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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庭出身”
按照共产党的政策，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以其家庭主要成员在解放前三年的职业为依据划定。我父亲解放前三年在国民党成都市政府当秘书，不够“官僚”资格。五十年代初，他申请参加“民革”（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被拒，理由是他在解放前三年不够国民党县团级官员资格。所以，说我出身“反动官僚阶级”不合实际。我填报“家庭出身”栏目时，填的是“职员”,或“伪职员”。
我家在解放前田无一分、房无片瓦，没有开店办厂，家中没有佣人。说我“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也不靠谱。手中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人可供雇佣，怎么剥削？
我父亲叶叔明，字书麟（1907-1960），原本是一介书生，在成都大成学堂毕业后，因成绩优秀，留校教国文。母亲郭君壹（1909-1983）是成都首批“天足女”（不裹小足的妇女），成都首批职业女性，曾在成都骆公祠小学等学校教书。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举办过一次科举考试，选拔县长。我父亲考中了，当了三年南溪县县长（1939-1942），并按规定加入了国民党。
解放后，他当过成都市救济分会总干事（全国救济总会主席为时任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市民政局下属的生产教养院院长等小官。
反右运动时，他没有参加，逃过一劫。不过，1958年他患肝病在医院住院治疗时，还是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送往峨边县沙坪农场“机关管制劳动”。1960年初，饿死于沙坪。据沙坪农场幸存下来的右派分子回忆，当年那里饿死了很多人，我父亲死得早，还可能是裹张席子挖土埋的，后死的就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直接扔沟里了事。
至于我有“杀父之仇”一说，是我班一团支委在找我谈话（当时时兴要“群众”汇报思想）时，按自己的理解和想象，信口开河之词，混淆了杀、关、管的概念，不宜采信。
我父亲已去世半个多世纪，在他生前我们父子间没有思想交流，我无从判断七十多年前他的思想理念。但是，不论按什么标准，他都算得上是一个清官，一个好官。
古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我这位书生父亲，三年县长卸任，我家不但没见到“雪花银”，连“窝窝”（指住房）也没有捞到一间。我的大哥叶上贤当年已经十一岁了，他还记得，一家人回成都的路费都是找一位姓鲍的人借的。在成都，全家只得到亲戚家借住。后来搬到我外爷家（西城角和宽巷子），一直住到九十年代拆迁。
他当县长时，正值日寇肆虐，两京沦陷，国难当头，他应李庄乡绅的建议，下令拨款建设李庄，收留朔江流亡的故宫国宝文物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国家级学术机关以及许多国宝级学者、科学家。这是一件足可令他的子孙后代永远自豪的事情。
现在，时任南溪县县长叶书麟签署的关于李庄建设和拨给同济大学财政款项等政令仍在李庄博物馆展出。
当年，黄炎培先生到宜宾参观考察，曾高度评价我父亲在李庄抢救国家文物和人才的功绩。解放后，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还致信我父亲，称赞他开发李庄的贡献。可惜此信在文革中被我三哥叶上雄烧毁。三哥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教中学，被列为“反动学术权威”恶斗，回成都时余悸犹存，怕被抄家，便把此信和大书法家于右任写给我外爷的一幅大“忍”字条幅等一起化为灰烬。
此外，我父亲还做过一些好事。
如保护、帮助朱德总司令留在南溪的夫人陈玉珍。
解放初，我大约七、八岁时，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两位解放军找我父亲，我父亲不在家，妈妈接待的，一位团长送了我妈妈一百大洋，说是感谢我父亲在南溪时保护、资助朱德总司令的夫人陈妈妈。此事，是我亲眼所见。2016年央视播放的电视剧《朱德传》中，曾有朱德要他当团长的儿子朱琦回四川南溪去看望陈妈妈这一情节，时间、节点正好吻和。送钱应是朱琦从南溪回程时所为。
