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达本口述：大跃进前后的煤炭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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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前后的煤炭工业

徐达本口述　徐平平　蒋燕燕　整理



徐达本（前左一）、陈郁（前左二）陪同毛泽东、周恩来、陈云、朱德、
邓小平、彭真等接见全国煤矿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代表。


1958年9月，徐达本（中）陪同周恩来总理视察赵各庄煤矿

第一个五年计划

　　我从1946年（时任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央局经济部工矿局局长，兼任峰峰煤矿董事长、不公开的党委书记）开始与煤炭工业结缘。

　　燃料工业部于建国时成立，陈郁同志任部长。1952年底，我任副部长。不久，赶上了计划、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希望为新中国的工业化打好基础。党中央要求“一五”计划结束时的全国煤产量应比五年前增长70%。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

　　为了制定切实可行的“一五”计划，分管煤炭口的陈郁部长和我带领各级领导干部，与技术人员及工人们一道，对各个矿场进行了实地考察，对每一口矿井的出煤量、增产潜力进行了调查。随后，我们对所得信息进行了反复的分析、研究，拟定了煤炭工业的“一五”计划，受到了中央的褒奖。

　　大家认为，发展煤炭工业应从三个方面着手：1. 继续恢复、改建旧矿井；2. 对生产井进行技术改革；3. 积极为建立新矿井创造条件。另外，我们一定要坚持“安全第一”的一贯方针，确保“一五”计划的顺利进行。

　　1955年，煤炭部成立，陈郁任部长、党组书记，我任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57年，我们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所规定的生产和建设任务，并在科研、教育、经营、管理等方面取得了好成绩。

　　1957年夏，陈郁部长和我组织有关人员写出了有关“一五”工作的总结报告，其题目为《煤炭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生产建设中若干问题总结》（《总结》）。在《总结》中，部领导检查了六个方面的问题，并对其产生的根源、内因和外因作了详尽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这里，我仅就其中争议最大的两个问题，谈谈我的认识和意见。

　　1. 计划经济问题

　　尽管我们超额完成了煤产任务，但全国煤炭供应仍是紧张，影响了全国的工业生产。为了缓解煤炭供应的短缺，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展小煤窑的指示》，以调动地方政府、农业、手工业合作社的积极性，千方百计增产煤炭。

　　《总结》认为，煤炭供应短缺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一是煤炭部在做生产计划时没有打出足够的提前量；二是国家对各工业口的投资计划失调。另外，我认为，国务院的《关于发展小煤窑的指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煤炭供应困难问题。发挥基层的积极性去开小煤窑，已经很有些“大跃进”的味道了。

　　2. 新建矿井的井型问题

　　此问题系指建井规模大小和技术装备的高低。我们认为，煤炭部应多建一些具有先进技术装备的大型矿井。这类井具有近、远两期的优势，即近期能确保安全生产，改善劳动条件，提高生产效率；远期则出煤潜力持久、丰厚，故投资相对不高。我们不主张大力兴建中、小型矿井，持以上意见者，被称为“大洋群”。部里另一些领导（“小土群”）则认为，目前国家底子薄，上面要求快出煤，我们应因陋就简，大兴小煤窑。在部党委会上，两种意见争执不下，吵得不可开交。此时，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写了个条子说他支持“小土群”，不支持“大洋群”。面对这个压力，我仍坚持原有意见。

　　即便如此，部党委服从了国家以中、小型为主，大、中、小三结合的方针。在“一五”计划的五年中，在部直属开建的115处矿井中，大、中、小型井的比例为11%、23%、66%，而产煤能力分别为28%、33%、39%。可见，小型井的修建占绝对优势，但其产煤能力远不如大型井。

“二五”计划与“大跃进”

　　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上，周恩来做了对“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陈郁部长也代表部党组，汇报了我们实施“一五”计划的情况，并阐述了将如何在“二五”期间解决煤炭供不应求和机械制造业发展滞后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周密计算了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对煤炭的需求量，并决定积极发展地方煤炭工业。同时，我们将大力投资煤炭机械制造业，为矿山提供更多的先进设备，增加安全和劳动保护设施，以提高生产和现代化水平。

