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昊：回忆1966年的省中文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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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1966年的省中文革运动
--文革1966

一风暴突然来临
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对于江苏省常熟中学的师生来说，来得实在是太突然了，就像是一场突然袭来的狂风暴雨，令人措手不及，毫无思想准备。

自从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他那篇又臭又长居心险恶的文章《评〈海瑞罢官〉》，尔后在全国史学界、文艺界展开了前景难卜的“大讨论”，进而又发展成为对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三家村”的批判、围攻、口诛笔伐，国内“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一日浓于一日。但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们似乎对此并不太在意，只是怀着好奇之心，阅读报刊上的“讨论”文章，看文人们打笔墨官司，也从中知道了校园之外的一些平时不了解的事情。除了对政治比较敏感的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师可能已从报刊文章的字里行间嗅到了越来越浓的火药味，心里会有些不安的猜想，有些忧心忡忡外，对于大多数青年老师和一千几百名学生来说，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紧张和异样。一年一度的暑假快到了，所有的学生全力以赴准备进行升学考试，而初中高中毕业班的学生也无一不感到了学习任务的加重和临考的压力，尤其是要高考的高三学生，更是面临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心无旁顾，一门心思用在复习上。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宣布：“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6月2日，中央台新闻节目播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紧接着是北京市委的改组、北大党委改组。有点政治敏感性的人们已经预感到了中国大地上空越积越厚的政治乌云必定会带来一场电闪雷鸣的阶级斗争暴风雨；虽然广大关心时事发展的中学师生通过阅读报纸上连篇累牍的充满火药味的社论、评论员文章也隐隐约约感觉到脚下大地的微震，但师生们尤其是在政治斗争方面十分幼稚的青少年们依然以为从“学术争鸣”到“思想意识形态斗争”直至上升为“两个阶级大搏斗”的“文化大革命”，离开书声琅琅的校园、离开正在埋头复习准备迎接大考的莘莘学子还是很遥远的。学生毕竟是学生，除了书本知识，社会经验、政治斗争经验可以说几乎等于零。即使是对当时已在全县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老师们大概也差不多，因为当时省中的青年教师不少，就是年纪大一些的、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的老教师，恐怕也难于估计时局的发展。

也许是为了暂时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调整一下正在迎考的毕业班学生的精神负担，学校组织发动部分学生到乡下去支援夏收夏种。记得初三毕业班的学生去的是大义公社，从6月7日到13日，前后一个星期。

14日，支农劳动顺利结束了。当学生们打起背包高高兴兴回到城里，回到学校里的时候，大家无不大吃一惊，简直是瞠目结舌了：啊！整个校园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完全变了样，到处是用毛笔写在整张白纸上的大字报，教室里外墙报上、画廊砖柱间绷一根绳索，便可以粘挂大字报了；甚至有人想绝了，把大字报的顶端涂上浆糊，借助梯子往天花板上一贴，从上垂下，不是也可以吗？用“铺天盖地”来形容大字报之多，真是恰如其分。

使学生们吃惊的还是大字报的内容。没有经历过1957年那场轰轰烈烈“反右派”运动的青少年学生，本来对何谓大字报是毫无所知的，现在一看，终于明白什么是大字报、什么叫“揭发批判”了。年轻人的热血一下子升到了沸点。怎么？一向很有点神圣不可侵犯的老师，居然也可以用大字报来“揭发”，来严厉批评、批判！一向铁定的“师道尊严”居然也可以不屑一顾，可以公然抛弃！连老师们的生活细节、个人隐私，居然也可以诉之于笔墨，用大字报来抖露！真是太新鲜了，太不可思议了！然而，眼前的事实就是如此，白纸黑字就在墙上公开张贴着。这到底怎么啦？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短暂的惶惑、犹豫之后，学生们便被驻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工作组告知：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严肃的政治运动，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年轻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抛弃一切疑惧顾虑，勇敢地投入到这场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及“一切牛鬼蛇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吧！这是老师对学生的要求，是校领导的号召，是常熟县社教总团、虞山镇社教分团发出的动员令。对大字报的态度，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对毛主席的态度，是阶级立场的原则问题，谁也不能回避，谁也无法躲开！

于是，学生们便主动或被动地、自觉或身不由己地卷进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漩涡。于是，校园里的大字报又猛增了许多新的内容。

老师当然更不能、更不允许游离于政治运动的漩涡之外。尽管几乎所有的老师，这时或多或少受到了大字报的“义正辞严”的揭批，受到了令人难堪甚至几乎是无地自容的“揭发”，但他们一方面心惊胆战地而又羞愧难当地被无情的大字报频频点名曝光，一方面却也不得不有所表示：欢迎革命师生对自己的错误缺点揭发批判，帮助自己改正；同时，也有部分（可能不是全部）人自己也动手写起揭发别人的大字报来。

就这样，省中的文革从一开始便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混战：学生贴老师的大字报，老师之间互贴大字报，老师贴校领导的大字报。别的学校、单位估计也是这样。

