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文革和群众运动（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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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文革和群众运动

在1958年乃至后来的三年中，对饿死人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那些当权派，只有在文革期间才真正受到群众组织一定程度的清算，在当权派内部，他们最多是易地为官而已。在文革之后这些人中间，还活着的倒是都上台了，死了的也都作为伟大英明无辜受迫害的好人予以高规格的平反，前者如王任重，后者如河南的吴芝圃和安徽的曾希圣。

文革之所以必要，其起点就是一些当权派为了自己出政绩，把老百姓的死活不放在心上，为了自己的个人升迁利益，已经达到了枉顾民众死活的地步，而在当权派内部和正常的秩序下这些人责任是无法被清算的。河南“信阳事件”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复辟，中央派出强大工作组去河南查处问题，其中的挂帅人物就是有党内两才子之称的陶铸和王任重，根据河南信阳地区前专员张树藩的回忆，河南信阳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吴芝圃，在陶铸和王任重的包庇下，不仅没有受到查处，反而升了官，而一些被抛出来做替死鬼的，反而是曾经跟吴芝圃的浮夸风和反瞒产运动做过斗争的一些县委书记。

这些被今天中国主流知识精英追捧为“一贯正确”的当权派，如果没有文革中的群众组织的冲击，他们永远无法在官僚体制中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裁，按照农民的说法他们永远是处在“官官相护”之中。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主流舆论宣传，把大跃进说成是浮夸风，或者必然要导致浮夸风，这就不知道是哪一门子高妙逻辑了，实际上只不过为那些负有“人命官司”的当权派的自私自利行为，去找一个开脱借口罢了。不过今天的当权派倒是几十年如一日宣传它，假话说久了也有信徒这本不奇怪，有人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只是一个被动的傻子角色，但另外有人却是主动充当骗子角色的。不过事实是浮夸风只与当权派不干活却要出政绩相关，今天已经不是人民公社了，但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还是广泛存在。

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的时候说，你们民主党派的问题是政治立场问题，共产党员的问题是工作方法问题，看到三年困境时期当权派大刮“五风”枉顾民众死活的事实，很显然他再也不能认为这些人的政治立场没有问题，仅仅只是工作经验与方法不足的问题了。

毛泽东从1963年开始，在党内推动了两大运动：在农村和城市基层政权组织内部开始进行四清和五反，在党内高层开展以中苏论战文章写作为中心的思想教育过程。本来在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中，是要解决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问题的，结果根据刘少奇的“四个交叉”理论和后来的桃园经验开展的四清，执行的方针却是“问题在干部，根子在敌人”，一方面演变成在农村抓什么“新富农”，运动的最重要的方面却演变成对全部下级干部搞“上楼洗澡”和“放包袱”的运动。这实际上是把组织路线和干部考核的一整套制度全部推倒，要把干部在运动中对工作队是否采取合作态度，或者能否主动积极地检举别人作为主要标准来选拔干部，本质上就是要把干部对上级的顺服态度是否达到了不讲原则的地步，作为选拔干部的主要标准来执行，在四清这样的一个运动中，完成以上级某些人为核心的帮派体系建设过程。这样的一个运动方向，被毛泽东抨击为“执行了一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和搞“驯服工具论”不是偶然的，文革期间对刘少奇《黑修养》的严厉批判，也是针对四清运动中当权派所暴露出来的普遍思想倾向这样的现实而言的，政治上进行的思想批判过程是为了解决严重的现实问题，并非是针对其文字本身和在过去时代所起的作用，去做什么学理辩论和质疑。

