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霄论毛泽东与“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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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良霄论毛泽东与“文革”


作者：李悔之 2009-10-22 19:28:17 发表于：博客中国
周良霄先生1931年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元史、蒙古史及文化史研究。顾菊英先生1934年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二人均于1956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面对文革的历史竟成了一部可以任意杜撰、任意修改并且遭有意无意不断遗失的历史，这给作为历史学家的周氏夫妇良心以极大的触动。两位老人不弃自己的史胆、史德、史识，从最基础的收集资料做起。如今，一部凝结着两位老人二十年心血的巨著《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终于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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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往事》第八十三期，刊载了郑仲兵对作者的专访。
在周先生看来，文化大革命“是传统专制主义的恶性发展”，“是游民意识的大爆发”；“游民加皇帝”，一语道破了文革的秘密。毛作为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既是最大的造反派，又是最大的当权派。他时而倡乱，时而镇压，群僚与群众在造反与保皇之间左右奔突、无所适从，遂至各个阶层都走投无路。文革中，毛泽东的确深深地触动了中国的官僚专制体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和转移了社会矛盾，但建立起来的却是他个人独裁的极权专制体制。谁反对他，就要打倒谁，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毛从1965年初就提出要清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中更以“走资派”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但当时不过是“空穴来风”，因为那时中国根本不具备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经济、政治、社会的条件，有的倒是走封建主义道路的深厚土壤。只是文革结束后，政治体制改革缺位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了权力和资本开始全面结合，于是，真的“走资派”出现了。所推行的，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权贵资本主义；这大大强化了官僚专制体制，而且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全面的公权力腐败等等恶果。
周良霄、顾菊英夫妇之所以晚年从事文革史研究，与他们的人生经历有关。他们在文革中，和当时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血与火的煎熬。1963年末，周良霄从北大历史系调到内蒙古历史研究所；两年多后，批判乌兰夫的地方民族主义和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就开始了。周良霄就被当成以“乌兰夫的小吹鼓手”和“翦伯赞在内蒙的桥头堡”批斗，罪状是写了毒草，“吹捧帝王将相”，“污蔑农民战争”。一夜之间，满院都是揭发、批判他的大字报，“罪在不赦”。1971年，他被处理下放，“落籍为农，永不录用”。后来内蒙古大学的朋友们设法营救。以毛泽东交办的任务、给二十四史中的《元史》标点为由，持着有毛划圈的红头文件去找军代表，要求调他回来参加；于是，他作为特例回到城市。1974年夏，批林批孔开始，北京当时要恢复《历史研究》杂志，在全国共借调二十四名干部来组成编辑部，这样他又糊里糊涂地到了北京。20年前，趁着即将和已退休，他们夫妇就开始有计划地着手搜集整理文化大革命的资料；与此同时，撰写《皇帝·皇权与传统专制主义批判》一书，就中国的专制主义进行清算与批判。
他们认为，总结文革的历史，是我们民族发展、前进中无法绕开的课题。他们不是研究当代史的，没有条件来承担这一研究任务；唯一能作的只有尽可能地保留有关的文献，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真实可据的第一手资料。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基本素质是要求讲真话；而能把真实的材料保存下来，也就是讲真话。当然，他们所能得到的资料都只是流传在民间的东西，高层的官方文档，无法接触到的。顾菊英说，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发生在大陆，研究在海外；但大陆社会要想前进，总有一天要深入研究这段历史。“退休以后，我们一无所求，二无所争，脱出名利之外，努力以‘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来记录一段真实的历史”。