那么，当时的大字报的内容究竟是些什么呢？现在回顾，实在是很可笑的。比如因为一些教研组负责人的“家庭出身”不是地主便是资本家（确实，解放前能读书深造的大多是书香门第、富裕人家子女，但也不尽然），这也便成了他本人的一条“罪状”，批判其“思想改造不彻底”，追求、宣扬所谓“剥削阶级生活方式”；外语组的老师多“崇洋媚外”，有“向往美国生活方式”的倾向，连为了提高自身外语水平，平时收听英语广播也被视为“洋奴”；对学生学习抓得紧，就是“片面追求升学率”，就是“鼓动学生走成名成家的‘白专’道路”，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有的老资格老师一天只有一二节课，而工资比担任班主任的老师高得多，被认为“养尊处优”，“拿了工人农民的血汗钱不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出大力”；语文、历史老师，则是“钻在故纸堆里”或“钻在学术研究圈子里”，“不问政治”；有的是“借三尺讲台宣扬封、资、修”；政治老师“说的与做的不一样”，是“政治两面派”；学校党支部“不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说是面向工农兵，“实际上工农子弟占学生的比例逐年下降”……这些事大多被上纲上线，提到吓人的高度，然后扣上性质极严重的诸如“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走修正主义道路”等政治帽子。也有不少大字报写的完全是一些小枝小节问题，如某老师在课堂上讲话少文明，骂了学生；某老师爱漂亮，衣服天天换；某老师脾气不太好，对个别学生“恨铁不成钢”而多次找去谈话，而那个学生偏巧是个工农子弟，这便是“歧视工农”……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二叶老师之死

1966年6月25日，星期六.。

一个惊人的消息在省中校园里迅速传播着：叶老师自杀了！这是运动开始以后省中第一个自杀身亡的教师。

叶老师叫叶葵英，语文教师。她曾经跟班教过63年初一（1）、64年初二（1）班，并任班主任。实事求是地说，叶老师待人还是不错的，她关心同学，在教育上有她的一套方法，她班上的学生对她的反映也不坏，尤其是几个班干部，所留印象颇佳。当然十个指头有长短，学生的品行、性格、脾气、学习态度和学习成绩各各不同，老师对一部分同学偏爱一点而对另一部分同学少关心一点，对某些同学表扬多一点而对另一些学生的批评多一点，作为班主任也是正常的。总的来说，叶老师应该说是个好老师。到了1965年，她不再跟班教初三（1）了，虽然是这样，毕竟连续教了两年，她对教过的学生有一定的感情，仍很关心她教过的班，有时还跟初三（1）班的同学聊天，问问学习情况。

文革开始了。为了表明自己在这场重大政治斗争中的鲜明立场，跟所有其他老师一样，叶老师也贴出了大字报，表示欢迎革命师生对她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帮助，并表示一定虚心接受，努力改正。或许她自认为不论是在政治上、作风上还是在日常教学工作方面她并没有什么大的过失，犯过什么大错误，所以也不必害怕这场“触及灵魂“的运动。但是她估计错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贴她的大字报逐渐多起来，内容也越来越使她难以接受。在政治上，居然在她原名字前冠上令人感到奇耻大辱的“头衔”——说她是“地主婆”，这当然是瞎说，即使她的家庭出身是地主，但她本人也不会是；在工作上，大字报诬谄她在课堂上“宣扬封、资、修”，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和资产阶级接班人；在生活作风上，因为她平时比较爱清洁，十分注意个人仪表，经常更换衣服，这也被指责为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追到“阶级根源”，自然乃是“地主婆剥削阶级本性大暴露”……甚至有的大字报干脆就说她“坚持反动立场”，“抗拒坦白交待”……那些日子，叶老师真是度日如年。她很快消瘦了，憔悴了，整天默默无言，无人理睬她，人们像躲避一个麻风病人一样远远地避开她，当然她也害怕跟别人接触，害怕碰到别人那异样的或充满仇恨的目光。她无力抗争，也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她形单影只，天天独往独来，连过去她所教过的学生中受到她器重、受过她关心的人，即使不贴她大字报，也与她绝情冷酷地“划清界线”以示自己站稳立场。尽管同一时间内受到人身攻击的老师并非她一个，也许应了“女人的名字是弱者”这句话，她比其他人更懦弱，更经不起打击。看来运动还刚刚开头，将来的事态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谁也无法预料，既然这个世界对她是这样的冷酷无情，不能容她安身，倒不如自己识相点主动向人世间告别吧。

于是，她留下了写有“永别了”三个字的一张纸条和对家人的一份遗嘱，在自己家里的水缸里自溺而死了。

就在她自杀的前几天，她曾神思恍惚地站在菱塘堰游泳池旁的岸上发呆，看学生们在池中欢快地嬉水。也许那个时候她就在考虑生命的结局了。她陷入了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死亡”的痛苦的抉择中，最后她还是不愿忍辱偷生，毅然选择了死。

叶老师是想以死来彻底解脱自己，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她想错了。当她自杀身亡的消息传到学校后，非但没有赢得人们的怜悯和同情（也许有同病相怜的老师私下表示过震惊和惋惜，但都不敢公开出来为她申辩、鸣冤），反而招来一片谴责之声，一时间校园里大字报对她开展了无情的口诛笔伐，咒骂她“死不改悔”，“死有余辜”，是“以死来对抗运动，反对文化大革命”，是“为了逃避人民的惩罚”，她的死，只会是“遗臭万年”……

叶老师是省中文革运动中第一个牺牲品。在她之后，还有服安眠药自杀的陆希绩老师（一说是割腕自杀的，还送到中医院“抡救”），还有跳楼自杀张荆老师（张老师跳楼自杀未成而摔坏了脚，还被抬上批斗台受到残酷批斗）……

在大约是在这年的12月间吧，叶老师过去的学生中，有人在学校里刷出大字标语，说叶老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牺牲品”，应当平反。然而当时学校中派别林立，学生中成立了许多*队、战斗队，大家忙于拉山头，“占山为王”，互相攻击，而且大部分学生正在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连”，谁也顾不上考虑学校中受迫害老师的善后处理，所以标语贴归贴，呼吁发归发，根本无人理睬。