又如，救助共产党南溪地下县委书记。
1971年，我被作为5.16头子关在川大学生四舍隔离审查。一天，专案组成员、外文系俄语专业段文润老师突然问我：叶书麟是你哪个？我答：是我老汉儿（父亲之意）。他告诉我：我父亲当南溪县长时，他母亲正好是南溪县中学校长、共产党地下县委书记。国民党下令要逮捕她母亲时，是我父亲悄悄通知她逃跑的。民国时期，人们习惯称字而不称名，段老师的母亲只记住了叶书麟这个字，而忘了或并不知道叶叔明这个名。到这时才弄明白。不过，我父亲和他母亲此时均已过世多年。
1980年代初，我的一位表叔告诉我，我父亲的一位好友从台湾回来，希望见我们兄弟一面。大哥和三哥让我去。他叫李天明，是我父亲最好的朋友，解放前是三青团四川省总干事，在台湾当过国民党中央委员，后在大学教书。这次是应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汝岱邀请回川探亲访友。他说，1949年他曾劝我父亲去台，我父亲劝他留在大陆，还说了共产党很多好话。得知我父亲死于劳改营时，他老泪纵横，几度哽咽。
他的儿子叫李开复，当过微软亚洲区总裁，还写过几本书，在大陆很有名。
尽管我父亲是在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时期凭考试当了三年国民党县长，尽管他当县长做了那么多好事，共产党还是把他看作另类，直到饿死在峨边沙坪农场。
这就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出身的家庭。
二、 文革岁月
没有谁派我去办川大八·二六驻渝联络站和驻京联络站
文革初期，川大学生时兴在大礼堂辩论，但那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风行全国，上台发言者必先报家庭出身，我非红五类，自惭形穢，不敢上台，索兴外出串联。首站去的重庆，住在两路口旁的重庆六中，那里有很多川大学生，我发起成立8·26驻渝联络站，大家居然没有问过我的家庭成份，就选我为负责人。
1967年“二月镇反”时，我在重庆被通缉，同学们掩护我从綦江爬火车逃到北京，住在北京地质学院。有很多川大学生聚集在那里。一次，大家去中央文革接待站上访，接待站开了一张介绍信，让我们回成都找省公安厅。大家都明白，回去必进班房无疑，只有物理系张晓霁老师一人毅然回去，送她的时候，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受。果然，她一到成都，就被抓进了市大监。此后，北京的风声日渐紧张，不时有成都的公安要到北京逮人的传闻，好些同学都离开北京地院避风去了，那里就只剩下我领着几个同学收集整理成都的消息，通过北京地院东方红战团的渠道报送中央。我也就自然成了川大8·26驻京联络站的实际负责人，没有任命选举。
我虽然是川大最早的几个造反者之一，但是在血统论风行全国的氛围中，不可能有人会或者敢任命我去当川大8·26驻渝或驻京的联络站长。
死里逃生
1967年1月24日晚，在重庆六中，我和几十名到重庆串联的川大同学都已入睡，突然闯进一伙入抢我们盖的被子、衣物，我和几个同学追出大门，他们把抢的东西扔上一辆卡车正发动汽车要跑，我跳上汽车拦车，不料他们开车就跑，可能驾驶员心慌，也可能是生手，车一下就撞到路边的高压电杆上，电杆断了。我只记得天空中火花乱闪，随即就不醒人事了。我在医院里昏迷了48小时，终于死里逃生被抢救过来，而和我同时跳上汽车拦车的数学系65级同学黎兴举却不幸没有抢救过来，年纪青青就走了。他的尸体被运回川大，埋在学生一舍前面，现已不知去向。他是川大文革中第一批殉难者之一。
1967年“二月镇反”时，我在重庆被通缉，车站、码头都贴着我的通缉令。在同学们的掩护下，我从长江岸边步行到綦江，再扒煤车经桂林、武汉逃到北京。
和周恩来总理徹夜长谈
1967年3月31日傍晚，我刚在北京地质学院食堂吃过晚饭，突然一辆华沙牌轿车拦住我，一位解放军让我上车，上车后又叫我交出身上带的钥匙和小刀，我心想：这下糟了，肯定要被抓了。不料，车开到人民大会堂，解放军军官说，今天周总理接见你。我才如梦初醒，随他走了进去。原来中央开始解决四川问题了。要听四川的情况汇报，在北京只找到我一个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于是我有幸近距离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和当时的其他中央领导人，大约有十人之多。从晚上8点到次日近凌晨5点，主要是总理问，我回答。其他领导人也不时插话。午夜前，江青来过一会儿，然后拖着声音说，同志们，对不起，我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你们的会了。一共只坐了几分钟。她穿一身军装，看得出是手工缝制的。我当时觉得她有点做戏的味道，不如叶群那样和蔼可亲。会议一完，我就跑到人大会堂附近的电报大楼，把消息传回川大，据说立即引起了川大师生的狂欢庆祝。