　　不久，陈郁部长赴广东省任职。张霖之任煤炭部部长。

　　根据“八大”精神和煤炭工业的实际情况，于1957年8月，煤炭部推出了《煤炭工业“二五”计划草案》。我们将1962年的煤产量定为2.34亿吨，比“八大”建议值约高12%。但是，这个草案还没来得及提交人代会审议，“大跃进”就开始了。党中央、国务院要求我们重新制定一个“跃进”式的“二五”计划。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提出，15年后，中国的钢产量要赶上、超过英国。12月，刘少奇在中国工会八次代表大会上，宣布了这一誓言。冶金部部长王鹤寿随之豪言，他可用10年和20年的时间超过英国和美国。此壮语受到毛的赞赏，并激发各部门抛出"跃进"指标。为了达标，举国大炼钢铁，想在超英、赶美的运动中，打一个短、平、快的漂亮仗。

　　1958年初，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周恩来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清除了发动“大跃进”的障碍。接着，毛又在四川成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批“反冒进”。会议通过了《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等文件，为全面发动“大跃进”做好了准备。

　　以上文件也发到了煤炭部。为了贯彻两会精神，张霖之部长于3月25日主持召开了全国煤炭工业四级干部会议，力求做好开展“大跃进”的思想准备。部党委号召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群众运动的方式，批判部内存在的保守主义。会议领导小组为了把运动“引向深入，揭深批透”，对基层领导进行了反复动员，以至各单位先后贴出了近3000张大字报。他们大批陈郁部长、我和其他领导在制定“一五”计划和完成生产任务上的保守思想。我们还被指责为反“冒进”，只讲可能，不讲需要，强调稳妥可靠，压制了生产，导致了煤炭供不应求的局面。于是，“一五”《总结》被说成是“右倾保守主义”的产物。

　　会议还批判了我们表现在井型、服务年限、机械化标准、生产福利、工作日制度等方面的教条主义错误。并指责我们照搬外国经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煤炭工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加大了投资，造成了浪费。

　　最令我费解的是，会议指责“安全第一”也是教条，并认为如果继续执行现有的保安规程、监督和管理制度，就不可能有“大跃进”。一些领导认为，煤矿生产是与地球作战，和打仗一样，死人是不可避免的。我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原煤来自于工人们的地下作业。他们很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袭击，因此一定要坚持‘安全第一’的方针。目前执行的保安规程，是多年来生产实践的总结，也是许多矿工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只有执行这些安全措施，才能保证煤炭的健康生产，两者缺一不可。”

　　正是在这个会议上，部领导提出中国煤炭工业要“5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口号，并规划了“二五”、“三五”、“四五”的煤产量分别为3.3亿至3.6亿吨（此数值比原定“二五”指标增加了41%～54%）、6亿吨和9亿吨。到了5月份，这些指标又显得太保守，又被成倍、成几倍地刷新。

　　正如《煤炭工业二十八年史稿》所述：“这次会议否定了在执行‘一五’计划经验中总结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正确指导方针，提出脱离实际的生产指标，下达了‘大跃进’的进军号。”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党中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标志了“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

　　为了确保实现冶金部“超英赶美”的誓言，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一项，就是土法上马。全国各地建起了炼钢的小、土高炉，家家的饭锅、门闩都成了大炼钢铁的原料。

　　炼钢需要煤。为了适应“跃进”局势，煤炭部也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例如：

　　1. 推广水力采煤（水采）以提高煤产。与传统技术相比，水采的优点是成本低、流程简单、效率高、事故少，等等。但其先决条件是，矿井周围一定要有充足的水源。缺乏水源是此技术在他国发展缓慢的原因。

　　1956年，煤炭部在开滦林西矿和萍乡高坑矿对水采技术的应用进行了工业性试验。次年又在开滦唐家庄矿进行了扩大试验，效果不错。但由于水采对水力的要求甚高，我对它的应用价值仍持怀疑态度。如果水采矿的水源出现走低或枯竭，我们投资的回报将化为乌有。

　　然而，部领导对水采技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代表部党组（我和刘向三坚决反对）向中央送了一份题为《关于发展水利采煤的报告》（《水采报告》）的文件，提出在“二五”期间，煤炭部欲将60%左右的现有矿井，改建成水力采煤、水力运输，而50%至60%的新建井为水采井。1958年7月，煤炭部在开滦矿区主持召开了煤炭工业技术革命“跃进”大会。在会上正式公布了《水采报告》，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国家技术委员会（技委）正、副主任韩光、张有萱在会议的最后两天赶来，并下井参观了水力采煤。一个星期后，技委党组给中央写了一份《关于水力采煤的报告》，认为水采是个好方向。8月16日，中共中央对煤炭部、技委党组的报告做出批示：“水力采煤是煤炭部今年以后所掌握的一个比较全面的执行多快好省的先进技术，凡是有条件推行的煤矿企业都可推行。”遗憾的是，部领导舍去了“有条件”这个前提，牢记了“都可推行”这四个字，为在全国煤矿推广水采定了调儿。

