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蓁：中央乐团在风暴中的人性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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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樂團在風暴中的人性旋律
周光蓁
2006年12月31日 第20卷 52期
中央樂團在全國陷入瘋狂狀態的文革初期，有人官至中央文革文藝組副組長，也有人參與外交部「奪權」，後來大批被指為「五一六分子」；軍宣隊郭鳳林憑良心頂壓力，為蒙冤的知識分子排難解憂，富於人情味。



二零零六年是中國大陸爆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四十週年。本欄亦以文革唯一「音樂樣板團」之中央樂團的往事作為憑弔。資料是我多年走訪京港與音樂家交談所得，大多是一手材料。


一九六六年是中央樂團成立的十週年。但七月團慶時樂隊和合唱隊卻遠在陝西農村進行「社教」運動，即是說，文革開始時樂團並不在已處於水深火熱的北京。


但在毛澤東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前夕，樂團在一紙命令下返京參加文革。據已故指揮元老李德倫回憶，下火車後團員並非各自返家以解離京數月之苦，而是以大班車直接送到排練廳，參加批鬥大會。當時由李凌團長為首的整個樂團領導班子俱被打成黑幫，首席指揮李德倫也不能倖免，都得靠邊站。此時來自三十八軍的工作隊已進駐樂團，有說這是劉少奇派來穩住樂團的，態度比較温和，和樂師們成立的「紅旗戰鬥隊」合作良好。後者更先發制人，在紅衛兵摸上門之前率先處理好「破四舊」，將有關樂器、樂譜等封存。但不久這些都被認為是「保皇派」而被「造了反」。


隨著社會漸告失控，各路造反派冒起，原來相對穩定的中央樂團亦難獨善其身。年輕樂師們以大提琴手陸公達為首成立了「井崗山革命造反團」，取替「紅旗」，亦趕走工作組，成為樂團第一大派，更是首都文藝界四大造反派之一（其他為中央音樂、電影、戲劇學院）。這四大派最轟動之舉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某夜把彭真、萬里等領導人抓到樂團在和平里的排練廳，以及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到文化部奪權。


如此激烈的行動並未得到全體樂師的認同。部分人選擇參加社會上其他造反活動（例如「全藝造」），又或離京往外地「串連」（按﹕觀摩當地的革命造反活動）。現任香港中樂團副團長閻學敏便是屬於後者。他和十位樂團中堅分子從北京出發，經山西朝延安進發。其中更有人繼續南下井崗山。據閻氏憶述，他們的行程為一道電報而馬上折返北京：中央樂團全體人員規定出席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由江青主持命名為樣板團的萬人大會，時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中央樂團「井崗山」一派獨大最高峰在一九六七年夏。當時它的兩位領導陸公達和陳汝棠（俱為大提琴手）進入北京權力核心。陳成為新成立的市革委會常委，講話內容還刋登在《紅旗》雜誌。而才二十來歲的陸公達更官至中央文革小組下的文藝組成員，相當於國務院文化部副部長。


但樂師們不服井崗山者亦大有人在。後來更分裂成「東方紅公社」，成員包括閻學敏等被譏為「逃跑隊」等人，和鋼琴家殷承宗等。分裂的導火線在於對文化部奪權行動的看法，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兩派後來還各自設立廣播電台自我宣傳，還曾一度互相拉扯，不再同台演出。


由於精通中西樂器的閻氏（敲擊樂）、鄧宗安（中提琴、京胡）、趙昉（小提琴、二胡）等骨幹樂師都屬於「東方紅」，沒有他們演出「沙家浜」，樂隊頓時陣腳大亂。


演出樣板戲重整旗鼓


一九六七年五月是文革首個廣州春季交易會，中央樂團獲安排演出樣板戲，向外界宣示江青等新當權派的政治資本。為此，文革打手之一的戚本禹親自到中央樂團，主持成立革委會的同時呼籲各派團結，保證演出樣板戲的質量，亦即時「解放」李德倫，畢竟政治當不了指揮棒啊！


兩星期後，中央樂團以樣板團身份在廣州上演交響音樂《沙家浜》。讓人側目的是全團樂師都穿上新四軍制服、裹著腿演出。只是苦了體胖的李德倫，衣、帽都不合穿，指揮時顧此失彼，尷尬非常。後來江青接受了他的解釋，樂團始恢復原來的中山裝。


以陸公達為首的中央樂團井崗山的沒落始於參與了一九六七年八月火燒英國大使館和緊跟王力等極左派活動，包括向外交部奪權。王力和戚本禹等在毛澤東狠批下落台，之後以金敬邁為首的中央文藝組亦被解散。陸公達為千夫所指，覊留在樂團辦公樓時跳樓自殺身亡。井崗山餘眾亦順理成章成為被鬥對象，不少更被誣為反周恩來的「五一六」分子，或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掃地出門」。