我一共近十次见到周总理，前三次都是近距离接触，以后参加会议的学生一多，大家都争着发言，而且又开始先报家庭出身，我只得不再吭声。不过我已经汇报的内容有些被采纳了，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议》，即所谓“红十条”中。
也正因为有此机缘，我是最早认识即将出任成都军区政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国华和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的川大学生之一。回成都后，我自然成为川大8.26和他们间的主要联络人员之一。
李红兵及法轮功
李红兵原名李学碧，是外文系英语专业70级学生，也是1966年最早在川大造反的外文系“红心”组的成员。川大八·二六战团成立后，她组建过比八·二六更左的“井冈山野战军”。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并无严格的进出规矩手续，没有八·二六的人把她看成对立面或者异类。我一直把她视若小妹妹，“二月镇反”时她因逃避逮捕，翻墙摔断了腿，到北京是我去火车站接的她，背她到北京地质学院住地的，到人大会堂参加中央领导接见，也是我背她进去的。周恩来总理看见她的腿坏了，要肖华上将安排她去治疗，此后她才渐渐显山露水，成为公众知名人物。
至于她所痴迷的法轮功，我想说几句。我所认识的法轮功成员，多是学历较高、人品善良的人，他们是在对毛泽东的迷信幻灭后信仰空虚，被钻了空子，受骗上当，以至走火入魔的。若措施得当，晓之以理，逐步化解，不至于会有这么大的对立面。当时对法轮功的处置失措，树敌过多，成为后来领导人的一个包袱。
独立师抢枪事件
1967年5月6日，成都发生132厂（飞机制造厂）开枪打死冲击工厂的工人和中学生事件，5月19日又发生川大师生下乡支农在中和场被包围、殴打、俘虏事件，各派已从相互打口水仗发展到肉体冲突，到冷兵器冲突，再到真枪实弹了。
1967年7月，江青提出了“文功武卫”的口号后，成都川大8.26派和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派）之间的摩擦不断升级，双方都开始使用武器。晚上站在川大原木工房（现清真食堂）就可以听见后面与文化路一路之隔的成都工学院发出的枪声。江海云和我到成都军区去见到张国华政委和梁兴初司令员，要求发枪。张国华政委只说了一句话：野战军的武器你们不能动。我们一时琢磨不透张政委的意思，回校后和游寿兴等人说，大家分析后一致认为是：50军的枪不能动，就只能打独立师的主意，决定由我负责去抢。我找独立师的一位军官画了一幅独立师武器分布的详图，又请成都工人造反兵团支援了十多辆卡车，按系分配了各系乘坐的车辆和抢枪的仓库，还请兵团安排人员在我们得手后堵截可能的追兵（结果并无人追赶）。此次行动干净、利落、组织分工井然有序。当然，实际上是拿枪、送枪，不是抢枪。
此后，川大8.26专门成立了5.23部队，下辖一个有十多门高射炮的高炮连，由化学系尹正良总负责。
《八·二六炮声》总编辑
1967年6月下旬，我从北京回到成都，进了八·二六战团勤务组，没有经过选举，好像是任命的。勤务组分工，让我当宣传部长，兼《八.二六炮声》的总编辑。
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发布。我连夜编写出《八.二六炮声》北京版，于5月12日印了二十万份在京发行。报纸全文刊登了中央决定，其余社论和通联报道都是我执笔写的。报纸在北京一度引起轰动，我们的住地西苑宾馆连续三天都有近十万人来声援祝贺。我想，这大慨是让我去当总编的原因吧。
《八.二六炮声》编辑部汇聚了不少的川大精英，如中文系研究生项楚，他写过一篇长文“乐在天涯战恶风”刊登在《炮声》上，轰动一时。项楚现在是川大文科的学术领军人物，长江学者。又如历史系研究生袁庭栋，全国著名的巴蜀文化专家、民俗学者，其著述等身，已出版七十余部书籍。再如中文系六八届学生严昭柱，曾任江泽民总书记的秘书、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文化局局长、太湖文化论坛主席。还有数学系六七届学生席文举，是《华西都市报》的创始人，该报的首任总编，等等。我去后，和大家相处很融恰，我修改的文字，他们还服。不过，我去之前，数学系67届学生梁元弟已经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我去把他挤走，回想起来还是觉得歉然。
