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伟华：关于红卫兵运动的几个问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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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红卫兵运动的几个问题（一）


关于红卫兵运动的几个问题

    首先感谢香港科技大学文化研究中心和陈允中先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讲一讲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我今天准备讲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红卫兵运动？第二，关于红卫兵这代人，第三，几种不同的红卫兵，第四，红卫兵运动的几个阶段，第五，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些情况，第六，关于文革中北京的“天派”和“地派”。我在这里将我对红卫兵运动的一些看法谈一谈，想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所谈不当之处，希望能够得到在座的专家学者和老师同学们的指正。
一、为什么要研究红卫兵运动？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与我们今天的社会有什么关系？大家知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30多年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也早已成为过眼烟云，当年十几岁、二十几岁的红卫兵现在都已年近花甲或年过花甲，也就是说都接近或超过了退休的年龄了。
去年8月18日，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40周年纪念日，那一天，在天安门城楼上就出现了一些头发花白的中老年人，他们的胳膊上佩戴着红卫兵袖章，手里拿着当年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合影的照片，在一起拍照留念。可见悠悠岁月难以抹去人们对红卫兵这一段人生经历的记忆。
去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40周年，虽然官方媒体上基本上见不到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字，但民间自发地召开了许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座谈会、研讨会，出现了一批比较深刻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评论文章。
王年一先生几年前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才过去了近30年，许多大学生已不知道‘牛棚’为何物(以为是养牛的棚子)，许多解放军战士已不知道林彪是何人。不是他们得了健忘症，环境使然。我们一些人常常耻笑某国忘记了二战历史而推崇德国，殊不知我们自己也忘却了文革的血泪史，或者对历史上的丑恶不敢正视。我们中华民族为文革付出了太多太多，应该从自身的错误中学习(恩格斯说过这是最好的学习)。历史的教训不可忘记，要努力铲除可以滋生文革的条件。”
唐朝大诗人杜牧在总结秦朝速亡的教训时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历史，认真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我们也会面临重蹈覆辙的危险，历史的悲剧也可能会重新上演。
红卫兵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研究文化大革命，就不能不了解红卫兵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能够很快地发动起来，文化大革命的浪潮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席卷全国城乡，红卫兵运动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红卫兵运动是在毛泽东的支持和鼓励下开展起来的。毛泽东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而大力支持年轻的红卫兵，因为他需要这样一股力量，能够在他的号令下，冲毁现存秩序，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以便实现他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理想。
以红卫兵为主体的“破四旧”和“大串连”，极大地震动了社会，迅速地把毛泽东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传播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大大加速了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加剧了全国大动乱的局面。
参与红卫兵运动的人数很多。据统计，1966年全国在校大学生为53.4万人，中学生为1250万人，两者合计1300多万人。而当时在校学生中绝大多数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红卫兵运动，完全游离于红卫兵运动之外的人只占很小的比例。当年投入红卫兵运动的这1300多万人，如今早已成为当代社会的中坚力量，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各级别的重要的岗位上都有他们的身影。[2]所以说，红卫兵运动这个题目是和当代社会中一个相当大的群体有关系的题目，对红卫兵运动的反思和研究，也有助于加深对这一群体的了解和认识。
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发生在40多年前的红卫兵运动肯定是感到很陌生，很不了解。我看到在网上有人发帖子说，希望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把贪官污吏好好整一整。还有的人著书立说，称当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宗旨就是为了防治中国共产党腐败”[3]。这种观点不符合事实，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本人从来就没有这样说过，而且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内和政府内的腐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严重了。
互联网是个好东西，它可以把更多的信息更快地传遍全世界。但同时也传播了大量的虚假信息，造成了一些混乱。例如有一篇网络文章绘声绘色地说，曾经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女红卫兵宋彬彬在文革中如何打死了8个人[4]，据我所知，这完全是编造出来的虚假故事。
二、关于红卫兵这代人
对红卫兵的评价，众说不一。在互联网上用百度搜索一下，在0.066秒的时间内，就找到了1180000个有关网页。说好的也有，说坏的也有，最极端的说法，说红卫兵是“杀人不眨眼的法西斯”[5]。
我个人认为，红卫兵是一个涵盖了上千万人的一个很大的群体，人员复杂，良莠不齐，很难用统一的评价来概括之。就经历了那个时代的红卫兵大多数人来说，我同意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他们不是英雄，也不是恶魔，他们只不过是在一定环境、思潮推动下一跃而上了历史舞台的普通人。”[6]
参与红卫兵运动的这一代人有些什么特点呢？在一些肤浅的影视剧和文学作品中，红卫兵的形象常常被描绘成只会挥舞着《毛主席语录》喊万岁的虔诚信徒，或者是只会抡起皮带打人的凶神恶煞，这样的描述是非常片面的。
其实，参加红卫兵运动的那一代青少年学生，是所谓“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沐浴着共产党的阳光雨露而成长起来的，他们被称为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三代人。他们从小就受到革命传统的熏陶和前辈英雄业绩的感召，受到长期的革命理想教育，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革命领袖，热爱社会主义。很多人从小就树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有以天下为已任的历史使命感和革命责任心。他们大多鄙视为个人钻营的碌碌庸人，富于自我牺牲精神。
另一方面，“文革”前相对封闭的社会化环境和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也给这一代青年的成长带来致命的弱点。由于环境的封闭和教育的片面，使他们很难了解到现代文明和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的全貌，容易以偏盖全，把自己接触到的东西当作是最好的。最典型的一种说法是：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最幸福的，而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则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文革前那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潜意识的，追求简单划一、纯之又纯社会的理想主义——其实是一种很片面的理想主义——氛围中，青少年的理想主义倾向不断得到强化。在这种理想主义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思想上有很强的片面性，容易走极端，缺乏自己的主体意识。他们纯洁而幼稚，自信而盲目，具有热烈的革命愿望而又缺乏政治识别力和免疫力；既有助人为乐的毫不利己精神，又有否定人道主义的狭隘的阶级斗争观念，这使他们带有明显的盲从特点。
红卫兵运动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方针的产物。过份强调阶级斗争，把许多不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当作阶级斗争的问题去认识和对待，结果是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了是非。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致使唯成份论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共产党过去曾经在大中学校中提出和执行过的比较正确的阶级路线——即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很难贯彻下去。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是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相关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由来已久。全国的大中学校和有关组织，在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时代氛围下，对广大青少年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教育，给广大青少年灌输了大量的关于夸大和神话毛泽东个人作用的个人崇拜思想。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思想已经深深地影响了几乎绝大多数的青少年。
综上所述，文革前学校中片面的理想主义教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方针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对这一代青少年世界观的形成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并由此奠定了一代红卫兵的思想基础。
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红卫兵，有保守派红卫兵，有造反派红卫兵，有所谓“老红卫兵”，还有极左派红卫兵。但总的来说，经历了红卫兵运动的这一代人都生活在大体相同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基本上是一样的。去年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40周年，香港德赛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红卫兵兴衰录》，是原清华附中红卫兵核心成员宋柏林1966年初至1968年2月的日记，出版时未加删改，保留了日记的原汁原味，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何蜀先生在看了这本日记后写道： “我惊异地发现，宋柏林这样的清华附中红卫兵核心组成员，高干子弟的代表人物，他当时的许多思想感情，对社会的许多基本认识，对“革命理想”的狂热追求，“自觉革命”的真诚努力，甚至对一些文艺作品的好恶，竟然都跟我这个当时平民出身的“黑五类”子弟出奇的一致！”[7]
三、几种不同的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尽管规模极其庞大、红卫兵组织极其繁多，不同时间、不同地区的红卫兵情况又有千差万别，但我们还是可以根据它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待原校领导、对待工作组、对待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对待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还有对待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来对各种红卫兵组织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
我认为，所有的红卫兵组织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大派，即保守派、造反派、极左派。这种划分有时候又是相对的和不固定的，一个组织可以从造反派转变为保守派，也可以从保守派转变为造反派。
（1） 保守派红卫兵
保守派红卫兵，特点是思想上和行动上比较保守，比较听各级党政领导的话。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拥护原来的学校领导，反对批评和批判校党委、学校党支部的负责人，认为反对学校的领导人就是反党；在工作组时期，他们拥护工作组，认为工作组代表了党的领导，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在全国各地开始炮轰省市委的时候，他们认为造反派要“炮打司令部”是“右派翻天”，提出了省市委“是延安不是西安”，要坚决保卫省市委的口号。保守派红卫兵对毛泽东是无限热爱和崇敬的，但他们其实并不理解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他们不相信毛泽东是真的要搞成“天下大乱”的局面，他们怀着紧跟毛泽东的愿望而实际上干着毛泽东所反对的事情。保守派红卫兵的人员组成，一般来说，他们出身成分比较好，党团员比较多。在“八一八”（即毛泽东8月18日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之后，全国各地闻风而动建立起来的各种红卫兵，有许多是在党政领导部署下成立起来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地党政领导的影响和控制，被称为“官办”红卫兵，这类红卫兵组织大多具有保守的倾向。
有的研究者在对各种红卫兵进行划分时，将老红卫兵作为单独的一个种类来对待。我认为老红卫兵总的来说，可以划入保守派红卫兵的范畴。老红卫兵，是对在1966年8月18日以前成立的红卫兵的一种通俗的叫法。大多数老红卫兵是中学生。也有人将老红卫兵限定于北京的早期红卫兵组织，“八一八”以前，在北京以外只有极个别的红卫兵组织。[8]