叶老师和其他几个在文革中自杀的老师的平反昭雪，是在十年动乱结束以后。

三运动在发展

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书不能念了，课不能上了，考试自然也不提了。7月上旬又传达了中央关于改革升学办法的决定，实际上是取消了大中学校的应届招生。学校里已陷入了混乱，谁还有心思教书读书。老师们都惶惶不可终日，不仅要“夹起尾巴”规规矩矩，还得老老实实接受批判，人人都要过关，“触及灵魂”。各个班级也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班主任去管，也不敢去管，只有靠学生自己了。亏得各个班级还有团组织、班委会，又加上强大的政治压力，学生们都很“识相”，自觉到校，参加运动。

7月8日，江苏省委在南京作了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这就是说，在此之前，省里的文革运动还没正式拉开“序幕”，只能算是序幕前奏响的序曲，现在大幕拉开，运动正式开始了。就在同一天，省中来了几百个老师，是农村来的中小教师，也许还有城里学校的，他们集中到省中来是参加“集训”的。于是，学校里腾出了一些教室让他们使用。老师们集休吃、住，开会、写材料、贴大字报、揭历史老帐和现行问题，搞人人过堂，个个挨审。一时间气氛极其紧张，人人自危，个个惶恐，大家都如《红楼梦》里提到的“乌眼鸡”，你瞪着我，我瞪着你，既要小心提防别人揭发自己，又要挖空心思从别人过去的言行中挖掘“反动”的东西，写成揭批材料。过去的好朋友现在成了冤家对头，曾经私下里说过的一些话被抖露出来，当成“三反”言论上了大字报；以前心存芥蒂的则更是有了报复的机会。人与人的关系，无不剑拔弩张，彼此成了结下深仇大恨的敌人。这段历史，当年参加“集训”的老师至今记忆忧新，可谓创巨痛深，刻骨铭心。

至于学生，则重建学习小组，选出小组长。那时候，报上几乎天天有充满火药味的社论、杀气腾腾的大批判文章，新华书店里大量供应这些东西的单行本《学习材料》。大家的任务就是老老实实坐下来学习，谈体会，还要联系自己的活思想谈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这一时期贴老师的大字报也渐渐少了，主要是无内容可写，“炒冷饭”不能引起大家的兴趣，倒是几次批斗会引起过不小震动。

学校里第一次开批斗会，全校师生把大礼堂挤得满满的。批斗会宣布开始，主持人话音刚落，就听一个学生发疯似的大声吼叫着：“我有仇，我有恨，我要控诉刘某某！”杀气腾腾，怒火万丈跳上主席台。这时，本来有嗡嗡说话声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一齐射向主席台。跳上台的是位干部子弟，高中生。大概事先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像演员上场前先酝酿情绪，进入角色，然后憋足一口“深仇大恨”之气，到时突然迸发，果然出语惊人，全场为之一震，台上台下的人都心跳了一阵，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于是台上台下爆发出一片“打倒”之声。但这个学生的声嘶力竭的批判发言并没有什么新内容，还是重复大字上众所周知的那些东西，如“散布反动言论”，“写反动日记”又拒不交待坦白之类。后面的几位发言者虽然也慷慨激昂，义愤满腔，但都没有第一个发言者那样气势汹汹了。每一次批判毕总是全场振臂高呼口号。

文革开始时互贴大字报是一场混战，到后来，目标渐渐集中到少数几个人身上，主要是一些家庭出身是地主或资本家的，要追他们的“阶级根源”，挖他们的“剥削阶级思想”，再加上这些人往往资格老，经验丰富，注重业务，很有点“学术权威”的味道，因而便成了现成的活靶子，被扣上“牛鬼蛇神”的帽子而遭到残酷批斗。勒令他们坦白交代材料，写“认罪书”。但不管他们写多少交代材料，总是过不了关的，因为“阶级敌人本性难移”，注定了他们是专政对象。批斗以后便是以劳动来惩罚，编成劳动组在校园里专干体力活。

省中的校长是梅影，当然也对他进行批斗，但相比之下要轻一点。

学生中则是以家庭出身划线，把出身于工人、农民、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注意，这是指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而非一般的知识分子）家庭的青少年称为“红五类子女”，而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及右派分子（即简称地富反坏右）称为“黑五类”，他们的子女当然就是“黑五类子女”。当时，学校里真正的“红五类子女”并不多，大多数是一般劳动人民子女，“黑五类子女”也只占很小一部分。这种名为“贯彻阶级路线”实际上的“唯成份论”，使得好多学生背上了“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觉得抬不起头来，变得郁郁寡欢，情绪十分低落。就是一般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也因为自己不是硬梆梆的“根正苗红”而是“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而感到说话不响，腰杆不硬。而那些所谓的“红五类子女”则因此而趾高气扬，以天生的革命派自居，看不起其他同学。有的还动辄训别人，硬要别人“挖思想根源、阶级根源”。当时曾流行过一副反映“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历来如此”。这是从北京流传过来的。在学校里，凡是进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进班级的文化革命小组，都讲究家庭出身，以至有人把红卫兵组织看成了“阶级组织”。但这种唯成份论和“血统论”行不多时便彻底跨台了，因为不少曾神气活现的“革命干部子女”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他们的父母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受到极左派的唾弃，变得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所谓“红卫兵”，原来是北京清华附中的一此出身“红五类家庭”，自诩为“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学生自发成立的组织，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喊出了许多“左”得可笑的口号，还散了发了几篇类似“论革命的*精神万岁”、“再论革命的*精神万岁”等传单，传到常熟的中学里，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有些自以为“根正苗红”的“红五类子女”便也学样，自封当然的红卫兵。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首批红卫兵便都是这样一些“红五类子女”。但到后来，学校里的学生出现了大分化，许多非“红五类子女”也自发拉山头，成立自己的战斗队什么的，也称是红卫兵，而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统一建立的红卫兵组织则在热闹了一阵后便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四。成立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国**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在极左气氛笼罩下召开的中央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中央全会公报和通过的《十六条》很快就传遍了全国。对于中央的决定，任何人都不能漠然置之。学校里闻风而动，立即组织师生进行反复学习。通过学习，大家明白了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方法和领导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十六条》中的第九条是“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十六条》说这些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是群众在**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省中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是8月21日成立的。这天上午，召开了“江苏省常熟中学文化革命化表大会”。大会议程，可以作为其他中学同样会议的形式的代表：