打李总站不是我的“创意”
1967年下半年开始，四川省、成都市以及四川大学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由于家庭出身原因，我没有资格进入，连外文系革委和英语专业62级班革委都没有我的份。
校内不好安排，江海云、游寿兴等八.二六战团主要头头和军宣队就打发我去打李总站接替回校担任校革委常委的历史系学生庞曦，当打李总站的勤务组副组长。打李总站出自何人的创意，确切的创办时间，我全无记忆。
打李总站的全称是“四川省打倒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联络总站”，是成都地区川大八·二六派十六家群众组织的联络机抅，十六家组织各派出一人组成勤务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分别派人任正副组长。打李总站设在羊市街成都市委书记楼。我去时，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孙斌是勤务组组长，他正忙于自己工厂（成都机车车辆厂）的夺权，几乎没有到过打李总站，工作实际由我主持。
那时毛泽东主席不时要发表“最高指示”，一有“最高指示”，打李总站就要招开全市大会庆祝。主席台设在原成都的小天安门城楼上（现省展览馆位置，古成都皇城，已拆），大会往往有几十万人参加，我是主持人，颇有点风光。
打李总站的成员单位涵盖了成都各个行业，如空军028部队、省公安厅、市公安局、街道工业、文艺界，等等。我结识了不少朋友。
川大一号审查对象
我于1962年考入川大，学制五年，毕业后全国统一推迟一年到1968年才分配工作。我又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一时分不出去，许多用人单位一看我的档案就摇头而去。最后，好不容易通过关系找到一家地方国营小厂——成都机床厂收容了我。
我在工厂当加油工，和工人一起很愉快。不料好景不长，1970年春，我正在推着油车给机床加油，一辆吉普车开进工厂，一位军官把我押回了川大，先把我放在外文系批判，不几天就把我单独关到学生四宿舍，军宣队给我的编号是18连1排1班。川大八.二六的一、二号人物江海云、游寿兴才被编为2班、3班，这意味着我的待遇升级了，我成了一号审查对象。
这次被关押一年多，我感觉最难受的还不是挨批判，而是每晚通宵都开着一百瓦的灯照着我，怕我自杀。原来是我的两位好友、物理系刘成兴和陈永前相继自杀死了。我再三保证不会寻死，但无济于事。好在那时年青，后来也慢慢习惯了。
事后我才弄清楚，我之所以成为一号审查对象，是因为军宣队收到揭发，以为我是四川省的“五.一六兵团”总头目。其实，我那时连五.一六兵团几个字听都没有听说过，也太荒唐了！
这次关押，我也有自得之时：每天食堂送饭来，我碗里的肉总比专案组的多，原来送饭的冯师傅是个铁杆八.二六，和我熟悉，专案组拿他无可奈何，毕竟他只是一名普通工人。
人造金刚石钻头
林彪出事后，我被解除了审查。当时我已联系好，准备去峨嵋电影厂搞创作。川大老校长温建平却希望我留在学校，协助他抓物理系固体专业搞的“超硬材料”研究项目。我却不过情，留下了。
物理系张兴栋几位老师用石墨研制的超硬材料，理论上可以取代金刚石作石油钻头，但当时川大一无钱二无设备，无法研究下去。我通过关系到北京石油部副部长唐克家中汇报，争取到石油部的经费支持。制造人造金刚石的压机需用进口钢板，国內只有自贡东方锅炉厂有这种捷克进口的钢板。我到自贡找到已经任该厂政治部副主任的川大无线电系62届同学袁德森，他在《八·二六炮声》编辑部呆过，和我很熟，通过他的努力，东方锅炉厂无偿赠送了上百吨这种钢板给川大。压机制成后，人造金刚石也制造出来，由四川石油机修厂加工成钻头，先后在威远、广安等地的油气井试钻，钻下了五千米以上的超深井。试钻时，我都守在现场。我通过新华社四川分社和四川日报，写内参上报，得到毛泽东、华国锋两位主席的圈阅。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四川省委授予该项目组“和四人帮对着干的先进集体”。
我全副身心投入这个项目，花了三年多的时光，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可是，“先进集体”的荣光却一点也没有洒落到我的头上，太不公平！阶级斗争时代，何处去谈公平啊！1977年，学校“揭、批、查”运动专案组对我做出审查结论：在文革中“犯严重政治错误”。