一九六八年到七零年可說是白色恐怖時期。樂團被逼自殺者共四人，其中包括樂隊隊長、著名鋼琴家周廣仁的丈夫陳子信。此外，小提琴首席楊秉蓀私下說笑，把毛語錄的「要鬥私、批修」，說成「要鬥死、罷休」，遭人告發，嚴刑逼供後，以「現行反革命」重判十年，至一九七七年底才獲釋。


內鬨的同時，樂團在這段期間出產了兩部新的樣板戲，分別為《鋼琴伴唱紅燈記》和《黃河鋼琴協奏曲》，兩者都跟鋼琴家殷承宗有直接的關係，而亦成為他一直到文革結束的政治資本。


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是中央樂團的重要歷史時刻。不僅是樂團第二首「御准」樣板戲目《鋼琴伴奏紅燈記》 的首演，而且是毛澤東終於出席樂團演出。據閻學敏回憶，由於毛此前已觀賞過其他樣板團，獨缺中央樂團，樂師們給人看不起。因此眾人演出後頓覺吐氣揚眉，與毛合照時亢奮非常，從後蜂擁而上，遭警衛人員嚴厲訓斥。


儘管樂團一時成天之驕子，演出及照片還以頭版頭條刊登於《人民日報》，但內部派系鬥爭漸呈白熱化，尤其是要抓所謂「五一六」分子，成立了不少專案組徹查懷疑有歷史問題的樂師，亦有以武力嚴刑逼供，團內一時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結果「五一六」本來作為北京微不足道的一個群眾組織，一時間被嚴重擴大化為有嚴密系統的全國性地下組織，單是中央樂團竟然就有七、八十名成員，都是逼、供、信的手段之下違心供認出來上報給江青的。


這便是軍、工宣隊在一九六八年八月進駐中央樂團的背景，主要任務是抓「五一六」和「清理階級隊伍」。首先到達樂團的是瀋陽軍區師副政委康新斌和南京軍區砲兵師參謀長唐厚凱，以及通縣科學院印刷廠的于福全。康、唐等兵頭忽然到樂團主持整頓，可謂來者不善。到第二批軍代表在一九六九年抵團時，清查工作已大致完成。


軍官護樂師富人情味


郭鳳林是屬於第二批被派到中央樂團的解放軍官，原屬廣州軍區四十一軍一二一師的團副政委，參加過平津戰役和抗美援朝。這位東北大漢對下屬呵護備至，曾獲「愛兵模範指導員「的稱號。正是這種「以人為本」的心態令他對樂團有著錯綜複雜的感覺。


「未到北京前我一直都對中央樂團懷著極高的敬仰。他們真棒，可以那麼近圍著毛主席、周總理，還演出精采動聽的音樂！」年過古稀的郭氏回憶說。


當他抵京報到時，被告之樂團已經變黑，旣有反革命分子，資本家子女，更有近百名已交代了的「五一六」分子，「那時我心裡真的不服氣，樣板團哪裡來那麼多的壞人呀？心裡於是產生很多疑問」。


讓他肯定「五一六」是寃案的，是他的軍隊同僚毛文昌的一張「黑名單」，原來只是憑群眾舉報草成的，「這樣無根據、無道理的東西，難怪他起初不讓我看。從那天開始，我知道這是錯了」。


儘管軍令如山，老郭（樂師們對他的昵稱）多次不顧上級責難，仗義為群眾（包括「五一六」分子）說話。


「有一年的春節，毛文昌放假返老鄉，看管『五一六』由我代辦。那時一所六層大樓專門關押的都擠滿了『五一六』，睡的食的條件很差。他們家中老人、小孩，都無人照顧。我於是和工宣隊的于福全商量，讓他們回去，反正他們都已經交代了。但康新斌表示不同意，質問出了問題由誰負責？於是他告到江青手下劉慶棠那裡，誰知劉某表示同意。於是老康只好放行，但強迫每人逐一表示永不翻案才讓走。」


低音大提琴手李振源的姐姐因病去世，殯儀館的車排期一星期後才處理。老郭於是向康某提意見，用軍車提供方便。但引來後者極度不滿：「幹嗎你什麼都要管？」老郭的回答卻一針見血：「作為領導，不為群眾服務，和以前國民黨有啥分別？」康氏只好答應，但條件是完事後要把車多洗幾遍。


香港中樂團的閻學敏形容老郭「富人情味，通情達理，沒有其他軍代表那種高高在上、教訓、整人的態度」。他亦記得老郭是唯一中央樂團領導出席他父親的追悼會，這讓他很意外。他母親在一九七零年中風時，老郭亦送來每月分配極少量的雞蛋。


難怪文革結束後，郭鳳林是唯一留在樂團的軍代表，還是以老指揮李德倫為首的樂師挽留的。最後他還脫下戎裝，全職在樂團服務，一直到一九九零年滿六十歲而退休。女兒郭利現時還是中國愛樂樂團的大提琴手。


「這都不值得表揚，本來就應該做的，更何況我是軍人和黨員啊！」老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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