一、宣布“江苏省常熟中学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开始。奏《东方红》乐曲。

二、向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致敬（热烈鼓掌）。

三、致开幕词。

四、宣读毛主席“五七批示”（即给林彪的一封信）。然后高呼口号。

五、县委书记汤西谷代表苏州地委、社教工作总团、常熟县委祝贺大会召开。

六、虞山镇社教分团党委代表讲话致贺。

七、宣读全校革命师生的贺信（高三（1）班、初三级联、高一（2）班、高二级联、全体教职员工的代表）。

八、宣读兄弟学校贺信（师范、县中）。

九、省中社教工作组代表张君烈讲话。省中党支部代表发言。省中团委代表发言。城郊片社教工作团代表发言。都是祝贺一类的内容。

十、休息十分钟后继续开会。宣读中央《十六条》。

十一、 省中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讲话。

十二、 某某作前一阶段学校文革运动情况总结报告。

十三、 全体起立，高呼口号。欢送外单位代表。散会。

下午师生进行讨论。谈对成立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认识。

省中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都是一些家庭出身好的所谓“红五类”子女中的佼佼者、

“革命教师”的代表（多为中青年教师），校长梅影属于革命对象当然被排斥在外。学校的文革委成立后，班级里也建立起了文化革命小组，取代了原来的班委会。从此，省中的文革运动就在驻校社教工作组和学校文革委领导下一步步深入开展。原来的校领导当然是靠边站了。

这时的师生主要还是学习“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日报》上连篇累牍的社论、评论及有关文章。一些外地传单，如前面所提到的起了很恶劣作用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散发的传单都是在这个时候传进来的。“红卫兵”三个字，成了令普通人敬畏、令广大学生仰慕的新名词。

省中的红卫兵组织是在8月底或9月初成立的，受校文革委领导。首批参加的人都要求“家庭清白”属“红五类”子女，还要郑重其事打申请报告。能参加的学生神气活现，好多背上家庭出身包袱的学生很知趣，没有打申请报告。因此，真正算得上通过履行手续而被批准加入红卫兵组织的学生并不太多。

五捣毁兴福寺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社论宣称：“无主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社论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简称“四旧”，而所谓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当然就是“四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顾名思义，是在文化领域内进行的一场革命，它的第一刀就是在文化领域开杀戒的，它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于是，破“四旧”立“四新”便成为运动的又一浪潮。

在常熟，当这个气势汹汹的恶浪席卷而来的时候，首当其冲遭受浩劫的却是宗教界。

8月26日上午，虞山镇上几所中学的几百名学生以及部分教师——当时称为各校“文化革命代表”，都是学校中所谓出身好的积极分子——集中在虞山大戏院开会。那天在主席台上讲话的有虞山镇社教分团党委书记（？）王杰，会议主要是传达中共江苏省委的指示，关于破“四旧”立“四新”的几点建议。根据《十六条》精神，各级党组织要支持已经掀起并正在形成高潮的群众运动，特加别是“革命闯将”大中学校学生的“*”行动；在破“四旧”立“四新”中要以《十六条》为指针，要多做思想教育工作，要相信广大群众是革命的……

王杰在讲话中还号召“革命师生”对常熟的“封建迷信大本营”——兴福寺和维摩寺立即采取“革命行动”。

会议结束后，学生们来不及回校，立即兵分两路，一路以省中师生为主，目标直取北郊兴福寺；另一路以县中师生为主，雄赳赳杀向维摩寺。

到兴福寺去的省中师生在寺门外空地上稍作停歇。这时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激动。但要采取的革命行动究竟是什么，心里还没有数。有三位领队的某老师简短讲了几句话，大意是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大破“四旧”、大立“四新”；不破“四旧”不能立起“四新”；破，就是革命，就是*。兴福寺是县内散布封建迷信和精神鸦片的大本营，我们一定要发扬革命小将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的大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把寺里的泥塑木雕统统砸烂……

这时，已有不少住在寺庙附近的山民们闻讯赶来，有的是来看热闹的，也有一部分年轻农民和林场职工是来“配合行动”的。

兴福寺在劫难逃！

“兴福禅寺”的匾额首先被摘下，摘下时引起一阵欢呼。寺门早已就被打开了，随着一声令下，“革命师生”和农民们便呼啸着冲进了寺内。昔日庄严清静的佛门净土顿时人声嘈杂，一片喧嚣。僧人们一见势头不好，只好退避三舍。冲进寺内的人群像发了疯似的乱敲乱砸。天王殿内当门而坐的弥勒佛尽管笑容可掬，一团和气，但碰上如狼如虎的人群首先遭了难，被扳下宝座，倒在地上；佛龛邱面手托降魔杵的护法韦驮顷刻间粉身碎骨。殿两旁的释教护法天王纵然是金刚怒目、威风凛凛，这时也自身难保，早有人攀上躯干，只听见乒乒乓乓一阵乱响，很快便手断臂折，身首异处，倒在尘埃。