我投身文革，有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因素，毕竟是狼奶养大的狼孩子，从小受毛泽东思想的熏陶，种下了乌托邦的激进革命理想基因；当然也有年轻人想自我表现的原因：文革给我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我长期因家庭出身原因备感抑郁、不平的心灵终于有了释放、表现的机会，我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记得读大学四年级时，一天，全校师生集合去街上欢迎西哈努克亲王。我被告之：政审不合格，不能参加。那天，学生四食堂就我一个人吃饭，诺大个校园一改往日的喧闹，空空荡荡，冷冷清清，我孤零零地徘徊在荷花池畔，心中塞满悲怆。通过这件事就不难理解，当我突然遇到平等机会时，会产生怎样的兴奋乃至爆发了。
文革中，我没有辱骂、批斗过一位老师、一位干部，没有打砸抢过，更没有去抄过家。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的极致表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用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去实践一种没有货币、没有商品经济、没有城乡差别、没有工农差别的乌托邦社会。波尔布特统治下的柬埔寨就是他这种思想的实验田。他失败了。
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后果是中国人民从他的思想桎梏中、从对他的迷信崇拜中解放出来，他自己发动的运动把他自己的神龛砸翻了。但是，中国人的信仰也开始幻灭了。
回过头来看，中国历史上的学生运动，五四也好，六四也好，都带有民粹主义的愤青色彩，不宜宣扬肯定。
三、 教书生涯
文革结束后，我回到外文系，一边接受批判，一边开始教书生涯。系上无论领导还是教师，没有一个人歧视、冷落、刁难我。我有回家的温暖感觉。英语专业教研室主任解毓葵先生让我迅速适应了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换，点拨我教学中的的问题，鼓励我探索新的知识。当时全国个名牌大学的英语专业都分配了翻译联合国文件的任务，解先生主持翻译的文件被评为全国高校最优，因而在全国翻译界享有盛誉。他让我去教英国史和美国史，接替历史系杨宗绪和顾学稼老师回历史系出国、外文系这两门课无人教的空缺，还支持、鼓励我参加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的《世界历史词典》一书。后因我翻译的文字质量较高，商务印书馆让我负责全书英国内容词条的审定，此事历尽我七个寒暑，经常熬夜至凌晨四、五点钟，对我知识积淀作用甚大。
1979年4月，解先生去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参加教育部主持的“翻译课教材审定会议”，把我也带去了。会上，全国英语界的名流不少，洛阳外院的张云基教授曾请人专程去买了跳龙门的黄河鲤鱼，设家宴招待解先生和我。张云基先生原是国民党驻联合国的翻译，解放后关在死牢中，肖华上将任洛阳外院院长兼政委时，下令把他从狱中放出，安排他当上了副军级的英语教授。洛阳一行，令我眼界大开。解先生正值英年，本来还可以在学术上继续施展，却不幸患肺癌于1982年去世。
痛失恩师，我十分悲伤，是他指导我开始教书生涯，指引我走上了做学问的道路。
我在川大外文系英语专业，先后教过精读（许国章教材）、泛读、翻译、英语写作、英国史、美国史，中国文化概况（自编自写英语教材）等课程。在当时全国各高校外文系英语专业的教师中，教授课程门类之多、跨越幅度之大，恐怕无出我右者。
1988年初，系上派我带一百多名学生去西藏实习，不料一到拉萨，就遇到骚乱。原来指望学生到西藏给外国游客当翻译，这一骚乱，外国人到西藏旅游就签不到证，我们这一百多号人就无事可做，虽然食、宿和机票的费用都由西藏旅游公司负担，但学生们的安全很快出现问题。当时一些混混经常和学生发生冲突。西藏武警总队政委陈华全将军在成都时我就认识，危急时候他派了一个排到我们驻地保护学生达五天五夜。我进藏前请四川省军区高树椿政委（文革时川大军宣队负责人）给西藏军区的司令、政委写了一封拜托帮助的信，西藏军区派车送我们去圣湖羊卓雍措、哲蚌寺、色拉寺、罗布林卡等地游览。我忙于联络、安排、应酬各种事宜，连布达拉宫也没有随学生进去。军区一些中下级军官对我们几位老师很热情，经常请客，我尽管酒量很大，可以喝一斤白酒，但仍然经常是立着进去，横着出来，不是对手。我那时才体味到唐人王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还”一诗中戍边将士的情怀。