老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应运而生，这种组织形式被毛泽东发现并大力支持，得以形成燎原之势，对文革的发动起了很大的作用。老红卫兵提出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口号，不但得到毛泽东的“热烈支持”，也给后来的造反派红卫兵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精神武器。老红卫兵由于他们自身的局限性，他们的造反实际上是很有限度的，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他们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种阻力。他们的命运和下场也和其他保守派红卫兵一样，终于被文革的发动者所抛弃
（2）造反派红卫兵
造反派红卫兵的大规模兴起和发展壮大是在1966年10月以后的事情。《红旗》杂志社论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造反派红卫兵组织高喊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开始登上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造反派红卫兵的组成人员要比保守派红卫兵复杂一些，许多被保守派红卫兵所排斥的学生进入了造反派红卫兵的行列。在造反派红卫兵里，有不少人（如清华大学的蒯大富、西安交大的李世英等）曾经被工作组或当地党政领导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坏人”。1966年10月5日，毛泽东批准下达了《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要求各地为前一阶段被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这对造反派红卫兵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和促进。在1967年年初开展的“全面夺权”中，造反派红卫兵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先是彻底打垮了保守派红卫兵，然后由于观点和利益的分歧，造反派红卫兵内部普遍发生了分裂，形成较为稳健的和较为激进的两大派（有的地方是三大派）。
造反派红卫兵也是热爱和崇拜毛泽东的，而且他们对毛泽东文革意图的理解，要比保守派深刻的多，因而在行动上也能够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毛泽东对造反派红卫兵情有独钟，在造反派红卫兵与保守派红卫兵的发生冲突时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在造反派红卫兵一边。
（3）极左派红卫兵
极左派红卫兵一般是从造反派红卫兵中最激进的一部分人衍生出来的。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相当大。极左派红卫兵的典型代表是北京的首都五一六兵团和湖南的“省无联”。
“首都五一六兵团”，它的前身是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由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外语学院等大专院校的几十名学生和个别中学生组成，活动于1967年6月至8月。其主要活动方式是秘密散发传单，趁夜深人静时，在交通要道、闹市区张贴反对周恩来的标语和大字报。把周恩来说成是“反革命两面派”，认为周恩来为代表旧政府机构是“又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是“二月逆流”（镇压“造反派”）的总后台。所以他们要打倒这“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9]，解决“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首都五一六兵团很快就被镇压了，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成员都被抓捕入狱。
湖南“省无联”，它的全称是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成立于1967年10月11日。它是一个由长沙市二十多个群众组织组成的，专门与官方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省革筹”）对着干。“省无联”的思潮中有明显的反体制倾向，它认定在中国已经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红色资本家阶级”，提出要“砸烂为资产阶级特权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具体在湖南来说，就是要“彻底摧毁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1968年1月24日，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人在接见在北京举办的湖南学习班时公开点名批判了湖南“省无联”，说“省无联”是“反革命组织”、“反革命的大杂烩”。就接着，一场全国范围内批判“省无联”思潮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极左派红卫兵提出了一些标新立异的观点，他们的思想倾向是在总体上批判和否定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极左派红卫兵的观点一出现，就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厉批判，也受到当时社会上各界各派的一致谴责和批判。极左派红卫兵的一些文章值得注意和研究，它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各种矛盾和斗争，体现了参加文革的不同人群的动机和要求。
▲1967年6月11日，北京良乡电校井冈山主办的小报《四三战报》第一期上刊登了一篇署名为“湘江评论”的文章，题目是《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文章的立论由毛泽东的一段话而来。在江青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中，引了毛泽东评论《触詟说赵太后》的一段话：“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是不断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作者从这段话出发，加以引申发挥，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意义和动力、对象等进行了独到的议论。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不断蜕化的当权派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实质是采取一个又一个的变革行动来促使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最后达到财产与权力的真正公有。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则是竭力避免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再变革。
▲1968年1月6日，湖南长沙第一中学高中学生杨曦光以“（湖南）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名义发表长篇文章《中国向何处去？》文章认为，新中国建立17年以来，百分之九十的高级干部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或者“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引起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这个“新的官僚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应当是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进行社会革命，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文章攻击周恩来是所谓“红色资本家阶级的”的总代表；指责革命委员会是妥协的产物，听命于军队和地方官僚；鼓吹造反派向军内走资派夺权，夺取武装等等。《中国向何处去？》被一些人称为是极左派思潮中的集大成者。
▲1968年3月，上海中学运动串连会办的《红卫战报》刊登了一篇题目为《一切为了九大》的文章，提出了所谓的“阶级关系变动论”，称：“非党员要比党员好，非干部会比干部好。走资派排斥了大量优秀的革命分子”。这篇文章受到张春桥的严厉批判，文章作者被逮捕关押达数年之久。
▲ 武汉“北、决、扬”思潮，“北、决、扬”的全称是“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和《扬子江评论》，是一个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读书会组织。这三个组织的核心人物是华中工学院的学生鲁礼安和冯天艾。他们与“省无联”一样，他们认为十七年来中国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要彻底让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就必须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推翻这一阶级”。他们认为：在一月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只是一个“临时权力机构”，并且是“直至今天仍在袭用的资产阶级国家体系”。因而他们宣布：“革命委员会这种由革命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新事物，必将由革命群众自己来把它消灭掉。”什么是他们要建立的新政体呢？那就是“公社”，类似巴黎公社式的“北京人民公社”。“决派”主张“政治革命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他们还认为：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着一批右倾机会主义者组成的“中派”或“考茨基派”——在中央，则是文革派首要人物康生、张春桥及周恩来等。1969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对武汉问题的指示》，提出对“北、决、扬”“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北、决、扬”的核心人物鲁礼安后来被逮捕入狱，关押了12年之久。
四、红卫兵运动的几个阶段
对红卫兵运动有各种不同的阶段划分方法，我认为可分为八个阶段：
（1） 形成阶段(1966年5月至8月) “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一些中学的少数学生自发组织了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开始在学校造反。工作组时期，红卫兵受到压抑。毛泽东否定工作组，鼓励学生造反，写信支持红卫兵。红卫兵名声大振，成为青年学生“造反有理”的旗帜。
（2） 初步发展阶段(1966年8月至10月) 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和倡导下，在各地区、各部门领导人的直接支持和操纵下，红卫兵这种组织形式为全国各地所仿效，成为遍及全国城乡、规模浩大的红卫兵运动。红卫兵冲向社会，“破四旧”、“大串连”，加剧了全国大动乱的局面。
（3）大发展阶段（从10月到12月底）《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红卫兵运动开始转向重点炮轰各级党政机关，批斗各级领导干部，“踢开党委闹革命”。保守派红卫兵逐渐衰落和瓦解，造反派红卫兵开始成为运动的主角。红卫兵运动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很大的发展。
（4）参与夺权、形成分裂阶段(1967年初到3月底) 在中央号召和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红卫兵广泛参与了全国各地的夺权活动。一些红卫兵组织在“二月镇反”中被镇压或取缔。在这一阶段，造反派红卫兵内部产生了分裂，各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矛盾逐步激化，派性斗争愈演愈烈。
（5）高潮阶段（从1967年4月到9月）这一阶段，红卫兵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搞“大批判”、“揪叛徒”等活动。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矛头直接对准刘少奇、邓小平的“大批判”不断升级，各地都发生了冲击军队的事件，红卫兵运动内部派性恶性发展，各地普遍出现大规模武斗事件。北京出现了“火烧英国代办处”和所谓的“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的严重事件。
（6）间歇阶段(1967年10月至1968年3月) 毛泽东视察三大区的指示发表后，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少数学校开始复课，多数学校始终未能真正复课。全国各地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搞“斗私批修”、“围剿派性”。
（7） 盛极而衰阶段(1968年3月至8月) “杨、余、傅事件”后，红卫兵的派性恶性膨胀，许多学校的两派组织之间或多个学校的两大派组织之间不断发生武斗事件。为平息武斗，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奉开进各大中学校，红卫兵运动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8）红卫兵运动的终结（1968年8月至1978年10月）工宣队进驻大中学校后，按班级搞“大联合”和“复课闹革命”，开始进行教育改革等项工作，许多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受到审查。与学生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毕业分配、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使红卫兵的革命冲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学生和老三届的中学生毕业分配和上山下乡后，新入学的中学生中仍建有红卫兵组织，但已失去昔日红卫兵的造反特色。1978年10月，共青团十大召开，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取消红卫兵组织。各地情况差异很大，各地红卫兵运动的阶段性也不尽相同，这里只是就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情况作一概略的划分，仅供大家在了解这段历史时作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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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2007年9月14日，我在香港科技大学“重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系列讲座中所作演讲的第一讲《关于红卫兵运动的几个问题》的提纲。
[2]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中的5人有红卫兵经历，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4人中有红卫兵经历的多达17人。
[3] 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2006年12月，香港银河出版社。
[4] 网络文章《红卫兵发迹史：宋彬彬打死过多少人？》
[5] 见佚名网络文章《是谁把红卫兵训练成杀人不眨眼的法西斯？》
[6]见何为：《红卫兵的源流》，载于《当代青年研究》杂志1989年第三期。
[7] 何蜀：《一块极有研究价值的“文革活化石”——读《红卫兵兴衰录》有感》。
[8] 例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成立于1966年8月7日，该院另一个红卫兵组织“八八红旗战斗团”成立于8月10日。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成立于8月12日，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成立于8月13日。