就在天王殿遭浩劫的同时，大悲殿里的三大士也被砸得粉身碎骨。

大雄宝殿，高高的莲台上，三尊大佛巨大的金身塑像依然妙相庄严，默坐不动，那似开似合的慧眼不动声色地下视着气势汹汹的凡夫俗子。虽说佛法无边，到了这时也难逃劫数了。

最先遭殃的是站在三世佛左右两边的迦叶和阿难，早有人跳上台去把这两尊与真人差不多大小的塑像从佛坛上推下来，脑袋先着地，顿时头破颈裂。这时有人发现这尊塑像背上有一个碗口大的空洞，好奇地伸手进去一掏，竟掏出一样东西来。他立刻惊奇地喊叫起来：“肚皮里有东西！”大家凑上去一看，又有人惊呼：“是银链条，还系着一个鸡心片！”好多人闻声都围上去看。反应快的人马上又从另一尊塑像的胸腔里也摸出了一根银链条和一个银鸡心片。这一定表示是佛像的“心肝肚肠”了。

于是，脑子转得快的人便推测说，既然小佛肚子里有东西，那么三尊大佛的胸腔里一定也有东西，说不定还是金子的链条和鸡心片呢！早有人翻身上了莲花宝座爬到了中间那个大佛后背，果然也发现有空洞，伸手进去一掏，拉出一来的仍是银链和银鸡心片。有人不信，大声叫道：“拉翻它看看！”

迦叶、阿难两尊金身体形小，用力一推就倒，但要把三尊“庞然大佛”从莲台上扳倒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了。学生们是赤手空拳，手中没有绳索一类的东西，一时间倒束手无策。正乱纷纷七嘴八舌闹嚷嚷之际，早有当地农民拿来了绳索，人多手杂，很快先把正中的释迦牟尼佛像的脖子套住了，大殿上一二十个人像拔河一样拉住绳索，一声呐喊，佛像再也坐不住了，巨大的和身躯开始朝前倾斜，于是喊声更响，一齐用力，佛像终于朝前倒下，轰然巨响，殿宇震动，泥金迸裂，尘土飞扬。人们立刻围上前去，以为会有新的发现，但很快便失望了。如来的金身内是空无一物，看来只有刚才已掏出的那副银铸“心肠”了。接下去另外两座大佛自然也在劫难逃，相继跌下莲台，粉身碎骨了。在它们的身躯里也只找到了相同的银链银鸡心片。

在三世大佛被毁的同时，大雄宝殿东西两壁的十八罗汉，不管你是慈眉善目，笑容可掬，还是面目狰狞，呲牙咧嘴，不论你有降龙伏虎擒魔驱妖的本领还是有移星换斗翻江倒海的手段，到这时谁也躲不过这场大浩劫。不消一支烟功夫，全都横身尘埃，化作堆堆碎土。三世佛后壁的鳌鱼观音和海岛诸神，也早有人去乒乒乓乓一阵乱敲，变作了地上一堆色彩斑谰的泥块。观音大士，纵然你慈航普渡，救苦救难，浩劫降临时，你连自身也难保了。

当寺内所有的泥塑金身统统化为碎土后，厄运又降到许多木雕小佛像身上，它们被人们从各处搜寻出来，横七竖八丢到场上。因全是香木所制，十分坚硬，一时砸不坏，故尚能保全身躯，不过，凡肚子里有“心肠”的，无不被掏个一干二净。所有的银链银鸡心片当时都有人心收集起来，后来不知是如何处置的。在当时的气氛中，大概没有人敢私拿吧？从寺里搬出来的这些木雕像，第二天集中放在体育场“焚尸扬灰”了。

泥塑木雕的佛像被“革”掉了“命”后，紧接着受到冲击的是血肉之躯的僧众。如狼似虎的人们闯进禅房大呼小叫，勒逼僧人们打开箱柜，于是，佛经、佛珠、拂尘等等随意抛掷，任人践踏。和尚们个个战战兢兢，连“阿弥陀佛”也不敢念。有的实在看不下去，上前哀求“革命小将”手下留情，但得到的是无情的嘲笑和凶狠的训斥。

兴福寺被闹了个天翻地覆之后，省中的学生神气十足地凯旋了。临走时不知谁出的主意，把大雄宝殿上的大鼓作为战利品抬走了，一路上咚咚地敲着，十他得意。后来在破“四旧”*时，这面大鼓还引人注目地出现在队伍中。

邑人钱仲联教授在1984年所作《重修兴福寺记》中写道：“浩劫之临，殿堂僧舍，佛像经藏，法物碑幢，书画珍木，无不被毁。刹竿倒地，比丘被逐，神天焦烂，名迹丘墟，自唐会昌以还，佛寺之遭祸未有甚于此劫者也。”经过这场大破坏，毗尼法界从此一蹶不振，僧众流散，钟馨音寂，一座千年宝刹，成了储物仓库。

在兴福寺被破坏的同时，虞山顶上的维摩寺也遭到了同样的浩劫，只剩下空宇数间。

丙午之夏，兴福寺所遭受的浩劫，不仅是常熟宗教界的奇祸大难，也是文革初期常熟发生的一桩重大事件。然此事在《常熟市志》中含湖糊其词，一笔带过；而《常熟破山兴福寺志》中竟无记述，只有“一九六六年阴历八月二十二日寺废，阖寺僧人处东偏，其余殿堂寮房，均为外贸公司仓库”一句，语焉不详。今叙述毁寺经过可正传言之不确，亦可补《市志》、《寺志》之不足。