半年后，我和金纪昌、林京等老师终于将一百多名学生平安带回成都。但我却累病了，患了类风湿关节炎，手、足关节变形。我家住四楼，上下楼都要人抬。
扪心自问，无论课堂教学还是带学生实习，我是对得起培养我成长的川大外文系的。但是学校对我却很不公正。我多次申报副教授职称，学科组都通过了，都被学校领导以“文革有问题”为由驳回。九十年代初，川大曾颁佈了一项土政策，老五届的毕业生一律升副教授，连八·二六团长游寿兴都升了，我还是被校长以莫须有的罪名否决。我的教授头衔，是退休后学校反聘发的，不和工资挂钩。我现在的退休金仍是按讲师级别发的。
四、 下海经商
我下海经商，直接原因是职称问题。时任川大副校长的数学系刘应明私下对我说：“你的职称，学科组通过了好几次，报到学校，次次都被林校长打回，看来，你在川大难活出来啊！”职称，对一个知识份子而言，意味着工资住房待遇，是对他的工作业绩的肯定，对他的学术地位的认同，是他的名誉声望和面子所系。对川大，我有点心寒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所在的英语专业教研室的教师都第三轮公派出国留学进修了，唯独没有我的份。我私人联系的美国加州大学带奖学金的留学邀请也被学校拒绝。一个外语系教英语的，连英语的母语国都不准去，实在憋屈。而且，学校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一些坐牢出来的造反派头头靠倒服装、卖钮扣，开饭馆，搞建筑，都纷纷发财了，我也有些眼红心动。几个因素叠加，就下决心下海了。
下海，我具有很多优势：我的人脉关系广，上层公关协调能力强，长于策划宣传。
我先办了家科技咨询公司，搞科技成果转化，启动资金二万元，由好友丘先甫赞助。第一个着手的项目是物理系周鹏程老师发明的开关电源。我花三千元从周老师手上买下专利技术，请无线电系的老师做成实物，自己带着电源，跑了几十趟绵阳，历时近一年，试图打入长虹电视机厂，结果，牛皮哄哄的长虹厂派了个测试工就把我打发了。之后我又去搞建筑，凭着人脉关系，办了家可修建七层以下楼房资质的建筑公司，还揽了一项大工程。我不懂建筑，就把项目交给我很信任的一位中八·二六和她当包工头的老公，约定利润三七分，我得七成。不料第一栋楼建成结算：亏损。他们赚得钵满盆溢，我却颗粒未收。我不懂财务，明知上当，还打不出喷嚏。我的兄弟伙、和我一道下海的物理系教师蒲贤安说我不懂经营，劝我把建筑公司交给他，我去办学，他每月给我发工资，公司赚的钱五成归我办学用。我那时刚想办民营大学，就同意了。将公司的法人代表换成他。不料，我刚领了一个月的工资，他就翻脸不认，把我从公司的工资花名册上除名了。多年的朋友从此成为路人。
那时报纸上登载了一条消息：安徽省政府批准成立全国第一家民办大学，江淮大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任名誉校长。我通过川大数学系姚志坚教授等的引荐，到北京拜会了费孝通，至今还记得他的样子：胖胖的，笑起来像尊弥勒佛。费老给安徽一位副省长写了封信，我又到合肥找到这位副省长和江淮大学的校长，比较顺利地办妥了在成都开办江淮大学华阳分校的手续。但是，在成都办学还得成都市教育局批准，按照成都市教育局的规定，办大学必须有师资（需教师身份证和职称证），有教室，有运动场，有藏书多少万册以上的图书馆。我从川大和其他学校找了几位退休教授，又签了几份场地租借合同，达到了市教育局对师资、教室和运动场的要求，唯独图书馆这事没有办法，找了很多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都过不去这一关，最后不得不搁浅下来。
正在我东不成，西不就，无所事从的时候，忽然看到一条消息：西北轻工业学院一位教授、全国人大代表提案建议用酸水解法生产酱油，卫生部明确答复说，这是我国酱油生产发展的方向。该学院要转让这个技术。我立即让我的妻子周育红去咸阳，用两千元买下这项实验室技术。周育红是川大生物系六三届学生，毕业后一直在制药厂工作，当过厂技术科长和新药车间主任，因为从事有毒有害工种，工龄一年按一年半计算，我动员她到点退休，去自己办厂，她同意了。我们在大邑县开办了“成都味极鲜调味品厂”。她买的是实验室技术，她以此技术思路为基础，设计出生产工艺流程、设备和原料配方，在工厂工业化生产一次试车成功。产品经县、市和国家三级质检机抅测定，不含细菌，不含黄曲霉毒素（当时国家标准规定，每毫升酱油细菌总数含量五万以下、黄曲霉毒素5微克为合格），我女儿叶莺提议叫“灶王酱油”。工厂由大邑县乡镇企业局出资，后改为由省财政厅和四川省人寿保险公司投资，周育红出技术任法人代表，管生产，我当董事长，管营销。这个企业的起步阶段，势头、条件都相当好，但是项目设计理想化，显得过于时髦超前，阳春白雪，且产品单一，难调众口。酱油本是大众日常生活必需品，可是每市斤灶王酱油的原料成本就要一元多，不符合当时大多数正在脱贫的国民的收入水平，而市面上用工业废水勾兑的酱油售价才两叁毛钱，产品几度滞销，最后不得不因资金链中断停产。
