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硯村廬：两位被周恩来劝说不当红卫兵头头的将帅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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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被开国总理劝说不当红卫兵头头的将帅之子



1966年文革初期，许多干部子女热血沸腾地积极参加红卫兵组织，有的还担任了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北京，高干子女多如过江之鲫。当时文革狂潮乍起，一些誓要保住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红二代年轻学生，臂戴袖章，身穿军装，坚决要做保卫伟大领袖的红色的卫兵，向着他们认为最危险的敌人开展残酷的斗争。


    但是，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各种矛盾逐渐尖锐和显露出来，让这些红二代的年轻人感到了困惑和不解。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竟然革到过去革过命的老干部头上了。于是，随着越来越多老干部的被打倒和被批判，红卫兵组织中的这些干部子女成员也不能不接受了新的考验和转变。


    如果重看文革史料的话，可以发现在1966年的下半年里，高干子女在文革的运动中是很活跃的。当初上天安门给文革领袖戴上红卫兵袖章，并且把自己的名字从文质彬彬改为“要武”的是高干子女。当初一位军校学员在天安门上向文革副统帅反映军事院校各级领导在文革运动中设置限制，压制了革命群众起来造反，导致后来发出紧急通知，军事院校不要党委领导地开展四大，从而打开了军事院校文革运动的潘多拉盒子，这位后来写文章愤怒控诉文革迫害老干部滔天罪行的军事院校学员，还是高干子女。在北京大中学校最早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中，担任头头的高干子女就更是为数众多。这些积极响应号召起来为红色江山而战的红色卫兵，在当时的运动中可算得上是出尽了风头。


    对文革中成立的群众组织，尤其是对干部子女参加较多的群众组织，中央文革的态度是有区别的。当年联动的骨干分子竟然唱着“34452”的曲调，是在变相地大声辱骂“三司是我儿”，岂能不让文革旗手感到愤怒。而这里的“三司”，是指北京赫赫有名的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在当时是紧跟中央文革的。


    既然有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那么也应该有第一司令部和第二司令部吧？就像当年有第三野战军，一定也有第一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一样。是的，当时北京的确是有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的，而且前两个司令部的司令级领军人物，也都是北京城里的高干子女。其中，汪延群在红卫兵第一司令部里有着重要的地位。而红卫兵第二司令部的领军人物，是当时的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的公子周太安。


    说起这周太安，可以算得上是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当年在二司里脱颖而出，既有家庭的红色背景，也有个人的组织才能，领着一帮红卫兵大闹革命，在当时的北京城也是呼风唤雨的政治舞台上的一位主角儿。随后，他在频繁的集会和活动中，结识了另一位著名的文艺界角儿，就是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扮演吴清华的主要演员之一的郁蕾娣。“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才子佳人的真实故事，就在文革的政治动荡年代中上演了。


    当时文革旗手是管文艺的，自然知道样板团每一位主要演员的情况。而敬爱的江阿姨对小将们是爱护有加的。她在文革初期的重要讲话《为人民立新功》，是作为中央首长重要讲话发行的单行本发到基层的，里面引用了《触龙言说赵太后》的历史故事，哼哼告诫老干部要在运动中管好自己的子女。看来有些造反的小将对江阿姨的话没有听进去，联动冲击公安部被抓的一帮干部子女，后来居然在被包括文革旗手在内的中央首长接见的时候，守着和尚骂秃驴，竟然当面唱起了《蝶恋花·答李淑一》。


    且说文革狂潮之中，敬爱的开国总理日理万机，既要管运动，又要管全国的生产和百姓的生活。在百忙当中，开国总理想到了两位当上红卫兵头头的高干子女。经历过多年党内残酷斗争的开国总理，自然知道这场运动非比寻常，年轻人一冲动就容易干出极端的事情，而有人就等着抓他们的辫子，好在运动中收拾他们的老子。为了保护这些年轻人不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出事，开国总理不顾日理万机的繁忙，专门向这两位高干子女打了招呼，让他们不要再担任红卫兵组织的头头。


    这两位被开国总理专门打了招呼的高干子弟，一位是前面提到的担任红卫兵二司头头的周太安，另一位是担任中学红卫兵头头的陈小鲁。


    在总理的善意提醒和保护下，这两位高干子女知道其中必有缘由，于是按照指示，不再担任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后来，他们又被刻意送到部队基层去当兵，避开了北京城里可怕的政治漩涡。


    周太安文革初期是在校的大学生，他被送到保定38军当兵，因为是大学生参军，后来就被提升为干部。他与芭蕾舞星郁蕾娣始终保持了恋人的感情，没有理会当时巨大的政治压力。几年后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两人也没有因为文革中的事，被卷入后来的政治风波。但是，就像李易安和赵明诚尽管才华绝世却没有孩子一样，周太安和郁雷娣也没有自己的孩子。文革结束后，1977年周太安从38军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当文学编辑，后来任过编辑部主任和八一电影杂志社的副主编，然后转业到了地方的文艺部门，最后职务是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常务副院长。而郁蕾娣在文革结束后虽然通过了严厉的政治审查，却是萌生去国之意，最后只身赴美，在美国参加地方芭蕾舞团的演出，不幸身患绝症，最后殒身异国他乡。据说，周太安和郁蕾娣并未办理离婚手续，而郁蕾娣在美国得到某港台男士的悉心照料直到去世，也确实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郁蕾娣的外甥在部队遭遇车祸以致落下残疾，却是周太安将其长期仔细照顾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周太安和郁蕾娣的真实感情婚姻经历如果改编成影视作品，情节应当比《山楂树之恋》还要缠绵和曲折的。


    周太安去了38军，而陈小鲁则去了远在东北的39军。


    陈小鲁只是中学毕业生，当时只有在基层部队锻炼几年后，才能提升为干部。而沈阳军区司令员为了安慰陈老总，竟然在北京见到陈老总时，说他儿子在部队已经当上指导员了，以致陈老总夫妇看到穿着两个兜的士兵服装回京探亲的儿子，惊异地问道你不是都当了指导员了吗？陈小鲁在39军埋头苦干，从士兵当到了团政治处主任，随后要求调到总部工作。老泰山粟大将军对此有些不理解，39军的军长看到他的调令后也觉得可惜，如果在39军干下去，没准儿多年后就是军长了呢。而陈小鲁后来在总部机关和驻英使馆都任过职，最后却选择了离开军队转业到地方，这让许多人再次不解。陈小鲁的个性确实非同寻常，最近几年网上常见他的观点独特的言论，最近还登出了他对文革初期参加造反行为的反思和对被错误批斗的当年学校里老师和领导的歉疚之意。


    文革从发动之年算起，已经四十多年了。当年的年轻学生，今天也都年过花甲，已经霜满双鬓。对于过去的那个特殊而又荒唐的年代，对于那个特殊年代中的特殊事件和荒唐行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忆和反思，也都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历史是不能逆行的单行道，从那个年代走到了今天，回首往事总会让人感慨万千。但愿都有觉今是而昨非的认识，而不要执拗地固守当年的思维方式，为明明是错误和悲剧的事物公然鸣冤叫屈与任意翻案。对于那个年代和那些事件，也许离开的时间愈加长久，才能认识和分辨得更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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