对于怎样看待文革这样的历史现象，周良霄直言不讳，说文化大革命是传统专制主义的恶性发展。“其原因应当到中国历史中去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找”；他的《皇帝·皇权与传统专制主义批判》一书，关于皇帝与皇权部分，曾以《皇帝与皇权》为名，在1999年和200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和增订出版；但第三部分《传统专制主义批判》则因大家都清楚的原因，压在手头，迁延近十年，无法面世。他写这本书，就是想对中国专制主义进行初步的探索与批判，“使我们的民族在现代化的伟业中，能够清除积垢，轻装前进，在民主、进步的坦途上迈进。”在他看来，中国革命不但打上有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印记，而且名副其实的是历史上农民革命的二十世纪翻版。美其名曰“新民主主义”，“新”在哪里？据说是一从1917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中国革命就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旧资产阶级革命的“新民主主义”范畴，它的“新”，第一是工人阶级领导；第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正是在这两点上，经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已明白地向世人表明：所谓的“新”，只是虚妄、空想的披上革命外衣的骗局。
苏联所许诺平等待我的慷慨宣言，不但半点不见兑现，倒是在宰割中国领土上，远远超过列强；并且还给中国带来了迁延近一个世纪、现在仍远不见结束的内战和分裂。现在，社会主义的苏联自己也早已崩溃解体，成为二十世纪的昙花一现。在当时穷乡僻壤的延安，奢谈所谓工人阶级领导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概念玩弄，那时的中国工人并不多；对所谓社会主义，毛泽东不但是当时，甚至至死也没有真正的认识与了解，他的社会主义构想始终是封建的、小农的平均主义。就是抱着这个构想，在全国一解放，他就急不可耐地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跃进。终于，这种超越社会经济发展的狂暴的幻想让自己碰得头破血流，声名扫地。现在，工人阶级领导已变成了“三个代表”的领导；“社会主义”退回到资本主义的补课，“辛辛苦苦几十年，还是回到解放前”。整整一代的高尚理想主义者与纯真的抗日救国志士们是被欺骗了。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他们为国献身、流血牺牲所盼望的真正的民主主义新社会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及三年，完全落空。
周良霄认为，文化大革命，虽然带有它的时代特点，但在形式、内容等方面离不开历史上农民革命传统。“文化大革命就是游民意识的大爆发”；游民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他们是被从土地上排挤出去、萍转漂流、缺乏生存保障的人群，其成份包括地痞、流氓、兵卒、贼盗、乞丐等等。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使他们不任拘束，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仇视官府，仇视文化和有文化的读书人。他们比起无识、质朴的农民来，见识多，活动力强。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是由他们鼓动和组织起来的。这个历史传统一直作用到近现代的中国。1927年，被指责为痞子运动的湖南农民运动，就是首先由一批流氓、地痞乘机大闹起来的。毛泽东在他的名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初稿中，不加掩饰地写道，“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这就明白地证明，这个运动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有痞子在运动中起重要作用。这段文字，在文章重新发表时被陈独秀删除。应该指出，同样的现象在共产党的历次运动，从打ＡＢ团、延安整风到文化大革命中，都屡屡重演。如卑污丑恶的人格侮辱，野蛮非人的肉体摧残，残忍血腥的刑讯逼供，捏造中伤的罗织陷害，不负责任的肆意破坏，不计毁灭的死活争斗，对文明和文化人的刻骨仇恨，对亲朋戚友的任意株连，乃至于杀人食肉，兽性肆行等等，和历史上的游民文化一脉相承。
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些流氓、地痞所勇敢推行的痞子运动，却让毛泽东大声称赞为“好得很”。这正说明作为共产主义革命者的毛泽东和他们是有气性相通。在青年革命者毛泽东的思想里，流氓无产阶级的倾向是颇为明显的；他个人性格中∶好斗，天不怕，地不怕，无法无天，不受任何拘束，言而无信，不择手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崇尚权术，……。他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自命为“红色的山大王”。1927年毅然上井冈山，然后火并王佐、袁文才，活脱脱重现了一幕梁山好汉的场景。这一切都具流氓无产者风格。历次运动中不绝于史的盲动左倾、暴烈无人性的行为，无疑是与毛个人的性格与爱好相关联。因此，毛泽东、把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放到中国传统和游民文化中来研究，值得重视。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历时十年，搞得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直接被整的人高达一亿之数，死人无数的旷古未有的政治大灾难。