　　同年9月1日，煤炭部将刘少奇、周恩来请到开滦，向他们展示水采的优越性。我先陪同周总理视察了赵各庄矿，随后又与其他部领导陪同刘主席下了唐家庄水采矿。部领导向两位国家领导人介绍了水采的优点，并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从此，水采技术在煤炭系统大张旗鼓地推广开来。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刘向三仍然坚持我们对水采的意见，质疑普及这一技术的可行性。但我们的声音被淹没在为“创高产”而击鼓鸣锣的喧嚣中。

　　在唐山大会后的二三个月内，煤炭部完成了137个水采矿井的设计工作。但很快，这个技术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例如，井下煤、泥、水泛滥；运输通道淤塞；煤层面回采率低等。于是，部分水采井被定为“不能正常生产”。就连“生产较正常”的唐家庄井，在3个月内就损坏了大量的水采设备。冬季时，提升到地面的煤炭在煤车中冻结而不得卸车等问题层出不穷。从事水采的职工们对这种不顾条件，盲目推行水采工艺的做法提出了大量的意见。在全煤系统普及这一工艺的愿望触了礁。

　　此时，是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失误原因的时候了。但部领导于1958年11月又发出了《关于发展水力采煤的指示》，重申水采是煤炭工业技术革命的核心，坚决批评为难、消极、动摇情绪，进一步大力宣传水采之优越性，使情况进一步恶化。1959年，水采的年产量仅为1000万吨，仅是预定指标的20%。

　　盲目推广水采的后果不堪设想。唐山会议后突击设计、制造的大部分水采设备不能使用。由于大批旱采井被改为水采井，但因采煤系统不配套，不少矿井在投产后不久就被迫停产了。而很多新建水采矿则因缺水而不得不“水改旱”，造成了人力和物力的极大浪费。

　　2. “小土群”疯起以提高煤产。前面我已提到，在“一五”期间，部里就有人力主大办小煤窑，但遭到陈郁部长和我的坚决反对，以致未得全面实施。如今，正值“大跃进”高潮，为了保驾冶金部实现其天文数字的钢产指标，部领导决定支持大办小煤窑的建议，展开了“小土群”运动。其宗旨是用分散的小煤窑对应分散的炼钢小高炉，力图做到“哪有千吨钢，哪就有万吨煤”。在煤炭部的号召和协助下，许多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带领群众“勘探队”上山找煤矿，一旦发现煤源，马上就地开采。其声势之大，前所未有。就连在校生和老人们也扛起了镢头，随着浩浩荡荡的人群去挖煤。一时间，10万多个小煤窑星罗棋布于全国。它们都是仓促上马的独眼井，既无安全设施又无专业设备，用的是明火照明，自然通风，出煤全靠那些没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农民工，伤亡事故极其严重。

　　1959年，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降温。公社劳力的回调，使很多小煤窑被迫停工。而一些“不过夏”的独眼井在雨季被山洪吞没。还有的因其地处荒山野岭，煤运不出去，也都荒废了。这场大兴小煤窑的群众运动，不仅浪费了人力和财力，还严重地破坏了我国的矿产资源。面对这个残局，煤炭部曾提出对小煤窑进行改造的动议，但此动议受阻于接踵而至的三年困难时期。

　　3. 大型煤矿大兴超产竞赛以提高煤产。在“苦战三五年，超英赶美”的“大跃进”中，部领导将煤炭的生产指标也定得越来越离谱了。为了增加产量，煤矿的高产竞赛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启动了。这个运动主要体现于加快采煤面的推进速度上。由于大型矿有良好的基建和机械化基础，大幅度的增产实现了。但这还不够。部领导号召各矿，一定要有“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精神，大胆进行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以求产量的更大突破。很多矿务局为了达到大大超出原矿井设计能力的产值，大破技术操作规程和生产管理制度，破坏了原来有序、规范、行之有效的作业法，致使可采煤层面枯竭，煤产量急剧下降。

　　然而，这些都没有打乱部领导的工作常规。部领导每早一进办公室，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读各矿报上来的生产报表。对没有达到预定指标的厂矿领导，轻者，狠狠地批评；重者，撤职。当时，煤炭部借用了农口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谁也不能怀疑高产指标是否可以落实，谁认为达标有困难，谁就是“右倾保守主义”。一时间，科室关门，干部与工人们一道下井，加班、加点突击生产。此外，为了“解除对生产的束缚”，煤炭部还取消了总工程师监督等制度。在无人过问安全的情况下，矿井事故剧增，生产陷入了极端的混乱。