实际这个四清运动就是要把那些不讲原则的干部，一味地以上级或者以个别领导为中心的现象普遍化，本质就是要结成死党，然后才可以最有效地保障自己在当官做老爷上的低投入和高产出，即使有什么错误都能够这样一个严密的帮派体系中上下其手予以隐瞒和包庇。实际上反右运动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一样被当权派做了同样方式的运用。河南商丘地区就把合并过来的前淮阳地区干部打成右派，吴芝圃1957年依托刘邓陶等人的支持发动反对“潘杨王”运动，把前平原省合并过来并担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潘复生等人排挤走；而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是解放后入党的投机分子，通过与上级的结合，把解放前入党的共产党员打成右派。这些本质上都是寻求上下级父子关系和猫鼠关系的一个必然路径，消除或者边缘化体制内那些不好驾驭的因素，强化当权派的地位和作用。1959年的反右倾过程，就更加赤裸裸一些，所以纠正得也要快一些。这样的偏差和倾向在党内长期无法得到纠正，在逻辑上是必须把眼光放在党外去，反右之前的整风过程是失败了，可资利用的力量实际是非常有限，除了群众之外已经很难有别的出路。这个运动过程在当权派的主导下，产生了一种明显的“过滤机制”，本来运动的目标是要解决当权派自身的问题，但是运动方向却被刻意转移到对准群众，或者是把运动用于建设“父子关系”和“猫鼠关系”，这些都是服务于当权派自身的需要。在文革初期的五十天里，运动的矛头仍然是被当权派转向社会的下层。

本来四清开始是针对基层干部和工作方法和作风问题，这样的一个运动方向出来之后，很明显要解决的问题就转移到高层干部的思想与立场上来了。在四清运动所暴露出来如此严峻的事实面前，特别是这样一个明显有严重问题的运动方法，却被各地各级的当权派非常积极和主动地加以推行和落实，就更加显得问题之普遍与严重性了，毛泽东再也不能自欺欺人地认为共产党干部在思想倾向和服务目标上没有问题了，所以23条就明确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在后来的文革针对对象问题上，按照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部署把文革当做“反右”来搞，后来他们做检讨的时候，推说是因为自己不了解毛泽东的意图，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事实恰恰相反，他们非常清楚毛泽东所要针对的对象，但是他们选择自己代表当权派的利益和意愿，而不是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去与中国的多数人利益保持一致。这样的差别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的路线分歧，一些帮闲文人如何家栋等人，试图通过四清和文革初期的歪曲描述来丑化毛泽东，并去美化毛泽东的对立面，甚至不惜放弃廉耻地去美化桃园经验，殊不知这一时期的运动开展得非常普及，在中国民众心里具有非常深刻与完整的记忆，恰恰是找错了“定盘星”，结果只能是暴露了自己的无耻。

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非常深刻的，然而要真正认识并承认这一点却不那么轻松。毛泽东在1964年指出，党内一些官僚主义者正在成为吃工人血的阶级异己分子；后来在九大上说恐怕相当一个多数单位的领导权不掌握在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更是非常沉痛地提到：共产党不进城这些地方被蒋介石霸着，进城之后这个党变得不那么好了，这已经是把党员变质问题上升到共产党要不要夺取政权的高度来做对比了。1976年，毛泽东继续深刻地指出，搞社会主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在这个意义上去看，非常清楚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群众，为什么要抛开既有的官僚和行政体系，一定要去探索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发动群众来全面揭露我们的阴暗面”。

虽然毛泽东知道当权派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但是在文革初期和发动的时候，还是希望尽力避免采用他认为“盲目性很大”的群众运动的。在1964年一次内部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刘少奇等人把群众运动吹上了天的言论，针锋相对地提出“你们把群众运动说得那样好，我看不是那样的，群众运动有很大的盲目性。”按照毛泽东在1956年的界定，大民主是对敌斗争的方式，小民主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作为小民主的整风和批评要毛毛雨下过不停，对于文革这样一场暴风骤雨式运动和这样一种大民主运动方式，毛泽东毕生没有后悔，依据就是他对这个当权派的蜕化过程的经验与判断始终没有变。

二、文革走向群众运动的选择与群众运动的升级

毛泽东自己认为文革是从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开始的，结合后来的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甚至是作为官方认定的文革运动开始标志的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在最开始采取的几个重要步骤，都是把重点落在文艺批判上，实际上是试图通过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去落实和完成这个认识和思想上革命的最后尝试。然而这些尝试都失败了，官僚机构总是把运动方向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转移，“过滤机制”的结果是巍然不动，很显然在这样短时间内连续出现的过滤机制，已经说明官僚精英群体的问题是，无法在他们把持的组织程序内部去寻求解决的。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才不得不开始着手准备进行群众运动，于1966年5月底到8月初，才开始批发北大的大字报，支持学生建立有明确政治意味的非官方控制的组织，在官僚们拒绝与群众见面的情况下，毛泽东说自己要亲自和那些人不愿意见面的人见面，因此发动大串联。在大字报、学生组织和大串联的冲击下，官僚机构开始被触动了，他们的主要方式就是组织保守派组织保自己，发动工农反对学生。