历史教训，不可忘却！

六天津红卫兵带来的震荡

常熟虽然离开沪苏锡等大中城市比较近，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却消息闭塞。中学里的师生都集中起来“关门”学习，对外部世界、对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的运动情况，主要是通过广播、报纸等正常新闻渠道获得，来路不正的“小道消息”很少有传进来的，即使有人偷偷透露一些在新闻宣传中听看不到的消息，在当时极左的政治氛围中，人人小心谨慎，个个如履薄冰，谁也不敢斗胆传播，更不用说公开议论了。运动的领导大权、指挥大权基本上由社教总团、分团牢牢控制着，各个单位相继成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都按照中央的部署循规蹈矩地指导着运动的发展，几乎没有谁敢越雷池一步。

但这样的平静安宁还是被打破了。

9月2日，看似一潭死水的省中校园突然间掀起了大波浪。从天津来的四个大学生给平静的校园带来了一阵巨大的震荡。这四个大学生左臂上都套着令人肃然起敬的印有“红卫兵”三个毛体大字的红袖套，他们没有带学校盖章的介绍信。他们说，学校里早已没有了统一的唯一的领导机构，所以没有必要开什么介绍信，胸前的开津“南开大学”校徽已足够证明他们的身份了。他们一进校门便以敏锐的政治嗅觉直截了当地指出：“这里肯定有‘黑线’！”他们立即找到了大权在握的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在接受校革委领导十分警惕的盘问的同时，极为大胆地散布了一系列省中师生闻所未闻的外地消息。

他们说，红卫兵不是一个“官方”组织的统一的学生团体，而是许许多多观点独立甚至相对的各自为政的学生自发成立的组织，不需要谁来批准，也无须得到某领导机关的认可。红卫兵只有一个最高统帅，那就是毛主席。只要愿意，学生可以自行组织红卫兵的战斗队、兵团乃至司令部。而在此以前，省中的师生们都只知道红卫兵是一个统一的经上级批准方可成立的学生组织，而且是个纯粹的“阶级组织”，只有“红五类”才有资格参加，且要郑重其事地递交加入该组织的申请书。

他们说，只要是红卫兵，就可以到全国各地去串连，可以免费乘车，可以去北京，也可以去别的地方。其中一人插话说，比如去桂林，这是陶铸说的（不知确实否？）

不少学生听到这个消息后欢欣鼓舞，不禁跃跃欲试，三五成群商量着要外出进行“革命串连”。想想吧，毛主席在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几十万红卫兵，这一空前之举令全国震动，令世界震惊，但当时大家似乎都没有去细细想一想这几十万红卫兵是从哪里来的（以为都是北京的学生），现在一经提醒，才突然省悟过来，是呀，人家红卫兵可以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们为什么不能去？但仍有许多学生将信将疑。因为几个月来大家安分守己惯了，对突然出现的新情况一时还难于接受，脑子转不过弯来。

天津红卫兵说，各地党组织都可以怀疑，因此常熟县委也可以怀疑。他们说，党中央只有少数人没有问题，有些职位很高的党政军领导人从天安站城楼上参加大会结束就给戴上了高帽子游街批斗，毛主席、林副主席看见群众给北大的陆平戴高帽子游街没有劝阻，可见是默许这种做法的。戴高帽游街不算是武斗，群众心情可以理解。他们说，文艺界反毛泽东思想势力很猖狂，许多图画都暗藏反动内容，因此，他们在到省中前已先在街上走了走，到新华书店去把挂着的毛主席像取下来，说有问题（不知是指哪一幅）。他们说运动初期成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都不可靠，是被一些人操纵的，是与广大革命小将对立的，省中的校文革委也大可怀疑，肯定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说，可以到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家里去抄家，外地有的地方抄出了武器、“变天帐”、反动标语。他们说，西安的农民与红卫兵打了起来，一下子打死了3人；天津也有红卫兵被人暗杀，阶级斗争异常残酷激烈（说时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四个天津红卫兵中有一个自称是“红五类子女”，拿出笔记本来念所记录的某中央首长被贴大字报的数字，但被同伴拦住了。

已经有人打电话去社教总团、县委反映情况，可他们对中央的消息并不太灵通，所知根本比不上天津红发兵。校方根据天津红卫兵透露的消息想核实一下，县委回答说无法证实。于是有人便问天津红卫兵，消息来源有什么根据。他们答大学里有的是内部资料，党中央的动作举措他们都很容易掌握到，甚至于毛主席有一份“紧急呼吁”，他们是在火车上得到的。他们还透露一个“好消息”：“蒋介石已经死了”。于是引起师生们的一阵欢呼。

四个天津红卫兵带来了许许多多闻所未闻的消息，这些消息，无法一一核实，有人相信，有人怀疑，有人将信将疑，有人信疑参半。但不管怎样，他们给省中带来了剧烈的震荡，在学生的思想里注进了许多新鲜的东西，这是毫无疑问的。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或许已感觉到了宝座下的大地正在发生震动、开裂，连忙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一些跟天津红卫兵有过私下接触的学生成了众矢之的。在会上受到了严厉指责，。特别是几个非“红五类”子女，更是联系他们的家庭出身，指责他们动机不纯，居心不良。有一位姓樊的初中生受不了众口谴责，当场眼泪汪汪站起来反驳：“你们这样做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不同意见，是镇压群众……”一语既出，在意见几乎是一边倒的会场上引起强烈震动。因为在这以前，学校中谁出不敢对校文革委说半个“不”字。敢起来反驳，是要有很大勇气的。