研究文化大革命离开了这些基本的事实，是无法得到正确和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在邓小平的直接主持下，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就是要解决一个因文化大革命而出现的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它承认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全盘皆错。但是，为了继续维持特权统治，认定毛泽东这面旗子不能丢，必须千方百计地设法撑下去。于是“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他的集中概括”；而“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这就是说：一、毛泽东的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后者是许多党的领导人，当然也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思想智慧的集合。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好的毛泽东的思想也就是毛泽东思想，不好的毛泽东思想便是脱离了毛泽东思想正确轨道的文化大革命思想。在这绕来绕去的文字中，推脱了毛泽东的失误，维护了毛泽东的权威。
其实，从延安整风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直到毛去世，一说“毛泽东思想”，都知道是指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有谁曾经认为并且毛本人能否容忍其中还包含别人的思想？此前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博古、王明、张闻天、张国焘固然都错了，但此后的高岗、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的罪名则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怎么倒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所以，邓小平才别含深意地对人说，他才是“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政治品质”的人。这就给后世的研究者们留下了难以解读的谜团，妨碍在深刻揭露与批判的基础上对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剖析，也为历史制造了难以弥补的缺憾，文革的研究便只能在《决议》的框框里进行。
和这种当前究情况相应的，却是有关批判“四人帮”的书籍向来就并不缺乏，这些著作多少带有通俗演义的成份，有声有色，一度的确是很受人们欢迎。演义利于揭露事实，但揭露并不能代替深层的理性批判。如果我们的工作只停留在揭露层面，人们当然是无法满足的。而且这也很容易让人发生错觉和误导，以为文化大革命只是因王、张、江、姚“四人帮”再加林彪反党集团背着毛主席搞出来的。把“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与毛泽东区分开来，是完全违背事实的。江青自己就供认她“是主席的一条狗”；王、张、姚就是狗的狗。狗的一吠一啮，都是仰着主子的鼻息和意图行事的。放过主子，只打帮凶狗才，绝不能认为是一种严肃的批判态度。特别是如果作者思想上还杂有为尊者讳的顺民思想，用批“四人帮”来代替批毛，那就必然导致对“四人帮”揭发和批判也不可能郑重和深入，这就很不好了。
现在，毛泽东已从神坛上走了下来，但是对他的估计还各有差距。文革十年全盘否定，罪恶滔天，这已不成问题。但由此上推，如果像前面所说，所谓新民主主义“只是虚妄、空想的披着革命外衣的骗局”，那么对毛泽东的评价就又完全不同了。
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的一大业绩，就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几个海岛上去了”，建立了新中国，并声称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单就这些，也许确是真实可信的，但是，归根到底，这不过是毛泽东所计划建构的封建或农业社会主义的一个部分。就总体而言，这时期农村的合作化—公社化的集体道路从根本上扼杀了农民真正解放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使数亿农民连最低的温饱都得不到保证。而在城市中的国有化则完全毁坏掉中国百年来工商业成长与发展的现代成果。所谓“国有”实际就是“官有”。正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把中国推向了无可挽救的贫困与落后危机。直到毛泽东死去，才不得不回头再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恩格斯早就指明，用空想的平均主义思想所激发的农民革命，“只能是蛮干的超出，空想的超出，而在第一次实际试用之后就不得不退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以内来。”历史的进程无情地证明，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是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现代翻版。这个农民革命以封建或农民的社会主义为指导，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但是封建或农民的社会主义并不代表进步的生产力，因此，虽然可以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但最终还是不能不从狂暴的幻想退回到现实所能允许的范围来，老老实实补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这条路。因此，在这个空想落后的道路和大方向上所作出的一切似乎光彩的成就，实际上只是末路萤光，绝无骄人可言。