在这样的时候，毛泽东仍然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希望把群众运动控制在一个相对小的范围内，避免造成社会巨大的震荡，在十六条里面，规定是在地县以下不搞文化大革命，工厂和农村配合四清运动以正面教育为主。是因为各地当权派都调动工农反对学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仍然持非常克制态度，没有轻易地号召工农参与运动；而是于1966年10月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希望通过劝说的方式消弭有可能激化的官民冲突。这个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者有各大区的领导人和省委负责人，毛泽东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要在思想上转弯子，不能再继续与一派红卫兵作对，组织另外一派红卫兵保驾。在这个会上，毛泽东还说我不想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想打倒你们，但是你们思想上要转弯子，也不能再那样敌视和害怕红卫兵。（附：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个会议之后，各地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了，文革初期受当权派和保守派联合压制的少数派，开始在批判资反路线的旗帜下建立自己的造反派组织，才敢于公开亮出造反的旗帜。工人也开始自发地建立全市性的组织，参与文革运动。上海工人因为自己受到政治上的压制，对当权派的工作作风和方法方面有非常大的意见，对四清工作组工作方式的反感和不信任，也起而建立自己的组织。上海工人的全市性组织---工总司是1966年11月9日建立的，武汉的工人总部就是1966年11月10日正式成立的。这个时候最著名的事件就是上海“安亭事件”，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发给上海工人的电报仍然是“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按照十六条的精神实际上是不同意工人建立组织，来参加文革运动。张春桥在处理这个事件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越权给予工人组织以合法地位，这不仅受到曹荻秋等人的反对，在文革小组北部也得不到陶铸和陈伯达的支持。最后是毛泽东支持了张春桥，毛泽东还说“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在安亭事件之后，毛泽东实际上是改变了自己当初的看法，一个方面是工人已经起来了不可能再使用政治压力把他们打下去，第二是已经看到西安、长沙和青岛等地的当权派调动工农反对学生的大量事实，还有就是对自上而下的“正面教育方式”和四清工作组那样一种方式产生了根本怀疑，这样才要中央文革小组组织起草了关于工矿企业文革的文件，在11月中旬的时候和群众代表进行了座谈并征求了意见，又拿到当时陶铸正在主持召开的全国工交座谈会上去讨论，最后才于12月9日发布，在12月15日又发布了关于农村文革的文件。从此文革才从学生运动走向全民群众运动的规模。

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认识到当权派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将会激化，但是毛泽东显然还没有形成要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夺权的想法。在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一天，毛泽东请中央文革小组的部分人在家里吃饭，在祝酒时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并阐述了为什么文革一定要扩展到全民的理由，分析了为什么当权派想尽一切办法反对文革的展开和深入，文革双方所争论所坚持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说这具有阶级斗争的实质和内容。（附王力回忆）

三、夺权与对立加深、力量对比起作用和退却选择

文革发展到夺权，也不是毛泽东当初设想的预案。实际上是当权派为了对抗文革运动，蓄意把社会搞乱的背景下，以弃置生产指挥调度权力的方式来作为一种政治竞争手段，这个时候造反派为了争取支持，就一面发起反经济主义妖风，一面不得不承担起自己并不那么得心应手的、由当权派丢掉的生产和运输的指挥调度职责。在上海大量的学生走上码头参与装卸货物，进入工厂与工人一起上下班，极力维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避免当权派所威胁的“断水断电断粮停产停运”的局面出现。权力最开始并不是从当权派手上夺取的，而是当权派弃置地上逼迫造反派拣起来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与事实指导之下，毛泽东才号召进行大联合夺权的。而且根据王力回忆录，在上海夺权并打倒走资派的过程中，还有另外的背景。本来因为柯庆施的缘故，毛泽东对上海的干部还是很相信的，所以文革初期的重要步骤都是在上海完成的。最后曹荻秋和陈丕显被点名打倒，实际上是因为面临着造反派内部分裂的形势，有人在学生组织中活动要策划“炮打张春桥”，最后毛泽东为了避免群众组织分裂和内战，才痛下决心抛出曹陈二人的。