　　1959年，我去抚顺煤矿视察。与我同行的有秘书李子文、工程师吴百川。我们看到那里的工人只是在原地采煤而不掘进（掘进是矿山在地下打隧道的技术术语。在煤矿分为煤巷掘进和岩石掘进，起到运输和安装传送带运煤的作用，此处强调的掘进指岩石掘进），把巷道两边都掏空了。我马上与负责生产的领班人说：“这种生产方式，不是倒退了十年吗？这不仅会导致塌方危及工人的生命，而且在没有充分挖掘原煤之前，这口井就得报废了，这不是巨大的浪费吗？”领班人回答说：“我们这是没有办法呀！就地采煤就是为了快嘛！就这样还完不成上面交待的任务呢！”

　　随后，为了与辽宁省委磋商工作，我们又去了沈阳。刚住下来的当夜，北京来电说，部里要召开临时计划会议，李富春、薄一波都要到会，要我立即返京。我们连夜起程往回赶，一下火车就直奔会场。

　　在会上，由于各矿务局报上来的生产计划指标比部里定的低太多，部领导把这个情况向主管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的薄一波作了汇报。薄表示做计划应实事求是。尽管煤炭部调低了原定指标，但仍比下面报上来的高不少。为此，部领导只好与主管长远计划的计委主任李富春商量，寻求解决办法。李提出，只要是国家需要，煤炭部就一定得想尽办法达标。对这个不切实际的要求，我是不同意的。开会时，我把在抚顺煤矿视察时的所见所闻摆了出来，为的是想向领导们讲明，如将生产指标定得过高，既不现实，又很危险。但我提出的问题与当时的形势形成了巨大反差。我的调子太低、太保守，因此未受到重视。于是，在这个计划会议上，领导们为今后全国的煤产定下了高不可攀的指标。

　　尽管我所提及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我并没放弃自己的意见。此时，一些部、局领导表态同意和支持我的意见，于是部党委内出现了矛盾和分歧。

我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正当部党委内部分歧突起之时，毛泽东在党内发动了又一个政治运动，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1959年7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其原定议题是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的经济工作任务。毛在概括国内形势时说：“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还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平衡，指标过高，应该改正。他提出了涉及各个领域的18个问题，要大家分组座谈讨论，纠正高举“三面红旗”所犯的错误。

　　7月14日，彭德怀致信毛泽东，在肯定总路线的前提下，分析了1958年以来的“左倾”错误及产生原因，并提出纠正错误的具体建议。但彭的诚意被毛指责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在向党进攻”，随即展开了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

　　7月31日，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等文件，揭开了在全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的序幕。在这个运动中，一大批勇于说真话、力保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领导干部受到了惩处，我是其中之一。

　　在这次会议上，我被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点了名。他说，煤炭部有个叫徐达本的，竟然批评我们号召煤矿的家属们对煤炭生产作贡献，是与“大跃进”唱反调。其实，辽宁省委的号召，是不顾家属安危的严重违章行为。

　　庐山会议一结束，部领导就下传了中央有关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文件。随之，反“右倾”运动在煤炭部铺天盖地地展开了。我是首当其冲的“运动”对象。这是我有生以来首次“挨整”。其原因是，在落实1959年度生产指标的讨论时，我极力主张降低生产指标，腾出力量抓生产的准备工作，改变采掘严重失调的局面，以保护各矿井的综合生产能力。我的“如不迅速解决现存问题，煤炭产量将急剧下滑”的警告被指责为不支持“总路线”，对“大跃进”持消极态度，盲目坚持安全第一、生产第二的“保守主义”。我被定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煤炭部计划司司长丁丹则被正式带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并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主要是因为他给部党组写了一份有关各大煤矿生产状况的工作报告。他指出，部领导对老矿的面貌，及其生产能力的认识不清，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生产计划。鸡西、鹤岗、双鸭山三个矿务局在“大跃进”中已把老本吃光，所以不可能完成目前所定的煤产指标。他明确支持我的观点，以为“煤矿生产并不需费什么力气，生产准备工作无关紧要”的意见是错误的。可惜，这些中肯的意见都被认为是无限夸大一些微不足道的缺点，是歪曲事实，是反对“大跃进”。