作者：bwh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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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红卫兵运动的几个问题（二）



五、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的一些情况
  　大家知道，红卫兵诞生在北京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所以，清华附中可以称为红卫兵及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文革中，“造反有理”的口号，首先由清华附中红卫兵呼喊出来，得到毛泽东的支持，然后迅速风靡全国。而文革中毛泽东唯一一封直接致红卫兵的支持信，也是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

　　我研究和整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历史，除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当事人的访问了解以外主要依据三个材料：

　　一是1966年9月编印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大字报选编，一本铅印的小册子，题目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其中选编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28篇大字报。

　　二是一份清华附中红卫兵在1967年办的八开本油印《挑战》报合订本，是从8月7日的创刊号到11月6日的第八期，另外还有一份特刊。我记得这份《挑战》报合订本原来是准备在某一次“中央首长”接见时上交的，希望能让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看到，表示我们“老红卫兵”并没有像传说的那样都已经颓废了，都已经退出运动了，我们还在努力“紧跟毛主席干革命”。我们尤其是想让周恩来看到，我们觉得周恩来是真正关心和爱护“老红卫兵”的，因为周恩来在他的讲话中好几次提到清华附中红卫兵，他常说要饮水思源，说到红卫兵就不能不提到清华附中红卫兵。但不知什么缘故后来接见没有按时进行，这份合订本就留了下来。通过这本当年的文字记录，我得以记起不少当时的情况。

　　三是一份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历史的材料汇编，题目是《铁打的事实，血写的历史》。这份材料是在1968年由我们学校几名红卫兵成员整理编成的。这份材料中收录了清华附中成立红卫兵前后的一些重要资料，例如在1966年5月下旬和6月上旬，红卫兵成员向中共中央反映清华附中存在问题的几封信件，1966年6月8日工作组进校后写的文化革命情况简报，共青团中央编印的《文革简讯》，团中央负责人胡克实等关于清华附中的谈话记录等等。这些材料现在都成了很珍贵的历史文件。

　　我认为，在研究历史方面一定要严肃认真，实事求是。首先要搞清楚事情的真相，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再力图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总结出一些有益的历史教训。而不能仅凭道听途说的材料，就草率地下结论，现在网上有人写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有许多不符合事实的东西存在。有的文章看起来长篇大论，但在具体事实上却经不起推敲，我们应该引以为戒。[1]

