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电影《抓壮丁》中的王保长<中>，图片源自网络）
很久以前看过电影《抓壮丁》。
说是很久，也是“新时期”了。被称为“十年浩劫”的岁月过去，有许多老影片恢复上映，其中就有1963年拍摄的《抓壮丁》。
故事已经有些模糊，不能在脑子里很清晰地过电影，但这部影片说的四川话，我印象还是很深，影视中的方言剧也算早已有之。另外印象很深的，就是剧中主角王保长经常说起的“我有罪，我悔过”，四川话的道白，说起来格外滑稽。
大致是抗战刚刚结束时期的故事，乡村里大抓兵丁。王保长在乡里负责征兵，也就是抓壮丁。这是大好的生意。地主是“先富起来”的农民，为免于出丁，得被保长勒索；“待富”的穷农民，也要行贿，但抵死也出不了多少钱，那就即便是独子也要被抓了。
故事后来是地主家的儿子带了“抓多少人当多大军官”的委任状回来，王保长就开始不断地“我有罪，有悔过”。但王保长的“悔过”是不能当真的。只要比他弱的人，他总是威风凛凛，颈脖子强直；而在比他强的人面前，他就永远准备说“我有罪，我悔过”了。他的“有罪”和“悔过”，用词不可谓不严重，配合起耷拉着的脑袋，状甚诚恳，但说得又是那么随意，不过应景的辞色。
一些年前，陈凯歌回忆“文革”中自己憎恨父亲，文章结尾曾有精彩的总结：“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这应该是大约20年前的事。想来，这也是我读到的关于“文革”忏悔的较早的思索。
在那之前，关于“文革”的时代叙事，已经走过了从“就是好”到“彻底否定”的路程。无论“就是好”还是“彻底否定”，都具有“打包处理”的总体性特征。至于个人，在这两种总体性叙事之下展开，就变成歌颂与控诉两种模式。在“就是好”的时代里歌颂，在“彻底否定”的时代里控诉。劫难之中的幸福感，劫难之后的受害感，转换迅速，而忏悔是没有的。
近来，忽然有“道歉”到来。粗粗一看，似乎是一种好现象。毕竟，过去我们只看到“彻底否定”而又“宜粗不宜细”，也就是不必具体到人的打包式处理，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具体地道歉的个人了，这不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吗？然而，稍微过细一点，又看到道歉者基本上是在表示自己其实不仅没做过什么野蛮之事，甚至在劫难的时代里做着阻止野蛮行为的事情，如果有什么暴行发生，那只是因为自己没有阻止住。“为那个时代做过的事表示道歉”，笼统的表述之后，说的却大多是哪些事情与己无关，对哪些暴行进行了阻止，不仅自己说，还有人作旁证来说。
已有的道歉者中，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默默无闻的人，还能见到一些具体的事由，有需要道歉的情节细节。而那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出来道歉时却进入了表功模式。我看了很纳闷，事主什么恶事都没做，有什么必要道歉呢？但舆论一派赞赏，说这是面对个人责任的可贵之举，而且期待带来更多的道歉，并为此而欣慰。
这样的道歉，有道歉之词汇，无道歉之内涵，姿态做出，誉满一时。道歉是如此容易，又有好收获，就算带来更多的道歉，不过产生更多拥有虚誉的洗刷者乃至表功者，带得出为历史劫难承担个人责任的风尚吗？相比而言，道歉比不道歉要好，这大概是很多人的看法。但那也得是道歉是真的道歉，哪怕程度深浅不一，而不是顶着道歉名号的自我宽慰、沽名自安、曲线表功。与拒绝道歉比，作势的道歉好一点，是否说得过去，另说，就算真的这样，也不过是比滥而已。
道歉本非忏悔，尽管我们往往设想道歉建立在忏悔的基础之上，然而道歉是表现型的外在动作，而忏悔是面向内心的自我审视，有形无神的道歉是可能的，哪怕形神兼得的道歉，也可能仅仅只针对给他人造成的后果而非针对自己行为的是非。连道歉都能道得虚头八脑，让人不知道歉所为何来，这有什么值得欣慰的呢。
依样画瓢，道歉真不难。论以身作则，已见的道歉者开的不是好头；论推动风气，已见的道歉能推动的不会是什么好风气。抽象道歉、具体撇清，道歉其外、表功其里，“我道歉”在变成“我控诉”、“我申明”的特殊说法。讲用词，王保长说的“我有罪，我悔过”，比起现在大受叫好的“我道歉”还要厉害得多，但论真诚，我不知两者有何高下。暴行之后拒绝道歉可耻，但道歉而不着实也无意义。这算是责备贤者吧，如果道歉者是真的贤者的话。[sub][/sub][sup][/sup][strike][/strike] | 
发表于 2018-3-26 08:3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