后许多，而且市委成立写作组之后的首任组长是金冲及（后任职于中央文献研究室），在金随石西民进京之后才由朱永嘉继任组长。

    朱永嘉在1966年9月曾经受方扬（市委办公室主任，陈丕显也当面指示过）指派，到上海市委驻北京办事处工作了3个月，为上海市委打探北京方面的消息，搜集中央首长的讲话。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此间曾经见过他，让他回到群众中间去，实际上是要他去造反派中间；朱永嘉自己因为是接受市委指派，不敢轻易离开岗位，曾经把这个消息告知徐景贤。后来是因为复旦大学的保守派学生要批斗朱永嘉这个“走资派”，因此市委才指示他回到上海，朱回复旦大学之后，造反派方面按兵不动，保守派方面批判了几次，先说他是修正主义黑苗子“只专不红”，进而质疑到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写作问题，说他破坏《海罢》的写作，这样就直接涉及到中央文革诸人，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和张春桥四人都为此亲自出来讲话，质疑复旦的保守派想要把斗争矛头指向什么地方，这样保守派就瓦解掉了。造反派在接管朱永嘉之后，看管了一阵，就说这样不妥，你总要表个态才好，这样朱永嘉就写了他在文革期间唯一的一张大字报《我要造反》，造反派就解脱他了。

    1968年，文革运动深入之后，批判刘少奇都已经不需要了，写作组早期的批判任务就告结束，人员分散到各工宣队里面去了。由于《红旗》杂志原来的人多被打倒，姚文元主管工作后，在1968年秋经过毛泽东批准，调朱永嘉、肖木（后任王洪文秘书）等三人组成一个小组，为《红旗》杂志组织稿件，他们为此曾经主持过很多次座谈会，例如文科大学座谈会、理工科大学座谈会等，还组织过从工人中间培养技术人员的经验，这个后来被毛泽东批示推广，就是著名的“七二一”经验，武汉就有些工厂曾经兴办过“七二一工人大学”。

    在这个组织稿件小组的基础上，重新组织了写作组，今天的闻人余秋雨先生当时刚刚从戏剧学院毕业，曾经在这个新的写作组工作过。朱永嘉先生记得余秋雨当时不算是写得最好的人，大概可以列入前七八位的样子，余的长处是善于把历史和现实背景融入写作，《文化苦旅》的写作特色也仍然是如此，此书的成功得益于旅游业的兴起。朱永嘉先生记忆所及，巴金在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之后，也曾经是写作组为他安排工作的；这里也许有必要让人们对照一下巴金先生在自传中间的说法：“我和无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在‘牛棚’待了若干年，最后让‘四人帮’的六个爪牙用他们的名义给我戴上无形的‘反革命’帽子。这就是文件上所谓‘打翻在地，踏上一脚，永世不得翻身’吧。要不是突然出现了奇迹，一夜之间以‘旗手’为首的帮伙们全给抓起来，关进牢房，我就真会永远见不了天日了（见《巴金自传》第九辑《十年一梦》）。”巴金先生究竟是如他自己所说被定性为“敌我矛盾”（即所谓“反革命”）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被解脱的时间到底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还是在前，相信是不难查证的。在文革过后，是不是一定还要以说假话来撇清自己，说自己“一直挨整”而且是坏人认定的“反革命”才能装点成为“高大全”，才具备更多的资格去控诉文革，这作为一个常见的政治表白模式，似乎值得文革研究者去认真研究。

    根据朱永嘉先生的回忆，当时上海市革委会没有设置宣传部门，写作组实际上兼有宣传部的管理职能。由于写作组的性质，也决定了写作组并非一个单纯的管理机构，而是大量地直接介入“文化生产”活动，同时编辑并出版七个刊物，其中著名的有《学习与批判》，还有文艺刊物《朝霞》是当时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发表阵地，许多后来的奢遮人物其处女作、成名作就是发表在《朝霞》上的。此外他们还组织编写了大量的历史读物和文科教材，甚至还出版了知识青年复习资料丛书等。根据朱永嘉先生自己的说法，因为当时与上头的沟通比较顺畅，也受到相当信任，相当于是“靠山硬”，所以写作组不怕被人“揪小辫子”，敢于做一些别人担心风险而不敢做的事情。

    二○○四年十一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