在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之后，与此同时几乎遍布全国的有一个“二月逆流”和“三月黑风”，这基本上都是各地军队的当权派，根据军委八条对造反派“坚决采取专政措施”，亲自出马宣布造反派组织是反革命组织，抓捕造反派组织的头头，武汉对工人总部头头的大逮捕是1967年3月17日凌晨进行的。而且在这样的过程中，当权派内部的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不仅已经完成了整合过程，还统一了思想与行动方式。全国各地在1-28军委八条出来之后，都迅速出现了一个造反派称之为“二月黑风”或者“三月黑风”现象，就是通过宣布反动组织和抓反革命这样比较“文雅”的方式来对付造反派；在《人民日报》4-2社论和4-6军委十条出来之后，原来八条规定中间可资利用的“漏洞”不再存在，于是全国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武斗风潮。此后全国普遍出现了一个新的武斗高峰，这个时候与当权派合作的保守派，不再是从前破四旧时期的“多数派”了，许多组织就是当权派直接组织起来的基干民兵组织，目的是为了维护当权派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如武汉的百万雄师。这个时候的保守派组织，基本上不搞什么四大，而是一支真正的别动队，特点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通过直接的武力进攻把造反派的宣传据点摧毁和组织基地打跨，武汉造反派被打得全国到处避难，以到北京和上海的居多。

从1967年二三月份的逆流和黑风，到五六月份的武斗，当权派的目标仍然是要解决造反派对当权派带来的威胁，文的不成就来武的，明的不行就来暗的，手段虽然有变化，目标还是照旧。这个时候社会上的局势实际上已经失控，各地实际上已经演变成真实的力量对比驱使下的街垒战。各地的当权派实际上并不一定是出自上面什么人指使，乃是出于捍卫自身切身利益的本能而自发地行动的。这个时候如果要继续把“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到底”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彻底瓦解当权派的反抗能力；二是进行战略退却避免摊牌与决战，因为当权派实际上掌握着国家机器的组织和动员能力，造反派恰恰不掌握党政军人财物，在力量对比上处于绝对弱势地位。

假定毛泽东在文革中具有全部选择权与决定权，实际上否定了当权派利用自身掌握的国家机器进行各种利己安排的事实，也否定了文革运动中造反派与当权派的对立上所具有的阶级斗争性质，也是为当权派所做的坏事进行开脱的最好借口。

1967年7月21日，毛泽东从武汉处理720的现场不是那么从容地坐飞机撤退到上海，在上海毛泽东对杨成武系统地回顾了一些老军头的历史，如说陈毅是个好同志等等。许多造反派认为全国的革命形势在武汉720事件之后一派大好，好得不得了。但是毛泽东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杀出来的，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形势背后的危险，看到了造反派与对立面当权派之间力量对比的严重差距，在一月夺权之后，许多地方的造反派分裂了，相反当权派却在真切的威胁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了。因为当权派与造反派的对垒已经非常明显与公开，表现在一月夺权之后就有了二月逆流，这个二月逆流并不仅仅是中央怀仁堂里的口舌之争那么简单，而是反映在几乎遍布全国的二月黑风或者三月黑风上。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在一月夺权之后，当权派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受到全面而真切的威胁，他们因此就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所具有的动员与组织能力，实现了军队当权派与地方当权派的整合过程，再加上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所积累下来的丰富斗争经验，要凝聚足够的力量，来消解造反派带来的威胁，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

在当权派基于切身利益并已经完成力量整合的情况下，大概只有进行比较彻底的肉体消灭比如大清洗，才足以瓦解造反派所面临的威胁。如果不想进行大清洗，那么就需要进行战略退却和让步。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在上海对着杨成武深情地回忆老军头们的种种好处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就是坚定否决了要清洗他们的理由。这些老军头们在思想上对文革的倾向毛泽东非常清楚，毛泽东对陈再道的评价是“思想反动、头脑简单”，实际情况就是与陈再道思想一致的人很多，但是公然跳得这么高当然就是因为他头脑简单的所决定的，有鉴于此，毛泽东对陈再道都已经打算网开一面了。

