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巴金在“文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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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萧珊之死
上海是巴金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上海的家在武康路，从50年代初至今，他一直在这里居住。
他一次又一次跨过大门，穿过草坪小径，走进客厅，走进书房，走进卧室。在这里，他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文革”初期，这里成了批判的大舞台:红卫兵野蛮地抄家;灰溜溜地接受批斗，妻子萧珊被迫害致死……
大门前发生的一切，折磨着巴金和萧珊。
“她让上海戏剧学院狂妄派学生突然袭击，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在我家大门口上还贴了一张揭露她的所谓罪行的大字报。幸好当天夜里我儿子把它撕毁，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会要了她的命！”这是巴金不堪回首的回忆。
萧珊被罚扫街。
“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竭，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碰到上学去的小孩，对她叫骂‘巴金的臭婆娘’。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
然而，只有走进这座大门，回到妻子身边，磨难中的巴金才会感到一点儿解脱。
“我在原单位给人当作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诉。”
就在最痛苦难熬的日子里，他们相濡以沫。萧珊为了保护巴金，受到北京来的红卫兵铜头皮带的毒打。
女儿李小林回忆过这一时期母亲对父亲的爱:
母亲始终视父亲为良师益友，更是她深深至爱的人。母亲珍藏着父亲给她的信（遗憾的是，由于战乱和搬迁，1949年以前父母的通信，都没能保存下来），她还按照时间顺序给这些信编了号码。“文革”初期，作为“罪证”，造反派抄走家中所有信件。母亲曾天真地请求造反派给她留下这些纯属私人的书信，毫无疑问招致一顿训斥。事后母亲告诉我，竟有人说她“不要脸”，年纪这么大还写这样“肉麻”的“情书”，还想保留这种东西。我至今记得，母亲说这番话时由于激愤而变调的声音，以及受到伤害后脸上流露出的那种痛苦和无奈。这些信件被反复翻阅审查，划上红杠杠，打了各种各样的记号。因为是“罪证”，它们才没有被销毁。它们终于又“物归原主”。然而母亲却再也不可能看到它们了。当我读到我父母的380多封通信时，我不禁为他们字里行间流泻的深情所感动，我这才明白，这些信对母亲有多重要。它们是她生活的一部分，是她生命的一部分。（《一份迟到的礼物》）
惊恐、忧虑、劳累，损坏了萧珊的健康。她患了肠癌没能得到及时检查、治疗，身体一天天消瘦，为了不让巴金担心，她从不哼一声，也不诉说疾病的痛苦。
萧珊患病时，巴金正在位于上海奉贤县的文艺界“五七干校”里劳动。其间，他向连部写了这样一封请示信:
我爱人萧珊，近年多病，本年5月下半月起病倒在床，发烧到38℃左右，有时超过39℃。曾到医院挂急诊号检查治疗，并不断看中医，服中药。两天前，还到地段医院拍过片子。但至今尚未查出病源。三十几天中热度始终不退。现在一面继续服中药，一面还准备进行检查，需要医药费较多，全从生活费中挪用，今后开支相当困难，拟请另发医药费100元，以便继续给萧珊治病。这一要求希望得到批准。
文化系统直属四连连部 巴金
1972年6月22日
写过多少文学作品，写过多少书信，这却是巴金一封最为特殊的“求情信”。一切都为了萧珊。读它，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在历史远景里颤抖地拿起笔，然后，又叹息一声，把笔放下。
直到1972年7月底，萧珊才好不容易住进中山医院病房，癌细胞已经扩散，在不得不立即开刀进手术室以前，她生平第一次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
萧珊开刀后仅仅活了5天。
1972年8月13日，萧珊走了。
巴金在“文革”期间的照片很少，但留下了一张对他个人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纪念意义的照片。这是他在为萧珊送别之时拍摄的。他臂戴着黑纱，双手叉腰，低着头，脸上悲痛欲绝。他在为自己失去了感情中最美丽的东西、生活最重要的东西而哭泣。