校文革委的权威终于开始动摇了。

七 “左”风劲吹，社会混乱

局势的发展似乎是在一一证明天津红卫兵传播的消息。9月14日，校文革委果然向全校师生传达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外地高等院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员工代表到北京参观靠得住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省中被推选去北京的革命学生（10个中选派一个）当然全是所谓“根正苗红”的“红五类”子女，同去的还有“革命教师”（多为校文革委的“红人”）若干。9月23日，他们在全校师生无比羡慕的目送下离校，与县内其他学校选出的代表一起奔赴首都北京。

在这一段时间里，经过层层过滤渗透到学生耳中的外地大事件也逐渐多起来，消息多数是令人震惊的。“铜川事件”、“扬州事件”、“陕西日报社事件”、“合肥事件”、“南京事件”等等，都是社会主义新中国闻所未闻的打砸抢武斗事件。外地大中城市已经陷于混乱之中，批斗、辱骂、殴打、冲砸、罚跪、挂牌、游街、逼供信、静坐、示威、绝食抗议，捣毁会场……这些新鲜字眼成了社会上的高频用词。听说已有人公然提出“改组党中央”，改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要撤某要人的职，要打倒某人。联系前些日子组织师生收听中央全会上刘少奇、邓小平作的“检讨”，莫非天古真的大乱了？

省中校园又开始骚动起来，不过这次的骚动是由于受到了外界的影响。师生们怀着不安的心情密切关注着校内外、社会上乃至中国大地上事态的发展，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更令人料想不到的大事。

从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天安门广场上幸福地见到了红卫兵最高统帅毛主席的革命师生代表，带回的消息与北京动态大多数是“正面”的。例如北京现在盛行读语录，人们开会时先要一起朗读毛主席语录，称“最高指示”，无论是乘车、*集会、听报告、*游行还是双方辩论、互贴大字报等，无不先要请出“最高指示”；北京是一片“红海洋”，所有的企事业单位都把门面涂成大红色，人们把红塑封套的《毛主席语录》随身携带，随时拿出来翻阅；天安门广场上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百万革命师生人手一册语录本，每当人们手挥语录本向“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欢呼时，世界最大之广场便真的成了红浪翻滚的“红海洋”，那场景之壮阔，史无前例；北京有无数的工厂、商店、学校以及街道改成了“革命化”的名称，凡是沾上点“封、资、修”边的，无不被“破旧立新”；这股“革命旋风”甚到影响到人，一时改名之风大盛。回来的革命师生代表无不以极其激动的心情描述在天安门广场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时的无比振奋、激动和无法形容的幸福感，听他们叙述去北京经历的师生也都被感染了，好像也分享到了他们的一切。

忠不忠，见行动。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由于赴京师生回来的宣传，在常熟也进一步趋向狂热。于是，干什么事都要先读几段“最高指示”，都要唱语录歌，都要振臂高呼口号成了一种惯例；由李劫夫等作曲家谱写的语录歌，不用谁教，很快普及到人人会唱的地步；印刷质量很高的《毛主席语录》。也分批发到师生的手中，得到这“宝书”是人们特大喜事。与此同时深入开展的“破四旧”的声势也进一步扩大，地、富、反、坏、资本家的家中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搜查，清理出大批文物古玩旧书刊等，这些东西统称“抄家物资”。社会上一片极左之风，刮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安。剪小裤脚管和裙子，剪长头发成“阴阳头”，剪“奇装异服”，也成了“破四旧”的内容。人们不敢穿西服、穿旗袍、穿裙子，连花俏一点的衣裳也不敢上身。扑克牌当然是罪恶的赌具，上茶馆、喝老酒都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种花养鸟自然也是“腐朽没落”的表现。图书馆关门大吉，所有的书籍都封存起来，而“破四旧”中收缴的大量书籍有不少被付之一炬。又有人提出要学北京的样，改店名，改路名，改校名，一呼百应，立即行动。于是，山景园改成了人民饭店，虞山戏院改成了“工农兵剧场”，京门电影院改成了“东方红电影院”，北门大街改成了“红卫兵路”，东门大街改成了“向阳路”，也因此，东门大街上的塔前小学也改成了“向阳小学”；因嫌“民办中学”不好听，自说自话改成了“人民中学”；和平街有宣扬阶级调和之嫌便改成了“反修路”，引线街改成了“红旗路”，还有什么“兴无路”、“灭资路”、“援越路”、“抗美路”、“四新路”、“人民路”，等等，弄得邮递员大伤脑筋。小学也纷纷改名，什么“文革”、“红卫”、“红梅”、“立新”、“朝阳”……造成了混乱，令人啼笑皆非。

八新的动乱刚刚开始

秋收的季节，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决定让师生们下乡去参加秋收。在教室里从夏到秋闷坐了四个月，忽然听说要下乡，而且是到高乡棉区去（初二的学生就近去郊区），大家仿佛遇到大赦一样，无不欣喜万分。10月13日，学校师生来到了徐市公社。学生们下乡的任务是明确的，一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二是“向贫下中农学习”。

在徐市公社，学生们访贫问苦，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听公社党委书记薛爱民的报告。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所听报告无非是农村阶级斗争形势，贫下中农如何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如何与阶级敌人作斗。各班还推选出十名代表到镇上参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