　　刘向三也被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边缘人物（刘向三：《往事的回忆》，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版）。其主要表现为对水采有消极、动摇情绪，对我持支持态度等。另外，因我而被株连的，还有东北煤矿管理局副局长、东北抚顺矿务局局长、副局长以及矿长等。他们“被整”的原因，是与我一起反对辽宁省委“老婆、孩子一起进矿”的号召、反对不掘进、设备失修等违反生产规程的做法。他们因犯了“右倾”错误而受到撤职处分。

　　刘向三的秘书高德贵被整得最苦。这只是因为他说了一句大实话：“煤炭部表面上满面红光，实际上患了三期肺病。”其实，“大跃进”这个违背客观生产规律的运动，把我们在“一五”计划时期为我国煤炭工业打下的底子，全都给折腾光了！

　　在大会、小会批判我的同时，我还被停职，勒令在家写检查。同年，刘少奇批准了部党委对我的处分意见：降职使用。我从主管全国煤炭生产的第一副部长，降至管理财务的最末一位副部长，并免去了我的部党组副书记的职务;我的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也被取消。

“停职反省”时的所见所闻

　　在停职写检查、受批判之余，我能做的，也是我最感兴趣的，是到下面走走，作点儿调查研究。李子文、吴百川与我同行。

　　我们的第一站是河南平顶山煤矿。在井面上，我们见到工人们正敲锣打鼓地庆祝“又一次突破了产值大关”，真是好不热闹！到井下一看，吓了一跳：到处乱得一塌糊涂！我问采矿区长：“你们不搞掘进，不怕出事吗？”区长回答说：“不行啊！上面下来的压力太大啦！我们没有办法啊！上面说了：‘你们必须完成任务，否则拿着检讨来北京！’”我说：“你们无论如何要掘进，否则矿井就得报废了！”但回答我的，只是无奈的摇头。


　　我们的第二站是焦作煤矿，其混乱程度比前一座矿更甚。峰峰煤矿是第三站。去之前那里传来坏消息：煤矿被水淹了。当我们赶到时，所见到的还是一片混乱。面对到处生产杂乱无章的状况，我这个犯了“右倾”错误的人深感无能为力。

　　1960年5月9日，一起震惊历史的矿难——山西老白洞事件发生了。自“跃进”以来，此矿的煤产猛增到150余万吨，远远超出所能承受的水平（90万吨）！堆积如山的原煤滞留井下，煤尘飞扬。也许是一个小小的火花引爆了煤尘，顿时熊熊的大火从数个井口喷出，将900多名矿工和干部困于地下。

　　这个事件直到40多年后才被曝光。据统计，在此事件中遇难的人数为684人，但有人说，真实的死亡人数为800多。

　　当时，为了调查事发原因，中央组织了一个由公安部长、劳动部长、总工会主席和煤炭部长组成的调查小组。一场“反事故、抓敌人”的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很多无辜的人被卷了进去：709人被批斗；398名干部被撤换；462个“不纯分子”被调离。原该矿总工程师周子义被指控为引发事故的“嫌疑犯”而被逮捕入狱。30年后我见到他时，他向我讲述了“老白洞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和他本人是如何被冤枉的。

“左倾”错误与七千人大会

　　持续三年之久的“大跃进”，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回报”是席卷全国的“三年困难时期”，是工农业的大倒退。当时，除了原煤、石油、电力部门之外，钢铁、水泥、棉花、粮食等重要工农业品的产量，都远远低于周总理签署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的预定值。党中央意识到，如果再不刹住“浮夸风”，其后果不堪设想。

　　1962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扩大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我也是与会者）。在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向我们作了报告，检查了在过去五年里所犯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也发了言，表示愿意为错误承担责任。此外，周恩来和邓小平等领导也在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参会人员对中央领导们基本上认识到“大跃进”的失败而感到鼓舞。

　　令我欣慰的是，中央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绝大多数敢于谏言的同志们进行了甄别平反。我也是被平反人群中的一员，官复原职。部内其他因“右倾”而受到处分的同志，也得到甄别平反，重新安排了工作。

　　我原以为，中国工农业的建设将步入一个“拨乱反正”的新纪元。1964年我调离了煤炭部。两年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之后，我又转到煤炭部，始终关注煤炭事业的发展。近几年，煤矿事故频发，我听到这些消息很痛心，但我已经90多岁，全然无能为力了。不知那些主管安全、主管煤矿的人是怎么想的，是怎么做的。


（徐达本曾任煤炭部副部长、八机部副部长，于煤炭部离休。徐平平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副教授。蒋燕燕为北京汽车摩托车联合制造公司退休工程师）

（责任编辑　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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