　　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立，我曾发表过几篇比较详细的介绍文章，比如《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始末》、《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后的一些情况》等。今天我简要地讲一下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的经过。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此开始，全国范围内的群众性批判运动不断升温，一大批学者、专家和他们的著作受到批判。同时，在“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下，大力提倡“突出政治”，大搞所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在这种形势下，清华附中的一些学生开始把与部分教师和学校领导之间的一些具体的意见分歧，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这些学生开始主要集中于几个预科班，还有一些其他班级的学生也同情和支持这些学生的意见。这些学生中多数是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也有一些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

　　1966年5月10日，万校长在全校大会上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预651班一些学生对万校长所作的报告提出意见，质问校领导“为什么今天才作动员报告，已经落在形势的后面了,晚一天作动员报告就是犯错误。”[2]他们认为校领导在报告中没有强调这场运动的深远意义，没有强调突出政治，没有强调在运动中要自觉革命，没有强调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认为不强调这些，那就是假革命。此外，还对学校过去不突出政治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学校领导不同意这些意见，并在不同场合批评了这些意见。

　　5月20日，预642班学生王铭、张晓宾起草了一份题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党支部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应当彻底批判》的给党中央、毛主席的较系统的汇报材料。他们在这份材料的前言中写道：“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党支部……不以毛泽东思想挂帅，骄傲自满、固步自封，长期拒绝接受学生的严肃批评，坚持错误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我们认为有很大的必要，向敬爱的党中央反映清华附中党支部的实际情况和错误言行。……我们目前同清华附中党支部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结果。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

　　起初，与学校对立的学生很少，全校总共也就几十人，学校领导态度比较强硬，并通过各种途径对持反对意见的学生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一名党支部委员曾对学生们讲过这样的话：“反右斗争时，党委开始不表示态度，有些党员就提意见，写大字报，‘一评党委态度’，‘二评党委态度’，结果成了右派。”一些支持校领导的学生，明确表态拥护党支部，反对预651班等少数人，经常可以看到他们与反对派学生在食堂、宿舍等地进行激烈的辩论。

　　由于反对校领导的这一小批人中有不少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而且在言谈举止上锋芒毕露，使学校内一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非劳动人民家庭的人“感到了威胁和压力”，其中一些人并“对这些干部子弟产生了不满并自发地从情绪上发展到行动上的对抗。”[3]总的来说，学校内拥护校领导的学生占绝大多数，反对派的学生势单力薄，常常被围攻。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上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反对学校领导的学生不但没有被压下去，反而逐步发展，扩大，同情或支持他们的人也越来越多。

　　5月29日傍晚，在圆明园遗址上，十来个清华附中学生在一起开了一个小会。与会者认为，当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为了迎接阶级斗争暴风雨的来临，为了更加有力地与校方进行斗争，有必要成立自己的组织，并一致同意将组织命名为红卫兵。“红卫兵”是前一阶段张承志写小字报时所用的笔名。[4]

　　5月31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几个成员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反映清华附中存在的问题。信中说：“我们是清华附中的学生。我校党支部共有党员24人，预备党员5人。其中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出身，工农出身的占的比例很小。这个党支部长期以来，没有认真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拒绝把毛主席的书当作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很少阶级斗争观点，基本上没有执行无产阶级的办学方针，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没有贯彻党阶级路线。”

　　另外几个高中二年级的红卫兵成员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中说：“我们是清华附中高二的同学，是革命的后代。我们在清华附中生活了几年，觉得我校实行了一整套、系统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路线。……我们彻底地看清了在我校几年来一直贯穿着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黑线。”“因情况紧急，希中央急速派工作组来。”

　　6月1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称北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北大大字报的发表大大地鼓舞了刚刚组织起来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当时学校把教学楼五楼一个曾作为阅览室的大教室腾出来，专门作为全校师生贴大字报的场所。6月2日下午，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十分醒目地出现在五楼大教室。大字报的题目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这张大字报的下部留有一大块空白，是给同意大字报观点的人签名用的。当天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有100多人。

　　这是红卫兵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当时大部分学生的大字报基本上都是两个内容：一是批判“三家村”，二是表示拥护校领导、党支部。也有不少大字报对反对校领导的人进行批评。以个人名义写大字报对校领导表示怀疑、甚至对校领导进行批判的极少，著名民主人士章乃器之子章立凡（当时叫孙立凡）是当时除红卫兵以外很少的几个明确反对校领导的人，他前后写了好几篇给学校领导提意见的大字报。

　　6月1日公开广播北大大字报后，在拥护校领导的学生中，有些敏感的人已经感到“风向不对”了，他们“敏感地决定必须向校党委提意见才是当前的方向，并且在6月1日连夜贴出很多向校党委（卜按：应为党支部）开火的大字报”。他们“大量地书写鸡毛蒜皮地揭发校领导的大字报，例如卫生问题，浪费水电问题，与周围农村农民关系问题，及对某些不良事件的处理不力等等”。[5]

　　6月4日，团中央派了两个人到清华附中进行调查。他们分别与包括红卫兵观点在内的各派学生代表进行了几次座谈，红卫兵在与他们的座谈中，感觉受到了鼓舞，斗志更加旺盛。6月5日，红卫兵在教学楼一楼门厅正面贴出一张题为《揭穿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开始公开点名批判校领导。

     红卫兵的大字报引起了全校的广泛关注，也招来了很多反对和批判的大字报，清华附中绝大多数的师生在当时是相信党支部的，对处于反对派地位的红卫兵程度不同地持批判态度。

6月1日以后，北京各大中学校都处于一种极度兴奋和忙乱的气氛之中。大中学生开始走出校门，各学校之间的串连越来越频繁。清华附中红卫兵一方面积极向党中央、华北局、北京新市委写信，反映情况；一方面向北京各有关中学进行串连，寻求支持。

　　6月8日上午，海淀区的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地质附中、北航附中等学校以及城区的四中、六中、八中、十三中、二十六中等学校300多人相约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他们与清华附中红卫兵一起，在校园里刷了许多大字报、大标语。为了表示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好几个学校的学生都在自己写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上署上了××学校红卫兵的字样。此后，红卫兵的名称很快就在北京许多学校里传开了，以红卫兵或红旗等命名的学生自发组织成批出现。

　　6月8日晚上，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6月9日晚，工作组在学校操场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旗帜鲜明地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称红卫兵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要求以万邦儒为首的附中校领导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事后知道，清华附中工作组之所以能够一进校就明确表态支持红卫兵，是因为团中央领导人当时已经认定以蒋南翔为首的清华党委烂掉了。胡克实在对刘晋等人的讲话中就说过：“清华大学的领导对文化大革命是采取对抗的态度”，“蒋南翔用他取得的领导权来进行反对文化革命的活动”。他要求清华附中工作组“要进一步挖出清华附中的黑线人物”“清华附中搞好，是清华的突破口”，“希望从你们附中挖出清华党委的问题”。[6]

　　工作组进校后，校内形势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绝大多数师生很快就从“拥护党支部”，批判红卫兵，转向“口诛笔伐”清华附中的“牛鬼蛇神”。在工作组的主持下，于6月17日、19日和20日，三次召开全校师生声讨批判大会。在6月20日的声讨批判会上，刘晋宣布清华附中校长停职反省。红卫兵的队伍也得到迅速壮大，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人数从101人发展到300多人。红卫兵的组织受到“左”的阶级路线的影响，发展的新成员大多为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家庭的学生，即所谓“红五类”，但也并不是清一色的，据当年9月的一个统计，清华附中红卫兵中出身非红五类的大约占10％左右。[7]