萧珊走了。回到家里的巴金，从此，只有怀着对妻子的思念，从武康路那个大门孤独地走出走进。在他的卧室里，萧珊的骨灰盒一直陪伴着他。彭新琪在《巴金萧珊之恋》中，这样描写到:“现在，巴老的卧室里，安放着萧珊的骨灰盒;巴老的写字台上，搁着萧珊的照片;巴老的床头，放着萧珊翻译的几本小说;在巴老心中，一直保存着对萧珊最美好的记忆……”

交代书

第一次见到巴金是在1980年，我还在复旦大学念书。
那些年，正是他一篇篇发表《随想录》的时候，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文革”的反思，对自己灵魂的拷问，带着浓重的、挥之难去的忧郁。每当读到那些文字时，我总要假设地去体会他内心的痛苦。这些从文字中感受出来的忧郁和痛苦，当坐在他面前时，我觉得完全可以从他的表情、他的声调，甚至目光那里得到印证。
在《随想录》中，巴金一再提到他在“文革”初期被迫不停地写交代的经历。听李小林讲过，有一批交代材料，后来发还回来，被父亲锁进一个抽屉，再也没有打开过。几年前，每次去看望巴老，我都建议他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公开发表。他不同意，他说:“我不敢看它们。等我死了之后再发表。”我又说:可以先整理出来，以后再发表。趁现在身体还好，写一个序，哪怕几句话也行。我和小林都这样试图说服他。他说:“我考虑考虑。”第二天去问他，他还是执意不允。他说我:“你性子怎么这么急？”我笑笑，说:“我哪有你的性子急？有时候你急起来可比我急得多。”他说:下次你来再说吧!谁料想，随后不久他的病情便加重了。
我认识北京潘家园一位经营旧书摊的朋友，送来几份“文革”中关于作家严文井的交代材料，其中一份是冰心的交代，一份是巴金的交代。虽因价格太贵我没有买下原件，但这位好心朋友送给我一份巴金交代的复印件。它可以帮助我们对巴金当年的情况了解一二。
这份交代为两页信纸，约八百字。标题为“材料”，另在抬头写着“关于严文井”。交代写于1967年6月28日。严文井是儿童文学作家，曾担任《人民文学》主编，并在中国作协负责外事工作。这份交代显然是严文井的“文革”档案中的一部分，似是由中国作协流失而出。可以断定这是当年外调严文井情况时，造反派组织特地派人到上海逼迫巴金所写。
巴金在这份交代中，主要谈他所了解的严文井在外事工作中的情况。从字里行间看，巴金虽然免不了用“政治标准”、用“主席思想”来衡量严文井外事工作中的“错误”，但他的言词并不激烈，没有“无限上纲”，更没有恶意诬陷与诽谤。相反，我觉得，在造反派逼迫下不得不写交代时，他仍显得比较冷静，有一定的分寸把握。从内容看，他所交代的基本上是一些政治色彩并不严重、也“无伤大雅”的事情。如他这样交代严文井:
有一年严文井从湛江到上海，对我大大称赞湛江风景好，建设好。
1963年11月我们同访日本，一行四十几天，只有最后写鉴定时，他讲出要冰心在政治学习上多努力的话，平时他最喜欢开玩笑。有一次讲了一个挖苦山西人的故事，几乎使马烽发起脾气来。当时在饭桌上还有日本翻译，我也感到为难。后来他告诉我，他和冰心同车出去，常常在车上开玩笑，那个翻译(是个左派)提过意见，以后要注意。这说明他做外事工作太不突出政治了。应该说，在革命风暴中，这样的交代并不会给当事人增加多少新的罪责。
但，即便如此，写交代的经历对巴金心灵无疑是巨大的折磨。一个在五四时代狂热信仰安那其(无政府主义)的人，一个曾把真诚、勇敢作为做人的道德标准的人，怎能不对自己的软弱行为、对人格被扭曲而感到痛苦呢？
有了痛苦，才会有醒悟，有反思。从渊源来看，正是“文革”中被迫不停地写交代，才促使后来巴金对“文革”的反思。
历史便是这样衔接的。
我真想能早日打开那个被巴金锁着的抽屉。

“小报上”的巴金

“文革”期间，各报刊发表批判巴金的文章连篇累牍，我这里所说的“小报”，特指各地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正式出版的出版物，含小报、刊物、图书。
在小报上，有巴金的漫画像，有对他个人的揭发和批判。另外，在一些综合类批判文章中，对巴金也有涉及。
先列举目前手边找到的几种为例。
1. 《文学风雷》，上海作家协会《文学风雷》编辑部，大16开，铅印本。
1967年第三期，1967年10月11日出版。
一株反对革命战争的大毒草——从巴金的小说《团圆》到电影《英雄儿女》云水怒
《看巴金的丑史》马区
1967年第五期，1967年12月28日出版。
这一期有一组批判文章，总题为《彻底批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巴金》。
复旦大学 鲁迅战斗队:反革命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范秀:《憩园》是地主阶级的变天账