棉区的秋收比起稻区来要省力得多，用不到弯腰挥镰割稻，只要带上一只大布袋，穿行在白絮朵朵的棉田中，把棉枝上不曾摘净的棉花剥离花铃放进大布袋里就行了。在这里，学生学会了区分等级棉，懂得了如何把摘下的棉花放在席子上翻晒，亲眼看到而不再只是从书本上读到那种约一厘米长肉滚滚软绵绵的红色小虫棉铃虫。初见这种小虫子时，好多学生尤其是胆小的女生除了发出惊叫外也许身上还立刻竖起一层鸡皮疙瘩；有时虫子成了不速之客掉落到头发上乃至脖颈里，那就更要让人大吃一惊了。

下乡的师生编为一个总队，为了鼓动大家的劳动积极性，及时了解各班情况，总队部编印了简报，各个班级有通讯员，任务是报道好人好事；各班之间的联系有联络员，任务是发送简报，互通情况；总队部成立了一个采访组，实际上也是编辑组，由三个学生加上一个老师组成，主要抓稿件。

因为政治气氛太浓，又贯彻了极左的阶级路线，言行动辄上纲上线，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使得好多学生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很感压抑，而且这次下乡劳动，又经常学习讨论，要求大家联系“活思想”谈学习体会，谈学毛主席著作的心得，这就使得学生的思想负担更加沉重，本来是无忧无虑的小青年也都变得不敢纵情谈笑，气氛十分沉闷。

那时候，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已经深入人心。有一次，有人在镇上发现一种自制的徽章，戴在胸前很神气，立刻吸引了不少同学去制作。用薄铁皮剪成旗帜样，涂上红漆，写上“为人民服务”几个字，装上别针。就这么很粗糙的东西因为有“政治意义”而使学生们人人都希望得到，谁获得一枚竟会使人羡慕不已。学生的单纯和极易被感染由此可见一斑。

本来省中师生在徐市的劳动会是善始善终的，但不料一件*性的消息竟使这次支农劳动突然间匆匆收场。

10月26日，几张油印的传单像投下了重磅炸弹，在学生们平静的劳动生活中掀起了滔天大浪。那张传单不知从何而来，上面的内容令人震惊：苏州地委副书记、常熟县社教总团党委书记兼团长王敬先，居然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已被上海的红卫兵“揪出来”了！一张传单义愤填膺地写道：王敬先勾结反革命分子叶某某、李某某妄图陷害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是罪该万死！不知内情的师生特别是在政治上十分幼稚的学生对这些传单是疑信参半，但根本弄不清传单中出现的叶某某、李某某是指何人，一时议论纷纷，劳动也不安心了，学习也不定心了，一致认为王敬先实在可恶可恨，叶某某、李某某罪大恶极，杀了他们也不解恨。

面对这突然爆发的新情况，总队部经过研究之后，决定立即回城加回校开展新一轮的批斗运动，要重新点燃“被王敬先扼杀的文化大革命火焰”。28日，支农半个月的师生们踏上了归途，徐市公社的一些青年社员一直跟随着师生从徐市镇经珍门直送到梅李镇上才依依措别。

这时候的常熟县城又一场新的政治风暴正在形成。王敬先据说已被揪回苏州批斗了，社教总团也已灰溜溜地无声无息地撤退了，满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一致朝王敬先开火，他的“帽子”除了“三反分子”外，又多了一顶“反革命分子”，大字报内容多数是抄自上海、苏州传来的传单，揭发王敬先的一件件“罪行”，说他是彭真的“忠实走狗”，是杨尚昆的“帮凶”，是“阴谋暗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凶手、特务分子某某某、某某某的同伙”，总之是罪大恶极，简直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有的大字报控诉王敬先真是“声泪俱下”，“咬牙切齿”，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有的大字报发出的咒骂达到歇斯底里程度，仿佛要与不共戴天的王敬先拼个你死我活；不少大字报提出“最最强烈要求”，要把王敬先揪回常熟，召开声势浩大的群众声讨斗争大会斗争王敬先。不知道这种“最最强烈”的要求是向谁提出的，因为这时的县委、县人委早已成了众矢之的，自身难保，行使权力已十分困难了。

揪出王敬先，一时间批判的火力集中到了社教工作团（组），由于社教工作团（组）在领导“四清”运动时执行的路线有问题，既整了大批干部，又株连了不少群众，大家心里有气，但迫于形势，既不敢怒也不敢言（至少表面上是如此），现在王敬先一倒，工作队一撤，大家压抑了多日的不满就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几乎所有的批判他的大字报都骂他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凡是社教总团、社教工作队领导和指挥下所办的事几乎全是不对的，不好的。于是，就有人把矛头转向了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揭发他们执行了一条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算以前的老帐；还有的毫不客气地点名批判以前成立的红兵组织的代表人物，要求整顿红卫兵组织。

这一次，学校再也约束不住学生了，同学们一齐行动起来，竟使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难以招架，人们再也不会俯首贴耳听从校文革委的指挥了。文革委门口，天天有学生，三五成群闹着要打证明外出串连，拿到证明的，便兴高采烈打点行装，一批一批走出校门，走向天南地北。当然也有一些同学始终没有出去串连，一直留在学校，或者在家做逍遥派。在校的，则拉帮结伙，占山为王，各自占领了教室，成立了名称繁多的战斗队。有的战斗队只有几个人，甚至只一个光杆司令的也有。

到11月间，省中校园由于学生大量外出，曾一度冷清了起来。但不久，首批外出的学生从外地带回了“革命火种”，学校里又一度热闹起来。战斗队更多了，三五个，七八个，各自挂牌，各自为政，你攻击我，我批驳你，大字报又有了新的内容，着实热闹了一阵。

1967年的元旦就在文化大革命浓浓的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中来临了。

以上内容摘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234b9d0100a4v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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