　　清华附中工作组于进校后不久写的一份汇报材料中介绍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到目前为止，全校师生已贴出20000多张大字报，揭露了一批严重问题，揪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初步开展了批判斗争，大煞了牛鬼蛇神的威风。工作组进校时，右派势力气焰嚣张，左派力量孤单，左派学生仅101人，占学生总数的8%；左派教师2人，占教职工总数的1·7%。目前，左派学生已增加两倍，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3·9%。在工作组进校前，17名干部子女自发地组织了红卫兵。他们的主要特点：一是根子正，出身成份好，大部分是革干子女；二是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三是敢于革命，斗争性强。工作组进校前，尽管他们在力量单薄，受到围攻，但他们坚持革命，勇于向学校提意见，敢于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他们不怕开除、不畏失学，坚决顶住了右派的围攻。事实证明，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年轻一代，听党的话，敢于革命，真是可贵得很！可爱得很！……进校二十多天来，基本上没有发生打人、体罚、破坏公共财物等现象。”[8]

　　清华附中工作组进校之初是全力支持红卫兵的，但不久即与红卫兵产生了分歧。6月21日，清华附中召开全校师生代表大会。在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选问题上，红卫兵与工作组发生了分歧。工作组要求革委会有广泛的代表性，应该吸收一些红卫兵以外的左派参加。红卫兵认为那是“拉夫”，会使革委会背“包袱”。在红卫兵的坚持下，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全部由红卫兵担任。 “从这一事件中，工作组发现红卫兵领导核心对工作组的领导和团结大多数的问题上，存在不正确的认识。”[9]

　　在此前后，红卫兵与工作组之间还发生了一些磨擦，当时社会上也很混乱，有传言说“团中央有问题，三胡[10]完蛋了”。

　　6月2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强调在文化大革命中团结大多数的问题。红卫兵认为这篇社论只讲团结，不讲斗争，是折中主义。红卫兵决定公开进行反击。6月24日，红卫兵在教学楼一楼门厅贴出两张大字报，一张贴在门厅的正面，就是众所周知的《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11]，另一篇贴在门厅的左面，题目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是彻底闹革命》[12]，

　　红卫兵的行动使工作组大为恼火，工作组认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这张大字报，“实际矛头是指向工作组的”。1工作组承认红卫兵是左派，但又感到红卫兵独立性太强，难以驾驭。团中央负责人胡克实听了刘晋的汇报后，提出“要跳出红卫兵的圈子，团结红卫兵以外的左派。”他在6月27日的汇报会上又说：“我看就是要消化红卫兵，能不能把党团组织恢复起来，把红卫兵消化在党团组织之中。”[13]

　　当时正值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提出“反干扰”的要求后不久，许多反对工作组或给工作组提意见的人被当作“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的“坏人”，而受到批判，一些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被宣布为“非法”。但清华附中红卫兵并没有在这样的形势下退缩，他们于7月4日又贴出《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并在文中转引了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一篇短评《汉弗莱的哀叹》中引述的毛泽东1939年的一段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7月27日，海淀区召开中学生代表大会，江青等人到会支持学生反对工作组，当场宣布将海淀区中学工作团团长周杰罢官。消息传来，清华附中红卫兵决定将与工作组的矛盾公开。当晚在校内贴出《向清华附中工作组的错误言行猛烈开火》的大字报。

　　7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展览馆电影厅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骆小海、邝桃生在大会上宣读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篇大字报，并将两篇大字报稿和一封短信交给了在主席台上就坐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请她将大字报稿和信转交给毛主席。红卫兵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有人说这两张大字报是反动的，请您老人家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反动的大字报（大意）。江青当场答应一定给带到。

　　红卫兵回到学校后，又贴出《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其中写道：“造反，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传统，是红卫兵要继承和发扬的传统。我们过去造反，现在造反，将来还要造反！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就要造反！只要矛盾存在，就要造反！革命的造反精神，一百年需要，一千年需要，一万年还需要！”把“造反”的口号喊得更加响亮了。

　　8月3日，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在钓鱼台约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王铭和卜大华，将毛泽东8月1日[14]写给他们的信传达给红卫兵。

　　毛泽东的这封信，在当天就作为一份重要文件印发给刚刚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尽管没有正式发表，这封信和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还是很快就传遍北京，传遍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此后，红卫兵组织不但在北京各中学得到迅速发展，而且在各高校、机关也开始有了发展。

    随着红卫兵组织的迅猛发展，北京市不少地方出现了乱打乱斗的现象，一哄而起的各种名目的红卫兵组织各行其是，为所欲为。一些红卫兵组织任意揪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抄家、打人之风日甚一日。8月6日，在天桥剧场召开的关于对联问题辩论会上，散发了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三校红卫兵联合发出的《紧急呼吁书》，对违反党的政策、随便打人的现象提出批评。《紧急呼吁书》提出：“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混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他真正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今后谁还胆敢破坏党的政策，我们绝不答应！”康生、江青等人当场表示支持红卫兵的《紧急呼吁书》，后来还将此《紧急呼吁书》印发正在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但时隔不久，他们又攻击这个《紧急呼吁书》是王任重搞的阴谋，是压制群众的，并正式通知收回过去印发的这个《紧急呼吁书》。[15]清华附中红卫兵后来在8月27日发表的《红卫兵战校（前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一文中，更进一步阐明了自己反对武斗、反对打人的观点，反对肆意破坏党的统战政策，随意提出解散民主党派，号召要学习十六条，团结大多数，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一贯政策。在当时受到了各地党政领导和群众的欢迎。许多省市将《十点估计》与《十六条》印成大字宣传品并排张贴，一时成为各级领导要求群众组织自律的典型。尽管清华附中红卫兵一贯反对武斗、反对打人在当时北京的中学中是十分突出的，但在清华附中也还是出现了打人现象，有少数红卫兵成员甚至带头动手打人，或听任别人打人而无动于衷。

　　8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有首都和全国各地师生参加的百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出席了大会。经毛泽东提议，1500名学生代表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检阅游行。清华附中的26名代表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那天，我们第一次在那么近的距离看见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与他们在一起照了相。骆小海、韩军、宋柏林三人按捺不住好奇和激动的心情，乘警卫不注意，径自闯进了天安门城楼中央的会客厅，见到了毛泽东。他们激动地连声向毛泽东问好，祝他万寿无疆。毛泽东回答说：“万寿也有疆嘛！”当骆小海等人告诉毛泽东，他们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时，毛泽东大声地向他们说：“我坚决支持你们！”红卫兵问起毛泽东写信的事，毛泽东说：“那是草稿，还没有发给你们哪！”毛泽东大概想对这封信进行一些斟酌、修改后再正式发出，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红卫兵组织很快就产生了分化，所谓“老红卫兵”的作用和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信后来始终没有正式发出。