上海东方红柴油机厂 林亦平:巴金攻击列宁罪该万死 上海工人革命文艺创作队 边道丰:评巴金的“创作谈”中国汽车公司上海分公司陈晏:剥开觉慧的画皮，看巴金的丑恶灵魂 上运五场高长才:斥巴金的反革命杂文《救救孩子》
2. 《风雷》，首都出版界革命造反总部、工代会人民文学出版社革命造反团编，大16开，铅印本。
《风雷》（文学批判专刊），第四期，1967年9月6日
刊有《“五四文学”黑货出笼始末》（红代会师大井冈山中联、红代会北师院东方红鲁迅兵团、工代会人民文学出版社革命造反团）一文，在第三部分《供奉“权威”，毒害青年》中，写到这样的内容:
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柯庆施同志尖锐地批评了大量出版资产阶级作家的文集问题，并举出巴金为例。当时王任叔和楼适夷从旧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处听到了消息，即向主子请示，阎王殿竟然狗胆包天，置若罔闻。
《风雷》（文学批判专刊），第九期，《风雷》文学批判专刊编辑部编，1967年12月25日
第四版右下角:文艺战线简讯:上海揪出反动“权威”巴金
3. 《新闻战士》，苏州市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主办，1967年12月9日，油印本，16开。
刊有《巴金的黑关系》一文，分为“巴金与彭真”、“巴金与彭德怀”两部分。
其中在“巴金与彭真”部分中写到:
1957年反右倾期间巴金在北京出席全国人代会，一天上午曹禺打电话给他，说彭真要曹与巴一起到他那里去谈谈，后曹禺夫妇就与巴金同往彭真家，彭真见到他们相当客气，彭真谈了一些反右的情况，谈到大右派黄绍从前在浙江欠的血债，随后彭真又请他们吃饭，并送了一只半导体收音机给巴金，巴金当时确实受宠若惊。
《巴金文集》出版后，巴金送了一套给彭真。
1964年彭真还想把巴金拉进人大常务委员会。
4. 《送瘟神——111个文艺黑线人物示众》，32开，铅印本，北京，无出版单位，1968年9月。
巴金一文，配有肖像漫画一幅。
5.《撕开臭权威画皮——彻底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第1期，1967年12月出版，大16开，油印本，无出版单位。
此刊物我一共收集到三期，巴金列在第一期中。本期一共批判9人:梅兰芳、盖叫天、巴金、邓拓、丰子恺、齐白石、袁雪芬、周小燕、赵丹。
批判巴金的文章题为:《批判“黑老K”巴金》。在所收集的小报中，此文最系统，也最长。共分为十五部分:
（一）看！美帝怎样为巴金撑腰
（二）诬蔑党的文艺批评
（三）为大毒草《三家巷》作者欧阳山大抱不平
（四）巴金在上海第二次文代大会上的发言是株毒草
（五）看！周扬怎样保护这个“语言艺术大师”
（六）对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不满
（七）地主阶级复辟的吹鼓手
（八）巴金是一个伪君子
（九）反动本质的大暴露
（十）为叛徒法斯特开脱辩护
（十一）大续李氏家谱，为地主阶级喊魂
（十二）美化资产阶级作家，大搞同人刊物——《收获》
（十三）《家》、《春》、《秋》从来就是不进步的作品
（十四）大肆宣扬战争的苦难
（十五）看！巴金积极投靠周扬黑线结党营私的反党罪行
在第一部分中，全文以夹批注的形式，转述了1962年美联社关于巴金在上海文代会所发表的重要发言《作家的勇气与责任心》的报道，是很珍贵的资料，特附录如下:

看！美帝怎样为巴金撑腰

1962年美帝苏修联合反华，巴金在这出反华丑剧中扮演了一个可耻的角色。他那篇臭名昭著的文代会发言一出笼，马上受到美帝的赞赏喝彩。美联社急“忙”发电讯，加评论。现将1962年7月25日美联社电讯全文抄录如下，并略加评论。请同志们进一步彻底地分析批判。
（美联社香港25日电）共产党中国的第一位第一流革命作家（评注:第一流的资产阶级反动作家）提出了给予中国作家以更多言论自由的要求。（评注:请注意:“言论自由”四个字！美联社一下子就领会了巴金发言的主题。所谓“中国作家”指的是黑帮作家，就是牛鬼蛇神。所谓“言论自由”，就是要求给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自由。）巴金5月9日在上海市作家和艺术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缺乏言论自由正在扼杀中国文学的发展。
他说:“害怕批评和指责”使得许多中国作家，包括他本人在内，成为闲人，他们主要关心的是“避免错误”。（评注:巴金是“闲人”吗？不，他既要写黑书，大肆放毒，又要为美帝提供炮弹。还要和黑帮密谋策划反党反社会主义……简直忙得很！）
巴金向是多产作家，他在共产党征服中国以前写的小说在共产党中国以及在东南亚的华侨当中仍然极受欢迎。
但是在过去十三年中，他没有写出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评注:巴金向是毒草的多产作家，“值得注意”的东西很多，切不可轻易放过。）