办厂期间，周育红长年住在工厂。大邑盛产青梅，闲时她买些梅子做梅果、梅醋、梅酒吃，一次，市计委的领导来厂考察，尝了自酿的梅果梅酒梅醋，赞不绝口，认为很有市场前景。周育红将该技术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又将处于半停产状态的企业更名为成都梅岭饮料酒业公司，改产青梅酒。我还请轻工业部四川设计院设计了一本在大邑县退耕还林三万亩种植梅树，生产青梅酒等系列梅产品的农业产业化报告，上报国家计委，争取国家资金支持。这个项目被列为成都市头号农业产业化项目，据市计委几位处长透露，项目很可能获批，国家至少可给2亿元，但企业必需有1亿元自有资金。我正穷得叮当响，哪来这1亿元！市上建议我找企业拼凑，我使净浑身解数也没有办法凑够，最后，只好看到稀饭化成水，两亿元成了水中月，镜中花。
由于资金不足，青梅酒销路没有打开，几经周折，后来四川宏泰公司出资控股，我才得以脱身。
记得刚下海时，灶王酱油这个产品曾受到广泛关注，1993年3月8日，《成都日报》为纪念三八节，用一整版刊登了十个先进妇女的照片，周育红的头像也居于其中，她也就成为了当年所谓的成都市十大女强人之一。国家“星火计划”将“灶王酱油”项目列入，并下达文件，给工厂500万农业银行贷款指标，结果到了大邑县农行，我们分文没有贷到，指标也被拐到另外的地方。我不善经商，又没有按潜规则行事，能全身而退，实属万幸。我的下海生涯，可以用一首台湾歌曲的两句词概括：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何只是空空的行囊，可以说是遍体麟伤！我多次站在法院的被告席上，几度被讨债人堵在家门口出不去，饱受欺骗、屈辱、伤害、背叛等多重磨难。不过，我也不断得到真诚的帮助，结识了一些好友。可以说，这些经历丰富了我的人生。
下海期间，我圆了一个梦：出国。在川大，一提到出国，就卡在政审关的文革表现上，拿不到护照。在大邑，我办了公务护照，先后去过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
我在办厂期间，还在大邑县书记和县长的支持下办起了鹤鸣山、雾中山开发区。我在川大编写中国文化慨况教材时曾请教国家级宗教研究权威、川大宗教研究所所长卿希泰先生，他告诉我，中国道教发源于大邑县鹤鸣山，不是青城山；南方丝绸之路派学者认为，佛教是经南方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摩腾、竺法兰两位印度高僧先在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大邑县雾中山结庐为庵，两年后，他们在洛阳修好白马寺，又回到雾中山建的开化寺。鹤鸣山和雾中山仅相距七公里，明代学者杨陞庵曾勒碑“仙佛同源”，肯定两山的历史地位。开发区由一位县委副书记牵头，我实际主持工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请川大宗教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大邑县联合召开世界道教研讨会。台湾中华道教协会会长看到鹤鸣山道观的破败情况，郑重表示，愿回台湾募捐三亿人民币重建鹤鸣山。大邑县政府将此事报告给四川省政府，得到肯定，又按规定上报国务院（中央规定，海外宗教捐款，百万以内由所在省审批，百万以上的由国务院授权国家宗教局审批），也得到批准。说来也怪，一千多年前，江苏丰县人张陵万里跋涉，来到四川大邑县鹤鸣山这个羌藏汉多民族出没的蛮荒之地，创建了道教，而这个创教的山洞内居然具有防潮、防热、防磁、防震、防辐射等功能，五十年代被中央军委选定为国家度量衡基准库，一直由一个连的部队把守。我请川大艺术学院和川大宗教研究所的几位老师，带着十多名学生到山中住了两个多月，勘察、测绘、设计出“两山开发规划（图和模型）”。只待资金到位就开工建设。但是，要开发鹤鸣山，部队就得撤出山洞，经过逐级上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批示，支持鹤鸣山开发，同意部队撤离。但需二亿元撤离费用。批文没有说这两亿元钱从何来，成都市委统战部和大邑县委都不知道从哪里去找这笔钱。而且，这时台海风云突变，1996年，李登辉公开叫嚣台独，一度和缓的两岸关系一下子变得剑拔弩张，民间来往也黯然失声，台湾道协捐款一事从此没有下文。功亏一篑，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持，两山开发规划只是几页废纸，也只能偃旗息鼓，搁置下来。