　　8月19日，各大报刊在发表大会消息的同时，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泽东身着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大幅照片。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坚决支持，对红卫兵运动走向全国，形成强大的政治运动起了关键的作用。“8·18”大会以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布全国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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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上有一篇王友琴写的《清华附中模式》，文章很长，23000余字，但该文调查研究不够，结论轻率，许多地方与事实不符。文章说， “八一八”上天安门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中，与毛泽东握了手的人，以后几个星期没有洗手。那天，我就在天安门城楼上，但我并不知道有谁会因此就不洗手的，更不要说几个星期不洗手了。她这显然是把听来的离奇故事随意地安在了清华附中红卫兵身上。文章毫无根据地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发明了“红五类子女”和“黑五类子女”这两个名词。文章想当然地说，清华附中红卫兵有明确规定只有“红五类子女”可以加入红卫兵。事实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始终不是一个纯“红五类子女”的组织，非“红五类子女”在红卫兵中大约占10%左右。文章以十分肯定的口吻说，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在火车站用开水浇烫被驱逐的人，并于1966年11月再次到火车站殴打这些人。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文章说，卜大华主持了8月26日晚殴打刘树华的大会并导致刘的自杀，据我再三查证，绝无此事。

[2] 引自预651班班主任向党支部的汇报材料。

[3] 原清华附中预651班学生仲维光在《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一文中写道，他们从4、5月份就开始收集反对校领导的这一小伙人的不遵守学校纪律的材料，“例如，他们公然无视学校的规章制度，经常在熄灯铃响后，甚至直到半夜才回宿舍，而且居然男男女女不在教室，跑到圆明园去交流思想。这在那时的我们看来的确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和郑光召等人也形成了一个小组，经常在一起摸索对方的动向，商量对策。那时，我们一方面和他们在暗中对抗，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写批判三家村的文章，以表明我们是紧跟党中央的大方向的。”

[4] 张承志在《红卫兵时代》（日文版，日本岩波新书1992年版）一书中写道：

“清华附中党支部领导了全校对‘三家村’的批判。作为共青团员的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抱着像红军长征、奋起抗战那样严肃而神圣的心情投入了这场运动。

  　班里的运动形式是在教室里贴小字报，凡是共青团员都要负责联系一至两名要求入团的同学，我和我负责联系的周向明一起，组成了一个小组。我在我们写的小字报上的署名就是‘红卫兵’。征得周向明的同意，我用红铅笔把自己发明的这个名字写在小字报的末尾，并画了一个骑马的战士的图像。

  　这种小字报和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满街的大字报是不一样的。这只不过是按老师的要求制作对教室的一种漂亮的装饰。在中国的学校里，过去就有在教室里以墙报形式贴出学习成绩和国家政策的习惯，所以，我最初以‘红卫兵’署名的小字报，不是以后红卫兵式的东西，也不意味着‘造反’。

  　这种小字报当时一共写了三篇，末尾照例都用红铅笔仔细画上了骑士图案，写着‘红卫兵’三个字。‘卫’字用的是简体字。在班里这种装饰美观的小字报，大部分都相当醒目。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小字报上的‘红卫兵’这个署名，竟引起了预651班，还有其他班的几个人的注意，这几个人后来成为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领导人。

  　另一方面，我也参加了从预651班开始的，以后扩展到全校的大讨论，我和同班的哈鸿兴、周春晓三人站到了反对校领导的一边。”（第39－40页）

[5] 参见仲维光：《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

[6] 《胡克实、惠漱昌在刘晋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6年6月10日）。

[7] 清华附中红卫兵、革委会：《关于红卫兵组织的七个问答》（1966年9月13日）。

[8]《清华附中工作组的汇报材料》（1966年7月4日），存于北京市档案馆。

[9] 清华附中工作组：《清华附中左派学生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解决情况》（载于共青团中央《文革简讯》第十期）

[10] 指当时团中央的三们负责人：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

[11] 1966年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1期刊登本篇和《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篇大字报时，将题目分别改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12] 这篇大字报后来在收入清华附中红卫兵编印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红卫兵大字报选编》一书时，题目改为《中国青年报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应该彻底批判》。

1 清华附中工作组编《清华附中文化革命情况简报》第十七期：《附中新动态》（1966年6月27日）。

[13] 《胡克实在刘晋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6年6月26日、27日）。

[14]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落款日期是1966年8月1日，但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87页上毛泽东关于此信的一个批示，可知此信实际上在7月31日以前就已写出。

[15] 详情见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３３７－３３８页。另据当时传抄的大字报说：毛泽东当时曾说过：“北京太文明了，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急急忙忙斗右派，急急忙忙开十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提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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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红卫兵运动的几个问题（三）


六、关于文革中北京的“天派”和“地派”
    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中有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天派”和“地派”。这两大派基本上包括了北京各大学所有著名的造反派组织。从1967年4月至1968年8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它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北京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全国各部门、各地区也有较大的影响。要研究北京“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历史，就不能不对“天派”和“地派”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1）“天派”、“地派”的形成

　　从1967年1月开始，北京各大专院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纷纷卷入了大规模的“全面夺权”运动。在“夺权”这场闹剧中，各种组织和人物纷纷登台亮相，竞相表演，同时也将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内部的种种矛盾暴露无遗。

　　“夺权”是上面号召下面闻风而动，上面的号召简单笼统，下面按照各自的理解和认识各行其是。因为没有任何统一部署和关于“夺权”范围的明确划分与界定，就难免出现各种混乱局面。一般说来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除了要在自己学校里“夺权”外，还要到其所归属的上级单位或和本校有关的上级单位去“夺权”。有些造反派组织手伸得就更长，不论是否与自己学校有关系，只要是比较重要、影响比较大的单位，他们都要去参予。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有北京大学（简称北大）、清华大学（简称清华）、北京航空学院（简称北航）、北京地质学院（简称地质）、北京师范大学（简称师大）等一些全国有名的重点院校的造反派组织。在北京的“夺权”浪潮中，有不少单位出现了多个造反派组织去争相“夺权”，打的不亦乐乎的情况。而这些情况已经显露出日后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分裂的端倪。

　　1967年1月，在《北京日报》的夺权问题上，北航“红旗”[1]与师大“井冈山”[2]、地质“东方红”[3]产生了尖锐对立。在教育部的夺权问题上，北大“红旗兵团”与师大“井冈山”等组织严重对抗，并发生了武斗。在清华“井冈山”[4]、矿院“东方红”等组织与石景山区的造反派一起到石景山公安分局造反，要接管分局时，与早就参与公检法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发生冲突，“政法公社”与石景山公安分局出动了大批警察，抓了100多名矿院“东方红”和清华“井冈山”的造反派。

　　1967年4月8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爆发大规模武斗事件，北大“新北大公社”[5]与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十几所院校数千人参加，受伤者达数百人。4月11日，地质“东方红”等组织数千人涌进北大校园，与“新北大公社”又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这两次武斗事件将北京高校两大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公开化了，并且开创了以武斗解决问题的恶劣先例。此后，北京高校的两大派初步形成,不过当时尚未使用“天派”、“地派”的名称，一般称为北大派、师大派。

　　“天派”和“地派”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所完成的，它是在一系列派性活动中逐渐形成的。