即使我们不在根本道路上来质疑新中国的建成及其正面成就，单就所谓的“新民主主义的胜利”来看，实际上也是大有可疑的，除了一个打倒了蒋介石之外，说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实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骗局。试问：土改后的农村，农民受束缚、受剥夺不是更加重了吗？所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人就多达三四千万，这样的惨象，历史上可曾有过？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共产党无数次郑重许诺的民主、自由又在哪里？一党专制、一人独裁，这原是全国人民深恶痛绝的国民党、蒋介石的暴政，然而内战三年，牺牲几千万同胞，如果是以暴易暴，暴且益暴，难道这是新民主主义的胜利？！
有人认为，文革虽然错了，但毛泽东“反修防修”的初衷，和对“党内走资派”的批判，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而周良霄认为，应该同时承认，毛泽东是二十世纪农民革命在一个大国的胜利者，也是新世纪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有影响的思想家。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提出的“当权派”这一概念，是极具深刻的理论与现实含义的重要命题。社会主义条件下，执政党通过专政和剥夺，把全国的资源控制在自己手里，在特权垄断下，以国有的名义，分任各个部门的当权者掌管，国有实际上就成了官有。这个制度必不可免地大量滋生官僚主义、特权享受、贪污腐败、鱼肉百姓，而终至于发展成为溃败的不治绝症。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并且大胆地把它揭出来，希图通过群众运动，不断革命来克服。这是他远远超出他的同辈庸人们的地方。为了克服这个脱离人民与人民日益对立的官僚主义当权派，他修正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已不存在阶级与阶级矛盾的论断，认为在社会主义里新生长出来的官僚主义当权派要“复辟资本主义”，它们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社会里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然而在生产资料已全部国有的情况下，这两个阶级的分野如何划分呢？毛泽东完全抛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定义，提出按各人的思想来划分。然而，思想是个形而上的东西，几乎难以捉摸；于是这个分野，最后只能划定在个人之间的关系上，就出现在文革中依其人与毛私人的关系来划线的荒唐现象。
公有制和党的特权垄断是官民之间矛盾无法解决的根源，毛泽东就声称要依靠“不断革命”来解决，甚至像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便要每七八年进行一次；斗争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还要进行。毛泽东至死不愿承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官僚主义阶层当权派的形成，是由于共产党的经济政治垄断所造成，他自己就是这个垄断的始作俑者和这个特权集团的总后台。因此他当然没有可能来纠正和禁绝。这就决定了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又必然失败。因而也无可辩驳地表明了毛的空想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破产。
事实上，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官僚主义当权派与人民的对立与矛盾，只有废除一党的特权垄断，实行民主，完成真正的民主主义变革才能达成。然而这又正是毛泽东所不愿和不能采行的。这原应该是从文革中可以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政治的改革被搁置，官僚主义当权派事实上已在复活和发展，并且还和金钱结合了起来，形成新的权贵资本主义，文革仅有的一点积极意义也就完全丧失。
如上所述，全面深入评价毛泽东仍是一个十分艰巨而炙手的问题。要想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恐怕不是短期所可能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想写好文革史当然不容易，官方的《决议》在，更是让人们难以措手。
不过，民间不能因此裹足不前。但比起研究来，对有关资料进行广泛地抢救搜集整理是更紧迫、甚至最紧迫的任务。因为，毕竟研究是从容论道，后来人尽有时间来进行，而资料的抢救，已经是刻不容缓了。史不可泯，失去一份资料，就可能永远失去一份真相。
年近8旬老人，其为国为民的赤心衷肠，感人肺腑。这就是笔者为什么要将他夫妇对文革研究的成果与观点在自己博客中披露的原因。现在有些年轻人，并没有经过那种时代，仅仅根据官方的宣传资料而得出自己的看法；但是，官方并不一定就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要了解真相，还得多了解过来人的说辞。这样，才能对推动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发展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