我下海十余载，最后黯然退场。本是个教书先生，不是办企业经商的料，但梦醒时分，课堂已回不去了。因为我在1995年五十二岁时，已经因病（类风湿性关节炎）提前从川大退休。
五、回归书斋
1999年12月31日傍晚，新世纪来临之际，我独自漫步至府河和沙河交汇处，四周万籁俱寂，空无人迹，望着脚下潺潺流水，胸中塞满惆怅，不知什么原因，口中突然冒出柳宗元的绝句《江雪》反复吟颂：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千古共鸣，我是柳宗元的知音啊！我就是那个独钓寒江的蓑笠翁啊！
2004年9月，我患鼻咽癌做放化疗，化疗后打嗝，昼夜不停，无法进食，四川肿瘤医院邀请华西医院、四川省医院、陆军总医院、中医学院的专家会诊治疗，都毫无起色。到第八天，人快支撑不住了，这时奇迹出现：我的好友张成大外出回到成都，在医院用针灸几针就把我救活了。
是年年三十夜，我写了一首七绝“甲申年除夕有感”：
江海弄潮几浮沉，绝症无奈骨铮铮。
我有书斋归未得，窗外忽闻爆竹声。
我在书斋中带病延年的生涯从此开始。
我在川大外文系先后教过英国史、美国史和中国文化史（用英语自编教材），翻译出版了《文幼章传》,翻译《世界历史词典》的部分内容，并受商务印书馆委托，审校该词典中英国史内容的译文，历时七个寒暑，经常熬夜至凌晨。这部耗费了我壮岁巨大精力的辞典虽然至今未能出版，但是，正因为这些经历，我的知识广度和深度都得以积淀、升华。
我从过去教书时曾思考过的一些课题中梳理、筛选了三项重新研究，即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原因、英国光荣革命后的信仰危机、种豆得瓜，相反相成论异化。
对第一个课题中西文化的差异，从上世纪初开始，前辈学者如胡适、季羡林等都有明确论述，但对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则语焉不详，我从对比研究中总结出，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在于东西方的遗产（主要是土地）的继承制不同，写出了《从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的历史看两种文化的不同表达特色及其原因探索》。这篇文章得到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原所长方立克先生等学术界泰斗的肯定和认同，决定让我在国家级文化论坛——太湖文化论坛2011年5月18日首届年会上代表中国文化学者和外国文化学者对话，我的对手原来邀请的是美国学者、《第三次浪潮》作者阿尔文·托夫勒，他临时因抗议艾未未事件而没有出席，改为由捷克社会科学所所长接替。
太湖论坛标志着我人生中又踏上一级台阶。
现在我已开始写英国历史上的信仰危机一文。
结 语
我去年三月满了七十三岁。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看来，我已跨过了七十三这一坎，正向八十四那一关走去。我相信，到那时，我也会爬过坡坎，走向百岁的。
我的人生旅程可以说十分坎坷崎岖。大讲阶级斗争、大讲家庭出身时期，我是“黑五类”下等贱民，处处低人一等；改革开放后，不提阶级斗争了，我又被扣上“帮派份子”帽子，受到诸多限制岐视。一路走来，荆棘丛生。行路难啊！政治上我从未享受过平等待遇，人生不如意事七八九，我是深得个中三昧的。不过，我也不断遇高人相助，不时沾阳光雨露，不时也有惬意之举，春风得意之事。到了六十岁，该颐养天年了，却被疾病缠身，先是2004年患鼻咽癌，到了2008年又是许多我第一次听到名称的恶疾：肺动脉高压、双肺纤维化、干燥综合症，等等。2014年又突然患腹膜炎，经抢救手术后，元气大伤，双耳全聋，戴助听器也不管用，交流靠笔写，走路靠轮椅、拐杖。不过，我没有倒下。遵照一位老医生“带病延年”的教诲，坚持锻练，从扶着轮椅学步开始，点滴为进，久久为功，现在不仅扔掉了轮椅拐
杖，每天可以慢步行走半个多小时，而且告别了无声世界，戴上助听器可以交流了。
世事沧桑，往事并不如烟。学术上，我也在不断探索，不时会发些微言于世的。
积跬步，以至千里。我正徐徐前行。
叶上威 2017年2月25日于三亚
http://blog.tianya.cn/post-1065316-124499916-1.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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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6 15:3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