毛泽东是指挥战略退却的专家，即使是撤退也决不能是弃甲曳兵而走，而是要有足以鼓舞士气的胜利效果（至少是表面上的，这对人民的士气极为重要），同意也要保留实力并避免最坏的后果和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有资料说周恩来曾经亲自去上海与毛泽东密谈，回来之后就宣布了对王关进行隔离审查的。这个过程非常有可能的是：毛泽东要避免各地当权派再自行其事，组织和动员武力与造反派决战，各地形势不能容许继续失控，由当权派主导的优势武力对造反派进行的街垒战必须停止，这应该是毛泽东进行战略退却所可以指望达到的合理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有人出面来代表中央政府，控制住各地诸侯，同时以舆论高压和组织措施对武汉军区进行“杀鸡吓猴”式的处置，震慑各地前一段基本上是在自行其是的当权派。然而仅仅靠震慑其效果是不能长久的，势必要寻求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心服”的方式，至少要让他们看到形势不会继续恶化到剥夺他们既得利益让他们有不顾一切铤而走险的必要，这个时候让步姿态是必须的。王关戚被端出来，就是要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对下是打算对当权派既得利益给予必要关照的---在当权派眼里树立周恩来的形象暗示这样一个行动将由周恩来主导完成，同时也要各地诸侯不能再各自为政，要听中央的，这样可以避免各地要把对造反派的武斗围剿进行到底。

王关戚被抛出来是合适的：一来他们是中央文革里面比较活跃的分子，二来也是造反派力量的象征，特别是王力，刚刚从武汉支左回来。这个被抛出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真实的力量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文革运动转入退却阶段，因此前锋变后卫，后卫为掩护大部队撤退而壮烈牺牲的古老故事重演。当然王关戚被打倒必定是有一个具体说法的，但是真实的说法是永远不会公开的，甚至有可能根本就没有被记录在案。反正有奋斗就有牺牲，不管这个奋斗正确与否，不过这一次牺牲的对象是他们三个，也因为他们三个的级别既没有低到让对垒的一方认为无关紧要的程度，也没有高到足以让另一方觉得如丧考妣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对陈再道的宽大无边也就很好理解了，本来陈再道在多个方面是具有严重罪行的，对1967年5-7月份死在武汉武斗中的无辜者是确实负有责任的，这个处置方式显然对当权派也具有安慰意义，与端出王关戚的作用相同，一正一反。在这个意义上，王关戚并不是毛泽东要把他们整下去，而是在真实力量对比及其不利的情况下，在当权派的巨大力量优势面前，他们具有必须下台的不得已。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反复告诫造反派“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在历史上那些大喊大叫的人，往往是昙花一现的人物，真正有希望的是那些深入思考问题的人。”这实际上是文革已经转入退却的情况下，用一种比较隐讳的方式提点这些完全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年轻人。毛泽东还坚决反对“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在逻辑上说不过去，毕竟全国的大武斗主要是军队在背后起作用的结果，不把幕后的负责人揪出来负责任，不符合起码的法制原则，然而力量对比不行，只能是退一步，而尽量保留可能的成果。这等于告诉造反派，文革进行到今天已经远远超出了力量对比限度，继续下去是不行的，目前只能是这样了。以后的历史进步，要慢慢地去争取，当前力量对比不行的情况下，保留实力是最重要的。速决战已经无法解决问题了，需要主动转入持久战。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有一些著名的蠢材继续往前冲，例如湖南的杨曦光和武汉的鲁礼安等人，最后这些人都锒铛入狱，明智不是在理论上明白应该如何，而是如何在事实把握上掌握必要的限度，非常奇特的是，这些人在30多年前摔了跤，但是到今天仍然不明白他们是如何摔跤的，他们站起来之后就是本能地破口大骂，而且是看见谁骂谁，毛泽东最显眼因此首先挨骂，估计杨小凯等人下次遭遇类似的情况，他们还是要犯同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