巴金关于共产党中国缺乏言论自由的讲话刊登在5月1期的《上海文学》上，这里最近收到了一本。
这位作家并没有因为中国缺乏自由而直接攻击共产党中国政府。（评注:发言中直接攻击党的话有得是，还有一些在发表时被他删去了。请注意，这里美帝是在为巴金打掩护，暗示他不要赤膊上阵，以免过早暴露。）他的攻击是针对他所谓“一手拿框框，一手拿棍子的少数人，他们到处去×××（注:电文脱落，对原文可能是“找那些‘犯错误的人’”。）
他说，这个圈子是用来套人的，棍子是用来打人们的头的。
北平显然并不完全同意巴金的话，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全国性出版物都没有转载他的讲话。（评注:说得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巴金的恶毒言论，而美帝的宣传机器却为之向全世界广播宣传。敌我之间，壁垒分明！）
《上海文学》是一个月刊，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发行。发行数目有限。中国共产党禁止它出口。这里的观察家认为，巴金讲话表明，在中国作家中至少有一种不满的潜流。（评注:这股“不满的潜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巴金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希望寄予其上，美帝苏修在中国的“和平演变”的希望也寄予其上。）
他们说，北平可能利用巴金对缺乏言论自由的强烈攻击作为“完全活门”，以防止潜流积聚起来。（评注:美帝所说的“完全活门”，就是邓拓的“堵塞不如开导”，巴金就是要“开导”，让反党逆流畅通无阻。我们就是要“堵塞”，“坚决镇压！”）
这位作家说，看来没有人知道“手拿圈子和棍子的人们”来自何方。（评注:其实巴金自己清楚得很，他的矛头究竟指向什么？）
他说:“但是，只要你一开口和一动笔，他们就出现了。”
他说:“这些人在作家当中产生了恐惧。”（评注:谁恐惧？牛鬼蛇神。他们恐惧什么？毛泽东思想。）
他说:当我们私下会晤时，（评注:“我们私下会晤”，就是指黑帮们在开黑会。这个发言，就是一连串“私下会晤”的产物。“我们”是哪些人？“会晤”了几次？密谋些什么？巴金必须老老实实交代！）我们全都认为这种恐惧扼杀了创造性写作。有时我们批评一个作家太胆小或者太害怕。
他差不多在同时问道:“可是在我们当中有谁能说他比别的作家更有勇气呢？谁不害怕指责？谁愿仅仅由于发表了一篇文章而遭到种种猛烈的打击？”
他说:“结果，许多作家，包括他本人在内，被迫非常谨慎。”（评注:所谓“谨慎”和目前的“避免犯错误”云云，就是担心露出反革命狐狸尾巴，被人民揪住。）
他说:“在讲话和写作方面，我们的作家宁愿说别人以前说过多次的话，并且尽可能笼统地说。”
“甚至在讨论一个小问题时，他们也想加上一个好听的引言的结论……这样他们就不会被别人挑到毛病。”（评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巴金感到压抑，不自由，于是披羊皮，盖住“狼子野心”，伺机反攻。）
这位58岁的作家，要求他自己和其他作家鼓起充分的勇气，来摆脱这种恐惧，写出一些具有创作性的东西。（评注:1962年黑老K以为反攻倒算的机会到了，就在文代会上公然煽动牛鬼蛇神起来造共产党的反。造社会主义的反。黑老K的反动勇气，可谓大矣！“责任感”可谓重矣！）
他用一种显然是真诚的语气说:“我必须认真进行一些写作，重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感。”（评注:此人的一贯假象，表面上装得十分真诚，满肚子反党黑水，现在终于到了戳破“真诚”的假面具的时候了。）
特别是新中国的作家应当关心比仅仅避免犯错误更为重要的事情。”
巴金在讲话结束时，赞扬了毛泽东主席。
他说: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照耀了这次会议的整个会场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评注:彻头彻尾的假话，这说明巴金正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老手。我们是要把巴金的画皮撕下来。
http://www.lifeweek.com.cn/2005/1025/1361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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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 收益 匪浅