　　在全国各地的群众派别组织中，一般都建立有全省或全市、全自治区的统一组织。北京的“天派”和“地派”，与其他一些有两大派对立组织的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它的所谓“派”，并不存在一个实在的、具体的常设组织，严格说来，它只是一个观点相同或相近的一些组织的不很紧密的联合体。

　　7月，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和支持下，北京大中学校以及企事业单位的大批造反派组织组成“揪刘（少奇）火线”[6]，数万人在中南海周围安营扎寨。在当时的“揪刘”活动中，出现了两个全市性的组织：一个是由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北大“新北大公社”等组织联合工交系统的一些群众组织于5月上旬成立的“首都各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联络站”（简称“联络站”），到8月初，共有700多个单位参加。另一个是由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组织串连工交、财贸系统一些群众组织于7月下旬成立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联络总站”（简称“联络总站”），共有1500多个单位参加。“联络站”和“联络总站”在“揪刘火线”各自设有“火线指挥部”。两大派组织都把“揪刘”活动当作相互竞争的内容，比人多势众，比大造舆论。还出现了一派开大会，另一派去冲而发生武斗的现象。

　　也就在7月底、8月初，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分为“天派”和“地派”的说法逐渐开始流行。所谓“天派”，是因为这一派的主要组织之一是北航“红旗”，北航的“航”即航空，是和天有关的，所以称为“天派”；所谓“地派”，是因为这一派的主要组织之一是地质“东方红”，就取它的“地”字，称为“地派”，天地相对，用“天派”、“地派”来称呼北京对立的两大派很形象，也很通俗，于是很快就流行开了。



（2）“天派”、“地派”的主要分歧

　　“天派”、“地派”这两大派都是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形势下产生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他们身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与全国其他一些地区的两大派不同，在北京的这两大派之间基本上不存在一派偏于“激进”、一派偏于“保守”的问题。“天派”、“地派”的“领头羊”北大“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都是文革初期名震一方的“左派”组织，他们的头头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号称北京造反派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他们都积极追随中央文革小组，曾经红极一时，出尽了风头。文革后“五大领袖”中除谭厚兰已病逝外，其余四人都被判刑。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于1983年3月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7年、17年和15年。王大宾于1983年10月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9年。

　　当然，北京有60所高校，数百个群众组织，情况极为复杂。例如在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和它的对立面清华“四一四”，一个是“天派”的首领，一个是“地派”的骨干，从他们在“文革”中各方面的表现看，可以明显看出清华“井冈山”是较为激进的造反派，而“四一四”则相对保守[7]。但是，每个学校的情况又各有所不同，在有的学校里，“地派”的组织可能更为激进，而“天派”的组织则相对保守。所以我们很难根据哪一个或哪几个学校的情况就判定“天派”、“地派”哪一派更为激进或相对保守。

　　事实上，“天派”、“地派”之间的矛盾，主要是派别利益的矛盾而不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任何原则分歧。派别利益包括一个组织、一派组织的名声、名誉、地位、席位、对学校或一些单位的控制权、组织头目在社会上各种组织和各级权力机关中所担任的职务和影响等等。在“天派”、“地派”的众多组织中，确实也有在某些问题上对文化大革命有所怀疑、有所抵制的个别组织，例如属于“地派”的清华“四一四”发表过《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曾在对“十七年”的评价和对干部队伍的评价等问题上对当时流行的极左思潮有所批判；又例如属于“天派”的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曾几次在批判余秋里等问题上对中央文革小组有所抵制。但这仅为个别现象，不能代表这一派别的立场和观点。从大多数情况来看，“天派”、“地派”都毫无保留地响应毛泽东号召，听从中央文革小组的号令，批判工作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刘少奇，参加“夺权”运动，批判“二月逆流”，抓“叛徒”，“揪军内一小撮”。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天派”、“地派”都是争先恐后地比着干，唯恐落后于人。除了“大联合”以外，“天派”、“地派”都没有对文化大革命进行过任何反对和抵制。



（3）“天派”、“地派”都被中央文革小组当作工具利用；中央文革小组对“地派”更为关爱一些，原因是它非常看重对“二月逆流”的态度。

　　“誓作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是原来“三司”常用的口号。以后，“天派”、“地派”也都一直沿用这一口号，两派都以能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得力工具为荣。而中央文革小组则对两派采取又拉又捧，有时也打两下的办法，很有效地利用了这一对工具。中央文革小组把北京高校的两大派当作冲击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人、推进文革进程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因而对两大派的几个首要组织都爱护备至，并树为造反派的“红旗”。 1967年3月5日，戚本禹在政协礼堂接见造反派代表时说：“江青同志说，地质东方红的红旗不能倒，还有北航红旗、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师大井冈山，江青同志说，红旗不能倒。”

　　但仔细看看中央文革小组在那两年接见造反派的讲话，可以发现中央文革小组其实并不是以“一碗水端平”态度对待两大派的，它对“天派”相对严厉一些，批判、训斥的时候多一些；对“地派”较为宠爱一些，保护、表扬的时候多一些。其原因在于中央文革小组非常看重造反派对“二月逆流”的态度，他们认为“地派”中的师大“井冈山”等是反击“二月逆流”最有力的组织。

　　1967年3月7日，师大“井冈山”向中央文革小组发出“最最紧急呼吁”，称：“我们要揪出谭震林！因为他是镇压农口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目前农口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头号干将！”同日，师大“井冈山”发表关于炮轰谭震林的声明，率先发动了北京造反派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当天，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等十几个组织冲击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的“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 ，召开了“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高呼“打倒谭震林，解放全农口”等口号。

　　北大虽然也参加了对谭震林的批判，但因为与师大存在矛盾，他们并没有与师大同时开展对谭震林的批判，而是晚了几天。在“新北大公社”的一些人中一直对“打倒谭震林”持怀疑态度。1967年5月初北大曾有人在新街口附近贴出大标语“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即是明证。3月12日，石油学院“北京公社”贴出大标语“炮轰余秋里[8]”，当天，师大“井冈山”表态坚决支持。3月13日，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公社”与师大“井冈山”、学部“红卫兵联队”联合召开“揭发余秋里，打退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大会”，并成立“揪余秋里联络站”。3月14日，北石“大庆公社”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9]，提出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同意打倒余。

　　中央文革小组对在反击“二月逆流”中立了功的师大“井冈山”等组织始终是看好的。当年9月，师大发生要打倒谭厚兰的“九·七事件”，中央文革小组及时给予谭厚兰以最坚决的支持，并对参预其事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等人进行了严厉的训斥

　　1968年3月11日，在中央接见北京高校学习班的会上，北石“大庆公社”代表坚持认为对余秋里应该“一批二保”，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训斥。陈伯达说：“你们就是保，一点也不批余秋里。”江青说：“你们对余秋里不是一批二保，你们从头到尾保，倒成了一贯正确了！你们实际上是炮轰我们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蒙蔽小将，蒙蔽群众，颠倒黑白，说什么反余秋里就是反对总理，就是反对毛主席，这真是颠倒黑白！事实上余秋里是贺龙的心腹。”3月15日，江青在接见四川省革筹领导成员时将北石“大庆公社”说成是“替二月逆流翻案”，她说：“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是主要危险，我就不相信你们那里没有翻案风。北京学生替二月逆流翻案，我们就轰他一炮。”她在讲话中还谈到：“北京地派，黑手抓出来了[10]，就相对好一些，天派抓得少，有后台，还在闹。”1968年9月4日，江青在人大会堂的一次讲话中说道：“‘地派’在反‘二月逆流’中是比较在前边的，‘天派’跟得慢一些，但是以聂元梓为首的‘天派’是比较早地造反的。但是3月29日以后，清华、新北大打（内战），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垂死挣扎的敌人控制了他们”。从江青、陈伯达等的讲话中可看出他们对“天派”、“地派”的一些亲疏远近之别。



（4）“天派”与“地派”的力量对比

　　一般来说，“地派”在北京市的影响力要比“天派”大一些，过去“三司”的骨干组织多在“地派”，“地派”挟“三司”之余威，自然比“天派”神气几分。而且，中央文革小组对“地派”还有所偏爱。尽管如此，“天派”、“地派”之间却始终保持了力量的基本平衡。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中央文革小组需要同时利用这两派的力量来为推进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服务，另一方面也与毛泽东的态度有关。毛泽东始终关注着北京市的权力机构，他不允许任何人企图将北京市控制在自己手中。1967年上半年，陈伯达曾向毛泽东送过关于同王力、关锋、戚本禹有关系的一些人秘密开会，策划掌握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力的材料[11]。据说，毛泽东对陈伯达说，北京市是让一派操纵了，但这个问题很复杂。他还点了关锋等人的名字。当时，毛泽东说，对他们的问题要慢慢来。1967年8月底，毛泽东决定将王力、关锋隔离审查，1968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虽然，王、关、戚三人过去也并不是只支持“地派”的，但他们确实与“地派”的几个主要组织的关系不同一般。王、关隔离审查的消息传出后，“天派”组织大多表现兴奋，跃跃欲试。而“地派”则怅然若失，不知所措。师大“井冈山”负责人谭厚兰在9月1日晚上的师大革委会会议上还一口咬定“林杰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师大“井冈山”于9月1日发表的《关于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中，还在说反对林杰、关锋就是分裂中央文革小组。9月1日晚，谭厚兰亲自带队率师大“井冈山”一部分人到红旗杂志社游行示威，表示支持林杰。当9月3日林杰已垮台消息被证实时，谭厚兰竟痛哭失声地说：“这样一来，全国的造反派被压下去，文化大革命就会被葬送。”虽然师大“九七事件”时，“天派”企图一举搞垮师大“井冈山”没有得逞，但后来“天派”死死咬住王、关、戚不放，动不动就要“揪出王、关、戚伸向北京高校的黑手”，王、关、戚等人的垮台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块心病，极不愿意人们了解其中真相，所以一直禁止人们谈及，“天派”坚持宣传要批王、关、戚，常常令江青、陈伯达等人又恼火又无奈。“天派”在这一问题上要比“地派”多得几分。



（5）“天派”、“地派”的不确定性

　　由于没有全市统一的实质性组织，带来两大派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天派”、“地派”始终也没有一个明晰的分野。人们判断一个组织属于哪一派，只能根据它是否参加了某一派的联合行动，或是在某一派发表的文件上署名。

　　在一派内部也存在许多不稳定的因素，例如争当核心，互不服气等等，这种情况在“天派”中更为突出一些。1967年4月“民族宫事件”和北京大学校园武斗事件发生时，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并不支持北大“新北大公社”，后来由于在一系列问题上观点和利益接近，才逐渐与“新北大公社”走到一起来了，但它们对“新北大公社”始终是不服气的，在许多问题上对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的态度一直有一定的保留和抵制。早在1967年6月中旬，清华“井冈山”、人大“三红”、体院“毛泽东思想兵团”等就曾开会，企图摆脱“新北大公社”，策划成立“第三势力”。1967年8月，“天派”的几个主要组织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人大“三红”、轻工“红鹰”、矿院“东方红”和体院“毛泽东思想兵团”四次开会研究拉出“第三势力”问题。8月23日在体院开会时，蒯大富发言说：“北京从揪刘火线分成两大派，实际上是混乱的，两面都是大杂烩，并不是按革与保结合的，而是实用主义的，因此阶级阵线是混乱的。北京市保守势力的活跃是不能容忍的。我们要打开两大派的框框，搞成第三种力量，真正的革命派，忠于中央文革的。具体来说，地质和北大都够呛。……什么北大派、地质派，造谣，强加于人！北大过去根本没有左右过我们。”8月28日，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内部的一次关于形势的讲话中说：“过去我们对聂元梓一直是有意见的，去年十月份就有个直观感觉，聂元梓不支持少数派。我们跟北大一直是别扭的，可是他们总在外边宣传清华、北航跟他们站在一起，因此在社会上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当时北京两大派斗争，地质的朱派势力拼命地反清华，这样使我们在感情上就比较容易靠近北大一些。同时，地院对北大的态度和许多作法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在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问题上曾经与北大有所靠近，但是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内政外交。”从以上蒯大富的两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天派”内部，在清华“井冈山”与“新北大公社”之间，就是在联合的时候也经常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由于情况复杂多变，清华、北航从“天派”拉出“第三势力”的计划未能实现，但这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北京的两大派内确实存在着很多不稳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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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航“红旗”，全称为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1966年8月20日成立。主要领导人为韩爱晶。

[2]师大“井冈山”，全称为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1966年12月26日，由师大“井冈山红卫兵战斗团”等多个组织联合组成。主要领导人为谭厚兰。

[3]地质“东方红”，全称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1966年8月17日，由地质学院“东方红战斗队”等组织联合组成。主要领导人前期为朱成昭，后期为王大宾。

[4] 清华“井冈山”，全称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1966年12月19日，由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组织联合组成。主要领导人为蒯大富。

[5] 北大“新北大公社”，全称为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1967年2月15日左右，由北大“红旗兵团”、“北京公社”等组织联合组成。主要领导人为聂元梓。

[6]从1967年7月初开始，到8月上旬，造反派在北京市中心中南海周围，开展了为时一个多月的批判、揪斗刘少奇的活动。中南海西面的府右街一线和中南海北面的文津街当时被称为“揪刘火线”。

[7]可参见唐少杰：《从清华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分歧》（载于《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8]余秋里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石油部部长。因参加了2月16日“大闹怀仁堂”而遭中央文革小组诬陷。

[9] 1967年1月8日，周恩来在接见造反派时说：“你们要揪的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都是处在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第一线，都是在毛主席身边做实际工作的人”。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10页。

[10]指1967年初，地质“东方红”在整风中揭发、批判了有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言论的原主要领导人朱成昭。

[11]据谭厚兰1971年写的一份材料称：在1967年1月下旬，师大“井冈山”和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等组织在民族文化宫开会，策划北京市的“夺权”事宜。会后，以师大“井冈山”和学部“红卫兵联队”的名义，向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封建议信，建议迅速成立以戚本禹为首的“北京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来领导北京市的“夺权”。由地质“东方红”的朱成昭主持，在政法学院召开了造反派组织头头会议，商讨成立“北京工农兵联合夺权指挥部”。

作者：bwh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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